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在继续革命的大道上
——记柳河“五·七”干校学员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
一年前,一支由原黑龙江省直属机关和省革委会工作人员组成的下放劳动大军,高举着伟大领袖毛主席《五·七指示》的光辉旗帜,浩浩荡荡开进了小兴安岭下的柳河草原。闪烁着毛泽东思想灿烂光辉的新型学校——“五·七”干校,第一次在祖国大地上诞生了。
仅仅一年多的时间,经过“五·七”战士们冒着零下四十度的严寒,顶着当头烈日的紧张劳动,柳河岸边的荒原上已是稻浪滚滚,猪羊成群。他们用自己的双手建成了上万平方米的房屋,挖出了一座座窑洞。许多中小型工厂和副业生产场所平地而起。
来自全国各地参观访问的人,都兴奋地谈论着柳河的巨大变化;在所有变化中,他们感受最深的,是许多老干部在这里又恢复了革命的青春,许多青年干部在光辉的《五·七指示》哺育下茁壮成长。
被请到“五·七”干校当老师的一位老贫农,和一群“五·七”战士远征去开荒。他满怀喜悦地打量着那些朝气蓬勃的“五·七”战士,激动地说:“看到了你们,我又想起了二十年前到我们屯子的土改工作队。干部都这样,我们贫下中农就放心了!”
焕发了革命的青春
一位空军团政委到柳河“五·七”干校参观,他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老“羊倌”很面熟,从别人那里打听到老“羊倌”的名字后,就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去把老“羊倌”抱起来,无限深情地说:“指导员,你的头发虽然花白了,可是你的革命精神却和当年一样旺盛!”
这个老“羊倌”,就是二十六年前这位空军团政委所在连队的政治指导员温溶洗。这位团政委,当时是连队里年纪最小的战士。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年代,他们的连队在太行山里打游击。山高路陡,夜里行军,温溶洗常常背着这个小战士走。……
在民主革命时期,温溶洗不愧为革命战士。一九三七年秋,年仅十七岁的温溶洗在平型关大捷的第二天就参加了英雄的八路军。接着,他一把大刀,两颗手榴弹,参加了火烧鬼子飞机场的杨明堡战斗。随后,他随同部队踏遍了晋察冀根据地的丛山峻岭,拔除了无数的敌人据点。抗日战争后期,他到了延安学习。从延安到东北,他是一个背包,一根棍子,两条腿走来的。在那些年代里,什么生死,什么苦乐,他连想都不曾想过,毛主席的教导就是他的意志,为人民服务就是他的本份。
全国解放了,温溶洗进了大城市。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英明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温溶洗忘记了毛主席的这些极其重要的教导。他当了林业处长以后,在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不突出政治,一心想当林业“专家”。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走上白专道路就是和平演变的开始。温溶洗从参加革命以来对于调动工作一向没有讲过价钱,但是当组织上把他从林业部门调到省工会工作时,他第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不适合做政治工作,我是一个‘专业干部’。”失去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也就不可能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他当了省工会副主任,上班,下班,开会,看戏,样样离不开小汽车。作报告要秘书写稿。他虽然在一个工厂里搞了半年多“社教”,但几乎叫不出一个普通工人的名字。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的每个干部都是一个极大的教育,对于温溶洗更是这样。他重新回顾了自己走过的路程,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自己从旧社会的苦海里救出来的,是毛泽东思想指引自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毛主席的恩情比海还深,可是自己为什么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却不自觉地离开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呢?是一种革命到头的思想,是头脑里的世界观有问题。如果世界观不彻底改造过来,不管当“官”为民,都不可能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而改造世界观,绝不是在舒舒服服的环境里所能办到的。他就是带着这样一种朴素的想法,第一批到了“五·七”干校。
“五·七”干校的实际生活给人的锻炼,比温溶洗想象的要丰富得多。这里的每一项活动,都触动着他的灵魂,呼唤着他的青春。他第一天参加跑步,马上就回想起久已忘记了的“抗大”生活,他情不由己地说出:“‘抗大’啊,我温溶洗又回到了你温暖的怀抱!”夜晚,他铺下软绵绵的野草,睡在四处透风的茅棚里,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当年的战场生活。那时,背包头下一枕,大枪怀里一抱,大石滩上也睡得香甜,为什么进城以后连木板床都觉得不舒服了?毛主席不是谆谆教导我们要“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吗,平时自己也教育别人要听毛主席的话,可是自己却没有做到!
有一次,他到一个屯子里去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走进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大娘家。老大娘上来紧紧握住他的两只手,激动地含着眼泪说:“你们真是毛主席的好干部,给我送来了毛主席的指示。要不是毛主席,我这把老骨头早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我要不听毛主席的话,还听谁的话?”这件事情给温溶洗的感受很深:一位住在深山沟里的老大娘,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感情是这样深厚,而自己是毛主席培养出来的干部,为什么就比不上一个贫下中农呢?他心里十分惭愧。他从这位老大娘联想到自己同群众的关系:进城以前,和群众是血肉相联。他记得,在一次行军途中,他住在河北平山县一位老大娘家里。那时粮食非常困难。等他临走时,那位老大娘把她仅有的一个白菜饼子拿出来,一小半分给自己生病的孩子,一大半塞在他的兜里,他硬推着把那块饼子还给了大娘。谁知等他到宿营地打开背包时,却发现那大半块饼子,不知什么时候被大娘塞在自己背包里。在那些年代里,他整天生活在群众中间,从内心里承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主人,而自己则是人民的勤务员。可是进了城,当了“官”,一副“官”架子就把他架空了,生活上和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同群众的思想感情越来越淡薄。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核心是充分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而自己脱离了群众就必然不能正确地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生活的实践使温溶洗认识到一个真理:要永远紧跟毛主席干革命,就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劳动群众。要想做到这点,就得想群众之所想,就得认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的《五·七指示》和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重新赋予了年已半百的温溶洗以宝贵的革命青春。在毛主席这两个英明指示的鼓舞下,在“五·七”干校这个大熔炉里,人们眼看着温溶洗处处在变。他白天劳动了一天,晚上,在灯光下一遍又一遍地学习“老三篇”。休息的日子他还去放羊。学校里演戏有他,登台唱歌有他,在下放劳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写的笔记和心得体会比在机关里十几年写的还多。他给自己总结出一句生动而又具体的铭言:“要革命就不能舒舒服服,要舒舒服服就不能革命。”
和贫下中农想到一起了
秋天,稻田里滚动着金色的波浪,微风传送着稻谷的清香。原黑龙江省水利勘测设计院水利工程师王观平,望着眼前丰收的景象,心里有说不出的喜悦。
他当初是带着一种“镀金”的思想到柳河“五·七”干校来的。他认为自己下来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很可惜,正象有人说的那样:“技术人员是个宝,一年不用两年找,思想跃进用不上,生产跃进少不了。”
今年三月,学校让他和另外一位学员,在柳河畔设计修建一个小型水轮泵站。他接受任务后,在宿舍里一边设计一边想:听说过去有人在这儿搞过水轮泵,后来失败了。我是个水利工程师,搞好了是应该的,搞不好就要丢面子。因此,他在设计的时候,就按照过去的老办法,把渠道的边坡加大,虽然增加了几百立方土的工程量,但不至于出了毛病使自己丢丑。
整个工程的土方量是八百立方米。按照他过去在办公室里的计算方法,每人每天可挖三立方土。
挖渠道的战斗打响了。王观平是干校的学员,得和大家一样参加劳动。东北的四月,天还很冷。大家挥动大镐,抡多少下才能刨下很小一块冻土。王观平干了不大一会,就汗流满面,腰酸臂痛。大家紧张地干了一天,晚上一统计,每人只挖了零点三立方土。
艰苦的劳动实践,给王观平上了深刻的一课。他回想起自己过去设计的水库,一般都是几十万土方,在设计方案中多个万儿八千土方,毫不在意,那里知道挖一个土方,劳动人民要流多少汗水!过去有人讲:“设计人员画条线,就够下面干几年。”他听了不以为然,反而有反感。现在他认识到,这实在是对不起国家和人民,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
“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干校遵照毛主席的教导,狠抓学员们的思想改造,经常组织大家开展解剖世界观的活动。王观平在战友们的帮助下,对自己的世界观来了个彻底的解剖。
通过解剖,他认识到自己在大学读书时,就形成了一套“技术至上”“技术第一”的思想。一九五○年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治淮工程,不久又参加了佛子岭水库的建设。那时他一心想做“新中国第一代水利工程师”。在修筑佛子岭高大的连拱坝工程中,他搞了一项技术革新,有了名。因而他得出一条“经验”:搞工程就要搞高、大、洋的,这样才容易成“名”成“家”,在山沟里搞小工程,干一辈子也没人知道。
有了资产阶级的名利思想,就不能使自己的技术真正为人民服务,就不能执行毛主席提出的水利建设方针;相反,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水利路线就不谋而合。一九五八年他到了黑龙江省水利勘测设计院,参加制定松花江流域水利建设规划时,就对农民迫切要求兴修的小型水利工程不感兴趣,一味贪大求洋,浪费了很多的人力、物力,结果成效甚小。为了追逐个人名利,他自己还搞了一个小资料库,把资料据为己有,甚至在同行之间实行“封锁”。现在,他认识到,在计算尺和画图笔下也有严重的两条路线斗争,自己在修正主义道路上滑了很远还不自觉,真是太危险了!
觉悟提高了,他在战友们帮助下,对那个小型水轮泵站的设计方案进行了五次修改,修改后,同样能保证工程质量,可是却节省了一百多个土方。
王观平的立脚点有了转变,看问题、想问题也就和过去不一样了。春耕期间,他发现正在施工的柳河水库的溢洪道要穿过一片稻田,占去不少土地。在过去,他根本不考虑这类问题。现在,他对每一寸土地都有了感情。他经过勘察,主动向水库设计人员提出改变溢洪道走向的建议,结果不仅保住了大片土地,还节省了一千多土方。贫下中农看了说:“老王现在和我们想到一起了!”
革命路上不停步
在柳河这所新型的学校里,新干部也朝气蓬勃地继续革命,迅速成长起来。
在“五·七”干校里提起刘俊杰,人们都管他叫“大炮”。他是原团省委的青年干部,文化大革命前,刚刚从基层调到省里。文化大革命中他冲锋陷阵,成为原省委机关的革命造反派。“大炮”这个绰号,就是由于他敢想、敢干、敢斗争而来的。不过,最初,他这个“大炮”只轰别人,不轰自己。
去年,省革委会决定创办“五·七”干校时,他想,干校学员的对象,是那些长期蹲机关“三脱离”的干部和犯错误的干部,怎么也不会轮到自己头上。事实恰恰相反,第一批学员名单中公布了他的名字。这时,他又想:反正自己早就不想留在省里工作,趁这个机会挪动挪动回基层也好。他没有想到下放劳动对自己也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没有想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对象。
实践是无情的考验。去年七月,校革委会派他同另外三个人作为“五·七”战士代表,参加庆安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大会。当他们到久胜公社给贫下中农讲了“五·七”战士们在茅草棚里学习毛主席著作,头顶暴雨冰雹拦河筑坝的事迹时,一位老贫农说:“你们这条路走对了。办‘五·七’干校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贫下中农的最大关怀,毛主席通过这条路给我们培养干部,往后我们就放心了。”老贫农感人肺腑的几句话,触动了刘俊杰的灵魂,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理解得多深,对干部走“五·七”道路寄予多大的期望啊!
这一夜他没有睡好觉。下放劳动几个月的战斗生活,一幕幕呈现在眼前。他想起拦河筑坝的情景。大坝合龙那天,大雨夹着冰雹,河水冰冷刺骨,战友们高喊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战斗了十几个小时。自己虽然也带病参战,可心里想的是:咱是革命造反派,得干出个样来给他们看看。他还想起种包米时,贫农老师关文彬再三讲“五·七”干校种地的意义,可是自己认为,这活干过,没啥。结果毛毛草草种完,质量很差。这件事情的责任虽在自己,然而关老师却做了自我批评,和自己相比,他的风格是多么高!就说那些老干部吧,别说他们都为党做过许多工作,就是来到干校,表现也不比自己差。一次,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干部同自己深夜值班,那位老干部本来是值上半宿,可是他为了照顾别人休息,却一直值到天亮。这些事实,象镜子一样,照见了自己的不足。刘俊杰认识到:自己不是“差不多”,而是“差得多”;世界观不是不需要改造,而是非改造不可。他又联想到一些老干部,过去所以犯错误,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对待群众。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做出一点贡献,但如果不继续革命,以后就会掉队。
从这以后,他就反复学习林副主席的指示:“革命,也得革自己的命。不革自己的命,这个革命是搞不好的”,并且用来对照自己,鞭策自己。一天的战斗生活结束,他总是坚持在头脑里“过电影”,找出差距。他抓住私字“一闪念”自觉地斗,大会、小会上斗。有一次,学校要派人去解放军某部“红九连”学习,开始他想,自己名字上过报,又给外地战友介绍过经验,拍过电影照过像,自己“差不多”了吧。他立即抓住这私字“一闪念”在全校讲用会上,狠斗了自己的骄傲自满情绪。同志们都说,“大炮”真正向自己开火了。
刘俊杰在“五·七”干校尝到了改造思想的甜头,思想有很大的进步。最近,本来他可以出校去工作的,可是由于干校形势发展的需要,校革命委员会希望他留下来。他二话没讲,坚定地表示:我愿永远走光辉的“五·七”道路,直到献出我的毕生!
“五·七”干部就是过得硬
一年来,干校有四百多名学员陆续离校走上新的战斗岗位,有些人担任了领导工作。他们地位变了,环境变了,但在干校锤炼的革命精神没有变。他们走到那里,就把艰苦奋斗的作风带到那里,同那里的群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成为群众信得过的人。
今年春节前几天,拜泉县革委会传着一个消息:上级为了加强这里的工作,决定派一名主任来。大家又听说是柳河“五·七”干校的学员,心里更高兴。但是,人们又一想:眼看就是春节了,起码他得回家过完春节才能来。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头戴旧皮帽,穿着打着补钉的对襟便服棉袄的干部来到了县革委会。他就是上级派来的县革委会主任何枫。
何枫来到县上听完常委们介绍情况,就往贫下中农家里跑,从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问到落实政策的情况,从年成的丰歉问到年货办置得怎样。他细心地倾听贫下中农对革委会工作的意见。贫下中农很受感动,说:“革命委员会就是好!我们贫下中农的冷暖全都挂在心上了。”
备耕工作开始了,一些社队的领导班子还不健全。何枫了解到离县城四十多里地的朝阳大队第七生产队是个“老大难”单位,就到那里去蹲点。他进村把行李一放,首先下地干活。贫下中农看老何穿戴朴素,干活挺带劲,说话挺热乎,象是自己人,就同他谈起心来。老何通过广泛接近群众,很快地了解到这个单位所以是个“老大难”单位,就在于贫下中农的绝对优势没有树立起来,一些带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人排斥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干部。他看准了这个问题,就发动贫下中农很快地揭开了七队的阶级斗争盖子,解放了很久以来被那些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当作“出头鸟”来打击的队干部,并在这场斗争中组成了一个坚强的有革命权威的领导班子。这个生产队的革命和生产迅速出现生气勃勃的局面。
何枫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春播期间,他步行下乡,路过新生公社自新大队,发现地里没有一张犁杖,心里纳闷,就进了村。他走进大队办公室,看见一些人坐着闲聊天,就凑上去攀谈起来:“大好的天,怎么没下地呀?”有人答道:“我们这里的地是高中洼,马进去发陷。”老何凭着长期做农村工作和在“五·七”干校亲身种地的经验,知道这个队受了传统的落后耕作习惯的影响。送上门的思想工作怎能放过,于是他热情地鼓动说:“农谚说,早种一天,早收十天。我们这里怕春旱,现在不抢墒播种,夺取今年大丰收可就要受影响啊!”聊天的人虽然没想到他是县革委会主任,可是听他说的在理,都心服地点头。老何趁机宣传抓革命促春耕,夺取今年农业大丰收,对贯彻执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的重要意义,鼓励大家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并向生产队的干部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这个队的春播马上轰轰烈烈地搞起来了。
何枫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是原省委农工部的一个处长。那时下乡,车接车送,人们张口闭口喊他处长,他自己也愿听这个称呼,可是贫下中农有话不愿和他说。去年他进了“五·七”干校,镰刀锄头一拿,官架子打掉了。他到拜泉刚刚七个月,硬是靠着两只脚板,走了全县二十二个公社中的二十一个公社。县里的干部和贫下中农一直说他“当‘官’不象官”,“‘五·七’干部就是过得硬”。
本报通讯员 本报记者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