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毛泽东思想是勇气和智慧的源泉
——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八医院治愈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先进事迹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好形势下，在全国亿万军民“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新高潮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八医院的革命医务工作者，靠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治愈长期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的小儿麻痹后遗症。在治疗的三千三百四十名患者中，有显著疗效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在实践中摸索出了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的经验。使成千名残废、瘫痪了几年、十几年的患者，重新站立起来，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
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又一丰硕成果。
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为人民的利益着想
去年八月，解放军第二○八医院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治愈了瘫痪四年、被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认定是“不治之症”的革命群众张桂芝。喜讯传开，瘫痪病人满怀希望，从各地赶来求治。经过诊断，来求治的瘫痪病人多数是小儿麻痹后遗症。
小儿麻痹后遗症，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不可挽救的疾病”。据说，世界上许多国家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至今还没有研究出有效的治疗办法。是把求治的阶级弟兄推出门去，还是为人民的利益着想，攻克这个“难关”？严峻的考验，摆在他们的面前。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理疗科主任陈孟宇想到毛主席的教导，看着那瘫痪在床上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患者、红卫兵庞义的声音回荡在他的脑海里：
“……在革命大串连的日子里，我怀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赤胆忠心，和同学们一起到了伟大的首都北京，是亲人解放军，把我一步步地背到了天安门广场，让我亲眼看到了我日夜想念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现在同志们响应毛主席上山下乡的伟大号召，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但可恶的疾病，使我不能和同学们一起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我多么渴望早日治愈，为社会主义贡献力量啊！”
陈孟宇认识到，对待广大革命群众的疾病采取什么态度，这也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大叛徒刘少奇及其代理人推行的资产阶级的医疗卫生路线，不顾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把多发病、常见病作为医疗重点。而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人民的需要就是我们行动的准则。于是他把患者一封封来信念给医务人员听，激发了大家的无产阶级感情，增强了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这些不出名的医生、护士、化验员，凭着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的红心，立志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去战斗，拿下这个世界医学史上的“老大难”——小儿麻痹后遗症。
要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医务人员必须首先治好思想上受大叛徒刘少奇资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毒害的后遗症。医务人员在院党委的领导下，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医疗卫生工作的一系列光辉指示，深入到工人、贫下中农中去，调查和学习两条医疗卫生路线斗争史。
长春市服装厂工人董莲芳的两个孩子，六年前得了小儿麻痹后遗症。母亲为孩子的病焦急万分，四处寻医。一次来到一个大医院，有个医生戴个大口罩，简单地看了一眼就说：“你这孩子的病不能治了，不要再操这份心了。”董莲芳脑子里“轰”的一下，象千斤重石压在心头。心想：“毛主席把我们从火坑里救了出来，难道这两个孩子就永远不能为社会主义出力了吗！”
这次，见到了二○八医院的医生，董莲芳就向亲人诉说：两个孩子被疾病折磨得面黄肌瘦，生活不能自理。我只好白天黑夜地和孩子滚在一起，害得我经常不能上班工作。我是生产小组长，又是治保组长，要管抓革命、促生产的大事，但心里又常挂念着孩子，思想负担真重啊！听说解放军能治瘫痪病，可把我们一家人乐坏了。董莲芳十岁的大孩子杨显军流着眼泪，拉着医生的衣角说：“解放军叔叔，我看人家都能到处去宣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急得我心都要蹦出来了，我要是能出去宣传该多好哇！”
老工人韩大爷从小给地主扛活，四十岁才结婚，生了一个孩子叫韩秀文。三岁时得了小儿麻痹后遗症，至今已经十四年了。韩大爷连年求医，可是不但没有治好孩子瘫痪的左腿，右腿也越来越行动不灵了。他愤怒地向医护人员控诉了刘少奇资产阶级医疗卫生路线的罪行。
医务人员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听了一个个患者及其家属的控诉，给自己上了一堂堂生动的两条路线斗争教育课，胸中燃烧起熊熊的革命烈火。
护士孙明抚摸着韩秀文软弱无力的腿，仰望着毛主席像，心潮起伏：毛主席把我从地主的皮鞭下解放出来，又把我这个一字不识的放猪娃，培养成人民的医务工作者。人民需要的我就应当去做，这是革命战士的最大职责。他和同志们迸发出一个共同的心声：人民的需要就是战斗的命令。他们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誓：毛主席啊，毛主席！我们是捍卫您的医疗卫生路线的战士，我们决心要让更多患病的阶级兄弟健康起来，紧跟您老人家干革命！
以“完全”“彻底”为尺子就能不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为人民减少一分痛苦是自己的最大快乐，为阶级弟兄的健康贡献一分力量是自己的最大幸福。”
二○八医院的医务人员把这豪迈的誓言化为执行毛主席医疗卫生路线的行动，他们用针灸疗法摸索着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
从哪里入手呢？他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主席的教导，使他们认识到，现在的穴位是前人经过临床实验从无数个病例中摸索出来的，但这个摸索并没有停止，我们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为了减轻阶级弟兄的痛苦，医务人员决心从自己身上摸索到治愈小儿麻痹后遗症的新穴位。
深夜，共产党员、护士金明志一针一针地往自己身上扎了起来。在向腰部深入进针的时候，一时有些手软，但他想起等待着治疗的阶级弟兄，毛主席的教导立刻响在耳边：“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心里热乎乎的，又拿紧银针，咬紧牙关，坚持扎了起来。为了摸索新穴位，有的同志大腿扎肿了，眼睛熬红了，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医务人员把这看作是快乐，是幸福。他们说：“自己多受一点痛苦，就能换来更多人的幸福，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就是扎烂了双腿也心甘情愿。”他们的口号是：“没有把握，决不在阶级弟兄身上轻易下针；宁愿自己担些风险，决不叫阶级弟兄受不必要的痛苦。”
科主任陈孟宇每天下班回到家里，用粗、细、长、短不同的银针，采用不同的手法，一连几天在腿上试扎，两条腿几乎扎遍了。当他忍着疼痛把注射用的粗针头扎在穴位上时，感到稍一用劲，整个大腿象触电一样，全身冒汗；用针头在穴位周围使劲搅动，酸麻胀沉的感觉一直持续很长时间。他高兴极了，把这个新的发现告诉给同志们。他忘记了针刺的疼痛，又跟大家一起试验起来。
就是这样在反复实践中，他们发现了九个新穴位，创造了用“穴位刺激疗法”治疗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先进经验。
“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医务人员牢记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把阶级弟兄的痛苦看作是自己的痛苦，时时用“完全”“彻底”这两把尺子检验自己的工作。
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贫农女儿马丽华双下肢瘫痪，经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她的小腿逐渐由凉变热，由细变粗，由原来没有劲变得有劲了。但是，要站立仍然十分困难。当第六次来院治疗时，她躺在床上对护士孙明说：“叔叔，和我一块来治疗的小朋友都已经能跑了，我还不能走呢！将来怎么跟毛主席干革命啊！”
夜里，孙明回忆着马丽华的治疗情况，联想到白天马丽华说的话，翻来复去睡不着。是啊，“跟毛主席干革命”，反映了贫下中农子女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道出了他们一心为革命出力的崇高理想和强烈愿望。作为人民的医务人员，应该帮助他们解除痛苦，帮助他们尽快地实现这个愿望。治好一个患者就增添了一分革命的力量啊！他把病历摆在面前，带着马丽华还不能走路的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他发现自己在研究和治疗马丽华的病时，只注意了她和其他患者的共同点，但没有注意研究不同点。这也说明自己还没有做到“完全”、“彻底”。找到了差距，提高了认识，他就和同志们一起，一字一句地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他仔细地分析、研究了马丽华的病情，总结了前一段治疗的经验教训。人走路主要是通过大腿带小腿，迈步和收腿要靠臀部的臀大肌和前边的股四头肌这两块主要肌肉。马丽华不能站立和走路的主要原因是这两块肌肉全部萎缩、松弛，失去了功能，这是主要矛盾。只有抓住这个矛盾，才能解决走路的问题。而前段治疗时，采取了大腿小腿一起解决的办法，穴位分散，“兵力”不集中，没有抓住主要矛盾。他们遵循毛主席关于抓主要矛盾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教导，进行了治疗，马丽华终于能够走路了。
“完全”、“彻底”，在二○八医院已经成了许多医务人员的两把尺子。他们每在患者身上划一道，扎一针，穿一线，甚至敷一块纱布，都要做到认真负责。一次，划穴组的一个医生，给一个患儿划完了穴位，又忙着划另一个。可是当患儿的家属抱着孩子去做手术时，她发现其中有一个穴位划偏半厘米。她立刻想起毛主席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教导，感到这半厘米不仅是穴位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差距，不马上纠正过来，就是对人民的健康不负责任，就是在“完全”、“彻底”上打了折扣。她立即把患者请回来，擦掉了原来划的笔道，重新划了穴位。
二○八医院的医务人员，在保证完成部队伤病员正常医疗任务的情况下，负担着繁重的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的治疗任务。为了使就诊人员得到及时治疗，医务人员每天工作到深夜，饭吃不上，觉睡不好，他们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疲劳的革命精神，坚持为患者安排治疗。他们说：“病房就是捍卫毛主席医疗卫生路线的前沿阵地，多治好一个阶级弟兄，就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多贡献一分力量。”
现在，二○八医院的医务人员，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教导，正在不断地总结经验，以更加雄伟的步伐，沿着毛主席指引的医疗卫生路线奋勇前进！ 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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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草原上的真正主人
青海门源回族自治县四新公社女社员 乔阿玛吉
在旧社会，我家马无一匹，羊无一只，祖祖辈辈都是给牧主当奴隶。我从十一岁起，就开始给牧主放牛放马，吃的是猪狗食，每天还要挨打受骂。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我这个奴隶从苦海里救了出来。我从心眼里感到，天大地大没有毛主席的恩情大，爹亲娘亲没有毛主席亲。我下定决心，要紧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要搞好革命，就必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虽然五十岁了，又不识字，但是从一九六四年起，在别人的帮助下，开始学习毛主席著作。我根据林副主席“要把‘老三篇’作为座右铭来学”的教导，请社里的会计和小学生帮助我学习“老三篇”。他们一个字一个字地教我读，我一个字一个字地记，终于能够背诵了。一九六六年，社里建立了学习制度以后，不管刮风下雨，我都要赶三里多路去参加学习，每次到得最早。有人问我：“你这么大岁数了，还学习干啥？”我说：“岁数大就不干革命？干革命不学习毛主席著作行吗！”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越学心里越亮堂，越学越想学。通过学习，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觉悟。我牢牢记住毛主席关于“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和“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的伟大教导，精心放牧社里交给我的一群黄牛。对于瘦弱多病的牛，我经常用自己的青稞、酥油、茯茶等喂它。冬天，牛怕冷，我就用自己的毡子给牛做搭盖。在我的照料下，这群牛一年四季都膘肥体壮。为了把牲畜喂好，我常常利用放牧的空闲时间去割青草。有一次上山割草，由于山陡路滑，一不小心，从山上滚了下来，幸好被一棵松树挡住，没有发生危险，只是手被划破了一道大血口子。干部和社员都来安慰我。我想，张思德同志为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受这点伤算不了什么。第二天我又拿起镰刀上山了。
我还注意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家里的人，使全家人都热爱集体，一心为公。去年春天，我们社的灾情比较严重，缺少牧草，一群耕马膘情不好，有些人不愿放牧。这时，我记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是为着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于是，就动员自己的大孩子承担这个革命重担。可是他怕苦怕累不愿干。我就提议举办家庭学习班，用张思德、白求恩的光辉形象帮助他解决思想问题，又用我在旧社会给牧主放牛放马的苦难家史对他进行阶级教育。最后他痛哭流涕地说：“我忘了本，我对不起毛主席。我一定听毛主席的话，把社里的这群马放牧好。”他不怕天寒地冻、冷风刺骨，早出晚归，采取分散放牧的办法，使这群马很快恢复了膘情，及时地投入了春耕生产。
在去年秋收大忙中，社里有段路多年失修，高低不平，不能通车辆，使社员不能及时运回庄稼。当时，社里劳力非常紧张。我和全家商量，决定利用放牧的空闲时间整修这条路。一开始，老伴刨了两镢头，感到很费力，产生了畏难情绪。我就和全家坐下来学习《愚公移山》。在老愚公英雄形象的鼓舞下，老伴也干劲十足了。他一面背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面不停地挥舞着镢头。我们用了三十二个工，终于把这段近一里长的路整修好了。事后，社里要给我记工分，大孩子抢着说：“这是我们全家一早一晚修的，要什么工分？为人民服务嘛！我们要彻底肃清大叛徒刘少奇‘工分挂帅’的流毒！”
我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的教导，干部工作上的困难我要管，社员生活上的困难我要管，不利于集体的事情我更要管。社员们信任我，选我当公社的贫协主任和治安委员。但是，也有人说我“管得宽”。我想，社会主义的事情，我们这些在旧社会当过奴隶的人不管，谁管？我们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当好家，做好主，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今后，我要更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进一步改造世界观，同社员一道，抓革命，促生产，把草原建设得更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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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怎么说就怎么办
在祖国西南边疆，地处海拔一千八百多米的施甸县民红山寨，人们传颂着老贫农杨应祥破私立公的故事。
杨应祥是民红公社上五福大队的一个贫农社员。他家里养的一口肥猪，眼看就要“出槽”了。有一天，城里来了个熟人愿意出高价买他这口大肥猪。这可是个机会啊！卖不卖？老杨一时拿不定主意。公和私的斗争，使得他坐立不安。究竟怎么办呢？还是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杨应祥翻开了“老三篇”，眼前闪现出张思德、白求恩的高大形象，耳边响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对照毛主席的教导，杨大爷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杨大爷想到解放前，整天过的是“吃没锅，睡没窝”的生活，给地主当牛做马，跑过这山跑那坡。是谁给自己带来了今天的幸福生活呢？是共产党，是毛主席。
解放后，人家还说上五福大队穷，确实是这样。集体庄稼种不好，年年还要国家回销几万斤粮食。想起这些事，上五福大队哪个贫下中农社员心里不惭愧呀。穷在什么地方？说到底，就穷在一个“私”字上。有了“私”字这个祸根，就站不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脚跟。一九六二年大叛徒刘少奇“三自一包”的黑风一吹来，有人就飘飘忽忽了。集体生产不来劲，却起早摸黑地搞个人的“小自由”。结果，集体生产搞不好，自己也没富起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席卷了千里边疆，在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云南代理人的斗争中，民红公社的社员们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大提高了政治觉悟。全体社员坚决响应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一个心眼为革命、为集体种庄稼，三年来获得连续丰收，摘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回忆起那一段“私”字的苦，想想今天“公”字的甜，杨大爷心里更觉得亮堂。
想到这些，杨大爷下定了决心：对不起毛主席的事，对不起党的事，对不起国家的事，说啥也不能干！
杨大爷狠狠地斗了自己的私心，还找到要高价买猪的那个熟人，狠狠地批评了一顿。然后高高兴兴地牵着肥猪到供销社去，按国家牌价，把猪卖给了国家。有人问他：这样做不是不划算吗？杨大爷坚定地回答说：“算私字账，个人少得几元钱是吃亏了，但那是资本主义道路，是叫我们贫下中农重受二茬罪的道路；算公字账，支援了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毛主席指引的光明大道上前进了一大步。”
云南保山专区革委会报道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