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天津市调节阀厂，在北京部队空军某部支左部队的帮助下，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全力围歼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全厂革命职工以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为武器，本着各自多做自我批评的原则，狠斗私心，猛扫派性，进一步巩固了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
为了巩固和扩大围剿派性的战果，这个厂的革命职工举办了“横扫派性，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展览会”。厂革命委员会主任、原厂党支部书记陈学章和原两大派组织的负责人刘永海、刘士宽和两派的重要成员吴振业、刘世增，在展览会上发了言。他们现身说法，以活生生的事实，愤怒地控诉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的滔天罪行；无情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种种危害。到目前为止，天津市已有三十多万人参观了这个展览会或听过了有关发言。这个展览会有力地推动了天津市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围剿派性的群众运动。
这里发表的是天津市调节阀厂的几个同志在展览会上的发言摘要。
编者按：天津市调节阀厂举办“横扫派性，全面落实毛主席最新指示展览会”的做法很好。这个厂几位同志的发言，是一份打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极其生动而深刻的活教材。
这份活教材，具体地告诉我们：中国赫鲁晓夫提出和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怎样把工人阶级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给革命和生产带来的种种严重危害。那些尚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蒙住眼睛的同志，务必及早猛醒过来，斩断这条大毒蛇，化分裂为团结，迅速实现、巩固和发展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
这份活教材还告诉我们：目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虽然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它具有十分可恶的顽固性。在适当的气候下，它还会通过各种形式反映出来。
无产阶级党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的斗争，是一场公和私的斗争。一切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要斗私，批修”的教导，发扬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彻底肃清。
我们厂是怎样分裂成为两大派组织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什么工人阶级会分裂成为两大派呢？天津市调节阀厂的事实充分证明，这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造成的，是他们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结果。
陈学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旧天津市委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指使下，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为了转移斗争大方向，严格规定大字报不准上街，群众不准上街，还说什么“市委是革命的”，“不准贴市委的大字报”。我因为受了中国赫鲁晓夫黑《修养》的毒害，有较严重的奴隶主义思想，就充当了旧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的传话筒，把我厂刚刚开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上了邪路，压制和打击了一大批职工和一般干部，使我厂工人分成了两大派组织。
刘永海：可不是吗！旧天津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曾下达黑指示，要搞什么“乱箭齐发”，公开挑动群众斗群众。我们这个一百七十来人的小厂，在他们心目中，就有一半人是“牛鬼蛇神”。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后，我们就成立了战斗组织，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由于过去我们是受压的，气特别大，在贴大字报时，把有些党团员、积极分子也挂在里边了。他们心里不服气，接着也就成立了战斗队，分歧就明朗化了。在辩论当权派问题的时候，我们看书记有问题，他们看厂长有问题。于是，一个打厂长保书记，一个打书记保厂长，矛盾越来越尖锐。
刘士宽：对！我们厂就是这样分成两大派的。我要补充说明的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为了保自己，他们挑动群众斗群众，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制造分裂，不是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才开始的。一九六六年三月，我从部队复员到调节阀厂工作，正好赶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被分配到专案组。当时，中国赫鲁晓夫大肆吹捧的形“左”实右的“桃园经验”，正在这个厂推行，大整群众和一般干部。我一到专案组，正赶上抄“重点人”的材料。手里抄着，心里想着：厂里有问题的人就是多，一百七十来人的工厂，就有九十多人是“重点”。这样我就不敢和群众接触。这次我所以把过去挨整的同志，都看成是“牛鬼蛇神”，就是因为受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蒙蔽。
第4版()
专栏：
用自我批评的武器打倒派性
毛主席教导我们：“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要从思想上彻底消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就必须遵照毛主席的这一教导，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认真地进行自我批评。
刘永海：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支左的解放军同志帮助我们举办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开始我怕挨批评，不去。解放军同志问我为嘛不去，我说，我没私心杂念，我出身历史是红的。他继续动员我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后来我就找了五个跟我同观点的同志一起去，准备混他一期。解放军同志还要另一派的刘士宽也参加学习班。在学习班里，我和刘士宽面对面坐着，越看越别扭。
解放军同志在学习班上，第一课给我们讲毛主席的英明、伟大，要我们用毛泽东思想同自己的思想对对号。第二课，忆苦思甜。一个女同志忆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苦，使我很受感动。第三天，解放军同志讲“斗私，批修”的伟大意义，又讲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他还说，毛主席号召我们要少讲别人的缺点，要多作自我批评。我的理解是，少讲对方的缺点，不等于不讲对方的缺点。因此，在发言中，我先说人家有错误，再说我也错了。我这样一讲，解放军同志就帮助我，要我多做自我批评。再发言时，我说，你们骂了我们，我们打了你们，我们错了，以此含沙射影，说明是他们先犯错误，我们后犯错误的。解放军同志又耐心地帮助我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后来我才说：“刘士宽同志，以前打你，的确错了，回厂给你赔礼道歉。”这一句话憋了好几天，下了几次狠心，就是不愿讲出口。可是没想到，我刚说完，刘士宽同志就站起来说：“你不用赔礼道歉了，我还要向你赔礼道歉呢。千笔账，万笔账，我们要算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上，千仇万恨要集中在中国赫鲁晓夫身上。”通过斗私，我对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加深了理解，提高了克服派性的自觉性。我们在共同斗私批修的基础上，开展了“一对红”活动。我和刘士宽由“一对冤家”变成了“一对红”。
刘士宽：经过解放军同志的帮助，我的认识逐步提高了。特别是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我进一步认识到，要是都不做自我批评，不要说坐十天，就是坐一个月，也解决不了问题。我本想先做自我批评，但是我又想，还是不要一下子什么都讲出去，先少讲一点，看看风向，效果好再说，效果不好就打住。第二天刘永海先说了，我一听他的检查，也就坐不住了，紧接着我也检查开了。各自都做自我批评，把一年多结下的疙瘩都解开了。过去看刘永海打心眼里生气，怎么看怎么别扭；派性一倒，就怎么看怎么顺眼了，感到人家也是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的。
第4版()
专栏：
不断肃清派性影响 巩固革命大联合
毛主席教导我们：“办学习班，是个好办法，很多问题可以在学习班得到解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是很顽固的。要巩固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就必须坚持办好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毛主席最新指示为武器，不断地肃清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增强无产阶级党性。
吴振业：从学习班里传来刘永海和刘士宽由“一对崩”结成“一对红”的消息，我心里可吃不住劲了。有一天，我问刘永海：“你向刘士宽检查了？”他说：“咱们过去有错误，就得检查。”我一听就急了，说：“一年多来，毛主席叫咱造反咱造反，叫咱夺权咱夺权，叫咱按班组大联合咱按班组大联合，叫咱抓革命促生产咱抓革命促生产，……”我正说着，刘永海打断我的话说：“毛主席叫咱斗私批修，你怎么样？”他这一句话就把我问得张口结舌，无话可答了。刘永海对我进行了耐心的帮助，可是因为我被派性蒙住了眼，看不见自己的缺点、错误，渐渐就和刘永海从思想上疏远了。有一次，厂里有两个同志闹纠纷，刘永海同志在处理这件事时，本着“亲者严、疏者宽”的精神，批评了自己一派的同志。过后，刘永海问我：“小吴，你看我在处理这件事上还有派性吗？”我就讽刺他说：“咱们这一派的派性没有了，你倒跑到那一派去了。”刘永海同志还是耐心地帮助我。他又一遍又一遍地帮助我学习“老三篇”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刘永海同志的热情帮助，革命群众的推动，对我的思想有了很大的触动。这时，我才逐渐认识到：派性的基础是“私”字，党性与派性的斗争，就是公与私的斗争。不克服派性，就有可能走向反面。
过去，我实际上是闹派性的“参谋”。我怕把这些闹派性的坏事都说出来，被别人抓小辫子。种种私心杂念又涌到我的脑子里。我就带着这些问题，向毛主席著作请教。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这给了我改正错误的勇气和力量。我参加了厂里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和大家一起斗私，不斗不知道，一斗吓一跳。过去，我总是把“大方向正确”挂在嘴上，可是后面却藏着一大堆私心杂念。这一次，我就把包袱打开，把“私”字全抖落出来了。
刘世增：我和刘士宽都是战斗队的核心。刘士宽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后，和我们的对立面的头头刘永海结成了“一对红”，我知道这件事以后很别扭，我认为刘士宽“修”了，中了“糖衣炮弹”。刘士宽几次找我谈话帮助我，并说：
“人家刘永海检查得不是很好吗！”我说：“要不然怎么把你拉过去了呢！”我心想，拉过去一个人不要紧，我们这一派别再有人被拉过去就行了。第二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们这一派的张殿元去学习。对于他，我很放心。没想到时间不长，他也变了。他和原来的对立面李守义结成了“一对红”。我想：坏了，又过去了一个。
接着，张殿元又主动地向我做思想工作。我心里想，我给你做做工作吧。我就说，你忘了你是个工人，又是个党员，当初他们是怎么整你的！我一提，他有点动摇了。可是以后他又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用毛泽东思想一对照，认识到我这是派性作怪。他仍旧和李守义结成了牢不可破的“一对红”，成了我们厂打倒派性的榜样。
后来我参加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上，我反复地学习了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认识到了派性的危害。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我克服了派性。
（本版文章由北京部队空军某部新闻科供稿）
第4版()
专栏：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害死人
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派性就是一种反动思潮，必须彻底打倒。否则，中了派性的毒，就会敌我不分，是非不清，把敌人当朋友，把朋友当敌人，就不能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
刘永海：派性可真是害死人。那时，我们被派性这条大毒蛇缠住了，就忘记了毛主席的教导，分不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谁同意我的观点就是同志，谁不同意我的观点就是敌人。为了压倒对方，把对方的缺点无限上纲，甚至不分青红皂白，把对方组织的负责人看成是“顽固不化”的“坏头头”，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派性越闹越大，“内战”越打越凶。为了我这一派的胜利，到处找人支持，只要有人支持，我就一律把他们当作同志。解放军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就把责任推给对方。现在通过斗私批修，我认识到我的责任很大。
刘士宽：谈到派性的危害，回过头来看看自己，真是惭愧。
刘永海他们的战斗队一成立，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的群众都起来了，一天报名的就有一百三十多人。而我们战斗队，成立时才三十多人。我认为，我们人数虽少，但真理在我们方面。我们这个战斗队成立后，写大字报，引用毛主席的指示，也是各取所需，对我们有利的就用。现在看来，这都是派性的恶性发作。我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竟然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这是极大的错误。
当时，在我们厂里，大字报、大辩论已经不能正常进行。两派一见面，就好象仇人一样分外眼红，彼此对骂。我对核心成员讲：“人有脸，树有皮，咱们这么大人能挨骂？他骂我也骂，要针锋相对。”这样，越骂火气越大，矛盾越深，问题越得不到解决，甚至发生武斗。我们从不检查自己有没有错误，而是把帐记在刘永海的身上，等待“秋后算帐”。这样就造成两派之间更加对立。
刘永海：派性是条大毒蛇，什么时候不斩断，什么时候都会受它的毒害。解放军支左部队帮助我们厂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可我这一派抱什么态度呢？几个头头说：毛主席提出革命大联合，不响应，这不是保守吗？要高姿态嘛，心里不愿联合，嘴里要喊联合。由于我这派是抱住派性谈联合，结果为了打什么旗帜去向上级报喜，又吵起来了。上午联合，下午就吹了。
刘士宽：说起联合来，不打倒派性，根本办不到。那天，解放军同志在台上讲：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求大同，存小异。我在下面就想：你们纯粹是和稀泥。我心里有自己的一套，但是表面上却装得挺热情似的。
当我们召开核心会，研究联合问题的时候，我却讲：现在是大联合的形势，不联合不行。还说，心里不愿意联合，口里也得喊联合，大标语也得猛刷。如果对方不愿意联合，破坏大联合的罪名就落在他们身上；如果对方愿意，我们在核心问题和旗帜问题上一定不能让步。联合以后，核心的人数，我们一定要同他们一样多；在他们原来联合委员会的旗帜上，一定得添个“大”字，不添个“大”字，群众会说我们投降他们了。
下午，动员会一散，解放军就找我们两派一块商量报喜问题。打什么旗帜去呢？就为添不添个“大”字，两派闹得不可开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