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垂死前的一次反革命表演
——评刘少奇的一次文艺黑话
沈鸿鑫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揭露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伙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的滔天罪行，摧毁了以刘少奇为总后台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统治。但是，文艺界的大批判是不是搞得差不多了呢？不是。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统治的十七年中，刘少奇一伙散布了大量的谬论，放出了大批的毒草，需要我们持续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用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把这些谬论和毒草批深批透，才能把文艺领域的斗、批、改推向前进。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抓紧革命大批判，进一步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对各方面的毒草作品，要选择其典型者进行更深刻的批判。
刘少奇对文艺界作过不少黑“指示”，流毒甚广。这里，我们把他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关于文艺问题的讲话》拿出来示众。
疯狂抵制毛主席的光辉批示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的光辉批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文艺界“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毛主席的批示，揭露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专政的滔天罪行，揭开了文艺领域两条路线斗争的盖子，是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檄文，是对刘少奇一伙复辟资本主义美梦的当头一棒。
毛主席批示以后不久，刘少奇就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亲自出马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刘少奇、彭真、周扬一伙，狼狈为奸，一唱一和，演了一出假检查、真反扑、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丑剧，进行垂死挣扎，妄图继续推行文艺黑线的反革命专政。敬爱的江青同志在这次会上对刘少奇一伙进行了义正辞严的批判，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九六四年，已经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夜。毛主席早就察觉到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复辟阴谋，再三地告诫全党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江青同志亲自率领革命文艺战士着手进行京剧革命，一场摧毁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阶级大搏斗的风暴开始了。刘少奇凭着他的反革命嗅觉，预感到灭亡的命运即将到来，又慑于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于是就打着“拥护”和“贯彻”毛主席批示的幌子，对毛主席的批示百般歪曲，疯狂抵制。
刘少奇一伙在讲话中大摆“成绩”。周扬在会上叫嚷什么：“现在的文学艺术，有相当多的东西还是同社会主义适应的”，“十多年来，文学艺术的发展是空前的，是过去历史上不能比的”，“这一方面要充分估计到”。刘少奇就赶紧夸奖周扬的“这些意见好”，并再三强调不能忽视“成绩”。
在毛主席指出文艺界“问题不少”，“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的时候，刘少奇却对文艺界的问题轻描淡写地敷衍过去，反而大吹特吹文艺工作的“成绩”，这难道不是给文艺黑线涂脂抹粉，公开抗拒毛主席的批示吗？他们还把文艺黑线专政说成是“认识问题”。刘少奇说：“绝大部分是认识问题”；彭真说：“领导没有抓紧”；周扬说：是由于没有“认真地贯彻执行”工农兵的文艺方向，等等。“图穷匕首见”。在这一堆“成绩”、“认识”之后，刘少奇真正的意图出来了，这个惯耍反革命两面手法的老反革命，在提到毛主席的工农兵方向以后，就在“但”字后面大做文章，说什么：“但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现在的时代变了”，“性质变了”，“这个问题必须搞清楚”，“是不是需要有个指示或者文章，把方向搞明确。”真是猖狂之极！
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于文艺界两条路线斗争的全面的、深刻的总结，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解决文艺问题的百科全书。毛主席在《讲话》和其他有关的光辉著作和指示中，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毛主席的光辉指示，永远照耀着无产阶级文艺前进的道路，永远不会“过时”！正如《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指出的，毛主席的这些著作，“够我们无产阶级用上一个长时期了”。刘少奇一伙一心做着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他们有他们的文艺方向，那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向，就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大造舆论的反革命方向。刘少奇这里所谓的“把方向搞明确”，就是要把毛主席提出的工农兵方向篡改为资产阶级方向。
解放十七年来，刘少奇、周扬一伙利用文艺阵地大放毒草，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你们那么起劲地抓文艺，把一棵又一棵的毒草抛出来毒害人民，专了无产阶级十几年的政，还
“没有抓紧”吗？不！你们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抓的紧得很！你们那么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妄图颠覆无产阶级的政权，仅仅一点“认识问题”够用吗？至于你们讲的“成绩”，我们很懂得，那就是地主资产阶级在文艺舞台上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实行反革命专政的一笔笔滔天罪行！
继续顽固推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
在毛主席“要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下，从一九六二年起，江青同志就亲自下剧场进行调查研究；一九六三年春节，柯庆施同志提出了“大写十三年”的战斗口号，并在华东地区大抓讲革命故事活动和话剧革命现代戏的创作；一九六三年五月，在柯庆施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江青同志在上海组织了对大毒草《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批判；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江青同志亲自到北京京剧一团和中国京剧院等单位直接领导《沙家浜》、《红灯记》等革命现代戏的创作。一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大造革命舆论的巨浪，开始向刘少奇的反革命舆论进行还击，动摇了刘少奇控制的文艺黑线的顽固堡垒。
问题很清楚，我们的文艺舞台要么让帝王将相、牛鬼蛇神继续统治，要么把他们赶下台，让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去占领舞台。二者必居其一。刘少奇一伙是剥削阶级的总代表。正象他们自己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一样，他们也不甘心让帝王将相、牛鬼蛇神退出文艺舞台的。一九六四年初，在毒草丛生、群魔乱舞的戏剧舞台上，革命现代戏刚刚以崭新的姿态出现，这批家伙就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周扬叫嚷“传统戏还是不要偏废”，刘少奇就马上接着说什么“历史戏要整理”，“历史戏也可以演”，并大肆吹捧资产阶级文艺的
“进步的作用”，说他们的“艺术标准是可以吸收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严厉批评了“许多部门至今还是
‘死人’统治着”的现象，可是，刘少奇还主张“历史戏也可以演”，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还要继续维持“死人”统治的状态吗？刘少奇的所谓“历史戏”，就是那些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树碑立传的坏戏。他叫嚷“历史戏也可以演”，就是要让那些“死人”永远统治我们社会主义的舞台。
刘少奇说资产阶级文艺的“艺术标准是可以吸收的”。无产阶级可以吸收资产阶级的“艺术标准”，这不是天下奇闻吗？毛主席早就指出：“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封、资、修的艺术标准我们能吸收吗？那种用涂满油彩的野兽，滚过画布而“创作”出来的图画，那种把酗酒后的狂吼和杀猪时的嘶叫同时录进胶带而“构思”出来的音乐，我们能吸收吗？那种反动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我们无产阶级能吸收吗？不能，决不能！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刘少奇的所谓资产阶级文艺的“艺术标准是可以吸收的”，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艺术观、世界观来改造无产阶级的文艺，就是要以封、资、修的文艺代替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
你们不是高喊“传统戏不能偏废”吗？每个阶级都有“偏废”，只是因其阶级利益不同而“偏废”不同的对象而已。你们对无产阶级、工农兵英雄形象难道不偏废吗？岂止偏废，简直是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我们的“偏废”，是从你们那儿学来的。你们要“偏废”的，就是我们要赞成的，你们赞成的，就是我们要“偏废”的。我们对你们扶持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戏就是要“偏废”，岂仅是“偏废”，我们还要把那些毒草彻底批倒批臭，叫它们永世不得翻身！
恶毒攻击京剧革命
刘少奇一伙对毒草千方百计加以庇护，而对刚刚露头的新生事物革命现代戏却恶毒攻击。他们假惺惺地说什么：“京剧演现代戏是比较困难一些”，强调要“先立后破”，污蔑江青同志领导的文艺革命是“不中不西”，提出要“两条腿走路”。
刘少奇一伙对革命现代戏这样恨之入骨，丝毫也不奇怪！革命现代戏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灿烂光辉，是粉碎反革命舆论的强大的革命舆论，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有力武器。他们说革命现代戏“不中不西”，就说明我们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做对了。他们从反面论证了京剧革命、芭蕾舞革命、交响音乐革命好得很！
这里，刘少奇还有一段绝妙的供词：“戏剧的形式，话剧应该更多一些，其他的京戏，地方戏，应该减少，是不是其他剧种也可以演话剧呢？我看见过京剧演员演电影，演得很好。他只能演京戏，就不能演话剧呀！”曾几何时，刘少奇一而再、再而三地吹捧《四郎探母》、《恶虎村》、《梅龙镇》等毒草剧目，现在突然要京剧演员改行去演话剧，岂不怪哉！奥妙究竟在哪里呢？一贯吹捧毒草剧目的刘少奇，以前之所以看中京剧，就是为了把京剧作为他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现在眼看江青同志狠抓京剧革命，京剧将成为革命的舆论武器，所以就玩弄了一个釜底抽薪的诡计，妄图从根本上扼杀京剧革命。可见他们讲的“两条腿走路”，“把历史戏挤到第二位去”之类的话，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保持帝王将相的地盘，然后进而把革命现代戏挤垮，压倒，恢复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独霸舞台的反革命专政，这种“以退为进”的手法，用心何其毒也！
刘少奇、彭真、周扬一伙在会上大肆攻击京剧革命，在会外则使出了各种手段进行刁难破坏。对江青同志亲自培植的《沙家浜》，彭真连个合适的剧场也不给。不久后，刘少奇甚至赤膊上阵，跑到上海破坏《海港》的创作。江青同志不畏强暴，披荆斩棘，向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粉碎了他们的种种阴谋。
世界上的反动派，在他们临近灭亡的时候总要充分地表演一番的。不让他们表演，他们是“死不瞑目”的。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是个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他明明是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总头目，是封、资、修文艺的保护伞，却偏偏要披上“赞成”“拥护”毛主席光辉批示的伪装，在伪装下大肆玩弄篡改、歪曲、对抗毛主席批示的阴谋。他这一次关于文艺问题的黑话，就是他玩弄反革命阴谋的一株大毒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摧毁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阶级敌人和旧的习惯势力还会从各个方面来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我们要彻底地批判刘少奇一伙破坏革命样板戏的滔天罪行，我们要用革命样板戏的排炮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让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形象永远牢固地占领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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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的胜利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
——批判反动影片《兵临城下》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师长 汪明德
林副主席在“九大”政治报告中深刻地指出：“一切革命的同志必须清醒地看到：思想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决不会停止的。决不因为我们夺了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就消失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用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革命还没有完，革命还要继续，我们必须彻底批判修正主义，肃清它的余毒，才能不断前进，夺取更大的胜利。今天，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不断对我国进行武装侵犯和挑衅的时候，重新揭露批判反动影片《兵临城下》，彻底肃清其“阶级调和”“阶级合作”“资产阶级人性论”的余毒，牢固树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枪杆子改造世界的思想，更有必要。
反动影片《兵临城下》，描写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在东北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起义的故事。我作为东北解放战争的亲身参加者，对这部完全违背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恶毒地污蔑和歪曲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历史事实的影片，非常气愤。
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的革命的正义战争。这是一场尖锐复杂和严酷的阶级斗争。电影《兵临城下》的编导者，站在反动立场，宣扬“阶级调和”，宣扬“和平过渡”，它大量地描写国民党反动派内部的倾轧排挤、勾心斗角，而我军政治干部——联络部姜部长，则在这场斗争中扮演着“中间人”、“和事佬”的角色。好象不靠武装斗争，只靠敌人内部矛盾，靠私人感情联络，一切问题便都完满解决了。
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一九四八年，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战略进攻之后，转入了大举战略反攻。我军所到之处，敌人望风而逃。东北国民党军队为了挽救其被歼的命运，龟缩于中长、北宁两铁路沿线的几个孤立的大城市中。长春之敌，在一九四八年春已被我军围得水泄不通，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十万人待毙于一座孤城。一九四八年秋，我东北人民解放军集中了绝对优势兵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前大军的配合下，发动了强大的秋季攻势，首先一举歼灭了被围困在锦州的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率领的第六兵团十万余人，随即回师，又于辽西歼灭了增援锦州的敌廖耀湘第九兵团十万余人，大军即直逼沈阳城下。东北国民党军队这时已溃不成军，完全处于土崩瓦解之际。就在此时，长春之敌的突围企图，又被我军粉碎。这座孤城里走投无路的敌人，在人民武装的强大的军事打击和强大的政治工作的影响之下，一部分被迫起义，其余投降。这就是当时的事实，这就是历史的铁证。
但是，在电影《兵临城下》中，既看不到我军直捣这座孤城的强大军事威力，也看不到我军瓦解敌军的强大政治工作的影响。日暮途穷、土崩瓦解的国民党反动派，还在那里趾高气扬，威风凛凛；而大军云集、胜利在握的人民解放军，却被表现得那样畏畏缩缩，低声下气。我军联络部姜部长，在大军兵临城下的强大声威下进入敌人内部，本应以胜利者的姿态去揭露敌人的反动本质，宣传党的政策，发扬我军政治攻势的威力，严正指出他们只有投向人民，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这位姜部长却和阶级敌人握手言欢，称兄道弟，甚至低声下气向敌人乞求和平。凡是与敌人握手，都是双手紧握。与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阶级敌人握手，也都用特写镜头，着意渲染。更令人气愤的是，敌军高级将领去机场迎接胡高参，当飞机降落下，我军只打了几个宣传弹，而不用实弹，好象人民解放军对这些罪大恶极的反共反人民的刽子手，特别怜惜。从这些反动表现手法中，影片炮制者的反动的立场和感情暴露得一清二楚。
毛主席教导我们：敌人内部矛盾使他们不能团结一致，他们互相排挤，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但是他们在反共反人民方面却是一致的，也是阶级本质决定的。我们可利用其矛盾，但不能把胜利寄托在这上面，要靠武装斗争，在强大的军事打击下，不放松政治上瓦解。《兵临城下》的编导者公然违抗毛主席的教导，恶意地歪曲历史事实，把东北战场上这场针锋相对的伟大斗争，写成是拉拉扯扯的和平交易。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竭力抹杀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贩卖刘少奇的修正主义黑货，明目张胆地和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争解决问题”的光辉思想唱对台戏。
毛主席教导我们：“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兵临城下》的编导者为了达到否定人民革命战争的反动目的，就挖空心思把一小撮血债累累的反共反人民的刽子手，描绘成“正义”“聪明”，有“爱国思想”的“英雄人物”。历史上所有的反动派既都是凶残的豺狼，又都是贪生怕死的胆小鬼。可是编导者却把郑汉臣被俘后写得那样盛气凌人，凛不可犯，甚至用污辱我军干部的办法，去美化敌人，公然把我军干部作为美化敌人的陪衬。电影的编导者如此狂热为敌人涂脂抹粉，只能说明他们对这些刽子手的感情多么深，只能暴露出他们反党反人民的反动本质。
刘少奇一伙长期以来利用文艺作为反党工具，与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遥相呼应，疯狂地宣扬“阶级调和”、“阶级合作”，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等等资产阶级、修正主义黑货，妄图瓦解我军斗志。这是痴心妄想！我们过去遵照毛主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教导，用革命的枪杆子打出一个新中国，现在我们更加要紧握革命的枪杆子，保卫社会主义祖国，打败美帝、苏修的侵略和挑衅，把这一伙害人虫彻底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