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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
新华社八日讯 苏联政府六月十三日声明
苏联政府今年三月二十九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建议，立即采取实际措施使苏中边界局势正常化。苏联政府在声明中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呼吁：不要象在达曼斯基岛地区曾发生的那样，在边界上采取会引起纠纷的行动，如果发生分歧，要在心平气和的情况下通过谈判来解决。
苏联政府曾建议恢复于一九六四年在北京开始的并由中国方面中断的协商，以便核定边界个别地段的边界线走向。苏联方面曾提出四月十五日或“其他一个对中国方面合适的最近的时间”作为苏中两国代表第一次会晤的可能日期。
今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了答复。从这个答复中可以看到：中国政府同意举行谈判的建议，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商定开始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并表示反对使用武力。
这样，通向谈判桌的道路似乎正在敞开。
目前苏中关系的尖锐化完全是由中国方面的行动引起的。如果中国政府也认为有必要保持苏中两国之间的正常关系，承认互不干涉内政，尊重领土完整和领土不可侵犯的原则，那末，边界局势将会重新正常起来。事态的这种发展是会符合苏联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而且我们坚信，这也是会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的。一、
苏联政府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对苏联提出了许多毫无根据的要求，这些要求只有一个用意，就是要给早就由中国方面造成的麻烦增添新的麻烦，这个事实无助于为谈判创造良好的气氛。
看来，中国方面决定对俄中关系史上某些事实作出评价，指望通过断章取义和故意歪曲来造成中国方面所期望的、然而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关于我们两国边界是怎样形成的概念。
同时，再次把关于所谓“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样称呼确定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目前边界的那些条约）的问题提到首位。中国政府企图在消除过去几个世纪造成的“不公平”情况这个臆造的借口下，为他觊觎历来属于苏联的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领土提出根据。
中国政府不愿意把一九六四年协商时谈到的核定边界线走向的问题作为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讨论题目，而想从中国方面现在解释历史和条约的那种观点出发，来讨论关于新的中苏边界的问题。
不能不注意到，中国目前的对外政策和宣传中，对其他国家的领土要求占有很大的地位。中国领导人今天想得到中国征服者过去某个时候曾经去过或准备去的地方。
这种宣传既不是今天，也不是昨天才开始的。这种宣传是一步一步进行的，它是从颂扬以往封建主的掠夺政策，是从一九四九年以后出版一些教科书和地图就已经开始的，在这些教科书和地图上，其他国家的许多土地都被画成了中国的土地。随后，就开始正式提出领土要求。
从六十年代起，扩张主义野心也公开地指向了苏联方面。中国方面随心所欲地玩弄历史资料或者故弄玄虚，千方百计地制造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所谓领土问题，把两国之间现存的边界说成是有疑义的。这种情况促使我们阐明问题的实际方面。
正如苏联政府三月二十九日声明所指出的那样，苏中边界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还在俄罗斯国家同中国的相互关系刚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两国之间就存在着一个辽阔的、人烟稀少的或实际上无人居住的半空旷和原始森林地带。比如，在这个时期，中国北方的国界是以长约四千公里的长城为标志的。众所周知，长城位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西南一千多公里的地方。
到十七世纪上半叶俄国移民开发黑龙江流域时，满洲还是一个不依附于中国的独立国家，居住着在民族上与中国人（汉人）完全不同的民族。而且，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本身丧失了独立，并且在满洲人占领了北京（一六四四年）并把清朝统治强加于中国人民之后，成为满洲国家的一部分。直到十九世纪末，满洲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单独的结构——皇帝的封地，禁止中国人移居那里和在那里从事经济活动。
十七世纪末，满洲皇帝康熙对黑龙江流域阿尔巴金督军辖区的俄国移民居住地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远征。在满洲将领给自己皇帝的奏折中就此指出：“……使东北数千里从未入中国之地，咸归版图。”这些俄国土地在一段时间内曾被满洲侵略者占有。
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满洲统治者征服了蒙古，灭了厄鲁特人的准噶尔汗国，屠杀了这个国家居民的大部分——一百多万人，臣服了在东土耳其斯坦（喀什噶尔）的维吾尔人的国家。通过这样的途径，便使到目前仍被称为新疆，翻译过来的意思是“新的边界”的广大地区落到了清朝皇帝的统治之下（这里住有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东干人和其他民族）。同时，满洲——中国的扩张伸向西南方和南方。
如果以真正的事实为基础，而不是随心所欲地对待事实的话，那么，事情的真相就是这样的。清朝的中国绝不仅仅是某种遭受外来侵略的对象。骑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满洲——中国的皇帝积极奉行了掠夺性的、殖民主义的政策，把别国和别国人民的领土一块一块地并入自己的版图。中国现今疆界的形成过程，伴随着对被压迫民族的强行同化及其肉体上的消灭。但是，中国现在的史料研究工作者从中国皇帝和官吏的所作所为中只找那些可以为其扩张主义野心辩解的“论据”。
许多代以前形成的苏联和中国之间的边界反映了并反映着这两个国家人民沿着自然山界和河界的实际居住情况。这条边界全线已经由条约、议定书、地图明确地从法律上规定下来。
确定沿黑龙江为界的瑷珲条约是一八五八年五月十六日（按：中俄条约签订的月、日原文用的是俄历，下同）由俄国钦差大臣、总督穆拉维约夫和大清国钦差大臣镇守黑龙江将军奕山在瑷珲城签订的。正如这个条约的序言中所说的，这个条约是……“为两国彼此永远益生和好，两国所属之人有益……”而签订的。这个条约于一八五八年六月二日由中国皇帝下令批准，于一八五八年七月八日由俄国批准。
一八五八年六月一日，俄国驻华御前大臣普提雅金和中国钦差大臣花沙纳在天津签订了天津条约。条约规定，俄中两国边界未划定部分，应由两国政府派遣信任人员立即就地查勘，“他们将商定边界线”。天津条约接着说：“边界既定之后，登入地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
为了执行这个协议，一八六○年十一月二日在北京签订条约，这个条约肯定了早先在瑷珲和天津达成的协议，并确定了沿乌苏里江的边界。北京条约是由俄国全权代表伊格纳切夫和大清国全权代表恭亲王奕诉签订的。双方在北京条约中重申，签订该条约“……以固两国和好、贸易相助及预防疑忌争端……”。一八六一年，又附加了关于交换乌苏里边区边界地图和记文的议定书，作为该条约的组成部分。
所有上述条约象其他确定苏中边界的文件一样，迄今仍然保有两国间的国际文件的效力。由于无法否认这一点，于是中国方面就企图对上述法律文件的合法性散布怀疑，同时还直接加以歪曲。
中国政府的声明断言，似乎表明边界线走向的一八六○年北京条约附图是“沙皇俄国单方面绘制的”。这纯粹是谎话。实际上，换图议定书是一八六一年六月十六日由俄国全权大臣卡扎克维赤和布达果斯基为一方，大清国全权大臣成琦和景淳为另一方签订的。议定书上加盖了俄中两国的官印。
议定书中说，“在将各种文本的地图和记文”，即“作为北京条约附件的两分用俄文和满文书写的边界地图”和“用同样方式书写的四分从乌苏里江到海边的边界地图和记文”“最后核定后”，“这些地图和记文完全相符”。议定书中接着指出，“俄国首席大臣将用俄文和满文书写的一分边界详图交给大清国首席大臣，而大清国首席大臣在接受地图之后，同时将用同样文字书写的同样地图交给俄国大臣。用同样方式还交换了另外四分叙述从乌苏里江到海边边界的地图”。在所有这些地图上，俄国和中国代表都盖了印，签了字。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却不顾文件中所记载的事实，说什么“单方面”绘制地图。
中国政府的声明断言，达曼斯基岛（按：即珍宝岛）“从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一八六○年以前，乌苏里江是“中国的内河”。可是，在这里，历史事实也证明不是这样。正如上面指出的，在中国被满洲人征服之前，中国本土的北部边界是沿着长城的，同乌苏里江毫不相干。当时满洲人是住在黑龙江以南和乌苏里江西南八百多公里的辽东半岛和辽河地区。在十七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满洲人用所谓“柳条边”——奉天附近的一条工事和警戒线——作为自己的帝国北部疆界的标志。这条线由国家边防警卫队守卫，满洲的臣民如果越过“柳条边”的界线之外，就被认为是出国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关于满洲帝国军队的记载《八旗通志初集》就证明了这一点。“柳条边”的残迹直到今天还可以看见。因而，对满洲人来说，乌苏里江无论如何不可能、也不曾是一条“内河”。
沙皇俄国和满洲——中国的清帝国之间在滨海地区的国界是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确定下来的。根据一八六○年北京条约的规定，乌苏里江被确定为俄国和中国之间的边界，而且根据作为条约附件的一八六一年协定书，江上的“边界线”在地图上是用一条红线标出的。在达曼斯基岛地区，边界线是直接沿中国江岸走的，因而，这个岛位于“边界线”的苏联一侧，它属于苏联，而不属于中国。
众所周知，在国际法中没有一个自行按主航道中心线确定界河上的边界的准则。在签订相应条约时，各国是根据它们认为最合适的、符合情况的办法标界的。在国家关系中有这样的例子，即边界是沿河岸划定，而不是沿航道划定。一八五八年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之间签订的条约规定：边界线是沿着圣胡安河的右岸通过的，“尼加拉瓜共和国对这条河的水域拥有完全的占有权和司法主权”。在其他国家之间签订的协定中，也有类似的确定河流边界的做法。
一八六○年俄中北京条约是这些例子中的又一个例子。一九五一年签定的苏中国境河流航行协定也反映了这样一点，即承认边界线不一定同航道相一致。这个协定的第一条说，双方船只在国境河流上沿着主航道航行，“不管国境线在那里通过”。
一九六四年在北京进行协商期间，中国方面提到沿岸中国居民的利益，苏联方面表示愿意迎合中国方面的这个愿望，并表示愿意在互让的基础上，在下列条件下，就划定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沿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边界线达成协议，这个条件就是：中国方面也要表示愿意相应地承认苏联居民在边界个别地段上的利益。这本来会是一个以双方都希望消除边界紧张局势和维持边界安宁为基础的合理的协议。
当时之所以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是因为中国代表提出没有根据的领土要求和其他要求而使协商复杂化，这些要求使现行边界的走向以及确定苏中边界的一切条约都成了问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声明中，硬说什么俄国无视一八八四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规定，侵占了两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然而，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的议定书同中国方面所说的帕米尔地区根本没有关系，这是每一个肯把这个议定书拿来看一看的人都会确信的。俄中两国官员曾在从前的俄国费尔干省和中国的喀什噶尔省之间的天山地区，在从别迭里山口到乌仔别里山口地段从事勘界工作，并在这项工作结束后签订了上述一八八四年五月二十二日议定书。帕米尔的划界是一八九四年以换文的方式完成的，当时双方议定，在帕米尔沿着萨雷阔勒岭“不超越各自的位置”。正是这条线，而不是任何别的线一直存在到今天。
从众所周知的事实来看，所谓中国在西段的边界是“在巴尔喀什湖”的说法至少是荒谬的。早在十八世纪初在额尔齐斯河上游就建立了俄国的要塞和居民点。北哈萨克斯坦和东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的玉兹（氏族）早在一七三一年和一七四○年就已臣服俄国。
这时，满洲的清帝国正忙于在中亚对现今的新疆地区进行征服，对厄鲁特人、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以及居住在准噶尔和东土耳其斯坦的其他民族的反抗进行镇压。清朝占领区的西部边界距巴尔喀什湖数百公里。
满洲人在一七五八年侵占准噶尔以后，开始对哈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游牧区不时进行掠夺性的袭击。无论是在哈萨克斯坦，还是在现今中亚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其他地方，都没有清帝国的任何军事和民事的政权机关，更不用说这里从来也没有任何满洲居民或中国居民这一点了。
所以，历史事实证明，在西部，中国边界没有超出甘肃省和四川省，更从来没有到过巴尔喀什湖。二、
苏联政府在今年三月二十九日的声明中，已经谈到苏联对不平等条约的态度问题，谈到中国方面企图在这一完全清楚的问题上迷惑社会舆论。
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列宁的法令立即废除了沙皇俄国同外国，包括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秘密条约。苏维埃国家的这一步骤表明他决心发展同一切国家，包括同中国的友好、平等和互相尊重的关系。
在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致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中曾指出俄国和中国之间的哪些条约被苏联政府视为不平等条约。
宣布废除了关于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在中国领土上的租界和帝国主义国家在镇压“义和团起义”后强加于中国的赔款中应付给俄国的部分的那些条约。苏维埃俄国放弃了所有的这类条约，不管这些条约是同中国签订的还是同第三国就中国问题签订的。
这些建议曾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部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的照会中予以重申，照会强调指出，苏联政府将始终不渝地奉行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宣言中所阐述的原则，并将把这些原则作为中俄两国友好协定的基础。
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签订的苏中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从法律上废除了不平等条约。
无论在一九一九年宣言中，还是在一九二四年苏联同中华民国之间的协定中，都不包含，而且也不可能包含这样的规定：把确定现今苏中边界线走向的条约列为不平等条约或秘密条约。当然，也谈不上废除或修改这些条约。
直至不久前，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自己还曾强调指出，苏维埃国家废除了同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说过，并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六日再次这样说，“苏联是第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和中国订立平等新约的国家”。而现在，从中国声明中可以看出，规定中国政策的那些人优先考虑的不是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列宁法令，而是被吹捧为“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统帅”的成吉思汗、康熙和其他封建主的远征。
中国政府为了使关于中俄边界条约“不平等”的说法有一种近乎情理的表象，竟然故意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引语。中国政府任意引用从历史记载的上下文中抽出来的指责沙皇俄国政策的话。例如，从弗·伊·列宁的文章《中国的战争》中引述了一段痛斥沙皇政权同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一起镇压“义和团起义”（一九○○年的义和团人民起义）的话，来“证明”义和团起义以前四十年就缔结的、以及在弗·伊·列宁的文章中只字未提的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是“不平等”的这个论点。
众所周知，一九一七年完成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不仅结束了沙皇俄国政府对东方人民所奉行的压迫政策，而且以自己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各个文件和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人类作出了符合各国劳动人民利益的崭新的阶级政策的榜样。
在苏维埃国家的任何一个文件中，在列宁的任何一次讲话中，都没有把同中国的各项边界条约列为不平等的或是应该修改的条约，列宁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把苏中边界说成是有疑义的。
列宁所领导的争取使苏维埃远东摆脱日本和其他外国入侵者的斗争，已经永远地记入我国人民英雄事迹的史册。苏联粉碎了满洲的中国军阀侵犯我国边界的企图，粉碎了想试探我们保卫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的意志和坚定性的日本侵略者的企图。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五月二十四日声明中，煞费心机地回避有关中国皇帝扩张主义的反人民政策的一切，这当然决非偶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评价社会现象时丢开阶级态度，实质上力图证实，中国的封建征服者和人民的压迫者是正义的，而所有其余的都是非正义的，企图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沙皇专制的崩溃，俄罗斯国家的边界也该毁灭。
如果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声明中所坚持的原则，即领土的国家归属不决定于当地居住的人民，而是决定于对昔日远征的回忆，那么看来拉丁美洲就得归还西班牙王国管辖，美国就得回到大不列颠怀抱。希腊作为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大概就可以索要现今的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印度、巴基斯坦、阿联等等。
不久以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里有人还明白，这样提出问题，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会发生什么情况。例如，一九六○年十月，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曾说：“如果大家都开始算遥远的历史账，那么世界就要大乱了。”看来现在中国对此事却持有截然相反的观点。
在苏联和中国之间实际上不存在任何领土问题。无论过去和现在，都谈不上，也不可能谈得上苏联方面有任何破坏边界现状，有任何“侵占中国领土”的事。五十年来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在帕米尔和天山，苏联人民及其武装部队一直守卫着我国同一条边界。这条边界，今天和过去一样是不可侵犯的。要越过苏联边界的任何企图定将遭到毁灭性的回击。
苏联政府不能忽视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今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声明——其实，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许多其它国家文件——含有大量侮辱苏维埃国家和苏联人民的诽谤性的臆造和无中生有的攻击。苏联政府认为这类谎言是不值一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声明中充满了侮辱和谩骂，这未必能看作是中国方面真心愿意寻求建设性解决争端的证明。
因此，苏联政府还不能不提醒注意下面这个事实：中国当局继续在苏联边界上组织挑衅。与此同时，中国的官方人士和官方机构又开展了目前已遍及中国城乡各地的猖狂的反苏运动。中国开动全部宣传机器来煽动反苏情绪，向中国人民灌输这样一种说法：似乎苏联想进攻中国。这种说法的荒谬性是显而易见的。一切正直的人们都知道，苏联人民正在从事和平的创造性劳动，正在建设共产主义，他们过去没有进攻过任何人，现在也不打算进攻任何人。三、
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政策过去和现在是一贯的；他是建立在长久的远景基础上的。我们没有忘记，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吻合的。苏联主张同中国和睦相处和友好，主张消除有可能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复杂化的一切因素。苏联政府用友好、团结和合作的列宁主义国际主义政策来反对那些在中苏两国人民之间散布不和的人。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爱好和平力量的团结一致，是他们战胜帝国主义威胁和直接进攻的保证。
苏联政府不止一次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过关于使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建议。这个问题曾不止一次地向中国方面提出过，例如，在一九六五年二月和一九六六年三月，曾建议举行双边高级会晤来详细讨论一切争端。
苏联政府在三月二十九日的声明中建议恢复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代表之间的协商，以现行边界条约为基础来讨论关于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问题。现在苏联政府重申关于进行协商的建议，不言而喻，这种协商是没有任何先决条件的。
苏联方面主张：把双方对没有分歧的边界地段的一致意见肯定下来；在有分歧的个别地段，在条约文件的基础上通过相互协商对边界走向取得谅解；在由于自然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地段，在确定边界线时，应从现行条约出发，同时遵循互让原则和当地居民在这些地段的经济利益的原则；通过双方签署相应文件的方式把协议肯定下来。
苏联方面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观点，即“在肯定以有关目前苏中边界的条约为基础的前提下，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对边界上的个别地方作必要的调整”。
苏联政府的出发点是：为了现在就为即将进行的协商创造切实的和建设性的讨论问题的气氛，必须排除妨碍达到这一目的的一切。因此，苏联政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中的下列主张表示谅解：双方避免边境冲突，双方边防人员在履行职务时不诉诸武力，不互相开火，而只以和平方式解决在保卫现有国界中发生的问题。同样，必须完全消除双方以任何借口侵犯边界的情况。苏联边防军人和公民严格遵守这一规定。苏联政府希望，对中国边防军人和公民也将发出相应的指示。
苏联政府建议，在最近两三个月内在莫斯科恢复一九六四年中断的协商。具体日期可以通过外交途径商定。苏联政府任命苏联副部长级全权代表泽里亚诺夫为参加协商的苏联代表团团长。
苏联政府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很快通知我们，上述关于继续协商的时间和地点的建议对他来说是否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使苏中边界局势走向正常化的话，那么这条道路是敞开着的。
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