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培育良种必须依靠群众
——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种子科研工作中推行的修正主义“专家路线”
中共江苏省泗阳县委革命大批判写作组
做好良种的培育、繁殖和推广工作，是农业增产的一个重要因素。伟大领袖毛主席历来重视种子工作，把它列为农业“八字宪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毛主席教导说：“有了优良品种，即不增加劳动力、肥料，也可获得较多的收成。”毛主席指示我们，对于种子问题必须用力领导农民求得解决。毛主席的教导，为我国种子工作指明了方向。
但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科研部门的代理人，在种子工作中，却极力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专家路线”。他们把持良种培育试验，把它神秘化起来，不让群众插手，妄图把种子工作引上邪路。
因之，培育良种是依靠“专家”，还是依靠群众？围绕着这个问题，从方向到方法，从理论到技术，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尖锐的两条路线斗争。江苏省泗阳原种场在种子工作中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进行斗争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深刻而有力地揭露和批判了“专家路线”的反动实质。
批判“专家路线”，坚持依靠群众
泗阳原种场是一个国营场圃，座落在废黄河滩上，有田二千多亩。一九六○年建场。建场后，经过工人的几年努力，以大寨贫下中农为榜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沙地上铺淤压沙，移土造田，为培育、繁殖、推广良种建立了基地，并且培育成功了一种名叫“64—23”的棉花新品种。但是，一九六五年秋，在一次全国种子工作会议上，这个场的代表汇报了这项育种成就时，却遭到了压制。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以科研机关与原种场分工为“理由”，妄图把泗阳原种场群众性的培育良种试验压下马。他振振有词地说：“你们是原种场，繁殖良种是你们的本份，培育新品种是科研机关的事，如果你们也培育良种，我们科研机关还干什么？”
泗阳原种场工人遭到压制以后，学习了毛主席关于“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等教导，认识到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门科学都是群众实践的产物，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并不是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先知先觉”搞出来的。他们没有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所吓倒，而是总结了在困难条件下，经过自己艰苦奋斗，培育出“64—23”棉花良种的经验，更加坚持开展群众性育种试验研究方向。几年中，他们在群众性育种试验活动的实践中，坚持在干中学、学中干，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和观察棉粮的生长、变异情况。他们从播种到收获，跑遍了所有田块，对每种庄稼都观察万株以上，经过反复比较，精心选育，多次杂交，严格考核，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多次反复，先后培育出二十一种粮棉新品种。近三年来，他们每年向国家提供棉花良种二十多万斤，稻、麦、豆等良种七、八十万斤，不但在本县大面积推广，而且支援外地，先后有十一个省（市）把他们培育的良种引去作示范繁育，为农业增产和育种科学作出了贡献。
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胡说什么群众搞培育良种的试验活动，科研机关就没事干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群众性育种活动的展开，正是为我国育种试验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前途。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为种子科研工作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群众动手搞育种，科研机关不是没有事干，而是大有事干。不过，这不再是过去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三脱离”地干，而是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科研人员深入基层，与工农兵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地干。科学研究人员只要坚持和群众相结合，充分相信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就能不断作出新贡献。泗阳原种场培育良种所取得的成绩，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干部三结合搞出来的。科学研究人员只要坚持和群众相结合，充分相信群众，密切地依靠群众，就能不断作出新贡献。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散布群众性育种试验研究搞起来了科研机关无事干的谬论，其目的只不过是为反对群众性科研活动，维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专家路线”制造借口而已。我们千万不要上当！
批判形而上学的观点，坚持
辩证唯物论的育种方法
毛主席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刘少奇一伙正是这样干的。他们为了推行修正主义“专家路线”，除去公开压制群众以外，还玄而又玄地虚构了一套形而上学的所谓育种理论、育种方法和育种技术。他们故意过分强调培育良种是一门深奥莫测的学问，必须有一套“严格”的“固定”的程序，让你拜倒在他的门下；谁要是违背了他们这一套，就是培育出新品种来他们也不予承认。按照这套程序，培育一个新品种，一般要十多年时间，而且还不能保证一定适合大田生产的实际需要。
而当他们培育出良种进行繁殖、推广时，也把它看作是一成不变的，只能繁殖它，保持它的纯度，不能有所发展。对从国外引进的良种，也只能照搬，不能改造。
育种工作真是要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吗？
泗阳原种场工人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大胆革新，大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规定的固定程序的框框，闯出了自己培育良种的道路。他们从实际出发，坚持多、快、好、省的方针，本着简单易行、灵活运用、讲究实效的原则，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便于群众掌握的育种新程序。他们在田里发现有苗头的品系，就稀播精管，扩大繁殖，边繁殖边观察；繁殖了一定数量的种子，就进行多点试验，直接交给群众鉴定。例如，一九六七年，他们着手从水稻“桂花黄”中培育早熟品种，选出一些有苗头的单株；一九六八年进行稀播繁殖，通过比较和群众鉴定，选出其中一个有希望的品系；一九六九年加速繁殖，收到两千多斤种子；一九七○年进行多点试验和进一步扩大繁殖，把它肯定后称为“早熟桂花黄”；一九七一年正式推广，种植近万亩。这样做，大大缩短了良种培育的时间。
在良种繁殖方面，泗阳原种场在一段时间内负责繁殖从国外引进的“岱字十五号”良种棉。工人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良种定型论”的束缚下，选种的标准只是看棉株的表面现象，即株、叶、铃的形状（所谓“三型”）；象的留下，稍有不象，一律淘汰。这样选来选去，只能是老品种。工人在生产实践中选出一些结铃多、衣分高、纤维长的单株，由于“三型”不合标准，被原来一个受修正主义路线毒害较深的技术员抛掉了。工人们看到这种现象气愤地说：“什么‘良种定型’，什么‘三型’，是要我们死抱住‘岱字十五号’老品种、洋品种不放，只许守旧，不许创新，只许爬行，不许超越。”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生物的遗传与变异是对立的统一，遗传是相对的，变异是绝对的。良种的产生，就是人们利用种子变异的结果。变异不断发生，决定了种子的不断发展。育种试验研究者的任务，就在于正确掌握种子在变异过程中变化发展的规律，不断培育出新的好品种。而“良种定型论”者正相反，否定种子的变异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正暴露了它是形而上学的伪科学。
泗阳原种场工人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坚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良种，既保持它的优良性状，又积极利用其变异，促进良种不断地向更好的方向发展，不断“推陈出新”。他们在繁育棉花原种时，砸烂了“三型”的枷锁，总结了群众选种、留种的丰富经验，确立以高产优质（结铃性强和衣分高、纤维长等）为选育目标，培育出一批更好的新品种。以前被那个技术员抛掉的一些优良单株棉种，工人又拾起来加以试验，培育出衣分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三左右（百斤籽棉轧出皮棉四十三斤左右）的新品种，超过了“岱字十五号”（衣分率百分之三十九左右）。去年，全省有一批良种在十三个点试种比较，这个良种平均单产占第一位，最高的亩产皮棉达到三百一十六点二五斤。
对国外引进的良种，他们坚持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和洋为中用的原则。“吉利”小麦是从国外引进的良种，产量较高。开始，本地贫下中农反映它有两个缺点：一是春性强不耐寒，易受冻害，产量不稳定；二是红粒厚皮，质量较差。工人们经过在田间千百次地用心观察，细心寻找，终于选出了一批冬性白皮的单株；并采取“一穗传”的方法，经过精心的培育，从中育出了冬性白皮的“泗麦一号”。这个新品种受到贫下中农欢迎，很快就在大面积推广。工人们对引进的各种良种，都这样积极地进行改造，已育成了九个新品种。
事实证明：群众发动了起来，掌握了毛主席哲学思想这个锐利武器，就能冲破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重重束缚，在育种科学上“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批判个人名利思想，坚
持为农业增产服务
刘少奇一伙为了推行他们的“专家路线”，对种子工作只搞培育试验研究，不管繁殖与推广，还散布“重育轻推”的谬论。他们认为，育种试验属于科研范围，高人一等，而繁殖和推广则低人一等。他们把育种同繁殖、推广人为地割裂开来。一些所谓“专家”，他们不依靠群众，只是在“豆腐干”大的田块里搞试验，在高楼深院里搞研究，追求的是“两斤种子，一篇论文”，著书立说，有名有利。结果，论文写了一篇又一篇，却与生产实际不沾边。至于育种与群众生产有什么关系，品种育成之后怎样繁殖推广，应采取那些技术措施，如何促进农业增产等一系列问题，他们是从来不关心，不过问的。
科学实验从来都是为生产斗争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更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把育种同繁殖、推广割裂开来，实质上就是使科学实验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相脱离。这样，良种即使育出来了，也不能很好地为革命和生产服务，而且会把科学研究人员引入“三脱离”、追名逐利的邪路。这种做法是刘少奇一伙妄图破坏种子工作，阻碍社会主义农业生产的发展。
在我国，开展种子工作的目的，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创造物质财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加速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要实现这个任务，就要求育种实验和生产密切结合。在种子工作上，育种是为生产，还是为个人名利，这是区分两条路线的一个标志。育种为了生产，在育种的同时考虑繁殖和推广，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之，育种不考虑繁殖和推广，使它和繁殖、推广相割裂，这是修正主义路线。在种子工作中，必须批判和清除修正主义的育种为个人名利的流毒，明确树立种子工作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思想，充分认识育种同繁殖、推广相结合的重要意义。
从实际情况来看，育种、繁殖和推广三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育种是基础，繁殖是关键，推广是目的。只有三者有机结合，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泗阳原种场的工人，由于他们明确和坚持育种试验为农业增产服务的方向，把育种、繁殖和推广密切联系起来，使全场每一块土地都为培育良种服务。他们还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和附近社、队挂钩，建立繁殖基地，一方面传授繁育良种的经验，一方面听取种植单位对良种的意见，虚心向群众学习，共同搞好良种的培育、繁殖和推广工作，进一步完善和改造原有品种。并且派出一批土技术员和外县、外省协作进行良种的培育和创造高产的试验。
泗阳原种场在推广良种的实践中，总结出一条经验，叫做“良种良法一齐推”。这就是在推广良种的同时，又推广和良种相适应的先进栽培方法。他们认为，光有良种，没有良法，不能充分发挥良种的增产潜力；要充分发挥良种的增产潜力，必须一手推广良种，一手推广良法。这个场的工人在培育良种的过程中，不断摸索粮棉高产的规律，注意积累和总结挖掘良种增产潜力有关的栽培技术措施。他们在培育棉花良种时，创造了大面积塑料薄膜营养钵育苗移栽的先进技术，不仅节省了种子，加快了良种的繁殖速度，而且保证了一次全苗，早发稳长，达到伏前桃裹腿、伏桃满腰、秋桃盖顶，有效地提高了棉花的增产幅度。他们还创造了一套稻麦两熟的高产经验，出现了二十多亩稻麦两熟亩产超过两千斤的高产农田，为淮北地区扩大旱改水和推广稻麦两熟制闯出了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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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破“科技神秘论”
解放军某部十三连一班
长期以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政治骗子，鼓吹“科技神秘论”，诬蔑我们工农兵是“大老粗”、“缺少知识”、“不懂理论”，不能掌握科学技术，妄想把我们工农兵关在科技工作的大门之外，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永远把持我国的科技大权。
我们工农兵真的不能掌握科学技术吗？不是。我们班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在短短的三个月里，就掌握了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吹得神乎其神的铝热焊技术的事实，就是对“科技神秘论”的有力批判。
一九六八年十月，上级交给我们班一项铺长轨的任务。这任务要求把许多短铁轨焊接成几百米甚至一千米以上的长轨。要完成这项任务，需要采用铝热焊技术。而铝热焊技术，过去它一直被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奉为至宝，把它吹嘘得非常神秘。
国内一些拜倒在洋人脚下的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也大搞“神秘论”，不让我们工农兵掌握，规定学习铝热焊技术，要有高中以上的文化程度，要专门学习三年以上，熟背理论课本，懂得化学元素的配比，在工厂亲自焊接一百个以上的轨头，等等，才能进入工地工作。
可是，当时，我们班的十个战士，只有一个上过初中，两个上过高小；在技术上，连电焊、气焊都没摸过，铝热焊这个名词，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些中“刘毒”较深的技术人员也在一旁说：“搞铝热焊可不比开山放炮搬石头，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搞的。”班里有的同志怕文化低，没有技术基础，不能完成任务。
但是，我们学习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教导，大大地提高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同志们说：“我们的文化低，技术差，但是只要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大老粗’也能掌握铝热焊技术！”
于是，我们在一个工人师傅指导下，边学习，边实践，边总结提高，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就掌握了铝热焊技术，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焊接任务。
刘少奇之流诬蔑工农兵是“大老粗”，不能掌握科学技术，这是由于他们用资产阶级世界观看问题，看不到劳动人民群众的无穷智慧。事实上，很多按照洋框框办不到的事情，却在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兵手下一件件地办到了。
例如，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规定，焊接短轨只能在地面上进行。我们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的指导下，克服了重重困难，打破了他们那一套“神秘论”的清规戒律，不但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为国家节约了大量人力、物力。
学习和掌握铝热焊技术的实践，使我们体会到，一些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吹得神乎其神的尖端技术，只要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勇于实践，就能很快掌握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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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科学实验要靠群众来办
辽宁省新金县双塔公社双塔大队党支部
过去，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类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专家路线”，大肆宣扬“科技神秘论”，吓唬我们劳动人民，让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把持科技的领导大权。对于刘少奇“专家路线”的反动性，我们大队的党员和贫下中农，通过近几年来的亲身实践，越来越看得清楚了。
记得一九六四年春天，有几个“专家”到我们队里来搞什么玉米、大豆、红薯一地三收的实验。他们几个人关起门来搞，不让我们贫下中农插手，一个劲地搬洋教条，在六亩实验田里下了很多过磷酸钙和农家肥，还追了六百多斤硫酸铵。结果“玉米象树穗不大，红薯长蔓不结块，土豆憋在沟里趴”。他们连续两年的实验，耗费了许多资金，三种作物加在一起，每年平均亩产也没超过四百斤。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大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落实农业“八字宪法”，以大寨为榜样，大破“科技神秘论”，大家动手搞科学实验，就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董西生产队集中群众的智慧，搞玉米、红薯、土豆间种套种实验，成功地做到了“一地三收”，三种作物每亩一年总产折合粮食达一千多斤。
隈子生产队从外地引进了高产的“铁碰头”优良谷种，第一年试种没有成功。队里有四位老贫农，他们认真研究和分析了“铁碰头”谷种和当地谷种不同的特点，认为“铁碰头”谷种产量高，它不适应当地条件的缺点可以改造，通过杂交，把两种谷种的优点结合起来，一定能培育出高产的新品种。当时，有的中“刘毒”较深的人嘲笑他们是“文化低，一脑袋高粱花的大老粗”，搞不成功。但是，四位老贫农坚持了六年的反复实验，终于培育出一种既适应本地条件又高产的“密粒铁碰头”新谷种，每亩产量提高到五百九十多斤。这一事实又一次有力地批判了“专家路线”，也打破了“谷子自古无高产”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