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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特仑甘纳的历史教训
本报评论员
印度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地区的农民，在印共革命派的领导下，重新点燃起被印共修正主义分子扑灭了的特仑甘纳农民武装革命的光辉的火炬。这个红色的火炬，照亮着印度革命胜利的道路，指明着印度革命前进的方向。
纳萨尔巴里农民革命的风暴一兴起，丹吉叛徒集团和南布迪里巴德等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分子，马上跳出来无耻地攻击和诬蔑纳萨尔巴里革命农民的伟大壮举，而印共革命派则坚决领导农民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长期以来印共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印度共产党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和尖锐复杂的斗争。一条是印共党内革命派所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这就是走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要在印度放手发动农民革命，建立一支人民的军队，建设农村革命根据地，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的胜利。另一条是丹吉、南布迪里巴德之流所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他们鼓吹所谓印度“特殊论”，主张走“和平过渡”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并且要已经拿起武器的革命人民解除武装，停止斗争。这是一条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路线，是反革命的路线。
印度革命的历史证明，那个地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那里就出现蓬蓬勃勃的革命形势；反之，那个地方修正主义路线占了上风，那里的革命人民就要被出卖，革命就要遭到失败。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印度特仑甘纳地区农民武装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革命路线胜利的结果。当时，印共革命派紧紧依靠农民，曾经在特仑甘纳地区建立了武装斗争根据地。同时在喀拉拉、西孟加拉等许多邦内，也先后爆发了农民武装斗争。但是，这样一个印度革命的大好形势，终于被丹吉之流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所葬送。他们用所谓“谈判解决特仑甘纳斗争”的卑鄙手段，迫使革命农民放下武器，扼杀了印度这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中国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失败，就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叛卖的结果。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由于陈独秀机会主义的投降路线，“结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几个月内，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印度的陈独秀们，同样是在印度人民革命的紧要关头，实行投降叛卖政策，使印度人民革命斗争所获得的成果，在极短的时间内付诸东流。这是印度人民惨痛的历史教训。
丹吉叛徒集团和印共修正主义分子所鼓吹的印度“特殊”道路，即议会道路，完全是愚弄人民的大骗局。拆穿了说，无非就是打着“共产党人”的招牌，拜倒在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脚下，讨得个一官半职，为阻止和扑灭人民革命、维护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印度的反动统治而尽忠效劳。
印共革命派同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关系到印度革命的成败，关系到印度五亿人民的命运和前途。走中国革命的道路，走毛泽东的道路，印度的革命就会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如果按照修正主义路线办事，印度劳动人民就不可能翻身解放，印度就会进一步沦为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附庸。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
印度革命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的人民，需要深刻地吸取特仑甘纳的历史教训，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同修正主义路线彻底划清界线，对以苏修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印共革命派必将在斗争中聚集自己的力量，建立一个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党。只有这样，才能够坚决执行正确的革命路线，领导印度人民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去争取印度人民革命的最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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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印共革命派在大吉岭重新点燃起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火炬
走中国革命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
印共修正主义分子竭力推行议会道路叛卖印度革命定将遭到可耻失败
新华社一日讯 本社记者评述：长期以来，印度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十分激烈，斗争的焦点是印度革命究竟应该走什么道路这个关系到印度革命成败的关键问题。印共党内革命派坚决主张武装夺取政权，表示要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道路，而某些修正主义头目，却极力推行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给印度革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在许多印度共产党人和广大群众的努力下，在特仑甘纳地区（现属安得拉邦），就曾经建立过武装斗争根据地，发动广大无地少地农民武装夺取土地，成为当时印度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面旗帜。但是，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后来由于修正主义分子的叛卖而被扑灭了。多年以来，这些修正主义分子制造了许多谬论，胡说什么印度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印度条件和中国不一样，印度武装革命的时机还没有成熟，武装斗争形式不适用于印度等等，来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的议会道路打掩护，力图把印度革命引入歧途。
印共革命派经过同印共修正主义分子的长期斗争，终于杀了出来，在大吉岭县纳萨尔巴里地区重新点燃了并且更高地举起了被印共修正主义分子扑灭的武装斗争的火炬。这是印共革命派在反对修正主义斗争中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的印度特仑甘纳武装斗争，是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发展起来的。特仑甘纳是印度东南方安得拉邦北部的一个地区（当时是海德拉巴土邦东部的一个地区）。面积四万四千平方英里。人口一千多万。当地农民长期遭受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野蛮剥削。土地一半为王公贵族所有，其余大部分为大地主所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民完全没有土地。人民处于专制暴政之下，过着牛马般的生活。
特仑甘纳人民有着光荣的斗争传统。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期，这里就爆发过反对封建剥削的群众斗争。印度共产党在农民中的影响不断扩大。印共领导的群众组织安得拉大会在一九四六年发展到十万余人。
武装起义于一九四六年六月首先在拿尔岗达县沙耶别特地区爆发。当时，安得拉大会的一名工作人员被地主杀害，引起农民极大愤慨。他们在印度共产党人领导下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和枪支。革命风暴迅速蔓延。农民到处建立起村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志愿队，抗击尼萨姆土王的三万军队。
一九四七年底，起义地区扩展到三百个村庄。其后，武装斗争浪潮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越加高涨。印共地方组织坚决走中国革命的道路。一九四八年九月，起义地区遍及特仑甘纳全境，约有三千个村庄，近三百万人口的地区建立起红色政权。游击队发展到了二千人，各村民兵达一万人。解放了的地区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地主六百万亩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农民。特仑甘纳农民破天荒第一次翻了身。尼萨姆王朝摇摇欲坠。
印度尼赫鲁政权起初只是供给尼萨姆军火来镇压农民起义。后来看到尼萨姆面临崩溃，它就在一九四八年九月出动数万军队侵入海德拉巴，在特仑甘纳地区大肆烧杀劫掠，血洗村庄。被逮捕、拷打、折磨的农民达一百万人以上。
在优势的敌人面前，农民游击队由于军事上缺乏经验和部分领导人的动摇，暂时遭到挫折。但在群众的广泛支持下，他们迅速恢复了力量，坚持战斗。有些游击队转移到广大森林地带继续作战。有些游击队被镇压后不久又重新恢复活动。在安得拉沿海各县还建立了新的游击地区。从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一年，国大党的武力镇压一直无法扑灭特仑甘纳武装革命的火焰。
一九四九年后，特别是在一九五○年到一九五一年，游击队采取机动灵活的战术打击敌人，包括伏击敌军，炸毁敌军车辆，袭击军火仓库，袭击警察署等。仅在一九五○年十月至十二月间，就进行了三百四十四次这样的战斗行动。一九五○年末在卡林那加县，游击队已同三百个村庄的群众建立了联系。一九五一年初在安得拉沿海县份，游击队在一百多个村庄中展开活动。直到一九五一年末，国大党军队还不敢进入特仑甘纳的山区。
在一九五○年十月，特仑甘纳和马德拉斯北部安得拉地区建立了包括四万平方英里和一千万人口的广大游击区。
特仑甘纳武装斗争的光辉成就，对印度各地的农民斗争有着深刻的影响。从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一年，在喀拉拉、西孟加拉、北方邦、特里普拉、曼尼普尔和阿萨姆的加洛山区，先后爆发了农民武装斗争，与特仑甘纳互相辉映。
特仑甘纳的武装斗争，一直遭到印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对和破坏。他们始则污蔑武装斗争“破坏统一战线”。后来又攻击走中国革命道路的主张是什么“农民领导权”的理论。丹吉等一小撮极端反动的修正主义分子，公开污蔑农民武装斗争是“冒险主义”、“个人恐怖主义”，蓄意出卖特仑甘纳武装斗争。一九五○年九月，他们在印共党内提出所谓“意见书”，又于一九五一年公开发表声明，污蔑毛主席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提出“印度特殊论”，疯狂反对印度人民走中国革命道路。
一九五一年六月，在这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控制下的印共中央发表《关于以谈判解决特仑甘纳斗争的决议》，在“恢复特仑甘纳地区的和平状态”的借口下，公开向国大党政府乞求谈判。七月，他们迫不及待地遣派代表团前往海德拉巴与当地政府谈判。代表团在谈判中乞求政府接受停止武装斗争的两个最低条件，即：一、停止夺取农民土地；二、对游击队实行大赦。结果完全遭到当地政府拒绝。印共中央就在十月单方面发表投降声明：“决定劝告特仑甘纳地区的农民和战斗的游击队停止一切游击活动，并动员全体人民实际参加即将到来的大选，在选举中击败国大党。”
特仑甘纳武装斗争就这样被出卖了。跟着是印度反动派对革命农民进行大规模的逮捕、监禁和屠杀。革命农民在武装斗争中夺到的胜利果实也全都丧失掉了。
十多年来，特仑甘纳农民英勇的武装斗争，在迫切要求解放的印度人民当中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和深远的影响。印度人民在经受了无数的挫折和重大牺牲以后，逐步认识到，那些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的印共修正主义分子所宣扬的“在选举中击败国大党”的议会道路，是一条彻头彻尾叛卖印度革命、葬送印度革命的道路。印度人民要求得真正解放，只有走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这就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深入农村，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只有这样，印度人民才能推翻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这几座压在印度人民头上的大山，真正翻身做国家的主人。
现在，印度共产党革命派和革命农民在大吉岭县的纳萨尔巴里地区重新点燃起了武装斗争的火焰，它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印度反动派的威风。印度反动派对此感到十分震惊，惊呼这是“独立最初几年的特仑甘纳式运动的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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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国黑人抗暴斗争浪潮滚滚向前势不可挡
继纽瓦克底特律后密尔沃基市黑人抗暴斗争使该市陷于瘫痪状态
越来越多黑人拿起武器进行斗争使美国统治集团感到恐慌和不安
新华社二日讯 华盛顿消息：三个星期来一直没有间断的美国黑人抗暴斗争浪潮，正继续滚滚向前。越来越多的美国黑人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行动，使美国统治集团惶惶不安。一些议员无可奈何地承认：这种局势“没有迅即得到解决的前景”。他们对于美国的“前途”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恐慌”。
继纽瓦克、底特律之后，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的黑人在抗暴斗争中，再次表现了正在觉醒中的美国广大黑人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据报道，这个城市的黑人从七月三十日开始，连日来一直在手执武器，顽强地抗击几千名全副武装的军警，而且愈战愈勇，到二日早晨，军警纷纷告急，要求发给“重型自动武器”。
被底特律的黑人大规模武装抗暴斗争吓破了胆的密尔沃基市反动当局，从一开始就对这个城市的黑人斗争采取了“特别措施”进行镇压：宣布日夜戒严，断绝市内和对外的一切交通联系，派出配备装甲车辆的六七千名军警包围黑人区和在全市巡逻。四天来，军警已经打伤了约一百名黑人，逮捕了六百人。但是，黑人群众，特别是黑人青少年，毫不畏惧，他们不顾戒严令，照样成百人地聚集在一起用石块砖头打击军警，或者利用各种掩体进行狙击。到一日午夜，狙击枪声越来越密，黑人自制燃烧瓶引起的火灾已达二百五十多起。据报道，由于全市昼夜戒严，这个全州最大的城市目前已经陷于瘫痪状态。
在美国东北部的大城市罗得岛州的普罗维顿斯，黑人连续两晚同警察交火，打伤了六名警察，直到今天清晨，枪声不绝。这个州的州长匆忙中断休假赶到现场亲自策划镇压。二日清晨已经派去一百多名国民警卫队，其余两千多名国民警卫队奉命“戒备”。
二日，在纽约近郊的韦安坦奇，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及皮奥里亚等城市，还爆发了新的黑人抗暴斗争。同其他许多城市一样，韦安坦奇和皮奥里亚的黑人在斗争中也使用了枪支和自制燃烧瓶打击行凶作恶的警察。在这以前，佛罗里达州的西棕榈海滩和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的黑人在七月三十、三十一日接连进行武装抗暴斗争，他们用自制燃烧瓶烧毁警车，并同警察展开枪战。
华盛顿的黑人斗争，遭到反动当局残暴镇压；但西方通讯社不安地指出，那里正面临可能爆发新的黑人抗暴斗争的“危险”，而且规模可能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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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简明新闻
简明新闻
新西兰人民示威反对泰勒“访问”
新西兰人民连续示威，抗议约翰逊的“特使”泰勒和“顾问”克利福德到新西兰活动，为美帝侵越战争搜罗炮灰。七月三十一日晚，当泰勒等到达惠灵顿机场时，有一百多人冒着倾盆大雨在机场举行示威，示威者高呼口号：“泰勒滚回去！”青年们在惠灵顿一些建筑物上高悬大幅标语：“不会有新西兰的青年肯为美国侵略越南的肮脏的战争去卖命！”等。八月一日，两千多名愤怒的新西兰人在议会广场举行抗议示威。
阿根廷劳动人民子弟读不起小学
据阿根廷文化教育国务部教育统计局最近提出的材料，阿根廷小学生失学率达到百分之五十九点三。例如一九五九年进入小学的一年级学生有六十八万三千多人。而到六年级毕业时只有二十七万多人，失学人数高达四十万人。这些儿童失学主要因为在残酷压榨下，广大劳动人民贫困不堪，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把孩子送去工作以减轻经济困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实行所谓“义务教育”，实际上只是一句空话。
西德煤业在美英排挤下危机严重
在危机阴影笼罩下的整个西德经济中，采煤业在外国垄断资本的剧烈竞争下，情况显得分外严重。今年上半年西德硬煤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约百分之十（五百五十万吨）。目前煤矿工人就业人数减低到二十六万人，还不到一九五七年矿工人数的一半。
西德煤业的销售危机的主要原因来自于美、英、荷兰等石油康采恩在西德动力市场上对西德煤的排挤。西德政府为了保护采煤业资本家的利益，变本加厉地关闭矿井、大批解雇工人，并且用向劳动人民开刀的办法来紧缩生产。
美帝苏修争相帮助印度反动派扩军
由美帝操纵的“援印财团”不久以前决定给予印度反动政府十二亿八千万美元的“援助”。印度反动政府计划把陆军增加到三十一个师，并且扩大海空军，改进军事装备。
苏修决定在最近期间给印度反动政府更多的海军装备，其中包括潜艇、巡逻艇和摩托鱼雷艇。在这些舰艇上服役的印度海军人员，已经在克里米亚和黑海的苏联海军基地接受了训练。
印度反动派最近又从东欧一些国家得到了大约四百辆T—54和T—55型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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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共全国委员会委员休·麦克劳德同志回国
新华社二日讯 新西兰共产党全国委员会委员、《人民之声》编辑委员会主席休·麦克劳德同志结束了对我国的友好访问，今天乘飞机离京回国。
到机场送行的，有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赵毅敏同志和《人民日报》负责人唐平铸同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