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大寨是在同中国赫鲁晓夫的斗争中前进的
陈永贵
中国的赫鲁晓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也是我国五亿农民的死对头。多少年来，他利用篡夺的职权，披着“老革命”的外衣，在农村中贩卖了大量的资本主义货色，到处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台。我们大寨的广大贫下中农和干部，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同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在山西的代理人，进行了长期的针锋相对的斗争。当前，文化大革命正深入发展，全国掀起了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我们大寨的广大贫下中农，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开展了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的群众运动，向中国的赫鲁晓夫猛烈开火。革命的大批判，好得很！它是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使我们的国家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胜利前进的重要步骤。
合作化运动中的一场严重斗争
毛主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教导我们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毛主席还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除了社会主义，再无别的出路。”我们大寨的贫下中农对毛主席的书读得还不多，但是我们学一句就用一句。毛主席的这几句话，多少年来就印在我们脑子里了。我们下定决心，不管风多大，浪多高，社会主义道路是走定了。从成立互助组、合作社，到建立人民公社，我们大寨都跑在前头。
也正象毛主席早就预见到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严重的思想的和政治的斗争。”“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冈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一开始，不仅是地、富、反、坏分子起劲地唱反调，混进党和政府里的资产阶级代理人也跳出来反对和破坏。他们相互配合，煽阴风，点鬼火，设关卡，泼冷水，明里暗里干下了许多坏事。所有这些坏人坏事，我们现在查明，它的总后台、也是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最大的破坏者，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就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一年，当我们山西的广大贫下中农，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提出把互助组提高一步试办农业合作社的要求时，这个坏家伙给我们当头一棒。他在一个报告中胡批着：“……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的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势力’。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看，这顶帽子可不小！一脑袋资产阶级思想的中国的赫鲁晓夫，满嘴胡说八道，其目的就是反对社会主义。我们无数的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就是为了消灭私有制，搞社会主义。难道我们不去削弱私有基础，还要加强私有基础吗？互助组不提高到合作社，难道还要退回到一家一户去单干吗？难道我们贫下中农受单干的苦还不够吗？
这里，我不能不提到当时发生在我们大寨的事情。一九五二年春天，我们一心一意要求把互助组提高一步，办成初级合作社。那时，县的领导机关听到了从省里传下去的中国的赫鲁晓夫的黑指示，虽然我向县里跑了十几趟，一再反映广大贫下中农急于办社的心情和要求，县里的负责人就是不敢批准。等到一九五三年才批准了我们办合作社。我们的互助组是四十九户的大组，但是，县里只批准我们办三十户的社。剩下的十九户怎么办呢？谁也不愿意走单干的老路。我们只好搞两本账：一本账是对付上级的，明报三十户；另一本账是自己用的，暗中办四十九户的社。到秋收分配时，还是被县里的干部发现了，把我们批评了一顿。中国的赫鲁晓夫和农村的地主、富农穿一条裤腿。他们象蝙蝠怕见太阳一样，那么害怕农业合作化！当然，“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不仅是我们大寨，甚至我们山西，以及全国的广大贫下中农，都没有听中国的赫鲁晓夫那一套，而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互助组提高到合作社，以后又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中国的赫鲁晓夫最怕削弱私有基础，我们就硬是要削弱私有基础。不仅是削弱，而且还要不断地创造条件，把这个万恶的私有基础连根拔掉。
就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这同一个时间里，还扯起“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破旗，鼓吹“四大自由”、“剥削有功”、“剥削光荣”，提倡发展“三马一犁一车”式的农户，还规定出指标，要在数年后，发展到占农户的百分之八十。这是他明目张胆地站在富农的立场上说话，为发展富农经济鸣锣开道。我是扛长工出身的。在旧社会，我自己要啥没啥，但是“东家”的马、犁、车我见过不少，也用过不少。叫我说，一户人家发展到有三头马、一架犁、一辆车，不够个地主，也是个富农。中国的赫鲁晓夫不是在为已经被打倒的地主、富农起尸还魂，又是干什么？
也就是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在一九五五年农业合作化高潮到来时，大砍农业合作社；在一九六二年国家遇到暂时经济困难时，他攻击三面红旗，推行“三自一包”，大刮单干风。有风就有浪。中国的赫鲁晓夫每一次刮起的黑风，都吹到了山西，也吹到了大寨。由于伟大的舵手毛主席，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及时地发出了指示，使我们很快地识破了敌人的阴谋，顶住了歪风，保证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胜利发展，使中国的赫鲁晓夫妄想在农村发展、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贫下中农重新当奴隶的狼子野心没法实现。
妄图拔掉大寨红旗的阴谋彻底破产
毛主席说：“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反动派决不甘心于他们的失败，他们还要作最后的挣扎。”“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事实证明这是千真万确的道理。
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在山西的代理人，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前，一贯地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推行长期“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又千方百计地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台。说什么人民公社办早了，高级社不如初级社，包产到户有优越性，不要怕资本主义泛滥，等等。但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全国在前进，山西在前进，大寨在前进！人民公社化后的一九六○年，大寨大队遭遇了历史上少见的大旱。俗话说：“春旱捉苗难，夏怕卡脖旱，秋旱结籽难。”正是在这三个火候上，山西地区严重缺雨。但这一年，是大寨大队历史上产粮最多的一年，向国家缴售粮食最多的一年，也是社员分得口粮最多的一年。这样的事实有力地证明了：人民公社具有无比优越性，证明了毛主席提出的自力更生方针的完全正确，证明了毛泽东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天换地的巨大物质力量。大寨大队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取得的新成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特别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全国许多兄弟省、县、社的同志到大寨参观，世界各国朋友一批一批地到大寨访问，这都给了大寨的贫下中农以很大的鼓舞。
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大寨大队取得的一个又一个胜利，都戳痛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在山西的代理人，冲击了他们在农业阵地上推行的一套修正主义路线。他们越来越感觉到：大寨这面红旗是他们在农村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障碍。因此，他们把大寨看作是眼中钉、肉中刺。大寨大队越是向前发展，越是创造出新的成绩和新的经验，他们越是害怕，越是起劲地反对和破坏。
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山西的代理人反对大寨的罪恶活动，从一九六一年起更加紧了脚步。在这一年，一个刚刚派到昔阳县委的第一书记，到职的第七天，就匆匆忙忙地带领十几个人到大寨去检查所谓“虚夸”问题。他的愿望达不到时，就胡说我们少报了土地，强迫我们压低产量，一定要我们把一九六○年实际亩产六百二十斤，报成五百八十斤；把全年向国家缴售粮食二十四万斤，报成二十二万斤。他们就是这样蛮不讲理地对大寨的贫下中农大泼冷水，往大寨红旗上抹黑，否定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优越性。
一九六四年冬，他们又借四清运动的机会，妄图拔掉大寨这面红旗，有组织有计划地演了一出丑剧。这次来势更猛，折腾的时间更长，花样也更多；同时，他们的嘴脸在大寨群众面前也暴露得更清楚，更彻底。
四清是具有伟大意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主席对四清运动规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派到大寨的由原省委、地委和县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操纵的工作队，根本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是忠实地执行中国的赫鲁晓夫形“左”实右的反动路线。他们进驻大寨的两个月中，没有组织群众和干部学习一次毛主席著作，而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卖劲吹捧的一个所谓农村四清“先进经验”，却组织群众和干部学过二十多遍。他们不接近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专找对基层干部意见最多的人。什么人对大寨大队干部的意见最多呢？当然首先是受管制的地、富、反、坏分子。这些家伙积极地为他们提供“材料”，成为他们四清的依靠力量。广大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却成了他们斗争和打击的主要目标。他们就是这样大长地、富、反、坏的威风，大灭贫下中农的革命志气。
毛主席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他们这样做，就从反面教育了我们。许多人开始考虑这样的问题：这个工作队是什么人派来的呢？他们又是来干什么的呢？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派这个工作队来的人和主持这个工作队的人是别有用心的。他们不是来帮助大寨、促进大寨，而是要来整垮大寨、搞臭大寨。我们同这个反大寨的工作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在工作队经过一番“扎根串连”和“秘密工作”之后，就把大寨定为有严重问题的三类队。他们到处宣传：大寨这面红旗是靠弄虚作假树起来的，“大寨的红旗杆上生了虫虫，不把虫挖掉，红旗不能高举”。他们按照中国的赫鲁晓夫的意图，夺了大寨大队的党政大权，干部统统靠边站，由他们指挥一切，掌握一切。在他们妄想搞臭整垮大寨的“根据”中有这样几条：
他们说：大寨是山地、旱地，粮食亩产量这么高，一定是少报了土地。为了查出“黑地”，他们创造了全国丈量土地的奇迹，组织了一个有省、地、县、社和邻近大队干部参加的五级查地队伍。有七十多人参加，花了五十多天工夫，仔仔细细地查了两遍。结果不但没有多出土地，还比大寨自报的数目少了几亩。
他们说：土地没有少报，那么必然是产的粮食数目不实。于是他们又查账目、对户头，还把留下的粮食过了秤，结果粮食数目也是一斤不少。
他们又说：几十户人家，几百亩土地，每年能向国家缴售二十四万斤粮食，这当中一定有假。他们找到县粮食局，查看了大寨历年来缴售粮食的账目，结果还是找不到弄虚作假的证据。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说：大寨大队的粮食没有扣除水分，违犯了国家政策。大寨的产量所以高，主要是因为没有扣除水分造成的假象。为了找个强加罪名的根据，他们又进行“扎根串连”的秘密工作。他们找到一户贫农社员家，这户社员有五口人，每人实际分到口粮五百六十斤。工作队的人以要扣除水分为名，七折八扣地计算，对这户社员说，你每口人分到的不是五百六十斤，而是二百三十斤。他们用这种办法挑拨社员群众同基层干部、同集体、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诬蔑大寨大队的干部罪恶滔天。我们没有向这种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行为妥协。我们说：不扣除水分，不仅不是大寨的错误，相反，正是个优点。因为粮食晒干了，不扣除水分是合理的。正因为我们不扣除水分，按实际总产量计算，就多卖了粮食给国家。剩下的粮食，是属于社员所有，社员需要多分就多分，需要少分就少分，又何必扣除水分呢？最后他们终于无话可讲了。为这件事，我们还反问过他们：苏联的赫鲁晓夫造谣说中国的大跃进失败了，人民公社搞糟了；诬蔑中国人民困难得不得了，五个人穿一条裤子，喝清水汤。你们硬是要我们把实产的粮食扣除水分来计算，把每人实分得的五百六十斤，硬说成只有二百三十斤，这不是正适应了赫鲁晓夫的需要吗？把实产的粮食再扣除水分，多留给自己，少卖给国家，这对社会主义建设又有什么好处？
他们仍然不甘心失败，又把大寨大队取消劳动定额、实行标兵工分的管理制度作为一条罪状。他们说：这是不分勤懒“神仙一把抓”，“不符合按劳分配的原则”，“是陈永贵训话搞起来的，不是社员自愿的”。我们用事实驳斥了他们。大寨大队实行这种标兵工分、自报公议的制度后，出勤率增多了，劳动效率也提高了。社员能做重活的做重活，不能做重活的做轻活，没有推脱的，也很少有不负责任的。一九六二年，也就是实行这种管理制度的前一年，男女全半劳力全年每人平均实做劳动日二百五十个，一九六三年平均二百六十个，一九六四年平均二百八十个。我们说：这种管理制度就是好，是用毛泽东思想挂帅的，不是用工分挂帅的。它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比那些繁琐的定额管理办法更合理，也更简便。这是社员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实践中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一个干部强加在群众头上的。
当他们不得不承认大寨大队的产量是实在的，卖给国家的余粮就是多，经营管理是合理的，就又在安排社员生活上给我们提出一条“错误”。说大寨生产的粮食多，社员吃的却不好。我们回答他们的是：第一，我们吃的是不太好。但是，同过去比较，不知要好多少倍。第二，大寨的贫下中农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地发展生产，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支援世界革命。假设我们生产是为了自己吃得好，不卖超额粮给国家，一年打下的粮食可以吃三年。但是，这不是社会主义集体农民应该做的。第三，厉行节约，勤俭建国，勤俭持家，是毛主席的号召。在生活上节省点，是符合毛主席指示的。如果集体生产发展了，都分掉吃掉，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毛主席说：“科学的东西，随便什么时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评的，因为科学是真理，决不怕人家驳。”如果能被别人驳倒，那就证明他手中没有真理。仅仅两个月的时间，在铁的事实面前，这个工作队碰得头破血流，灰溜溜地被赶走了。毛主席关怀着大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照耀着大寨。后来在中央直接派人参加下，大寨党支部依照毛主席的指示，和广大群众一道进行了四清。四清的结果，证明大寨在政治、思想、组织、经济各方面都是按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办事的。
当然，中国的赫鲁晓夫及其在山西的代理人是不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大寨的贫下中农和干部坚决抵制资本主义歪风、顽强地反对他们的阴谋破坏，使他们更加怀恨在心。一九六五年和一九六六年，他们又偷偷摸摸地调查“材料”，企图再一次陷害大寨的干部。由于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才使他们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对我们来说，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在山西的代理人，几年来一次又一次地刮起反对、破坏大寨的黑风，并没有损害大寨的一根毫毛，更不能丝毫动摇大寨贫下中农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恰恰相反，这正证明大寨的工作是作出了成绩，没有辜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期望；也更加促使我们大长革命志气，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争取更大的胜利！
痛打落水狗，同中国的赫鲁晓夫算总账
大寨大队所以能够粉碎阶级敌人的阴谋破坏，迎着一股又一股逆流大踏步前进，最根本的是由于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是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大寨贫下中农的头脑，在大风大浪中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既能够战胜严重自然灾害的袭击，也能够战胜阶级敌人的破坏。
这一次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的斗争事实，使我们又进一步懂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也是十分尖锐复杂的。毛主席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小撮坏家伙同广大革命群众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树有根，水有源，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大坏蛋就是埋藏在各地区、各部门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总头目，也是农村中地、富、反、坏分子的总后台；可以说，多少年来在农村中刮起的一股又一股反社会主义黑风，没有那一股不是由中国的赫鲁晓夫亲自指挥和支持的。多少年以来，毛主席提倡什么，他就反对什么。毛主席领导我们走社会主义的光明大道，他就妄想把我们拉向资本主义的死胡同；毛主席亲手树立起大寨这面红旗，他就要整垮大寨，砍掉红旗，树立黑旗。
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的手法既狡猾、隐蔽，又十分毒辣。他们利用篡夺的一部分党、政、财、文大权，对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抵制他们的反动言行的人，使用软硬两手；要不就是用经济利诱和从思想上腐蚀，要不就是实行白色恐怖。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目的，不只是陷害某一个人，搞垮某一个大队，而是要改变整个中国的颜色。这一小撮坏家伙，所以那么仇视大寨，千方百计地要搞垮大寨，他们是为了在更大的范围内搞垮农村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我们说，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在各地的代理人，才是社会主义伟大红旗旗杆上的虫虫，挖掉这一小撮虫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能更快更好地向前发展。
我们大寨的贫下中农亲身体会到：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我们的靠山。谁反对毛泽东思想，谁破坏人民公社，我们就要和他拚到底。中国的赫鲁晓夫这个坏家伙，是披着人皮的狼，他干尽了坏事。现在是我们向他算总账的时候了。我们大寨的贫下中农，决心和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发扬“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拿出比我们大战虎头山更大的劲头，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和他在山西的一小撮代理人，彻底斗倒、斗垮、斗臭！彻底肃清他们在农业阵地上散布的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