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 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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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肃清大叛徒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流毒
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变革。站在“私”字上想,越想越糊涂,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越远,对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的伟大意义越认识不清;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想,一通百通。
当我从广播里听到侯振民、王庆余同志关于把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建议和《人民日报》编者按后,心里直翻腾:好容易中师毕了业,当了个小学教员,工资虽不多,可也算个国家干部,又享受公费医疗,是打不破的“铁饭碗”啊!要是下放到生产大队,人家会说,看你冀慎田,上了十几年的学,还脱不了当社员……。我越围绕着“私”字想,越糊涂,离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越远,对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的伟大意义越认识不清。
带着这些问题,我进了公社革委会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学习班里,认真学习了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公报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反复学习了“老三篇”,狠批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许多老贫农用过去的阶级苦、民族恨和刘少奇疯狂反对毛主席、极力推行封、资、修教育黑货的罪恶事实,对我们进行再教育。这下,我心里亮堂了,认识到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是反修防修的重要措施。自己一时想不通,是受了刘少奇“读书做官论”流毒的影响。
我在旧学校读了十多年书,刘少奇这个大叛徒坑害了我,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我。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说:“好好读书,今后就能当干部,有名有利。”十多年,我就为名为利趴在课桌上死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毕业后,我带着“名”、“权”、“利”三个字当了教师,总认为自己拿国家钱,吃国库粮,受县文教局领导,比贫下中农高一等,根本没有把贫下中农放在眼里,和贫下中农格格不入。
原教师党支部,被一个叛徒把持着。他忠实地推行刘少奇的“读书做官”、“升学第一”、“分数挂帅”等破烂货,胡说什么:“只要升学的人数多,教师就能提工资,弄好了还给个校长、主任干干。”我中毒越来越深,整天钻在书堆里,埋在作业里,不问政治,不管阶级斗争,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向学生讲的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那一套。
在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学生一进校门,穿衣就要新的,吃饭要好的。有些学生毕了业,升不上学,就哭哭啼啼,不安心农业生产。贫下中农尖锐地批评说:“这样的学校不如不办,孩子进了学校,学馋了,学懒了,学瞎了。”想到这些,我慢慢懂得了,刘少奇这个大叛徒是罪魁祸首,必须彻底肃清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思想。
在革命大批判中,越批,对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越恨,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越亲,越感到侯振民、王庆余二位同志的倡议好得很。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有一千个好,一万个好,最大的好处是真正落实了毛主席“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的最新指示。学校由贫下中农管理,就能沿着“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道路前进,就能促进我们教师思想革命化,按照毛泽东思想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使人不变质,国不变色。
想到这里,我心里热辣辣的。革命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我放在脑后,斤斤计较个人得失,这哪能对得起救命恩人毛主席!象我这样满脑子“名”、“权”、“利”的教师,哪能培养出无限热爱毛主席、一心为公的学生?!我深刻体会到,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变革,站在资产阶级“私”字上想,越想越糊涂;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想,一通百通。在学习班学习的我们大队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如刚同志,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说:“刘少奇这个大叛徒给咱们之间划了一道沟,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给咱们把沟填平了,欢迎你回咱大队闹革命。”
学习班一结束,我就背起了行李,高高兴兴地回到本大队。刚放下背包,大队革委会、贫代会的同志和许多贫下中农都找上门来向我问长问短。我们立即举办了所有回本大队的公办教师、干部、贫下中农三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通过学习,我进一步认识到,贫下中农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最忠,最能按照毛泽东思想管理学校。我们一齐动手,修整了教室,制定了新的教学计划,改革了不合理的规章制度,贫下中农子女全部入学,贫下中农登上了讲台,全校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现在,我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和贫下中农贴近了,办事往一处想,说话一个调。今后,我决心沿着这条光明大道永远走下去。
山东省新泰县羊流公社
官桥大队小学教师 冀慎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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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做一辈子“庄户老师”
一九六二年以前,俺大队有一所公办小学,执行的是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他们大肆贩卖“读书做官”的黑货,成天把学生关在屋里,脱离阶级斗争,脱离生产劳动,脱离贫下中农。有一次,三个老贫农正在场上晒麦子,突然风雨冰雹一块袭来,眼看生产队的小麦就要受损失。三个老人急得没法,就跑到这所公办的小学请老师让学生帮着抢场。谁知得到的回答却是:“叫学生放假去干活?!这得经县教育局批准,我当老师的要为学生的健康负责。”三个老贫农气得愤恨地说:“不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学校,我们不要!”
正是这一年,我高中毕业回到了大队,看到贫下中农渴望自己办学,但又找不到老师的那股急劲,引起了我思想上的激烈斗争。自己来干吧,又觉得高中毕业不去念大学太可惜。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毛主席教导我们:“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毛主席的教导给我指出了方向,我下定决心要为贫下中农服务,报名当了民办教师。贫下中农那股高兴劲就甭说了。有的说:“玉毕不愧是毛泽东时代的好青年。”也有的说:“好样的,是咱贫下中农的好后代。”
我当了民办教师后,闲时多教,农忙时就带领学生参加农业生产,和贫下中农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贫下中农到学校来的时候,我主动向他们汇报我和学生的思想情况,有时间我也找贫下中农征求意见,主动争取他们的领导。事情也真凑巧,一九六三年麦收,还是那三个老人管场,一天,又遇到了风雨,我就带领学生跑步来到场上。风太大,我们就趴在麦垛上,使小麦没受损失。贫下中农夸奖说:“咱自己办的小学和县教育局办的那个小学,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头两年,我出出进进,都背着个大粪筐,冬天穿件小棉袄,和贫下中农没有两样。学生们也个个背起了大粪筐边走边拾粪。贫下中农都亲切地叫我“庄户老师”。可后来我也一度中了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毒。眼看着公办学校老师穿的是干部服,骑的是自行车,很羡慕。我也借钱买了辆自行车,穿上了干部服,撂下了大粪筐。贫下中农再喊我的名字,不叫老师,我也不愿答应了。学生们看我这样,也没有人再背粪筐了,还有些学生因穿的不好,回家和母亲吵架。
我的变化被贫下中农及时发现了。一天,老贫农谭景堂、武荣训找到了学校,对我进行翻身不忘毛主席的阶级教育,使我认识到,我的思想正在演变,再发展下去,不仅自己会陷入资产阶级的泥坑,还会把贫下中农的子女带到邪路上去。想到这,我出了一身冷汗。从此以后,我卖了自行车,穿起农民衣,背起了大粪筐,又和往常一样了。学生们也很快变好了。
我们的小学,由于贫下中农直接掌握领导大权,贯彻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教出来的学生,不论是在村里工作的,还是到外面工作的,都很受贫下中农欢迎。贫下中农说:“咱们小学走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路,走对了。”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只有听毛主席的话,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才能培养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革命接班人。我今后一定要牢记毛主席“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教导,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做一辈子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庄户老师”。
垦利县民丰公社广兴大队
民办小学教师 刘玉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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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规”和“不正规”
一天,我们几个学生家长凑到一起,谈起了关于“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这件事。有的家长担心地问我:“老何呀!公办小学这下子都改成了民办,孩子们今天劳动,明天宣传,不象个‘正规’学校样,上那个学能学到啥呀?!”
我说,这可得看啥叫“正规”,啥叫“不正规”了。就拿我们家的两个孩子来说吧!大小子何金,在公办小学六年级读书,二丫头素琴念的是民办小学。他(她)俩就是不一样!何金小时候很爱劳动,还没有锨把高,就跟着我干活。后来呢?甭说跟我劳动了,就连到生产队拦羊他都不去,说是怕耽误功课,毕不了业。结果,变成了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的“书呆子”。这种“正规”,把个好孩子给“规”到资本主义邪道上去了。素琴就不一样,放学回家,不是替她妈哄孩子,就是到队里去宣传,还是我们家庭学习班的辅导员。有一天,我们刚吃晚饭,她听到外面有口哨声,搁下碗筷就走了。我问她干啥这么急?她说是去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快半夜了才回来。我因为在学校里开会回来也晚了,就故意问她:怎么?宣传毛主席最新指示,连饭都不吃啦?素琴说话就象炒豆子似的,回答我说:贫下中农叔叔教育我们,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对毛主席的指示要热情宣传、誓死捍卫、坚决照办。我晚去一会儿就是对毛主席的不忠,就辜负了贫下中农的教育,就会使许多山沟小道的叔叔伯伯们不能及时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我虽然一顿饭没吃,可做到了宣传毛主席的指示不过夜,有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鼓舞,我不吃饭也没觉得饿。小素琴的行动极大地感动了我。
老哥几个听我这么一说,连连点头,说:“咱们可不要那个‘正规’,那是大叛徒刘少奇的‘正规’,他的黑心肠就是想用那一套把我们的孩子引到修正主义黑路上去,把咱们的大权归到他手里去。”我接着说:“毛主席领导我们实行教育革命,把公办小学下放给大队来办,立的是无产阶级的‘正规’,只有把教育归到无产阶级轨道上来,才能把孩子培养成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凌源县北炉公社何杖子小学
贫下中农办学委员会委员
何永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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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办小学早就应该下放到大队来办
解放十九年来,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为了让我们贫下中农子弟有文化,在农村各地建立了很多公办小学。可是,由于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推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这些公办小学并没有真正为贫下中农服务。
就拿我来说吧,我是一个贫下中农的子弟,家里世世代代没有人念过书。解放后,我们村上办了所公办小学,我的父母亲欢欢喜喜地把我送进学校学习,并且鼓励我好好读书,将来做个有文化的新农民。
就这样,我读完了初小,又到市镇去念高小。两年以后,又到城市读中学。
可是,由于旧学校推行大叛徒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是资产阶级接班人,所以,我读书读的年级越高,越脱离实际,越轻视体力劳动。当我念完初中三年级上学期,放假回家时,家乡正忙着搞秋收分配。我们生产队的会计因病不能及时结算分配方案。社员和队长见我在家,以为中学生有能力来作秋收分配方案,因此提议要我结算。可是,学校里的八、九门功课把我搞得整天晕头转向,打算盘连加减法都忘了,生产队的秋收分配方案表迟迟制不出来。起初大家以为我客气,后来看我实在不行,他们又惋惜又伤心地说:“小孙啊,我们的会计只读了两年书,经过几年的锻炼,就能一分不错地算出来。可你,上了几年中学,倒不会算,以后不要再去读书了,这种学校,不是我们贫下中农子弟学习的地方。”
父母亲看见我这个样子,也不叫我再去继续读高中了。
我们村的贫下中农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早就恨透了。我们多么希望能改变学校的那种状况啊!但是,那时候,由于贫下中农没有掌握文权,所以这个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最近,他老人家又教导我们说:“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我们坚决支持。公办小学下放到大队办,才能使农村教育大权永远掌握在贫下中农手里,才能培养出革命的接班人。
江苏省吴县长桥公社先锋大队
第七生产队回乡知识青年
孙根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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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永远保持贫下中农的本色
我是贫下中农的儿子,我们家祖祖辈辈没有一个人上过学。一九五五年春,我父亲送我到离家三十里的西社完小念书。父亲临走时,摸着我的头,亲切地说:“咱家祖祖辈辈没个识字的,你能念上书,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给咱的福,可不能忘本啊!”我念的是一所公办小学,那时,学校领导大权掌握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里,他们忠实地执行了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向学生灌输反动的“读书做官论”思想,使我们越学越脱离三大革命运动,越学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越严重,越学离开贫下中农越远。
由于我中了大叛徒刘少奇“读书做官论”的毒,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不断发展,使自己“念了高小,忘了劳动;念了中学,脱离农村;念了高中,忘了农民”。在刘少奇“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等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下,我为了升高中,起早贪黑,准备考试。因为劳累过度,念高中的头一年就得了严重的眼病,最后不得不退学回家。
一九六四年,我回乡参加了劳动。起初,不会耕田,更不会种地,锄地连苗都锄坏了。按说,我是个中学生,当个生产队会计应该是完全可以的。可是,记账时不懂收方付方,就连单据有时也写错。父母亲痛心地说我“文不成,武不就”。过去我曾反复想过:为什么在学校学的那些东西都用不上?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才找到了答案:原来就是刘少奇这个大叛徒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极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妄图把新中国的青年培养成他们的资产阶级接班人,从而把我们引上了邪道。
这几年来,我和贫下中农一直生活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每当我思想上露出坏苗头,工作中有缺点时,贫下中农就及时地、耐心地教育我;当我有了一点进步时,贫下中农就热情地鼓励我。在这几年的实践斗争中,我向贫下中农学习了很多可贵的东西,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贫下中农有一颗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红心。我要永远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虚心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彻底改造世界观,永远保持贫下中农的本色。
内蒙古伊盟达旗贫下中农
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员
郭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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