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印度《解放》月刊谴责印修分子鼓吹“议会道路”破坏人民革命斗争
印度人民只有走革命道路才能摆脱奴役
不砸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所谓“减轻人民的痛苦”等等纯系欺人之谈
新华社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解放》月刊一月号发表文章，批判印度修正主义分子散布“议会道路”的谬论、破坏印度人民的革命斗争。文章号召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北方邦和旁遮普邦的人民，起来抵制印度反动政府将在这四个邦中举行的“期中选举”。
这篇题为《抵制选举，沿着革命的道路前进》的文章说：“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者和反动派——美帝国主义者、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印度反动统治阶级及其政党和宣传机构——吹嘘印度是议会民主的橱窗，是‘发展中’的国家学习的榜样。”文章指出，实际上，在印度，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对被剥削群众正在放肆地实行专政。人民没有民主权利。所谓“印度的议会制度也体现了人民取得的进展”并“向他们提供了维护自身利益的某种机会”的说法是十分荒谬、虚伪和有害的。
文章说：反动统治阶级的代言人——印度修正主义分子多年来不断企图把印度人民从革命的道路拉到“议会道路”上去。在一九五一年，他们在背后破坏了特仑甘纳地区革命农民英勇地开展的武装斗争，并且欺骗印度人民，要他们通过投票来建立所谓“人民政府”。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一直无视农民问题和农民在印度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他们一直对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采取敌视态度，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证明了怎样才能在一个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里完成一次胜利的革命。
文章揭露印度修正主义者的无耻欺骗说，上次大选以后，在印度修正主义分子参加的“联合阵线政府”统治下的邦里，粮食比以前更加缺乏，失业问题更加尖锐，裁员更加广泛，生活必需品更加昂贵。“联合阵线政府”的经验再一次表明，不砸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不摧毁农村的封建主义，便不可能给人民群众任何利益，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什么“减轻人民的痛苦”或进行“改革”，完全是欺人之谈。
文章强调说：“走革命的道路，走毛泽东同志领导中国人民走向胜利的道路，走纳萨尔巴里和斯里卡库兰英勇的农民的革命斗争所照亮的道路！只有走这条道路，印度人民才能摆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本的奴役，加速世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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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鸦片”贩子和“劣质酒”商
郭一兵
约在二十年前，苏联的一位社会科学家在批判资本主义世界时写道：“宗教首先就在灾祸奇重、艰苦至极、悲观失望和痛心疾首的地方得到繁荣滋长的机会。”他没有料到，这竟成了今日苏修统治下的苏联社会的写照。在那里，宗教又“繁荣滋长”起来了。
马克思曾经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列宁也说过：“宗教是一种精神上的劣质酒”。请看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苏修叛徒集团是怎样让他们的御用“文人”、“学者”出来叫卖这种“鸦片”和“劣质酒”的吧！
一名苏修的“学者”在《消息报》上鼓吹说：“如果认为宗教对人民来说是鸦片，那么应该说，少量的麻醉剂是有益的，它可以使人镇静并减少痛苦。”
一个苏修的“大科学家”则公然宣称：“作为科学工作者，我相信宇宙间有一种凌驾于人的力量之上的力量。这个力量不妨称之为上帝。”
不久前，苏修《共青团真理报》甚至刊登了主张在学校中恢复宗教教育的“倡议”，说什么：“没有基督就没有道义，也不可能有任何道义。”
正是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纵容和鼓励下，反动的宗教思潮在苏联日益泛滥。
马克思曾经指出：“陈旧的东西总是企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消灭了剥削制度和人民的贫困，摧毁了宗教的社会基础，并且大力进行科学无神论的宣传，使得大多数劳动者摆脱了宗教偏见的束缚。但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政权之后，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使广大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把一个好端端的苏维埃社会弄得乌七八糟。于是沉渣浮起，群魔乱舞，宗教势力的残余就借助“灾祸奇重、艰苦至极”这些肥沃的土壤，迅速复活起来。据苏修报刊透露，苏联全国各地举行宗教仪式的次数，在最近十年中增加了两倍至三倍，教堂和教区日益增多，宗教徒人数跃增至几千万之多。
宗教从来就是剥削阶级从精神上奴役群众的一种手段。因此，代表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利益的苏修叛徒集团积极扶植反动的宗教势力，这是毫不奇怪的。他们妄图用“天堂里的幸福”来“安慰”被压迫的苏联人民，使苏联人民甘心忍受他们的反动统治，俯首听命于他们的摆布。
不仅如此，苏修叛徒集团还利用宗教偏见作为跟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的一种工具。他们鼓励宗教活动，煽动宗教情绪，妄想借此抵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苏联的传播。
这些叛徒无耻到这样的地步，他们竟然妄图寻找宗教同社会主义有共同之处的积极因素，为猖獗的宗教活动进行辩护。苏修《在国外》杂志就曾经长篇累牍地发表一些娄罗们的文章，胡说什么宗教教义中“有那么一些忠告是符合社会主义革命的含义的”；他们甚至攻击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一著名论断是“不正确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是站不住脚的”。真是疯狂到了极点。
为了倾销“鸦片”和“劣质酒”，苏修叛徒集团的头目们不惜亲自出马。波德戈尔内和其他苏修官员曾经络绎不绝地到梵蒂冈晋谒罗马教皇。苏修叛徒还邀请了梵蒂冈、美国教会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牧师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基督教正教莫斯科教区的庆祝活动。所有这些行径，都赤裸裸地暴露了苏修集团反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嘴脸。
恩格斯说过：“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这对于苏修叛徒集团的修正主义统治，当然也不会例外。一切牧师或神父的祷告都挽救不了苏修叛徒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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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看，印修吹捧的“和平过渡”黑样板究竟是什么东西
印修分子控制的喀拉拉邦政府，纵容大地主和富农凶残地掠夺农民，帮助大财阀镇压工人斗争，成为外国和本国反动派的驯服工具
新华社讯 新德里消息：印度《解放》月刊去年十二月号发表文章，揭露了印度修正主义分子搞“和平过渡”的黑样板——喀拉拉邦政府的重重黑幕。文章指出，喀拉拉邦政府是印度反动派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工具。
文章列举大量事实，驳斥了印修分子为他们把持下的邦政府涂脂抹粉而散布的谬论：他们胡说什么这些邦政府是人民手中的“斗争工具”，“使人民立即减轻痛苦”等等。文章指出，喀拉拉邦政府决不是什么“反击反动统治阶级的进攻”的阶级斗争工具。相反地，它是印度大资本家和地主、富农手中的驯服工具，是忠实地为印度反动派和外国反动派服务的。
文章说，当贫苦的农民要接收政府控制的荒地时，印修分子控制的邦政府拒不接受农民的要求。这个政府接着演出了一场所谓“分配政府控制的荒地”的丑剧，只有同印修分子关系密切的或花了钱贿赂他们的人才能分到土地。大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根本没有触动，而且，在邦首席部长、印修分子南布迪里巴德的参与下，喀拉拉邦政府提高了大米收购价格，不向大地主和富农征收较重的捐税，加上黑市盛行，这就使大地主和富农在邦政府当政的二十一个月来养得更肥胖了。因此，不是农民，而是有钱的地主、富农和高利贷者，把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政府，当作驯服的工具，来更加凶残地掠夺人民。
印度大财阀比拉在喀拉拉邦马维尔地方开设有一座人造丝工厂。这家工厂的工人在去年三月底四月初举行罢工。印修分子控制的邦政府立即派警察赶去维护比拉的利益。比拉的手下人公开赞扬南布迪里巴德及其政府替他们帮了大忙。
在这个邦的伊迪基地方有一个水力发电工程。近四千人在那里做工。他们遭受残酷的剥削和虐待。一些临时工被迫在去年五月二十一日举行罢工，并且开展了英勇的斗争。南布迪里巴德为了保护掠夺者的安全迅速采取了行动。到六月中，至少有九十四名工人被逮捕。
南布迪里巴德政府还曾出动武装警察和便衣人员去镇压邦政府雇员的斗争。它还曾出动警察冲散工人的集会，南布迪里巴德的私人秘书亲自到现场附近指挥。
文章指出，这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竭力去冲散工人集会，殴打和逮捕工人，压制他们的一切富有斗争性的行动，为外国和本国反动派效劳。
印修分子散布说，他们把持下的邦政府，能“使人民立即减轻痛苦”。文章在驳斥这种谬论时指出：“粮食减少，失业人数增加，所有消费品的价格上涨——这就是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所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使人民‘立即减轻痛苦’的结果！”在印修分子当政至今，喀拉拉邦的大米配给成年人从每天六盎司削减到三盎司（约从三市两减为一点六市两），而配给米价却上涨了百分之三十五。在这个邦的一千九百万人口中，六十多万人已完全失业，还有大约四、五百万人半失业。失业人口逐年增加。
文章强调说：“在世界资本主义进行垂死挣扎的阶段，在印度这样遭受帝国主义、本国大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剥削的国家里，一切关于‘立即减轻人民痛苦的计划’的谈论，都是彻头彻尾的谎话。喀拉拉邦的经验又一次明确地证明了一个真理：不通过人民民主革命打碎目前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就不可能使基本群众的痛苦得到减轻，那怕一点点也不可能，那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党员’、‘社会主义者’声称，甚至在目前的体制下也可能实现一个‘立即减轻基本群众的痛苦的合适计划’，他们是坏透了的政治恶棍。他们散布这种幻想，目的是麻痹人民的革命觉悟，设法保持目前的制度，从而忠实地为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派效劳。”
文章还指出：“南布迪里巴德和他的伙计装出一副姿态，使人相信他们的政府是打算公平地对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知道，这种姿态只不过是用来欺骗落后群众的恶毒手法，因为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下的阶级社会里，政府是剥削和压迫一切劳动人民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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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伊拉克总统重申拒绝“和平解决”中东问题
新华社巴格达七日电 据伊拉克报纸七日报道，伊拉克总统贝克尔六日在这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伊拉克拒绝“和平解决”中东问题。
贝克尔总统在回答问题时说：“伊拉克对和平解决不感兴趣，因为那是不公正的。”他强调说：“我们认为，不从阿拉伯国家领土撤走以色列侵略者，不完全承认巴勒斯坦人民重返家园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中东就不能实现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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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修勾结美帝出卖阿拉伯人民的一场丑恶表演
苏修分子公然在开罗“国际会议”上兜售“政治解决”骗局，大肆鼓吹“曲线救国”谬论
许多阿拉伯国家代表看透苏修阴谋，指出“政治解决”中东问题只能是一个新的慕尼黑
新华社开罗四日电 本社记者报道：最近在开罗举行的所谓“支持阿拉伯人民第二次国际会议”上，苏修代表做了出色的表演。人们看到：他们有时在同一些阿拉伯人无理吵架，歇斯底里大发作；有时则垂头丧气，呆若木鸡。一些记者描绘苏修代表的丑态说，他们的“情绪无法控制，恼怒无常”。
苏修代表的处境为什么会这样尴尬狼狈呢？这是因为他们做贼心虚，不管玩弄什么花招也都无法掩盖苏修出卖阿拉伯人民的罪恶阴谋的缘故。
这次会议是苏修叛徒集团加紧同美帝勾结，阴谋推销苏修蓄谋已久的所谓“解决”中东问题的“五点计划”，对阿拉伯人民实行假支持真出卖而精心策划和炮制的，企图把所谓的“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骗局强加给阿拉伯人民。早在几个月之前，苏修把持的“世界和平理事会”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就已经着手筹备这次会议了。苏修操纵的十五个所谓“国际组织”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他们还把印度的克里希纳·梅农之流也带去参加会议，企图形成关于中东问题的所谓世界舆论。为了控制这个会议，苏修甚至把在西欧和美洲的修正主义政党里的一些追随者也弄去参加会议。尽管会议开动表决机器，通过了某些决议，表示“支持”苏修的所谓“和平解决”中东问题的政策。但是苏修在会议上推行的那一套出卖阿拉伯人民利益的反革命路线，却遭到了巴勒斯坦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的代表们的强烈反对。
会上发生的主要争论反映了在中东问题上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妥协投降的路线，一条是坚持武装斗争的路线。苏修代表团团长、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塔别耶夫在会上大力兜售美苏合谋炮制的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他毫不掩饰地说，苏联对解决中东问题的意见，总的说来是要把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付诸实施。他公开叫嚣苏修“支持政治解决中东问题”，“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可以接受的基础。实现这个解决办法，就可以为阿拉伯国家的迫切的问题提供公正的解决办法”。他还极力鼓吹一切都应该为“政治解决”服务，并要这次会议也应该对“政治解决”作出贡献，明目张胆地向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
必须指出的是，这个苏修分子在他大念“政治解决”的和平经时，只字不提巴勒斯坦问题。这并不是由于他的疏忽，而是因为苏修的所谓“政治解决”的要害，就是要一笔勾销巴勒斯坦的解放事业和扑灭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斗争的烈火。
苏修代表团的出卖中东人民的行径得到了到会的一些娄罗的支持。印度代表团团长对苏修的反革命立场竭力吹捧。他无视巴勒斯坦和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的反对，竟恬不知耻地说，会议应该“欢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所提出的倡议，以便逐步地实现安理会的解决办法。他还要会议制订什么“同以色列共处”的“大胆的和平战略”。胡说什么：“现在，以色列是联合国一个成员国，要是我们对局势采取现实主义看法，不管愿意不愿意，阿拉伯人将不得不同以色列共处。”
这一个苏修的走卒公然诬蔑巴勒斯坦人民的反帝反侵略斗争是出于难民的“孤注一掷的情绪”，并提出要美苏控制的工具联合国再搞一个“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行动计划”，来勾销巴勒斯坦人民的武装斗争。主奴在会上的一唱一和，彻底暴露了苏修策划这个会议的卑劣目的。
许多阿拉伯代表对这种出卖阿拉伯人民的阴谋表示十分愤慨。“法塔赫”（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在会上说：“我们断然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决议和在这以后苏美两国提出的建议，也拒绝任何其他形式的和平解决，因为所有这种建议都避开了巴勒斯坦人解放他们的国家和恢复自己的家园的权利。”他指出：“在巴勒斯坦没有获得解放、我们的权利没有恢复之前，我们的人民决不放下武器。”
叙利亚代表团团长在会上针对苏修代表说，他注意到几个人的发言，得出这样的印象：即安理会一九六七年十一月通过的英国提案可以被认为是阿拉伯群众的普遍要求，因此这个提案可以解决所讨论的问题。他说：我感到有义务在这里指出，“这个决议不会，也不可能实现我们的人民的愿望，因而决不能导致正确的解决。实际上，英国提案奖赏侵略行动而无视一个根本问题，即被赶出家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和重返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一直是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主要根源和不断爆发的冲突的焦点。”叙利亚代表团团长坚决表示反对任何企图取消巴勒斯坦问题的阴谋诡计。他强调说：“关于确立‘安全的、得到承认的边界’，结束交战状态，阿拉伯水道的自由通航，建立非军事区、驻扎国际部队，这一切就是要取消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这也意味着，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必须跟国际紧急部队一起，同巴勒斯坦革命对抗，并扼杀这场革命。”
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团也表示拒绝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和其他任何所谓“政治解决”的建议。
在一些阿拉伯国家代表团的反对下，苏修代表团又玩弄了新的阴险花招。一方面是在会议通过的“公报”和“呼吁书”中，用含糊其词的办法硬把苏修的观点塞进去；另一方面是竭力辩解，胡说什么：他们支持通过联合国求得“政治解决”，同阿拉伯支持巴勒斯坦武装斗争并不矛盾呀，消除六月战争的后果是第一步，这样做有利于作为第二步的巴勒斯坦人民争取解放的武装斗争呀，等等，大肆鼓吹“曲线救国”论。可是，许多阿拉伯国家代表已经看透了这一阴谋，他们指出任何“政治解决”只能是一个新的慕尼黑。正如叙利亚代表团所指出的，“政治解决”不过是意味着永远取消巴勒斯坦问题。
苏修叛徒集团在这次会上的拙劣表演，又为它自己在出卖阿拉伯人民的罪恶史上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页，又一次充当了一个极好的反面教员。不管苏修怎样同美帝狼狈为奸，策划新的阴谋来出卖阿拉伯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扑灭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斗争的火焰，这只能进一步暴露它是巴勒斯坦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凶恶敌人的丑恶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