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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调动教师革命的积极性
林副主席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为了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必须认真执行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我们从这段教育革命的实践中体会到，要加快教育革命的步伐，全面落实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调动广大革命师生的积极性，必须不断地克服两种错误的倾向。
在教育革命刚开始时，有的学生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政治上不行，学术上还有一套。他们是‘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由于这个思想的影响，在部分学生中曾一度出现了抢“名牌”教师的现象。有些教师对过去的教材，没有进行严肃的批判，只是修修补补，又搬上台来。这使我们认识到：对过去封、资、修那套教学体系不彻底批判，广大革命师生没有认识到进行教育革命的必要性，就会形成改良，就不能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也就谈不上办好社会主义大学。因此，我们组织广大革命师生，到农村第一线和贫下中农一起，紧密结合医学教育革命实践，广泛开展了“一事一批”活动。例如，过去那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课堂上讲“公共卫生”，大讲苍蝇的分类，讲了半天，学生还是不知道如何灭苍蝇。在这次医学教育革命中，革命师生拜贫下中农为师，了解到“猫眼草”放在猪圈里能起灭蛆作用，蛆没有了，苍蝇也就不能繁殖了。结合这些活生生的事例，我们同革命师生一起开展了革命大批判，揭发、控诉了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医学教育路线的罪行。通过批判，破除了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迷信，大家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再多，方向不对，也等于无用。不彻底破除旧医学教育的资产阶级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就不能很好地为广大工农兵服务。
随着革命大批判的步步深入，在部分学生中又产生了另一种错误倾向。有的说，过去的教师都是“草包，饭桶”，干脆全部换掉。部分教师也产生了一些活思想，工作缩手缩脚。这反映了知识分子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摇摆性。
“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教导，我们引导革命师生对教师队伍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使大家认识到：混入教师队伍内的叛徒、特务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是极少数；大多数教师是要革命的。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过去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自己的毒害，都有不同程度的革命愿望和表现。但是，由于医学教育革命的急速发展，这些人普遍地感到自己赶不上教育革命形势的要求：一是他们的世界观基本上还是旧的，思想不适应；一是由于过去专业分科过细，不少人又长期脱离实践，在专业知识上也需要再学习。所以，摆在这些教师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并使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
我们在医学教育革命中，采取了“四结合”（教师和贫下中农结合，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结合，教师和学生结合，教学和劳动结合）的方法，帮助教师向工农兵学习，向有实践经验的人学习，改造世界观，做到自觉地为工农兵服务。例如，有一位教师，过去脱离实际搞科研，十余年毫无成就。这次，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和贫下中农建立了深厚的阶级感情。他为了解除贫下中农的病苦，根据贫下中农“少花钱治大病，不花钱也治病”的要求，主动向中医学习，研究改进民间常用的“拔火罐”疗法，终于研究成功了不花钱疗效高的“针吸小罐疗法”，深受群众欢迎。
这样做以后，许多教师的思想感情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过去，在城市大楼里，不少人追求的是成名成家；现在，和贫下中农一起参加劳动，推起小车，主动为贫下中农送医送药上门。他们说：“手上磨起茧，换上红思想。”
由于我们认真执行毛主席对知识分子要“团结、教育和任用”的方针，绝大部分教师在教育革命实践中发挥了较好的作用。他们和学生一起深入贫下中农之中，广泛进行调查研究，采用“六结合”（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赤脚医生”、老中医、革命师生）编写教材的方法，先后编写了一百七十多份新教材。同时，还为贫下中农培养了一千五百多名“赤脚医生”，摸索了医学院在农村办学的初步经验，推动了医学教育革命的进程。
驻河北医学院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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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狠批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出了“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的伟大号召。我们坚决响应毛主席的这个号召，抓紧教育革命，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学校。要抓紧教育革命，首先要深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北京钢铁学院是一九五三年建立的。叛徒刘少奇及其在钢铁学院的代理人，在各种伪装下，疯狂对抗、封锁、歪曲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英明指示，推行一整套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这个学校已经成为旧北京市委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教育战线上的一个黑“样板”。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出了根本方向，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指出了光明大道。叛徒刘少奇在钢铁学院的代理人，竟然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肆意进行歪曲、阉割和篡改。他们公然提出所谓“两个中心论”，胡说什么党的教育方针的“中心”，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中心”，又是理论联系实际，以此来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教育历来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就必然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不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就必然是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刘少奇在钢铁学院的代理人，避而不谈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别有用心地胡诌“两个中心论”，正是为了抹煞无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性，抽掉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一革命灵魂，目的就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
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应该是知识分子在深入实际、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认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把立足点
“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而刘少奇在钢铁学院的代理人鼓吹的所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却是把参加劳动作为猎取知识的手段，作为追求名利的阶梯。他们明文规定：师生去工厂只能参加劳动强度不大、技术水平高、与专业课紧密结合的劳动，不得参加所谓“非专业性”劳动。他们竟然说：“单纯劳动，这是苦事”，而“和专业结合，学得了知识，则成为乐事”。例如，学金相专业的学生，在实验室磨磨试样；学轧钢的学生拿卡尺量量钢辊直径，这些都算作劳动，因为与专业有关。反之，当车间某生产工序任务繁重，需要支援时，他们却借口与专业无关，不让师生参加，说参加这种劳动“是蚀本生意”。可见，他们搞的所谓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质，就是“业务至上”、“技术第一”，不要阶级斗争，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理论联系实际，就应该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在三大革命的实践中，老老实实地向工农学习，向实际学习，从而把自己培养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刘少奇在钢铁学院代理人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却是抹煞了实践的阶级性，抽掉了知识分子劳动化、革命化的政治内容，单纯为了提高“专业理论水平”，要学生走白专道路。他们在理论联系实际的招牌下，也搞所谓“现场教学”，实际上只是把课堂搬了个家。在现场，站在讲台上的，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讲的课，还是三脱离的老一套。他们要学生去和工人“搞好关系”，特别是要与技术高的八级工“搞好关系”，以便掏得工人的“小本本”（即工人长期积累的生产经验），猎取技术知识、生产本领，学生将来能成为高踞于工人之上的“组织者”、“领导者”、“司令员”。可见，他们搞的所谓理论联系实际的真实目的，还是为了反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
大叛徒刘少奇在钢铁学院代理人一贯地把他们所谓“两个中心论”的黑货标榜为“教育革命”，打着“红旗”反红旗，疯狂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充分暴露了他们“两个中心论”的反动实质。
为什么我们工人阶级一眼就能看穿的黑货，在知识分子中却颇有市场？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还没有很好改造，在他们灵魂深处还有个“私”字。
林副主席指示我们：“只有很好地斗掉了‘私’字，才能更好地把反修斗争进行到底。”因此，我们决心带领广大师生，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引导大家打一场“破私立公”的攻坚战，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夺自己头脑中“私”字的权。我们决心以革命大批判为动力，促进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化，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驻北京钢铁学院工人、解放军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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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批判是教育革命的推动力
我们宣传队进驻西安交通大学后，在斗争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是进行教育革命的指针；革命的大批判，则是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推动力，是工人阶级领导革命师生落实毛主席教育革命指示的根本保证。
一九五八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在工农业大跃进大好形势的推动下，西安交大革命师生员工，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导，向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革命师生开始大学毛主席著作，自觉改造思想；他们走出课堂，拜工农为师，使理论和实践紧密联系；他们藐视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自编讲义。可是，叛徒刘少奇及其在教育部门的代理人对此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对广大革命师生进行了疯狂反扑。他们挥舞起“质量第一”“正规化”的大棒，纠集遗老、学阀一齐向革命师生袭击。刚处于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这样被扼杀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革命师生再一次起来向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猛烈冲击，把红色宝书带进课堂，毛主席语录悬挂在教室。他们学工、学农、学军，也批判资产阶级，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但是，交大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趁复课闹革命之机，大刮其复旧风。
毛主席教导说：“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工宣队进驻西安交大后，帮助革命师生总结了历史经验，吸取了教训，认真学习上海机床厂的调查报告，高举革命的批判旗帜，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了深入的批判。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一九六五年七月，大叛徒刘少奇在西安交大的代理人也曾组织一部分人到上海机床厂作过“调查”。他们“调查”的目的是突出宣扬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后来发表的上海机床厂调查报告的路线、立场完全相反。在这个“调查报告”中，他们大肆宣扬“技术第一”、“业务挂帅”。胡说什么“能否担当主任设计师，就看他是否具有力学分析计算能力”，“主任设计师一般都要大学毕业生来担任”等等。他们还把这个“调查报告”散发全校，大造反革命舆论，一度在师生中起了极坏的作用。这次，革命师生在大批判中一致指出：这个“调查报告”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竭力丑化工人群众，美化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全力吹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通过对这个典型事例进行分析批判，革命师生深切认识到本校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更感到毛主席关于“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指示无比亲切，教育革命方向更明，也更加坚定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决心。
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我们批判了大叛徒刘少奇鼓吹的教授治校谬论，从而把文教大权牢牢地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在革命的大批判中，我们就会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断创新，把教育革命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
驻西安交通大学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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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开展大批判肃清刘少奇“读书做官论”流毒
山东工学院教育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水利系部分师生由于受大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不愿意学水利，担心毕业后分配到农村水库工地去，工作艰苦。他们带着这种个人主义的打算，搞了一个解散水利系的“教改”方案，同学们分别跑到电机系、机械系去学习新的专业。显然，他们的教改方案是为个人打算的。
但是应该如何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呢？有少数同志认为，下个命令，一律回水利系去！大多数同志认为，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应该开展革命大批判，狠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帮助革命师生提高两条路线斗争的觉悟，肃清“读书做官论”的流毒，把他们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于是，我们遵照毛主席关于“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的教导，办起了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我们请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控诉旧社会地主阶级残酷压榨农民的罪行，使革命师生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教育。一个出身于贫农家庭的学生回忆了自己血泪斑斑的家史后，痛哭流涕地说：“我是个苦大仇深的贫农的孩子，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救了我，把我送到大学学习。而我却中了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毒害，一心想成名成家，不愿到祖国需要的农村去，不愿为农业水利化贡献力量，我忘了本，忘了贫下中农！”通过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革命师生提高了觉悟，自动回到水利系。他们坚定地表示，一定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这个系的广大革命师生背起行李，深入工厂、农村，有的组织了教改探索队，步行几十里到水库工地去，在接受工人、贫下中农再教育中搞教育革命，决心搞出一个革命化的水利系教改方案来。
通过这件事我们体会到，在领导教育革命时，要认真落实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既要爱护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又要注意耐心地教育和帮助他们克服自己的弱点，坚定地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前进。
驻山东工学院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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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革命大批判着手
教育革命必须从革命大批判着手。
因为我们虽然已经把隐藏在教育战线上的一小撮叛徒、特务、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反革命分子挖了出来，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教育革命的胜利进行。但是还不够，我们还必须从思想上和理论上，进一步批判旧的那一套学制、体制、课程、教材和教学方法，特别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教学体系和教学思想，才能彻底粉碎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不深入开展革命的大批判，不去认真总结大批判中提出的问题，孤立地去研究什么改革学制、年限和培养途径等问题，就会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跳不出旧框框，就会陷入空想，或只顾形式，不顾内容，甚至不自觉地搞改良的一套。
革命大批判，是用毛泽东思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有效方法。目前有许多活思想：什么“读书无用”啦，什么“统统砸烂，马上散摊”啦，多种多样。这些活思想都是搞好教育革命的障碍，一定要搬掉。如果我们联系这些活思想，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通过大批判分清是非，统一思想，群众就会齐心来干。
那么，教育革命怎样从革命大批判着手呢？我认为，过去本单位走资派推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就应联系本单位的实际来批判。这种批判，能够使广大革命师生了解那些方面应该改革，怎样改革。如我们外语学院针对走资派在外语教育革命中宣扬的“外语特殊”论（如胡说什么劳动会使学生听觉迟钝，口舌不灵，因此“劳动不能结合专业”；学习外语的人要有什么“素质”，因此“招生只能面向城市”等），狠批了他们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反对外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罪行。这种批判对外语教育革命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上海外国语学院红卫兵 刘德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