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2月17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积极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核算
——哈尔滨卷烟厂工人、干部座谈纪要
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核算,是企业斗、批、改的一项重要内容
刘玉兰(一车间工人):
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核算,是企业斗、批、改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工人参加管理,是“鞍钢宪法”的重要原则之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工厂里的企业管理、经济核算,都是专家说了算,只靠少数人,冷冷清清。他们搞什么呢?搞的是“利润挂帅”、“生产第一”,对工人一管、二卡、三压、四罚、五搞物质刺激,把企业管理引向了歪道。
夏玉琴(二车间工人):
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妄图用“利润挂帅”把社会主义企业引向资本主义邪路;用“物质刺激”来腐蚀我们工人的灵魂;用“专家治厂”、“专家理财”,对工人阶级实行专政。他们胡说什么:“工人大老粗,没文化,管经济,没办法”;“工厂里成本核算是最高学府,决定一切”;“工人文化低,弄不好算盘、百分比”,等等,妄图用“经济核算神秘论”来束缚我们的手脚,不让工人参加理财。
经济核算究竟神秘不神秘呢?我们说:一点都不神秘。在工厂里,我们工人是直接生产者,对生产过程最熟悉,最有实践经验。工人参加管理,搞经济核算,知道干什么,管什么,算什么,怎么算,能够把住“财权关”。一句话,我们工人不但必须参加管理,而且完全能够搞好经济核算。
徐桂兰(三车间工人):
过去,经济核算由专家管,让我们工人靠边站。“专家核算”、“专家理财”,工厂浪费很大。眼看着国家财产受损失,我们干着急,因为没有我们工人参加管理的权利。“专家核算”、“专家理财”的危害真是太大了,非彻底批判不可。
王树辉(厂生产指挥部副主任):
过去“专家理财”、“专家核算”,不仅严重脱离群众的监督,更重要的是严重脱离党的领导。在经济核算上往往不顾革命需要,只是年初由专业人员闭门造车,编出全年计划、表报。大事小事都要看“表”过
“账”,凡不符合这本账的就要进行“管、卡、压”。例如过去我厂四车间革命群众自己动手,大搞技术革新,因为账上没有这项开支就通不过,革新项目竟被
“专家核算”搞掉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冲垮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的“利润挂帅”、“专家理财”这些黑货。可是,由于“刘毒”没有彻底肃清,我们厂在批判了修正主义的条条框框、“专家理财”后,又一度产生了否认一切制度、不搞核算,认为反正肉烂在锅里的错误思想,因而在企业管理上曾出现过“收支无计划,工时无记载,成本无核算,消耗无定额,节约无措施”的现象。
吴桂荣(一车间工人):
我们工人坚决反对这种“五无”现象,因为不讲经济核算,管理混乱,就会给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开方便之门,就有使企业滑向资本主义邪路的危险。我们一定要为革命参加企业管理,为革命搞核算,为革命节省每一个铜板,为革命办好社会主义工厂。
建立群众性经济监督组织,使专
业核算和群众核算相结合
李忠孝(厂党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
开始组织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建立群众性经济监督组织的时候,有的同志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他们说:“工作多,斗、批、改紧张,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还忙不过来,那有精力抓经济核算”;也有的说:“抓革命是根本,把生产促上去就不错了,经济核算的事往后拖拖再抓也可以。”
为了端正态度,提高认识,在驻厂军宣队的帮助下,我们领导班子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的伟大教导,反复学习毛主席亲自制定的“鞍钢宪法”等一系列办社会主义企业的指示。大家联系工厂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开展革命大批判,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批判了有些同志“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抓管理抓核算是险上加险”的错误思想。通过学习和批判,大家明确认识到,依靠工人搞好经济核算,不是不该抓,而是必须抓,这是贯彻落实“鞍钢宪法”中规定的“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必由之路。依靠不依靠工人搞好经济核算,这是区别社会主义企业和资本主义企业的一个根本标志。
王树辉:
遵照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伟大教导,我们组成了工人斗、批、改调查组进驻科室,依靠工人搞好斗、批、改。从我们工厂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一九六九年七月,开始建立了“工管员”制度。在每个班组里推选了工人参加管理的“五大员”(工资考勤员、材料保管员、质量检查员、经济核算员、生活福利员)。在十二月,又建立了以老工人为主体的、有革命干部和专业人员参加的“三结合”经济监督委员会。每个车间建立了经济监督站,班组里设立了经济监督员。我们开展了班组核算,把经济核算直接落实到每个班组,做到经济核算到机台。
徐桂兰:
我们厂工人的特点是:老工人多,女工多,文化水平低的多。工人参加管理,开始确实感到有些困难。就拿我们班来说吧,全班十六个人,全都是女同志,平均年龄四十多岁,其中多数是在旧社会进厂的童工,有十四个人没念过书,只有两个青年有些文化。开始搞核算时,班组每天都要填核算卡片,遇到很多困难。有的同志心想:自己连数字码都写不好,怎么能搞核算呢?但是,我们有无限忠于毛主席的一颗红心,为革命搞核算,我们努力学习,一齐动手,比比划划,掰着手算数字,虽然我们数字码写得歪歪扭扭,终于核算出了自己的生产成果。
迟玉芝:(厂生产指挥部专职财会工作人员)
工人参加经济核算,使我们财会工作人员受到很大的教育。我们和广大革命群众一起,对过去执行的财务会计制度,按照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教导,坚持合理的,改革和废除不合理的。本着利于生产、利于群众管理、利于思想革命化的原则,改革了成本核算制度。按照核算从简、管理从严、改而不乱、管而不死的精神,把成本核算项目减少了百分之四十,把过去需要十几项反复计算的手续,简化为月末一次计算,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群众一看就懂。我们财会人员真正和革命群众结合在一起,专业核算和群众核算拧成一股绳,共同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为社会主义企业理好财。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搞好经济核算
李忠孝:
在“鞍钢宪法”的光辉指引下,我们厂依靠工人阶级,开展群众性的经济核算,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广大工人在参加企业管理中,努力争取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经济领域里阶级斗争的战斗员,财经工作的监督员,增产节约的带头人,企业管理斗、批、改的促进派。广大工人参加管理生产,管理财务,监督消耗,监督支出,有力地促进了企业管理革命化和人的思想革命化,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徐桂兰:
过去,在部分工人中存在着“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啥”的思想,烟叶、盘纸、盒皮、包装纸浪费比较严重。经济监督组织成立后,把宣传和落实毛主席关于增产节约的光辉思想,当作一项根本任务来抓,使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在全厂出现了“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新风。有一次,我们班有个青年工人,把还能用的盒皮,用手搓巴搓巴就扔掉了。大家看了很心痛。别人劝阻,她还满不在乎地说:“这么大工厂,几张纸算个啥。”我们抓住这个问题,举办了学习班,学习了毛主席关于“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伟大教导,进行忆苦思甜的教育,使这个青年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从此以后,我们坚持将掉在地上的盒皮、内包纸,甚至连一个小封签统统拣起来,重新使用,使定额损耗大幅度下降。大家都自觉地把节约一个盒皮、一张纸,看成是自己对革命的贡献。
王桂香(二车间工人):
在开展班组核算和实行产量、质量、损耗定额制度以后,我们厂出现了高产、优质、低耗的新局面。就从我们车间来看,一九七○年上半年卷烟产量比一九六九年同期提高百分之三十,盘纸损耗每大箱由原来的一斤一两下降到七两,有些机台下降到三两。包装使用的面浆,每天平均耗用量下降百分之五十,仅这一项每年就可为国家节约面粉一万零六百斤。
崔玉海(四车间工人):
我们工人参加管理,社会主义工厂就越办越好。过去成品入库,都是背、扛、推,劳动强度大,工人要求成品入库使用传送带。技术人员提出了一个方案,需要八千元投资和大批钢材、木材,还要拆房子,打间壁,挪机器,大动土木。因此,几次想干都没干成。一九七○年二月份,厂党委和革委会把这个革新项目交给了木工组,我们处处精打细算,发扬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坚持土法上马,自己动手,修旧利废,只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花了五百元钱,搞成了成品入库的传送带,为国家节约了资金,节省了百分之四十的人力。
迟玉芝:
群众性的经济核算活动,改革了过去核算的烦琐手续,促进了我们财会人员的思想革命化和作风革命化。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深入车间参加劳动。通过边劳动、边调查研究,加强了事前核算,改变了过去抠死数、算死账的现象。例如过去包装烟叶用的麻袋皮、草帘子、麻绳等到处乱扔,三年里仅麻袋皮就赔款三万多元。我们通过参加劳动,帮助车间建立了
“回收库”,建立健全了回收制度,做到来有数,去有账,每年节约开支一万五千多元。同时,在接触生产实际过程中,我们发现了积压十多年的一千多盘卷烟纸,就和工人师傅共同研究,想方设法,把这部分盘纸用到生产上,为国家节约了一万三千多元资金。
王树辉:
依靠工人搞好经济核算,充分调动广大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专业人员大大减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管理生产的有八个科室,八十多名干部,现在合并成一个生产指挥部,人员精简到二十一名,生产管理和经济核算的水平与效能比过去大大提高了。过去全厂两千多人,最高年产十二万大箱纸烟,现在一千多人,年产二十万大箱。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九年,产量成倍增长。一九七○年又提前六十二天完成国家计划,各种原材料消耗都有下降。这一年,为国家提供的积累,等于文化大革命前四年的总和。
最后,大家表示,决心高举“鞍钢宪法”的光辉旗帜,坚持在两条路线斗争中,依靠群众,搞好经济核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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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扫除思想障碍 加强经济核算
上海吴淞化工厂革命委员会
前年,我厂有一段时间由于没有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放松了企业管理,忽视了经济核算,因而主要产品单位消耗率上升,浪费严重。
面对着这种情况,有些同志认为,党委要抓政治运动,反浪费、抓核算,“排不上号,为时过早”;有的同志怕抓降低单位消耗,抓经济核算,会被人说是“业务挂帅”、“生产第一”。由于领导上缺乏正确的统一的认识,因而对加强经济核算的决心不大,行动迟缓,措施不力。
去年二月底,全国广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我厂广大工人群众纷纷揭发严重浪费现象,批评厂领导对浪费现象不闻不问,放弃领导,是“败家子作风”。
在革命形势的推动下,我们重新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和“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的教导。大家认识到要克服浪费现象,首先要扫除领导思想上的障碍。
反浪费、抓核算是“排不上号,为时过早”吗?不,这是狠抓经济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大事。有些同志认为“为时过早”、“排不上号”,是因为他们没有把反浪费提到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存在着否认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余毒没有肃清的反映。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浪费是资产阶级用来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重要手段。它不仅破坏和瓦解社会主义经济,而且从政治上和思想上腐蚀工人阶级的队伍。不讲经济核算,就会掩盖企业经营管理上的混乱,掩盖企业里两种思想、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可能掩护了隐藏着的阶级敌人。加强经济核算,改善经营管理,有利于揭发铺张浪费、贪污盗窃和投机倒把,有利于揭发反革命分子。所以,抓不抓反浪费,抓不抓经济核算,决不是一个单纯业务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
不能说抓生产、抓经济核算,就是不突出政治。这要看在什么前提下去抓生产、抓经济核算。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把革命放在首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在这样的前提下,社会主义企业还必须搞好生产。我们狠抓降低单位消耗,狠抓经济核算,是为了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这对巩固社会主义所有制,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有的同志为什么会有怕这怕那的思想呢?从世界观上找原因,这是一种个人主义思想的表现。怕这怕那,说到底,怕的是个人的名誉、地位受损失,唯独不怕国家财产受损失。经过学习,我们认识到,要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决不能怕这怕那,缩手缩脚,只要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应当勇往直前去干。
在提高和统一了认识以后,我们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决心引火烧身,放手发动群众,对浪费现象进行大揭发、大批判,狠抓经济领域里的阶级斗争。
经过斗争,不到几个月的时间,我厂迅速克服了严重浪费现象,生产节节上升,单位消耗迅速下降。去年三月至十一月的总产值,比前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四十二,利润增加百分之一百二十,成本降低百分之十四点六。
在反浪费斗争中,我们还挖出了一小撮破坏生产的阶级敌人,大大提高了广大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觉悟。
这个变化,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在毛泽东思想统帅下狠抓经济核算,不但在经济上有重大意义,在政治上也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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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革命大批判中的小故事

两种思想的斗争
在大连染料厂的大批判会上,七车间老工人徐连平拿着一个价值十七元的铁阀门和一个同样规格的价值三百五十元的不锈钢阀门,激动地说:“这两个阀门上有两种思想的斗争。”
大家乍一听,还摸不着头脑。
原来在一项工程上,本来可以用铁阀门,却安上了十五个不锈钢阀门,多花了近五千元。
可是,有人却说:“安上几个不锈钢的阀门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小题大作!”也有人说:
“阀门已经安装上了,也就算了,下次注意就是了。”
徐师傅反复向大家宣传毛主席关于“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的教导。一边指着阀门,一边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批判“家大业大,浪费点没啥”的错误思想。他坚决主张把不锈钢阀门换下来,并指出换不换阀门,决不是小题大作,而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大家提高了认识,和徐师傅一起,把不锈钢阀门拆下来移作它用,换上了铁阀门。大家高兴地说:“我们换上了铁阀门,保持了工人阶级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
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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