第2版()
专栏：
大面积烧伤医疗中两种宇宙观的斗争
上海第二医学院附属东方红医院烧伤科
一九五八年，我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成功地抢救了钢铁工人邱财康（烧伤面积达百分之八十九，三度伤达百分之二十三），宣告了国外医学文献上所作出的“烧伤总面积超过百分之八十必将死亡”的定论的破产。事后，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治疗烧伤的“权威”来信说，对你们抢救邱财康成功“表示钦佩”，但是“提醒你们两点：一是病人毕竟年轻力壮；二是三度伤面积毕竟不大……。”
事实对这种冷嘲热讽是最好的回答。多年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攻克了一个又一个医疗难关，治愈了不少严重烧伤的病人，其中包括婴儿到七十多岁的老人。有些病人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五，绝大部分皮肤烧得象“饭焦”
（三度伤），有的被烈火烧得只剩下头顶部一块手掌大小的皮肤，全身烧伤面积高达百分之九十九，三度伤达百分之九十四。这些病人的烧伤面积和深度，远远超过了邱财康，但是，我们仍然把他们从死亡边缘抢救了回来。
烧伤医学的新发展，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的胜利；是辩证唯物论对唯心论、对形而上学斗争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治疗“休克”的真理从何而来
治疗大面积烧伤，首先遇到的是休克关。
烧伤病人，由于大面积皮肤被烧坏，大量血浆从血管内渗出，造成血量减少，引起脉搏增快、血压下降等休克症状。如不及时输给血液、盐水等液体，病人就会死亡。过去，一般都是照搬洋文献上的“伊文思”公式，把它作为治疗休克的补液常规。一九五八年，我们收治了一个大面积烧伤病人，他当天就发生了休克。开始时，按“伊文思”公式规定给病人补了液体。可是，几个小时过去了，病人血压还是不升，四肢冰冷，连一滴尿也没有。没有尿，表明休克严重。为什么按“伊文思”公式治疗不行了呢？一个资产阶级“专家”摇摇头说：“按‘公式’标准补液，液体补完了，还没有尿，一定是肾脏坏了，快接人工肾脏。”我们想，病人没有尿，难道一定是肾脏出了毛病吗？“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我们坚持守在病人身旁，仔细观察，发现病人虽然按“伊文思”公式补了液，但仍有失液表现。我们又给病人适当地补了液体。失液现象被纠正后，病人尿液很快就从导尿管里滴出，度过了休克关。一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奉为“圣经”的“伊文思”公式，被打破了。
治疗休克的补液的共同规律究竟是什么呢？毛主席教导我们：“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要认识补液的共同规律，首先要对许多不同病人的休克的特殊本质进行研究。在医疗实践中，我们对各种病人的烧伤面积、深度、原因、部位和年龄等特点，进行了大量的细致的分析研究。经过多年努力，我们终于从六百多个病人的特殊矛盾中，认识了补液的共同规律。我们发现，在各种病人中，每小时尿量保持一定数量，表明补液适当，高于或低于这个数量就是补液不当，需要调整，否则病人难度休克关。我们掌握了这个规律，建立了自己的补液公式，使一些病情复杂的烧伤病人，也顺利地度过了休克期。
但是，对治疗休克的认识并不是到此就算完结了。一天，我们收治了一个被化学物质烧伤的工人。我们按自己的公式计算给病人补了液，但病人还是没有尿液流出来。是补液量不足吗？我们继续增加了一些，结果还是没有尿液。为什么按自己的公式补液也不行了呢？毛主席教导我们：“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经过大家观察分析，认为这个病人有他的特殊性。由于毒性化学物质从创面进入体内，使病人的内脏受到损害，特别是肾脏。如果仍然采取一般的补液措施，毒物排不出，病人就难度过休克关。我们抓住这种病的特殊本质，改用了排泄毒物的新措施，使病人的尿量超过了原标准好多倍。毒物随同尿液迅速排出，病人顺利地度过了休克期。
“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要认识治疗休克的真理，就必须亲自参加变革休克的实践。我们只有在实践中经历一个由特殊到一般，由一般到特殊的认识过程，才能暴露休克的本质而理解它；才能对于治疗休克的认识一次又一次地深化，“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那些坚持唯心论、形而上学观点，把洋“公式”奉为“圣经”的人，不管各种病人的烧伤原因、烧伤部位和年龄等不同因素，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完全否认和颠倒了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这就只能使治疗遭到失败。我们只有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指导医疗实践，才能够发现新事物，闯出新路子，发展新理论，把按“伊文思”公式无法治疗的病人挽救过来。
从败血症的治疗看“外因论”的荒谬
休克关度过了。我们面临着更为棘手的问题——
“败血症”。所谓败血症，就是细菌侵入病人的血液，大量繁殖，散布全身，如果处理不当，就会导致病人死亡。
在处理败血症的过程中，我们曾经上过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当，吃过形而上学的亏，走过一段弯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有两张对付细菌的“王牌”：一是创造一个所谓“无菌环境”，使细菌上不了身；二是靠抗菌素消灭已经上了身的细菌。过去我们感到这两种做法很有道理。一九六○年，我们医院花了不少钱，按洋本本设计，造了一座具有特殊消毒隔离设备的烧伤大楼。医务人员进病房前，要洗头、洗澡，要在眼睛、鼻子里滴消毒药水；病房里的所有物品要天天消毒，连空气也得过滤。同时，大用特用各种贵重抗菌素，有时甚至七、八种一齐用上。但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病人还是照样发生败血症。为什么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还是无济于事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我们想，人体生活在自然界中，细菌会不断地从外界侵入人体，每个正常人的鼻子、嘴巴、肠子、毛孔里……都有细菌，但都不会侵入血液，发生败血症，而烧伤病人为什么会得败血症呢？因为两者的根据是不同的。在烧伤后，创面引起病人抵抗力减弱，细菌又容易在创面上大量繁殖，并侵入血液，造成败血症。显然，发生败血症的原因主要不是外来的细菌，而是病人创面的存在和抗病力的减弱。俗语说：“篱笆扎得紧，野狗钻不进。”我们过去把主要精力放在大搞“无菌环境”，就好象在篱笆外面防野狗，防不胜防；单纯地大用抗菌素，则好象是在篱笆里面抓闯进来的野狗，为时已晚。只有加强创面处理，提高病人抵抗力，有效地扎紧“篱笆”，细菌这“野狗”才不容易钻进去。于是，我们采取中药西药并用，外敷内服，在增强病人抵抗力，促进创面愈合上狠下功夫。同时，也不忽视细菌这个条件，采取必要的消毒隔离措施和适当地使用抗菌素。这样正确处理了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打破了烦琐的消毒隔离制度，病人败血症的发生率显著下降了，治愈率提高了。不久前，我们连续成功地抢救了两例烧伤面积超过百分之九十五的病人，在整个治疗过程中都没有发生败血症。
从创面处理中冲破经验主义的束缚
在创面处理中，最困难的是象“饭焦”那样的三度创面。这种被烧焦的皮肤（医学上称为焦痂），细菌特别容易生长繁殖，造成化脓腐烂，引起败血症。
怎样处理焦痂呢？一九五八年，我们曾为一个三度伤面积较小的病人进行了焦痂切除手术，初获成功。大家认为这是一种避免感染的好办法。于是，遇到焦痂，就动手切除。但事与愿违，随着烧伤面积和切痂范围的增大，手术失败的情况也就增多。于是，我们就不用手术切除，尽量设法保持焦痂干燥，不使它化脓腐烂，让它逐渐自然脱落。实践不到二年，我们把处理焦痂的两种不同方法的治疗结果作了一个比较：手术切痂的成功率只有百分之四十，失败率达百分之六十，而自然脱痂法的成功率高达百分之六十，失败率百分之四十。我们就从这几个“数据”中得出一个结论：大面积三度伤不宜切痂，一律用自然脱痂法治疗。
但是一律采用自然脱痂法，也遇到了新问题。三度伤面积超过百分之五十的病人，绝大部分还是免不了得败血症。我们对这个情况没有进一步作具体分析，主观地认为这是由于病人烧伤太重，体质太弱，因而仍然固守自然脱痂法，不思改革，一直沿用了好几年。随着自然脱痂法的经常碰壁，我们才怀疑起自己的“老经验”来。“感觉材料固然是客观外界某些真实性的反映……，但它们仅是片面的和表面的东西，这种反映是不完全的，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我们对处理焦痂的经验重新进行了分析，认识到把认识停顿在低级的感性阶段，单纯地从几个“数据”中引出结论的做法，是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成功了不研究成功的因素，失败了不分析失败的原因，将自然脱痂法百分之六十的成功率，夸大为百分之一百而全盘肯定；把手术切痂法百分之四十的成功率，缩小为零而全盘否定，这显然是没有反映事物的本质，是把局部经验误认为普遍真理。以后，我们从客观实际出发，对以往取得的感觉材料，进行了一番“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发现原来被完全肯定的自然脱痂法，虽然成功率较高，但是如果焦痂面积大，放出毒素多，人体抵抗力减弱，用这种方法就容易得败血症。原来被完全否定的手术切痂法，因为没有妥善处理局部和整体的辩证关系，一次切除焦痂太多，病人支持不了，所以失败率较高，但是，只要适当掌握，就能加快疗程，提高疗效。对这两种治疗方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错误的。过去我们不从实际出发，不顾病人是否受得了，把所有的焦痂一次切下，是犯了急性病。后来，我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单纯采用自然脱痂法，又犯了保守的毛病。以后，我们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指导实践，从具体情况出发，在大面积焦痂处理中，把手术切痂法和自然脱痂法结合起来；同时，对某些部位，加用中草药，让其自然脱痂。经过四年多的临床实践应用，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实践使我们深刻体会到：经验是宝贵的。但是，如果认为单靠那些偏于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识就可以做好工作，把自己的片面经验绝对化，就会固步自封，阻碍我们去研究新事物、新问题，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我们只有认真、坚持地活学活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不断总结经验，使它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才能有效地指导实践，不断前进。
从“皮”的转化看“极限论”的破产
病人的焦痂一去掉，鲜红的肉就露了出来。这时就需要将正常的皮肤削下薄薄一层贴上去，这就是“植皮”。病人三度伤的面积愈大，需要植皮的范围愈广，能供应皮肤的区域也就愈小，治疗也愈困难。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说：“烧伤治疗总得有个极限！三度伤面积超过了百分之六十，皮从哪里来？”他们从形而上学的观点出发，将外国文献上记载的东西和自己有限的经验，看成为不可逾越的“极限”。
病人自己皮肤不够，是否可以利用别人的皮肤（异体皮）来代替呢？异体皮移植后，开始还好，但二、三星期后就会溶解脱落，这就是人体“排斥异体”的防御性能。那些满脑子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专家”们，将事物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否认事物的转化，因而断言异体皮被排斥是不可变更的。辩证唯物论则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看成是“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这就是说，异体皮被排斥，不是不可变更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向相反的方面转化的。那末，这个条件究竟是什么呢？在临床实践中，我们细致地观察了异体皮的生长演变规律，发现一个十分奇特的现象：有一小块移植的异体皮好几个月也没有掉下来，它夹在两块自体皮中间，和自体皮完全融合了起来。这个现象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抓住这个现象，有意识地将自体皮和异体皮混在一起移植在创面上，观察它们的变化。果然有的异体皮在没有溶解脱落之前，就被旁边的自体皮包围了起来，异体皮逐渐被“改造”而转化，不脱落了。
我们运用这个规律，不断改进自体皮和异体皮混合移植的方法，经过几年的反复实践，终于做到只要用少量的自体皮就能包围大块的异体皮。我们将一块块象绿豆大小的自体皮，混合在大张的异体皮中间，这些自体皮就象公园里铺草皮、河塘中养绿萍那样迅速蔓延扩展，互相融合成片，完全覆盖创面。通过植皮方法的不断革新，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大面积三度烧伤供皮不足的难题。这个成功，有力地批判了反动的“极限论”。
但问题至此尚未结束。几年前，我们收治了一个因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负伤的钢铁工人。他的烧伤面积为百分之九十八，三度伤面积为百分之九十。全身只剩百分之二的皮肤没有被烧坏，这些皮分布在头顶和足底。但头顶上布满了密密的头发，足底下长了不少厚厚的老茧。这两个地方历来被视为不能供皮的。这样看来，病人连一点自体皮也没有了。“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以前我们使“少皮”转化为“多皮”，今天我们要努力使“无皮”转化为“有皮”。
“无皮”怎样转化为“有皮”呢？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透过头发和老茧这个现象进行分析，认为头顶和足底虽然被头发和老茧所掩盖，但在本质上都具备自体皮的特性，有可能用来供皮。我们就是利用病人的一小块头皮，与异体皮混合，覆盖了占全身百分之九十的三度创面，把病人抢救过来了，又一次宣告了
“极限论”的破产。
从“少皮”向“多皮”转化，是一个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过程，这里充分体现了人的因素在促使矛盾转化中的决定作用。最近又发现运用中草药治疗，使原来认为烧伤病人必须植皮的某些创面，可以不植皮就长出皮肤。这进一步说明人类对于客观事物的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只要把革命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勇于实践，善于研究，昨天的所谓“极限”，今天就能成为“可逾之限”；今天的所谓“极限”，明天就将成为“可逾之限”，“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
从“机械论”的泥坑里跳出来
过去，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的毒害下，我们有些同志看病不管病人的思想，只是迷信药物，迷信技术。有的病人，创面化脓，整天发烧，毫无食欲。对这样的病人，不向他们说明饮食对增强抗病能力的重要性，只是简单地把一根长长的橡皮管从病人的鼻孔插到胃里，灌进大量的牛奶、鸡蛋、巧克力。结果上面灌，下面泻，根本达不到治疗目的。
后来我们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有的病人在烧伤面积达百分之九十八的威胁下，当他知道饮食可以增加人体抗病能力时，尽管张口困难，口腔溃烂，连咽一口唾液都感到疼痛，还是顽强地一口接着一口把饭菜咽下去，他说：“吃一口饭等于消灭一个敌人，彻底消灭，彻底舒服。”结果营养吸收良好，增强了抗病能力，提高了治疗效果。这说明疗效的快慢，与病人的精神状态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因此，我们既要认真研究病情，对症下药，更要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病员，对病人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树立起“为革命治病”的思想，充分发挥自己的自觉能动性。
几年来，我们在病房里建立了“天天读”的制度，组织病人每天学习毛主席著作，还经常为病员讲述英雄人物的故事，请老工人、老贫农忆苦思甜，请烧伤痊愈的病人讲述战胜疾病的体会。病房成了与疾病作斗争的战场，病员成了与医务人员并肩战斗的坚强战士。
严重烧伤的病人，在治疗过程中要经受较长时期的病痛，接受连续的治疗和反复的手术；他们要度过很多难关，经受生死的考验；病愈后还可能留有肢体活动的障碍。要战胜这样的疾病，光靠药物和技术显然是不行的。只有充分发挥病人的自觉能动性，增强与疾病作斗争的意志，才能使他们忍受疼痛，积极配合治疗，并且焕发起病人身体各部组织和器官的旺盛机能，调动和增强体内的抗病因素，从而提高疗效，缩短疗程。有个三度烧伤达百分之九十四的病人，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心胸开朗，坚持在病床上加强全身肌肉活动，从而加快了血液循环，促进了组织器官的新陈代谢，在伤后四个月，他就能站起来走路了。有的病人关节僵直，不能弯曲，根据医学文献记载无法治疗，但他们以惊人的毅力坚持锻炼，终于使僵直的关节活动自如，恢复了功能。
不重视充分调动病人内在的积极因素，实际上是把病人当作没有生命的机械一样，这就陷入了“机械论”的泥坑。辩证唯物论者认为，正确的治疗措施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把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病人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好的治疗效果。
多年来，我们在治疗烧伤病人上的两种宇宙观的斗争，集中反映在“可治”与“不治”的问题上。唯心论、形而上学认为“不治”的，我们要用唯物辩证法去指导实践，变困难为顺利，化“不治”为“可治”。而这一切，没有医务人员立场、感情的转变，又都不可能实现。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我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深入地批判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批判了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提高了政治觉悟。我们经常拿工农兵伤员的英勇事迹来教育自己。他们有的是用自己的双手擎起熊熊燃烧的屋梁，让其他同志安全撤离险区；有的是用自己的肩膀顶住喷着火的油管，避免了一场爆炸事故；有的是为了抢救阶级兄弟的生命，奋不顾身地数次冲入熊熊大火之中……。他们虽然伤残严重，但是不哼一声痛，不掉一滴泪。他们把治疗看作是毛主席对他们的亲切关怀，决心把毛主席给的第二次生命，活得比第一次更有意义。工农兵伤员的这些英勇事迹更使我们深切体会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我们决心把治疗病人看作是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战斗，并且初步取得了一些成绩。今后，我们一定要更加努力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批判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坚持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把我国的医学科学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