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9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

  剥开高正国“贫农”的画皮
  北京四季青公社贫农 韩文晋
高正国帽子是贫农,身子和脑袋可不是贫农,而是地地道道的富农。他挂的是贫农的招牌,说的是富农的话,干的是富农干的事,想的全是富农那一套。他的心跟咱贫下中农完全两样!他说:“世界上总得有穷有富”。这纯粹是剥削阶级的话,天下的地主富农都那么说的。他不要“劳模”,不要“光荣”,实际上是不要社会主义,而要资本主义。高正国的那个“五年计划”,就是富农的剥削计划,他压根儿没有贫农的气味。为了钱,他不愿卖余粮,反而破口大骂党的统购政策;为了钱,他对邻居那么刻薄,连女婿也受他的剥削;为了发家致富,他趁着贫农李存生病时买他的地。这跟过去地主富农剥削有什么不同?他一个心眼走资本主义道路,反对农业合作化,污蔑合作化是“左一下,右一下”跟他过不去。难怪他跟猫胡子勾勾搭搭,打得火热,他们本来就是一根藤上的瓜。
影片编导者把高正国这个富农分子打扮成“贫农”,是有罪恶目的的。一方面,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农民也喜欢发财”谬论的艺术标本;另一方面编导者想借高正国来造成一种假象:贫农是反对合作化的,是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资本主义道路不但符合资本家、富农的利益,而且也符合象高正国这样的“老贫农”的利益。影片编导者借高正国这个所谓“老贫农”的形象来恶毒地攻击农业合作化,明目张胆地鼓吹“单干好”,真是恶毒之极!我们一定要扒开高正国这个“贫农”的画皮,把他的富农本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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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单干就是独木桥
  解放军某部五好战士 高峰
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农村究竟向何处去?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指出:组织起来,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毛主席指出的这条路是光明的路、胜利的路、幸福的路。但反动影片《两家人》的编导者不宣传毛主席的伟大指示,不教育农民们坚决走合作化的道路;相反,他们使尽力气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摇旗呐喊。影片大肆宣扬单干的“优越性”,想以此告诉人们,只要象高正国那样坚决搞单干,那么个人发家致富的“五年计划”很快就可以实现,什么买牛置车呀,什么买田置地呀,什么金钱钞票呀,会应有尽有,小日子就会越过越兴旺。为了宣扬单干的“优越性”,影片不惜歪曲事实,恶毒地诬蔑农业合作化“毁灭”了家庭的“欢乐和幸福”,给人带来了“灾难”,弄得大人哭,孩子叫,鸡犬不宁,搞得高正国一家吵成一团,老少不和。在《两家人》里,看不到高高飘扬着的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看不到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的群众运动,看不到广大贫下中农无限热爱毛主席、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赤胆忠心,更看不到解放后农村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总之,影片把解放后新中国农村丑化得一片昏暗,把毛主席指出来的合作化的康庄大道,写成是“独木小桥”;相反,却把单干的独木小桥,写成了康庄大道。看了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我的肺都气炸了。
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支持下的反动影片的炮制者,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们摇动黑笔杆,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阴谋煽动农民们分田单干,走回头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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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粉碎“阶级斗争熄灭”论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大队队长 贾承让
反动影片《两家人》描写的是一九五三年合作化时期的事情。当时广大贫下中农坚决响应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号召,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影片却宣扬单干也罢,互助组也罢,谁打的粮多谁好,把贫下中农写成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拚命搞单干的老财迷。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从我们大寨来看,十几年来两条道路的斗争,时时有,天天有,有时明的,有时暗的,有时软的,有时硬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而影片却偷天换日地把农村中尖锐复杂的资本主义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说成是贫农内部的斗争;而这些矛盾的解决又是靠什么“良心发现”、“朋辈之谊”、“邻里之交”。这部反动影片妄图用“阶级调和”来代替阶级斗争,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代替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棵大肆鼓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毒草,我们必须把它连根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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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许往贫下中农脸上抹黑
  北京通县翟里大队贫农 邓庆松
我们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的大道。可是,影片《两家人》硬把我们贫下中农写成两家人,走两条不同道路。
影片写了一个“贫农”高正国,他一门心思打自己的小算盘,啥东西都往怀里揣、家里搂,穷哥儿们不要,社会主义也不要。对于这样一个十足的老财迷,电影却硬说他是“老贫农”。呸!别往咱贫下中农的脸上抹灰了!
我们村的贫下中农上千口人,哪一个也不象他那样。我们贫下中农爱的是社会主义这个大家庭,走的是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解放起,我们贫下中农就翻了身。可是个体经济经不起风吹雨打,不到一年,我们村就又出现了贫富分化。有的贫下中农借高利贷,有的给人做短工。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毛主席给全国农民指出了阳关大道:组织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我们贫下中农真象鱼儿得了水,嫩苗儿见了阳光,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村里的几个老贫农,首先串连起来,在一九五五年底成立了初级社。大伙儿都一个心眼向着社里,一心一意要把社搞好,哪里象电影里的高正国一样,尽拨弄自个儿的小算盘。反动影片《两家人》写了这个假贫农高正国,就是要往我们贫下中农脸上抹黑,我们坚决不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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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家人》中的两家人
  外文印刷厂红色造反者
影片《两家人》描写了代表两个不同阶级的两家人:一家是贫农,一家是假贫农真富农;一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家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家住一院,斗争本来是尖锐激烈的,可是在影片中,我们闻不到一点斗争火药味,相反,这两家人在搞“和平竞赛”,后来高正国发了财、富了,成了战胜社会主义的“英雄”。影片狂热地宣扬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两个不同阶级、两条不同道路的两家人“和平共处”,明目张胆鼓吹“单干好”,号召农民走资本主义道路,其目的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们必须把《两家人》这部反动影片彻底批倒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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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退反革命复辟的逆风
  ——广州部队某部参加新开岭战役的指战员批判反动影片《逆风千里》
张序登(新开岭战役参加者,某师师长)
一九四六年十月,东北蒋匪军纠集了十万兵力,向我辽东解放区大举进犯。当时总的形势虽然暂时是敌强我弱,但是由于我军遵循着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主动放弃了一些地方,诱敌深入,在新开岭地区,一举全歼号称“千里驹”的二十五师。但是影片《逆风千里》却大肆渲染敌人任意逞凶,我军处处被动。本来被我牵着鼻子走的敌人,在影片中却变成了“胜利之师”。这是对历史彻头彻尾的歪曲!
我军当年押送俘虏的小分队所经历的路线和情况,也完全不象影片中所描写的那样。新开岭地区本来就是我们的根据地,这批俘虏又是向大后方原辽东军区驻地押送,小分队的前后都有主力部队,完全与主力相随而行,始终与上级保持着密切联系,一路上受到了沿途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与关怀。可是影片却把我军小分队安插在“既无领导,又无群众,前有堵击,后有追兵”的处境,任从敌人摆布。这是对解放区军民的极大污蔑!
孙泽民(新开岭战役参加者,某团副政委)
我是这次押送敌二十五师高级战俘的侦察员之一。那时,我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象影片中所描写的“忠于党国”的伪师长,也没有看到如影片中所吹捧的“坚贞不屈”、死心塌地跟着被俘的敌师长反动到底的“英雄好汉”,更没有看到有什么敌军长派来援救其部下的飞机、骑兵和步兵。恰好相反,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群丑态百出、狼狈不堪的怕死鬼。他们根本不是什么“精诚团结”,而是勾心斗角,互相埋怨。敌副师长段培德埋怨敌师长李正谊贪图升官发财,急躁冒进,害得全师覆没。副官处长王凤鸣埋怨李正谊在紧急关头,让他去“杀身成仁”,当替死鬼,而自己却溜之大吉。敌七十五团团长赵振戈更责骂李正谊是“饭桶”、“草包”。但是,影片的炮制者却将这些贪生怕死的刽子手,硬写成“顽抗到底”、“精诚团结”的“英雄”,这完全是为敌人的反革命复辟服务的。
姜鼎禹(新开岭战役参加者,押送俘虏的侦察员,某团政委)
在影片中,被我军打得丢盔卸甲、跪地求饶的“落水狗”,一个个都成了“临危不惧”、“坚贞不屈”的“英雄”。特工处长杨子鸣虽然当了俘虏,他居然能够要逃就逃,要进就进,在我解放区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这和我们所见到的事实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当时,那帮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将领,被我军俘虏之后,活象一群“丧家之狗”,那有什么象影片所捏造的杨子鸣式的“大英雄”呢?就连影片炮制者所精心刻划的所谓“千里驹”的化身、敌二十五师师长李正谊,也不过是一个十足的怕死鬼。战斗中,他化装伙夫逃跑不成,被俘后一见着我们的战士,直打躬作揖,哀求保住他的狗命。铁的事实证明,当敌人还有一点反抗资本的时候,他们必然要作反革命的垂死挣扎,而且也会装出一副吓人的样子;但是,当他们失去了反抗力量之后,剥削阶级腐朽没落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必然是保命第一,只要活命,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可是,影片的炮制者却妄图掩盖反动派的阶级本质,把这些历史的渣滓塑造成一个个都干出“惊天动地”的“英雄行为”的“大英雄”,这是丧心病狂地为敌人树碑立传。
金广蕴(当时押送俘虏的通讯员,某团政委)
《逆风千里》的故事情节,完全是捏造出来的。新开岭战役结束以后,我们部队接受了押送李正谊等这批高级战俘的任务。当时,领导上十分重视这一任务,专门选派了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精心挑选了一批战士,组成了一支政治质量很高、对敌斗争经验丰富的押送小分队。在整个押送俘虏的过程中,我全体指战员具有高度的战斗姿态,鲜明的阶级立场,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忠实地执行了毛主席的俘虏政策。我们对放下屠刀的敌人,只准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我们及时地揭露了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对其中屡教不改的首恶分子,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决不是对他们宽大无边。
可是,影片不顾这些铁的历史事实,却把我小分队指战员歪曲、丑化到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在大风沙中,我军指战员生怕敌人累坏了身体,主动搀扶着敌人前进;敌人要好吃的,我女卫生员竟然跑遍全村给他找鸡蛋;俘虏吵着要吃鸡,我指导员却“耐心解释”说:“也想买点好吃的,可实际情况你们也知道,老百姓都撤退了,想给你们买也买不到哇!”在敌人的猖狂挑衅面前,我通讯员小金却说:“你们有意见可以提嘛!”公开给敌人民主……。影片里,我小分队指战员被恶毒地歪曲成了一帮政治上的糊涂虫。影片如此恶毒丑化我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形象,鼓吹“阶级调和论”,就是为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铺平道路。这真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秦道容(新开岭战役参加者,某师政委)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但是,影片自始至终看不到党支部的作用,看不到上级党委的领导,更加谈不上用毛泽东思想挂帅。本来,指导员是上级党委派下来的党代表,做政治工作的第一把手,是打击敌人、团结自己的模范。但影片中的指导员宋志刚却终日愁眉苦脸,沉默寡言。在敌人挑衅面前他束手无策,软弱无能,低三下四,还给敌人以“民主”,对自己的战友却毫无阶级感情,没有群众观念,处事独断专行,搞“一言堂”。战士提意见,他说来说去只有一句话:
“执行吧!”战士有思想问题,他不是热忱帮助,而是用凉水浇头,让别人“清醒清醒”。这个指导员对敌人是如此的“爱”,对战友是如此的“恨”,从他身上那能闻到一点我军政工干部的气味!
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当时押送俘虏的指导员杨福仁同志,就是一个坚强的政治工作干部。杨福仁同志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在押送俘虏的过程中,他模范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充分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他处处思想工作领先,遇事同群众商量,及时抓好活思想。我军是胜利之师,押送俘虏的指战员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政治空气相当浓厚,紧紧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
影片千方百计地丑化我军,其目的就是丑化我军无产阶级政治,就是企图抽掉我军的灵魂。没有灵魂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我们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永远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捍卫我国铁打江山永不变色。
王程明(新开岭战役参加者,某师政委)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逆风千里》出笼的时候,正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极力鼓吹“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再次抛出黑《修养》,公开号召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时候。当时国内外的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激烈,美帝国主义、苏修领导集团和各国反动派,正在进行疯狂的反华大合唱;国内的牛鬼蛇神和被罢了官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一起跑出来向党、向社会主义发起疯狂的进攻;卖国贼蒋介石匪帮在美帝国主义的唆使下,声嘶力竭地叫嚣窜犯大陆的时机已经成熟。《逆风千里》在这时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是直接为配合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我国推行修正主义黑纲领服务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一个不仅亲自参加影片的修改,而且亲自下到摄影棚,担任“总导演”。当中央负责同志发现这部影片有严重问题后,这个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野心家还给《逆风千里》的编导者送去了一个“定心丸”,说什么不要惊慌、不要害怕,鼓励他们振作精神继续干下去。他的狼子野心不就昭然若揭了吗?
我们是毛主席亲自缔造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们一定要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仅要紧紧握住革命的枪杆子,而且要牢牢抓住人民的笔杆子,不仅要做真枪实弹的战场上冲锋陷阵的勇士,还要做意识形态里阶级斗争的勇敢顽强的尖兵,在文武两条战线上,为革命再创新功。
 (萧罗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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