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批判国民党文学《丽人行》
南京大学中文系革命大批判小组
“四条汉子”之一的田汉，长期以来，利用电影戏剧这一舆论武器，紧密配合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政治路线，向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人民猖狂进攻。三十年代，他在“国防文学”的黑旗下，炮制了一批“国防戏剧”，为国民党反动派妄图消灭共产党和篡夺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摇旗呐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他又迫不及待地抛出了为行将崩溃的蒋家王朝打气撑腰的《丽人行》。这株大毒草是“国防戏剧”的继续，是极端反动的“国民党文学”，是田汉从事反革命罪恶活动的又一铁证。
《丽人行》（原名《新三个摩登女性》），一九四七年以话剧形式出笼，一九四八年，由田汉亲自改编成电影。这株大毒草写了抗日期间在上海沦陷区的一段所谓“地下抗日活动”。它通过三个所谓“丽人”（披着进步文化人外衣的李新群，汉奸、买办的姘妇梁若英，从女工沦为妓女的刘金妹）的不同遭遇，突出地歌颂了梁若英的前夫章玉良及其同伙李新群等一批所谓“地下工作者”。
章玉良、李新群之流究竟是哪一家的“地下工作者”？田汉毫不讳言，让他的剧中人物一再点明，他们是一批“重庆分子”。又让日寇在“审讯”章玉良时，说他是“受了英美的欺骗”。这就是说，他们是蒋介石手下的鹰犬，是亲英帝和美帝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娄罗。
《丽人行》就是公然为这样的一批“重庆分子”树碑立传的。田汉凭空编造了一大堆情节，竟把他们打扮成抗日的“英雄”。他把接受了“不再公开发表抗日言论”的条件，从日寇监狱的狗洞里爬出来的章玉良捧上了天，说他“一直参加了中国神圣的抗战”，“总是走在人家前头”。他把一直与汉奸勾勾搭搭，叫嚷“跟日本人来往，或兼点差事不能算是不爱国”的李新群一伙，描绘成在“抗日的孤岛”上海，坚持“对日抗战，自求解放”的唯一力量。
这完全是无耻的捏造！这类所谓“重庆分子”在现实中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期间的沦陷区里究竟搞了些什么所谓“地下活动”？我们只要翻看历史，就可一目了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所谓陪都重庆，实际上是蒋介石反动派策划内战、阴谋投敌的巢穴；而上海沦陷区，则是国民党反动派派遣的要员和日伪进行勾结的中心。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指出：“蒋介石的亲信们暗地里派遣使者，几乎经常不断地在上海等处和日寇保持联系，进行秘密谈判。”蒋介石的亲信们从重庆派往上海的这些娄罗，即所谓“重庆分子”，他们勾结日伪，进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他们想方设法出卖中国人民的抗日事业，拍卖中国领土，他们是人民的大敌，民族的败类。
为什么田汉如此丧心病狂地颠倒历史？为什么他要把痈疽吹成宝贝？这是为了给国民党“领导抗战”的无耻谎言作伪证的。抗日战争期间，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田汉，一直在无耻吹捧人民公敌蒋介石，说什么“全国军民都在贤明领袖领导下与敌寇抗战到底”。在《丽人行》中，田汉美化这批“重庆分子”，目的就是为了美化他们的主子蒋介石，为蒋贼的所谓“领导抗战”制造反革命舆论。他公然在剧本中把国民党的“中央广播电台”，吹嘘成领导全国抗日的“中央”的喉舌。这正是田汉的心声，是《丽人行》的反革命要害所在。
为什么田汉又要编造出三个“身世不同生活悬殊”的“丽人”，并且捏造了她们殊途同归的结局呢？原来在这三个“丽人”中，田汉树立了一个“典范”，那就是“重庆分子”李新群。梁若英因被汉奸王仲原遗弃而企图自杀，刘金妹因受不起“苦难”的“熬炼”，几次寻死。这两个不同阶级的女人，最后都在李新群一伙的“启发教育”下，统统变成了“民族的女战士”、“时代的新丽人”，“紧紧抱在一起”，走上了“李新群的道路”，也就是“重庆分子”的道路。这就是要在他们的主子蒋介石的“领导”下，走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反动道路。
究竟是谁领导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历史早已作出了结论，决不是田汉等反革命小丑用谎言所能改变的。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战取得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屠杀革命人民，分明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他们组成了一个卖国贼营垒，在他们面前没有什么当不当亡国奴的问题，他们已经撤去了民族的界线，他们的利益同帝国主义的利益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总头子就是蒋介石。”
田汉硬要颠倒历史，把卖国贼打扮成“抗日领导”，他的反革命用心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丽人行》出笼时，抗日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中国正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抗战期间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卖国贼蒋介石，在他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帮助下，发动了全面内战，妄图夺取抗战胜利果实，重新骑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同时向全国人民发出庄严号召：抗战胜利的果实“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正在这个阶级大搏斗的时刻，叛徒田汉抛出了《丽人行》，力图通过艺术形象表明：抗战胜利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胜利，而是国民党领导和国民党反动分子“英勇奋斗”得来的。其目的就是为蒋介石摘取抗战胜利果实、继续疯狂地反共反人民而大造反革命舆论。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走什么道路？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革命阶级，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走光明的道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反动派，却要维持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走黑暗的道路，使中国继续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
在《丽人行》中，田汉追随他的主子蒋介石，大肆鼓吹的“李新群道路”，就是国民党这条黑暗的道路。在卖力地作了这番鼓吹之后，田汉让李新群叫嚣：“我们离天亮也不远了。只要天亮了就什么都有了。”请看，叛徒田汉的反革命愿望多么强烈！按照他们这伙“重庆分子”的反革命逻辑，只要坚持在反共反人民的道路上走下去，“就什么都有了”，“梦就一定会实现”。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炮火传来，使他们不能不胆战心惊。田汉这条蜷伏在国民党反动派脚下的走狗，在一九四七年《丽人行》演出时曾写了一首黑诗：“举世争和战，全民迫死生，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这是一张绝妙的自供状。田汉就是在国民党行将崩溃的时候，这样大“忧”国民党之“国”，大洒反革命之“泪”的。这正好说明他的《丽人行》是不折不扣的国民党文学。
田汉的反革命迷梦破灭了。蒋介石的反革命王朝被人民解放战争的铁拳打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胜利中诞生了。然而，失败的阶级并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周扬、田汉等一伙反革命分子，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不断变换着手法，积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实现资本主义复辟大造反革命舆论。
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田汉以为复辟时机已到，立即破门而出，一面打着“为民请命”的破旗，充当了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一面再次抛出话剧《丽人行》，替国民党反动派扬幡招魂。富于反革命经验的田汉，深知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原封不动地把《丽人行》抛出来是不行的。于是，采用了伪装的手法，把《丽人行》作了一番改动。田汉把章玉良之流由“重庆分子”改为“左翼分子”，让他们脱掉反动服装，穿上革命外衣，妄想通过这一阴谋手法，蒙蔽人们的视线。但是，国民党文学绝不会变成革命文学。章玉良、李新群一伙虽然换上“左翼分子”的外衣，但他们干的仍然是国民党的勾当。《丽人行》尽管贴上了“进步”的标签，贩卖的仍然是国民党的黑货。田汉不仅原封未动地仍把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吹捧为领导抗日的“中央”喉舌，还特意增加了国民党的飞机散发抗战胜利传单的情节，进一步暗示，是国民党领导抗战取得胜利。这是田汉对其主子念念不忘的反革命表演，是他公然在社会主义舞台上为蒋介石匪帮招魂的严重罪行。把“重庆分子”改成“左翼分子”，恰恰是他做贼心虚的表现，只能是欲盖弥彰。三十年代，田汉之流正是挂着“左翼”的招牌，为国民党反动派卖命的；解放以后，田汉之流又窃取
“共产党员”的称号，干了一系列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活动。这一改，正好暴露了田汉一类的政治骗子，改头换面，钻进共产党内，充当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从内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嘴脸。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他们这伙政治骗子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国民党文学《丽人行》的多次出笼，从反面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阶级斗争课。它深刻地教育了我们，刘少奇、周扬一伙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是怎样利用文艺，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换手法与我们作长期斗争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来没有“休战”，每当阶级斗争激烈的关键时刻，他们就跳出来，疯狂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在地球上全部剥削阶级彻底灭亡之后多少年内，很可能还会有蒋介石王朝的代表人物在各地活动着。”
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仍将继续下去，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把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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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人民革命势不可当
——批判阳翰笙的《万家灯火》
广西师范学院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反动影片《万家灯火》（原名《新合家欢》），是叛徒阳翰笙在一九四八年下半年炮制出笼的。这是一株反对人民革命，竭力维护摇摇欲坠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大毒草。
全国解放以后，以周扬等“四条汉子”为代表的反革命文艺黑线，把《万家灯火》当作“五四”以来的优秀电影，重新放映，并出版了选集和单行本。大毒草《中国电影发展史》还专门开辟章节，为这部反动影片树碑立传，吹捧它“展示了战后都市社会的阶级关系”，利用它来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完全证明了毛主席这一英明论断。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也正在和继续证明着这个伟大的真理。但是，一切反动派总是逆潮流而动的。在阳翰笙之流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万家灯火》正是根据这种反动思想，为维护国民党反动统治而炮制出来的。
《万家灯火》描写的是抗战胜利后，蒋管区上海一个小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为了转移人民革命斗争的视线，影片完全违背了当时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历史事实，以偷梁换柱的手法，掩盖了当时十分尖锐激烈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大革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被吹捧为“从社会与阶级关系上去认识问题”的《万家灯火》，恰恰在这个根本的问题上歪曲了现实。当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指使下，悍然发动内战。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在蒋管区内，广大革命人民也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爱国运动，工人、农民、学生等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同蒋介石反动政府作你死我活的斗争”。特别是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反美反蒋斗争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不断高涨。
就在这个时候，阳翰笙抛出了自称为描写“阶级斗争”的《万家灯火》。它不但不去引导人民认识蒋管区的一切黑暗都来源于蒋介石反动政权，相反地，却告诉人们：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城市人民生活，原来还是十分平静安适的，人们生活痛苦的根本原因，不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而是外界的偶然影响和社会上个别坏人的捣乱。影片中主人公胡智清是一家公司的职员，因其破落地主母亲等人从乡下投奔而来，致使生活陷于困境，加之经理钱剑如对他怀有种种疑心而被“解雇”，因而发生了一系列的家庭纠葛和矛盾。胡智清本来是个死心塌地地为资本家效劳，被同事誉为“忠心保国”的一员干将。他一心为经理设计新厂，并准备“当厂长”。钱剑如“解雇”他，并不是因为胡智清要革命，而是怀疑他对自己不忠，这里根本没有反映什么阶级矛盾，更谈不上反映什么阶级斗争。至于阳翰笙别有用心地大肆渲染小家庭的无原则的纠葛，借以模糊和转移广大人民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的视线，更是“四条汉子”惯用的反革命伎俩。
为了给这株毒草裹上一层糖衣，阳翰笙特意编造了一个所谓胡智清碰壁后的“觉醒”，让胡智清表示要向工人小赵、阿珍学习，走小赵、阿珍的“道路”。
阳翰笙笔下“理想”的工人小赵和阿珍，哪里有一点工人阶级的气味。阿珍，不过是一个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剥削压迫，也不想进行斗争的资产阶级奴仆。她象资本家的管家一样，唯恐老板的工厂被别人“压垮”，工人们“没有饭吃”。小赵，不过是胡智清的同事，一个刚刚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司机制服”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根本不懂什么是革命。
阳翰笙通过描写阿珍、小赵，宣扬了反动的阶级调和。阿珍竟象“亲生女儿”一般地孝敬地主婆子胡母；所谓“一眼可以看到全世界”的小赵，在失业后竟鼓吹：“我会开汽车，我这儿滚蛋了，跑去作司机，还可以活。”在阳翰笙看来，在蒋管区只要象小赵那样老老实实“凭着自己的劳动吃饭”，今天被解雇了，明天照样有活干。阳翰笙在这里向人们宣扬这样一个反动思想：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地主、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是可以容忍的，也无须去推翻它。这实际上，就是要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蒋介石反动政府抱幻想，寄希望，根本不要起来斗争，起来革命。小赵和阿珍的道路，就是要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甘受地主、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忍辱求生，永做奴隶。这就是阳翰笙鼓吹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人们应该走的“解放”和“觉醒”的道路！
阳翰笙为了想达到阻碍人民革命的反动目的，在影片结束时竟叫嚷：“让欢乐淹没一切愁苦吧……”。于是奄奄一息的蒋家王朝的黑暗天空，竟出现了“万家灯火”的辉映，给人们勾画出一幅亲人团聚、合家欢乐的图景。阳翰笙企图以此告诉人们：即将被人民革命战争的滚滚洪流所淹没的蒋家王朝仍然是一片“光明”，蒋介石反动统治还是“稳固”的，人民的生活也是有“希望”的。然而，每一个深受蒋介石反动统治压榨的中国人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蒋管区的社会现实，正如毛主席在一九四七年指出的：“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国民党反动派正面临着分崩离析、彻底覆灭的命运。蒋管区人民生活在苦难中，哪里有什么“新合家欢”；蒋家王朝是风中残烛，怎么会是“万家灯火”？阳翰笙对国民党的黑暗现实如此百般粉饰，正暴露了他是国民党豢养的一条忠实走狗！
一九四八年，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革命洪流是不可阻挡的。《万家灯火》出笼不久，拥有八百万军队的蒋家王朝就被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彻底捣毁了。阳翰笙企图挽救旧制度的死亡，只能是痴心妄想！
解放以后，《万家灯火》再次上演，两次出版。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支持下，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一次是一九六一年，我国正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国内外阶级敌人乘机掀起了一股反共、反华、反人民的逆流。就在这样两个阶级大搏斗的关键时刻，“四条汉子”在其主子刘少奇的支持下，更是疯狂地四处放毒，大造反革命舆论。《万家灯火》再版出笼，完全是为了适应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影片所鼓吹的阶级调和，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配合国内外修正主义者掀起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反动逆流，要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不要搞阶级斗争，不要搞社会主义革命，不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阳翰笙一伙及其主子们散布的一套谬论，已经在敢于革命、敢于斗争的世界革命人民面前彻底破产了。
一切反动派决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他们总是要利用一切机会进行表演的。《万家灯火》的再次出笼，证明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对此，我们绝不可丧失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