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牧师的说教和刽子手的屠刀 任葛连
中国赫鲁晓夫一向以“老革命”自居，他的门徒则把他捧为“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他特别喜欢到处吹嘘自己在安源工作的历史，恬不知耻地说：“安源大罢工是我领导的！”
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年，江西和北京先后出版的矿史《红色的安源》，就是一部颠倒历史，刻意为中国的赫鲁晓夫树碑立传的大毒草。它把一个老牌机会主义者吹捧成安源工人的“革命领袖”，甚至把这个老工贼尊为“万岁王”！
无奈历史是篡改不了的，牛皮吹得愈大，就完蛋得愈快，在人民面前也愈是出丑！
“二七”惨案后，全国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在那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毛主席特别关怀安源的工人运动。一九二四年夏，毛主席又一次亲临安源，谆谆教导安源工人：反动派正在全国端起刺刀，迫害工人运动，但吓不倒我们工人阶级，他迫害得越厉害，我们工人反抗得越坚决，并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伟大真理，照亮了安源工人革命斗争的道路。
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却被白色恐怖吓破了胆。他不跟工人们一起同资本家作斗争，却大肆鼓吹：“资本家的利润，好比瓶子里的一瓶水，……我们看见水多了，要倒掉一些。”“但倒得太多了，他们（指资本家）无利可图，不会甘心，宁愿尽一切手段破坏矿山。那样的话，对我们一万多工人的生活，就会造成困难。所以对于他们，既要利用他有利于我们的东西，也要限制他的剥削太重。”
这段牧师式的说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说明白点，就是：第一、剥削有功。没有资本家的剥削，工人的生活“就会造成困难”。因此，工人务必保证资本家有利可图。第二、不准革命。工人斗争的目标，只能是“限制剥削”，也就是乞求资本家开恩，少剥削一点，而决不能触犯资本主义制度的半根毫毛。
对于这种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主义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其实质“只不过是要无产阶级始终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列宁也辛辣地讽刺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说“他们已经堕落到充当普通的‘资本主义看护妇’的地步。”
但《红色的安源》却把中国赫鲁晓夫的极其反动的改良主义谬论，当作“至理名言”，胡说什么工人们听了这番谬论之后，“都感到如梦初醒”，这是对工人阶级的莫大污辱。
事实上，在毛主席教导下的安源工人，不仅与剥削制度誓不两立，一贯为推翻这种制度进行了毫不调和的斗争，而且早就看透了中国赫鲁晓夫的工贼嘴脸，曾经义正词严地斥责他已被“资本家收买”。工人们根本不承认这个工贼和资本家所签订的什么“协定条件”，他们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继续斗争，不断前进。这就大大触怒了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终于赤膊上阵，立即采取“断然措施”，一下子就开除了一百多名敢于斗争的革命工人和工人领袖。（这就是一九三七年，他在《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中所供认的“忍痛开除几个冒进工人领袖”的真相。）这样，这个“普通的资本主义看护妇”，便脱下了他洁白的外衣，而露出了他刽子手的狰狞面目。
列宁曾经指出：“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在安源工人运动中，中国赫鲁晓夫所扮演的，正是牧师兼刽子手的角色。他以牧师的说教，蛊惑人心，欺骗当时俱乐部的干部，热衷于和资本家搞“劳资合作”；他又以刽子手的屠刀，与资本家一起勾结当地军阀，发动反革命突然袭击，封闭了工人俱乐部，逮捕和屠杀了许多工人干部和共产党员。这就是中国赫鲁晓夫工贼的真面目！
《红色的安源》妄图把充当了工人运动的叛徒和刽子手角色的中国赫鲁晓夫，打扮成工人阶级的“救世主”，却没有想到这种拙劣的伪装恰恰暴露了他的原形，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反面教材。它让我们联想到他在全国解放之后，跑到天津去为资本家唱赞歌，为资本家评功摆好，祝福资本主义万古长存是早有来头的。他哪里是什么“老革命”，工人阶级的“救世主”！他是个不折不扣的老工贼，不过是资本主义的一名忠实的“看护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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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沉滓的再泛起 换新天
一九三一年，鲁迅在《沉滓的泛起》一文中指出：在日本占据东三省以后的“国难声中”——即当时所谓
“新的文艺界”所渲染的“和平声中”，“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
打着爱国幌子的所谓黎派歌舞，就是在这个“国难声中”唱着靡靡之音，粉墨登场的。鲁迅嘲笑这些“真的‘国难声中’的兴奋剂”，这些“立奏奇功的大明星”，
“不过是出卖旧货的新广告，要趁‘国难声中’或‘和平声中’将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里”罢了。
光阴急转，时光飞驰。经过千里中原驱虎豹的峥嵘岁月，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战斗年代，当年那些黎派的所谓“爱国歌舞表演”，早已销声匿迹了。
不料事隔二十多年之后，那些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却又翻着筋斗漂了上来，熙熙攘攘，披着五颜六色的外衣，发出腐败龌龊的臭气。
当年的“爱国歌舞表演”——《小小画家》之类，不是又挂上“五四以来优秀传统”的招牌，堂而皇之，登上了一九五六年全国音乐周的舞台了吗？当年表演
“爱国歌舞”的明月歌舞班经理、黄色音乐鼻祖，不是又戴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音乐的先行者”的桂冠，奉为全国音乐周的上宾，大摇大摆地上了主席团的宝座吗？那些曾经摇曳在三十年代“进步电影”中，荡漾在酒绿灯红的舞场里的“郎呀，妹呀”的黄色歌曲，不是也一时泛滥在新中国的广播、出版物上了吗？
沉滓怎能再泛起？事情还得从“和平声中”说起。
一九五六年初，随着苏共二十大的紧锣密鼓，现代修正主义的黑风妖雾四处弥漫。这时，中国的赫鲁晓夫喜形于色，立即披挂上阵，与苏联赫鲁晓夫遥相呼应。他喋喋不休地叫嚷：地主阶级“早已被消灭了”，反革命“解决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的“积极分子”，也“赞成共产、宣传共产”了。左一个“了”，右一个“了”，什么阶级和阶级斗争，统统在这个“了”字里烟消云散了。依照中国赫鲁晓夫的说法，剩下的只有“组织社会生活”了，这也算是一种“和平声中”罢！
在这样的声中，这个中国赫鲁晓夫把那些封建主义、三十年代文艺黑货，统统当作社会主义艺术供奉起来，并肉麻地吹捧黎派歌舞《小小画家》是我们新歌剧的传统，是“祖父”和“父亲”。于是，高歌“一切人类成兄弟”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宣扬投靠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歌剧《蝴蝶夫人》，以“民族化”为包装，贩卖西方世界资产阶级货色的“中国舞剧”《鱼美人》，等等，统统被他们搬上舞台，用来“组织”人民的“社会生活”。正是：胡笳古乐中可以听到他们的叫嚣怒骂，琴曲键盘上可以看到他们的腾腾杀气。就这样，各种沉滓在中国赫鲁晓夫的总指挥下趁势泛起了。
中国赫鲁晓夫在“和平声中”搅起那沉滓乱翻，是包藏祸心的。他的险恶目的，也无非是鲁迅所指出的，要“将利益更多的榨到自己的手里”。也就是他所代表的整个被剥夺了的资产阶级的手里。他的手段就是要让人民在“和平声中”的烟幕下失去警觉，在沉滓的“香风”臭气包围中潜移默化，从而不知不觉地被和平演变过去。
但是，历史是无情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滚滚洪流，荡涤着旧世界的一切残渣余孽。那些企图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人，或许能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趁势表演一番，但是他们最后的命运，必然和被他们搅起来的“沉滓”一样，只能是沉下去，沉下去，沉没在汪洋大海的最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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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离经叛道”与“传经播道” 文晋军
一九五九年，中国赫鲁晓夫在文艺界的一个重要代理人夏衍，曾经凶神恶煞地说：“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离开了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明目张胆地提出了“离经叛道”论！
周扬一伙所以提出“离经叛道”，就是要我们的革命文艺，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就是反对革命文艺描写人民战争，歌颂革命的“火药味”，歌颂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为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田汉竟厚颜无耻地叫嚷道：外国人“看到我们机关枪、大炮响，他就害怕。老是大炮响，他就不看，他一看就恼火。……我们听惯了不以为奇，他就听不得，一听他就恼火，他不欢迎，戏就不看。”他声嘶力竭地叫嚣：“不要专门搞大炮这个东西”，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方向问题”。请看！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描写革命战争的作品，多么刻骨地仇恨！
这确实是个方向问题，是涉及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方向问题。那么，究竟是什么人害怕人民战争的机关枪、大炮响？是什么人一听就恼火呢？
是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因为革命人民的机关枪和大炮要把他们统统消灭干净，所以他们害怕、咒骂、恼火！
是苏联修正主义领导集团。因为革命人民的机关枪和大炮，打破了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美梦，所以他们害怕、咒骂、恼火！
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后台中国的赫鲁晓夫。因为革命人民的机关枪和大炮，使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所以他们害怕、咒骂、恼火！
对于人民战争的机关枪、大炮声，革命人民则是欢迎得很，爱听得很，高兴得很。因为它是革命的枪炮声，是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枪炮声，是彻底埋葬帝国主义、创造新世界的枪炮声。我们的革命文艺就是要大写特写革命的枪炮声，就是要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的“火药味”，就是要赞颂人民战争的不朽诗篇，就是要千遍万遍地讴歌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伟大胜利！
周扬、夏衍一伙所以提出“离经叛道”，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中国赫鲁晓夫的“传经播道”。这就是要我们的文艺传修正主义之“经”，播资本主义之“道”，就是要使革命文艺蜕化变质，积极兜售“三降一灭”的修正主义路线。为此，他们和苏联赫鲁晓夫一唱一和，大肆鼓吹“和平主义”和“人类之爱”等修正主义谬论。赫鲁晓夫鼓吹“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周扬就说：“和平主义比宣传战争好”，污蔑革命文艺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是“宣传战争”，妄图在反对一切战争的幌子下，反对正义战争，扑灭世界人民的革命。赫鲁晓夫鼓吹“人与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周扬一伙就提倡“人类之爱”，污蔑革命文艺歌颂正义战争是宣传“人类之恨”，妄图要我们和赫鲁晓夫一样，去同美帝国主义战争贩子拥抱接吻，握手言欢，取消阶级斗争，维护资本主义世界的罪恶统治。
周扬、夏衍一伙所“传播”的，也正是苏联赫鲁晓夫所极力鼓吹的。这就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革命，不要武装夺取政权，不要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赫鲁晓夫所鼓吹的修正主义黑货，中国的赫鲁晓夫向来是十分欣赏的。他指示周扬、夏衍一伙：“外国的东西，能介绍情况，帮助了解情况的，都可以进口，改良主义的也可以进口。”一九五九年，他在看了舞剧《鱼美人》之后，竟奴颜婢膝地把“指导”该剧演出的苏修“专家”吹捧为“中国舞蹈艺术的始祖”，并把他比作“佛”，鼓励他在中国“传经播道”，也就是在中国传修正主义之“经”，播资本主义之“道”，以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野心。
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是绝对离不得的，人民战争之“道”是绝对叛不得的。毛主席关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是颠扑不破的革命真理。在中国，如果离开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如果走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道路，如果让中国赫鲁晓夫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得逞，要取得革命的胜利，那是永远不可能的！在全世界，如果离开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走意大利、法国共产党的“议会道路”，搞印尼的“纳沙贡”，要取得革命的胜利也是永远不可能的。
让“离经叛道”的反动谬论见鬼去吧！放眼全球，必将是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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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副面孔，一颗黑心 纪延文
一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从他们反革命的立场出发，总是把革命的、新的事物，看作是“反革命”的、“旧”的事物，因而采取打击的态度；把反革命、旧的事物，看作是“革命”的、“新”的事物，因而采取支持的态度。中国的赫鲁晓夫就是如此。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文艺黑线的总后台。他把黑手伸进文艺界，大抓反革命的舆论，妄图用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腐蚀群众、征服人心，为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为了达到这个反革命的罪恶目的，他对一切革命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总是百般刁难、进行扼杀，而对反革命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工作，则百般爱护，为之大开绿灯。
一九五六年，随着三大改造运动轰轰烈烈的兴起，戏剧界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冲击京剧这个顽固的堡垒。中国的赫鲁晓夫一见这个革命触动了他的心肝宝贝，就视之为洪水猛兽，赶紧跳出来进行扼杀。他说什么旧戏改革，“不要‘硬生孩子’”，“不要犯急性病”，“不能勉强”，“不能轻视，不能乱改”，“不能过早地改”，“不能改的不象”，等等，等等。一连串的“不”字劈头压来，真是拳棒交加，凶相毕露！
可是，当一九五九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伙同他们的“洋大人”抛出一株为他们反革命政治服务的大毒草——舞剧《鱼美人》的时候，中国的赫鲁晓夫表现了截然相反的态度。他眉开眼笑，欣喜如狂，说什么“很有意思”，“不成熟没有关系，一次不成熟，下次再搞一个，就会逐渐成熟起来。新的事业不可能一下子成熟，要经过试验，经过失败，才能得到成功，要勇于创造嘛！”
两种态度，何等鲜明！对于革命的文艺，他左一个“不要”，右一个“不能”，总之，要用一大堆钉子活活地将它钉死，生怕它出世。而对反革命的文艺，则爱护备至，极力嘉奖，拚命为它催生。
真是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这个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爱憎是多么鲜明，他的反革命立场又是何等坚定！这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文艺领域对我们实行资产阶级专政！鲁迅曾经说过：“于旧状况那么心平气和，于较新的机运就这么疾首蹙额；于已成之局那么委屈求全，于初兴之事就这么求全责备”。这段话，活脱脱地划出了中国赫鲁晓夫作为扼杀革命文艺的刽子手和屠夫、反革命文艺的接生婆和保姆的狰狞面目。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一个老反革命。在他的心目中，客观事实和客观真理，完全是颠倒的。他把新当成“旧”，把革命当成“反革命”。明明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创造，他说“不是什么新创举”，明明是外国资产阶级的老货色，他吹成什么“新事业”。胡风反革命集团，不是把反革命势力看成是“新的东西”，要“茁壮地成长”吗？不是把革命力量看成是“枯黄的叶子”，要“呜呼完蛋”吗？我们从中国赫鲁晓夫这里嗅到的气味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那里嗅到的气味，是多么相象啊！原因只有一个：他们都是反革命，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感觉、情绪、语言的一致，和革命人民则根本相反。
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全部言行，是一部很好的反面教材。读读它，使我们明白了许多世事。“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中国赫鲁晓夫反对的，正是我们要坚决拥护的，中国赫鲁晓夫拥护的，正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我们认为好得很的东西，中国赫鲁晓夫就攻击，中国赫鲁晓夫一攻击，就愈加证明是好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