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21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
编者按 是把医疗卫生工作重点放在农村还是放在城市,是为广大工农兵服务还是为少数城市老爷服务,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多次指示医疗卫生工作要面向农村,一九六五年又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重要指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把大量的人力物力集中在城市,为少数资产阶级老爷服务,使广大农民长期处于缺医少药的境地。
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在全国总人口中大约占百分之八十,广大贫下中农是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因此,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这是“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需要,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是我国医疗卫生工作者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也是促进医疗卫生工作者思想革命化的重要途径。我们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这样做。
深入农村 扎根农村
黑龙江省龙江县山泉公社卫生院下放医务人员
我们齐齐哈尔市第一医院、中医院的二十七名医务工作者,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在去年九月二日,来到龙江县山泉公社安家落户。一年来的实践,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是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还是放到城市?是为广大工人、贫下中农服务,还是给少数老爷服务?这是毛主席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和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根本分歧。医务工作者只有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深入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才能彻底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并使自己的思想得到真正的改造。
多年来,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为了复辟资本主义,竭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疯狂抵制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的方针,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城市为少数人服务,而不顾广大贫下中农的身体健康。刘少奇以“首先是加强工业卫生和城市卫生工作”为借口,反对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就拿我们原来所在的医院来说,它为少数老爷设有专家门诊、特殊的小药库,而对贫下中农进城看病则设置了种种阻碍。有些本来可以治好的病人,却被拒绝于医院门外得不到治疗。有些病人虽然被准许住院,但是他们仍因拿不起押金而住不进去。贫下中农气愤地说:“这个医院不是为咱贫下中农开的,是给那些贵族老爷看病的。”我们这次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又亲眼看到了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进一步了解到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残酷迫害贫下中农的罪行,从而增强了我们扎根农村、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决心。
山泉公社是个半山区,全公社一万八千多口人。过去,医疗条件很差,药品很缺,交通不便,离县城六十多里,有急、重病就得往县城里送,往往误事。有的人患慢性病,到城市医院治疗,身边带去的钱花完了,还住不进医院,只好回家。
这个地方的常见病,是淋巴腺结核、甲状腺肿和痔疮等,过去无人进行防治,损害了贫下中农的健康,影响了生产。例如,有的六、七岁小孩得了粗脖根,到了二十几岁竟长到一斤到二斤重,压得喘不上气来。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院革委会组织全体医务人员重学“老三篇”,用全心全意为贫下中农服务的思想武装大家的头脑。大家发扬了敢想敢干的革命作风,冲破洋框框,因陋就简,克服困难,急贫下中农之所急。我们针对这里的常见病,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防治。同时,我们并不排斥尖端病的研究。我们所坚持的原则是:贫下中农有啥病我们就治啥病,常见的病我们治,不常见的病我们也治。在仅有的一间房的手术室里,我们做了胃切除、脾切除、子宫切除等手术。在没有取皮机的情况下,我们成功地做了植皮手术。为了方便群众,我们就在患者家里做了子宫切除。在没有X光机情况下,我们就用土办法,成功地为一名肩关节脱位四十五天的患者复了位。在没有X机光、没化验设备、没血库、没有脑科器械的情况下,我们就用仅有的一把骨钻成功地做了硬脑膜外血肿手术,还做了胸腔穿刺,治愈了肾炎、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伤寒等病。一年来,在同贫下中农结合的过程中,我们增强了与贫下中农的思想感情。随着感情的变化,作风也变了。过去是蹲在大楼里,坐堂待诊为少数人服务,现在是走到群众中去送医送药到门,为广大贫下中农服务。将近一年时间,我们走遍了全公社八十九个生产队和附近公社的一些生产队,出诊八百五十余次,治疗病人七万二千多人次,收容病人一千一百多人次,给五百五十多人做了手术,为生产队节省六千多个人工,九千多个车马工,一万六千多元。现在做到小病不出队,大病不出社。贫下中农满意地说:“你们真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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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破旧立新,努力为劳动人民服务
北京医院革命委员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五年就指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全国解放以后,根据毛主席对卫生工作的一系列英明指示,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原则。毛主席为社会主义卫生事业指明了方向。可是,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却以加强城市医疗卫生工作为名,极力反对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去。卫生部门的走资派秉承刘少奇的黑旨意,把卫生部变成“城市老爷卫生部”,把大量的人力物力集中到大城市,大建“现代化”的医院、疗养所,竭力追求建设上的“大、洋、全”,设备上的“高、精、尖”,技术上的“高、难、深”。
过去,我们北京医院就是一个医生多,病人少,不面向工农兵,只为少数人服务的“老爷医院”。医院的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工农兵的需要。
我院走资派疯狂反对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反对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极力鼓吹“技术第一”、“业务挂帅”,散布“活命哲学”、“养生之道”,企图把我院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阵地。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影响下,我们医院在检查治疗方法方面,一味追求什么“正规化”,对本来用一种诊断技术就可以确诊的病人也要进行全面检查,对年纪大的病人更要经常进行全面检查,包括心电图、放射线、化验检查等。有时病人住院已经一两周了,检查还没有做完,治疗还没有开始。眼、耳、口、鼻全生在一个人的脸上,得了病却要到三个科去治。牙痛要找口腔科医生,嗓子痛要找耳鼻喉科医生,一个医生看不了一张嘴里的两个病。就连口腔科还要分口腔内科、口腔外科。这使病人看一次病要跑几个科,耽误了不少时间。内科医生到农村去,看到有些贫下中农牙疼、肚子疼,可是自己竟不会拔牙,不会开刀。我们医院在治疗方面还采取所谓“大包围”的方法,本来用一种药就可以了,却中药、西药一起来。一个患感冒的病人,本来用上几分钱的药就可以治好,可是体温稍为高些,医生为了“安全”,就用上抗菌素了,一张处方就要一两块钱,完全按照少数城市老爷的口味,任意浪费药品。
刘少奇在我院的代理人还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到研究“高、难、深”的疾病上去,关起门来大搞某些少见病的研究,而不去研究那些常见的多发病和普遍存在的疾病。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院广大革命群众在解放军宣传队的帮助下,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狠批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把医院全面向群众开放,并且组织了两批“六·二六”医疗队到西北农村去,还向山西昔阳、河北遵化等地区派出了三批医疗队。医疗队员一面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面为贫下中农治病。他们打破城市医院的洋框框,自己动手创建了简易的手术室,从阑尾切除到复杂手术,全在这个设备简陋的用手电筒照明的小土房中进行,治疗了许多常见病、多发病,解除了贫下中农多年来的痛苦。他们处处为贫下中农着想,少用药,少花钱,治好病,处方的平均药价只有一角二分钱。有的医疗队员不会拔牙,就克服困难去学。过去在医院里拔一颗牙,一般要一元到一元五角钱;医疗队在农村曾经为五个人拔了牙,一共才花了五分钱。医疗队还在农村广泛地开展了花钱少、疗效快的新医疗法。贫下中农高兴地说:毛主席给我们派来了好医生,这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我们的最大关怀。
医务人员到农村巡回医疗,又进一步促进了医院的工作革命化。我们医院合并了原来的科室,便利病人就诊,改变了原来分工过细、等级森严等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了医护共同分片包干的新的医疗制度。留在城市的医务人员分批走出医院,到工厂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送医药上门,为他们服务。我们医院还为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举办了学习班,为农村培训“赤脚医生”。
目前,全院革命同志正在掀起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新高潮,狠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积极报名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巡回医疗。我们坚决遵循毛主席关于“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教导,进一步地开展革命大批判,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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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医学科学研究必须为工农兵服务
中国医学科学院 红医兵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医学科学研究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归根到底是一个关系到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大问题。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及其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极力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在城市。他们在医学科学研究上,把大量的人力物力用于研究所谓“高、难、深”的疾病,而对广大劳动人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常见病、多发病和普遍存在的病,怎样预防,怎样改进治疗,则不管或只放很小的力量,使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走上邪路。
刘少奇及其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拚命提倡“三脱离”的“纯理论”研究。刘少奇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甚至发出黑指示说:“你们把百分之九十五的力量管好理论、尖端项目,用百分之五的力量来抓常见病、多发病、地方病的研究。”我院有个研究所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共二百多个研究课题中,所谓“理论研究”竟高达百分之九十八,而关于防病治病的研究项目只有百分之二。结果是,科学研究年年搞,科学论文写不少,就是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和治疗解决不了。有的人为了写一本书给自己树碑立传,竟组织二十多人专门研究小白鼠内脏器官直到每根胡子的生理原因。与此同时,刘少奇及其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对于劳动人民的常见病、多发病、职业病则置之不理。当有人提出矽肺病严重危害工人健康和生命时,刘少奇就阴险地说:“这个矛盾好解决,可以搞工农轮换制嘛!你一轮换不就发现不了矽肺了吗?矛盾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我院有个研究所的资产阶级“专家”,长期以来拒不进行矽肺防治工作的研究,竟大骂搞矽肺治疗的同志是“吃饱了饭没事干”,而大搞什么“矽肺十年动态观察”的所谓“尖端研究”,实际上就是为刘少奇的“工农轮换制”制造“理论根据”。
刘少奇一伙推行的所谓“高、难、深”的医学科研路线,是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其目的就是妄图在这个上层建筑的重要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对工农兵群众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使医学科学研究工作走上了为工农兵群众服务的光明大道。我院研究工作者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指引下,开展革命大批判,除了投以少量的人力物力,密切结合实际,对于某些危害人民健康的少见疾病和疑难病症等进行研究以外,把研究工作的重点放到常见病、多发病上来。大家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搞成了一些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几年都没有搞成的新仪器和新药品。例如,我院有个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工人,怀着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对贫下中农的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不怕挫折,不怕失败,终于试制成功了治疗皮肤病和部分外科疾病的半导体致冷切片与治疗的装置,治疗扭伤和劳损等疾患的半导体间动电流治疗机,半导体小型消毒治疗机。实践证明,这些新仪器都具有效果好、体积小、便于携带、不需交流电、只用干电池、成本低等特点,可以在农村广泛使用,深受贫下中农的欢迎。还有几个研究所寻找出了一种效果良好的新抗菌素,提纯出了一种能治疗常见病和某些难治病症的药物,合成了一种来源广、价格便宜、携带方便、效果好的固体外用消毒药,等等。事实证明,医学科学工作者只要用毛泽东思想把自己的头脑武装起来,坚定不移地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全心全意地为工农兵服务,就能使医学科学事业得到迅速发展,为人民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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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生物制品工作要面向群众
卫生部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卫向农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应当积极地预防和医治人民的疾病,推广人民的医药卫生事业。”毛主席还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指引下,生物制品工作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消灭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和防治其他疾病中,在反细菌战的斗争中,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但是,刘少奇及其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拚命反对卫生工作面向工农兵的方针,极力把生物制品工作引向为城市老爷服务的邪路。在三年暂时困难时期,他们在检定所推行活命哲学,梦想“延年益寿”、“返老还童”、“长生不老”,叫研究人员大搞所谓“抗老血清”的研究。一个资产阶级“专家”怕资产阶级少爷小姐种痘后留下疤痕有碍美观,竟在检定所大搞所谓“无疤牛痘苗”的研究。这种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研究也得到了刘少奇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赏识,甚至被列为“重大革新”的项目。这充分暴露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反动本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摧毁了城市老爷卫生部,打破了刘少奇及其在卫生部门的代理人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黄粱美梦。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指引下,上海医务界的革命群众经过反复试验,试制成功了防止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的哮喘菌苗。
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在广大工人、贫下中农及儿童中,是极为常见的。但是长期以来,在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控制下,卫生部门对此不加重视,很少过问。去年冬天,我们同兄弟单位合作,在北京地区开展了哮喘菌苗的试点工作。实践证明,这种菌苗对于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等疾病确有良好的疗效。这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的伟大胜利。由于菌苗的应用,长年受“喘病”折磨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恢复了健康。他们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以实际行动来感谢恩人毛主席。
哮喘菌苗的试制成功同“抗老血清”、“无疤牛痘苗”的研究,深刻地反映了在医疗卫生路线上存在着激烈的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我们决心高举革命大批判的旗帜,把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卫生路线批倒、批臭,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卫生路线,全心全意地为广大工人和贫下中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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