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2月16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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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篇小评论

吃吃喝喝决不是小事
刘玉艮
前一个时期,我们队里有个贫农出身的青年,被一个阶级敌人拉去吃吃喝喝。阶级敌人还用二十斤小麦向这个青年换了十九斤三两大麦。大家教育这个青年要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他毫不在乎地说:
“吃吃喝喝是生活小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政治上划清界限就行了。”
吃吃喝喝真是生活小事吗?决不是。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不但有钢弹的硬打,更多的是糖弹的软攻。他们往往从我们生活上首先打开缺口,俘虏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从而妄图达到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和敌人一起吃吃喝喝,这说明已和敌人坐在一条板凳上了,久而久之,就会和敌人合穿一条裤子,为敌人说话、做事,被拉下水。所以,经济上和敌人拉拉扯扯,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同流合污。那种“只要政治上划清界限就行了”的论调,完全是自欺欺人之谈,到头来就会“划”到敌人那边去了。
说吃吃喝喝是小事的人,没有好好想一想,在旧社会,阶级敌人鱼肉吃不了,宁可坏掉,也没有给我们一口,我们有些贫下中农活活饿死了,他们也没有看一眼,现在忽然亲热起来,拉我们吃喝,这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过去,阶级敌人算剥削账精得很,算盘一响,多少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现在,突然
“大方”起来,做明吃亏的交易,这难道不是夜猫子进屋来者不善吗?过去我们贫下中农没有权,阶级敌人把我们踩在脚下,今天我们掌了大权,敌人拉我们吃喝,目的就是想在吃喝中把权篡过去。
毛主席教导我们:“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敌人拉我们吃吃喝喝是一种糖弹,资产阶级捧场是一种糖弹,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糖弹会进攻腐蚀我们。我们要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随时揭穿敌人的阴谋,打退糖弹的进攻。我们要经常对一些政治上的糊涂人做教育工作,使他们猛省过来。我们还要时时对自己敲警钟,提防被敌人糖弹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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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篇小评论

一定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朱国英
在我们六里大队,到处传颂着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陈英热爱集体,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先进事迹。去年,水产站错称给她二两五钱鱼,她为此来回跑了十二里路,主动补交了一角二分钱。她说:“国家的财产一点儿也不能多占,我们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这是我们贫下中农的阶级本色。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陈英同志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二两五钱鱼,看来是小事情,但却是检验着人们能不能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大问题。陈英同志多跑了十二里路,补交了一角二分钱,她在思想革命化的道路上比我们进了一大步,我们要很好地向她学习。
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不仅表现在国家财产一点不能占,更重要的还表现在自觉地维护国家利益。我们队里贫下中农提出“宁向大地争产量,不向国家争价格”的响亮口号,争着向国家卖好粮好棉,就是这方面的突出表现。但是,也有那么几个人喜欢占国家一点便宜,给国家做事不那么认真。他们说什么,国家这么大,不在乎我们这一点。这种想法是极端有害的。社会主义就靠我们全国七亿人民辛勤添砖加瓦才能建成。占国家的便宜,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根,破坏社会主义建设。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自觉地维护国家利益。
是无产阶级“公”字当头,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资产阶级“私”字当头,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历来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世界观斗争的焦点。我们贫下中农都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自觉地破私立公,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公私溶化论”,摆正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的关系,永远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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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篇小评论

“大法不犯,小错不改”的思想必须批判
邓宏旺
我们队里有这样一种人,俗话说是:横吃萝卜竖吃姜,脱缰的野马没阻挡。这种人成天东奔奔、西闯闯,和你吵吵闹闹,同他顶顶撞撞。老干部教育他,他说:“你刚解放几天,就说起我来?”新干部教育他,他说:“不是我来选你,你哪能上台?”群众教育他,他就嘻皮笑脸,双手一摆:“我俩桌子、板凳一样高,平起平坐,东席不管西席事。”他说了错话,做了错事,斗私批修会上轻描淡写地说一下,屁股一转还是那个老样子。你向他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他马上叫你“不要无限上纲”,“我这一点错误、缺点,有什么了不起?”
这种人,自以为出身好,头上没“辫子”,总认为只要不犯大法,有点小错,改不改没关系。
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不能仅以不触犯法律为满足,应当争取更大的进步。这样,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才能作出贡献。如果老是向落后看齐,对自己的错误、缺点原谅、迁就,发展下去,小错就会变成大错,就会走上危险的道路。只有努力向先进看齐,以“老三篇”为座右铭,以英雄人物为榜样,谦虚谨慎,才能不断前进。
“大法不犯,小错不改”的人,受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毒害,心目中只有一个“我”字,沾染了资产阶级的恶习,表现出来的是无政府主义。我们要向这种人大喝一声:同志,你已经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应该赶快猛醒!
革命的同志们,我们必须遵循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要斗私,批修”的教导,高举革命批判大旗,狠批修正主义,狠斗私心杂念,坚决克服无政府主义,横扫一切资产阶级的歪风邪气,在革命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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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寒瘠薄地区也能夺得棉粮双高产
辽宁杨树湾子公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连续五年亩产皮棉百斤以上。粮食也大幅度增产,不仅口粮自给,还向国家交售余粮
新华社沈阳十五日电 辽宁省建昌县杨树湾子公社的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和革命干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不断破除粮食生产上的落后论和棉花生产上的到顶论,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战胜自然灾害,在连续四年夺得亩产百斤皮棉的基础上,一九六九年又夺得棉、粮双丰收。全公社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总产量比一九六八年增长一点九倍。全社一万五千人除口粮达到自给以外,第一次向国家交售余粮四十四万一千斤。全社四千三百零六亩棉花,亩产皮棉一百斤零二两,向国家交售皮棉四十一万斤。随着棉、粮的大幅度增产,这个公社的集体经济得到不断巩固和发展,有力地支援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杨树湾子公社位于古长城外辽宁省的西部,是建昌县一个粮、棉兼作区。这个地区无霜期较短,发展棉花生产存在许多不利条件。全社二万八千九百一十亩地,多是土质瘠薄的山坡地,十年九春旱,雨多就泛滥。在平均每人只有二亩薄地的情况下,又种粮,又种棉,能不能达到粮、棉稳产高产,向国家多做贡献?几年来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一九六三年,这个公社的棉花亩产只有四十一斤,经过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的艰苦奋斗,棉花产量逐年提高,从一九六五年起连续几年亩产皮棉达到百斤。这时,有些人产生了满于现状的思想。在粮食生产上,他们认为好地都种棉花了,粮食少产点也没啥。甚至有人散布说:“种棉收入高,吃粮靠返销,棉花有贡献,国家就得包(指给粮食)。”一小撮阶级敌人也暗中散布“种粮吃亏”的反动谬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社员和干部只顾抓棉花生产,忽视了粮食生产。因此,棉花虽然年年增产,粮食产量却一直较低。
公社革委会为了全面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组织社队层层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发动社员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农业学大寨”等伟大教导,狠批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并开展大忆大比、忆苦思甜、现场批判等活动,揭发和粉碎了阶级敌人妄图破坏夺取粮、棉双丰收的罪恶阴谋,进一步提高了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大家坚定地说,我们一定遵照毛主席关于“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教导,学习大寨大队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与阶级敌人斗,与天斗,与地斗的革命精神,树立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决心夺取粮、棉双丰收,发展和壮大集体经济,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几年来,这个公社的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遵照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教导,认真贯彻农业八字宪法,大搞科学种田。各大队建立了由老农、干部和知识青年参加的科学实验小组,全公社组成了四百多人的农业技术队伍,开展倒茬、套种、棉花播种、保苗、施肥、整枝和灭虫等多种项目的科学试验。他们在棉田里进行合理倒茬,有计划地实行粮、棉轮作。过去棉花都种在平肥地上,一九六九年把三分之一的棉田改在薄地或水平梯田上,搞好整地保墒,多施粪肥,适当增加株数,达到增桃保产的目的。实践证明,棉花种在薄地上,只要加强管理,也能增产。河东大队第一生产队在二十四亩薄地上种上棉花,亩产皮棉一百一十斤;四家子大队阎南队六十三亩梯田,有三十七亩是薄地,亩产皮棉达到一百二十四斤。全社棉田倒茬一千五百亩,都获得了好收成。他们适当增加高产粮食作物面积,试种两茬作物。全社高产粮食作物面积由过去的百分之三十增加到百分之四十,有的大队达到百分之五十。大石门一队试种大麦套玉米,前茬大麦亩产四百斤,下茬玉米亩产五百斤,一亩收了九百斤,不仅增产了粮食,也为高寒地区摸出了种植两季作物的经验。他们还根据当地经常发生旱灾的情况,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兴修水利,扩大粮、棉田的灌溉面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一九六五年,全社各大队自筹资金,架设变电线路三十华里,修建六处提水站,建成十条灌渠,灌溉面积达八千多亩。这些工程,在抗灾保产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在七十年代第一年的春耕生产中,这个公社的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决心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高潮,夺取棉、粮的更大丰收,为伟大领袖毛主席争光,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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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河北省平山县南滚龙沟大队贫下中农在毛主席的“备战、备荒、为人民”伟大战略方针指引下,胸怀朝阳,不畏严寒,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决心为夺取今年农业更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为支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石家庄日报》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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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定要对祖国作出更大贡献
——记宁夏华二大队社员胸怀祖国为革命种田的事迹
宁夏灵武县新华桥公社华二大队,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思想开阔了贫下中农的胸怀,为革命种田的思想空前深入人心,学大寨的群众运动生气勃勃生产连续四年获得大丰收,粮食亩产猛增一倍以上,达到七百零一斤。随着生产的迅猛发展,对国家的贡献越来越大。四年来,平均每年给国家提供粮食一百二十多万斤。一九六九年粮食产量创造了历史上最高纪录,总产达到三百二十一万五千多斤。这一年,交售公购粮一百四十二万斤,相当于一九六四年的粮食总产量。
解放前,华二大队是个盐碱遍地、芦草丛生、粮食亩产不过百斤的穷地方。那时,在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下,这个不到二百户人家的村庄就有六十多户出外逃荒。
解放以来,华二贫下中农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道路,逐步地改变着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但是,在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这个大队的生产在一段时间里踏步不前。从一九六一年起,一连四年粮食亩产停留在三百斤左右。一九六五年,还吃国家返销粮四万多斤,欠国家贷款三万多元。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华二的贫下中农和革命干部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狠批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开展了“三忆、三比、三查”活动。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学习毛主席关于“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和“备战、备荒、为人民”等伟大教导,忆旧社会的苦,比新社会的甜,查对国家的贡献;忆受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祸害的苦,比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甜,查为革命种田的思想;忆资产阶级“私”字的危害,比张思德、白求恩、老愚公三个光辉形象,查继续革命、彻底革命的意志。许多干部和贫下中农越忆、越比、越查,心里越亮堂,胸怀越开阔,为革命种田的思想树立得越牢固。贫下中农站得高了,看得远了。他们说:“咱华二虽小,可田块连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咱们一定要狠抓革命,猛促生产,对祖国作出更大贡献!”
树立了为革命种田的思想,种田就有新路子,产量就创出新水平,小田块就有大贡献。
华二大队地处黄河之滨,盐碱湖田占总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五。这些田,有水淹,无水旱,晴天白茫茫,雨后烂泥塘,产量很低,成了全大队的“拉腿田”。有人认为:把好田种好,够吃、够交公粮,就行了,那些出力不讨好的“拉腿田”,撩掉算了。大队党支部把干部、社员带到盐碱湖田区的杨关湖,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认真学习“老三篇”,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讨论怎样对待“拉腿田”。大队党支部书记高生祥说:“我们种田要有感情。这种感情就是对国家、对革命自觉负责的无产阶级感情。有了这种感情,‘拉腿田’就能变成高产田。”经过社员的讨论,大队作出了彻底改造杨关湖的规划。全大队很快形成了一个群众性的为革命改造盐碱湖田的热潮。干部和社员怀揣红宝书,来到杨关湖,开沟排水背土垫洼。冬春季节冰碴满湖,地硬如铁。社员们腿冻肿了,背磨破了,手裂开了一道道血口子,没有一个叫苦,没有一个下火线。湖滩上到处响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声。经过两个冬春的艰苦奋战,大队所有的盐碱湖田普遍垫高了半尺多,改造成了田平埂直、沟渠成网、排灌畅通的简易园田。粮食亩产由原来的二百斤猛增到六百多斤。接着,他们改变了落后的撒播习惯,普遍采用插秧的办法,使水稻的亩产量提高到八百多斤。
眼睛越看越远,路子越走越宽。华二大队的贫下中农在实现了低产变高产之后,仍然一股劲地往前闯,为革命要高产更高产。在我国北方地区,稻田都是一年收一季。华二大队贫下中农遵照毛主席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伟大教导,发扬敢想、敢干、敢革命的精神,在文化大革命中,开始了一季变两季的试验活动。经过三年反复试验,终于取得了先种早熟豌豆,再种水稻的先进经验,夺得了亩产超过千斤的巨大成绩,为高产再高产,闯出了新路。
华二大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在为革命种田的斗争中取得丰收后,踊跃地向国家交公粮卖余粮,一个心眼支援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一九六九年夏季,他们已经超额完成了全年的公购粮交售任务,秋季丰收以后,又向国家出售余粮七十三万多斤。
华二大队的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自己又精打细算,节约用粮,注意储粮备荒。现在,除了大队集体储备了三十三万斤粮食外,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储备粮。广大贫下中农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逐年储备粮食,遇到灾年就可以不要国家救济,自力更生战胜灾荒,这同样是支援了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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