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两家人》是鼓吹资本主义复辟的宣言书
——云南省晋宁县晋城公社干部社员批判反动影片《两家人》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的时候，鼓吹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影片《两家人》拿出来示众了。作为影片取材背景的云南省晋宁县晋城公社的干部社员们，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严厉声讨影片编导者和他们的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乔正国（原小寨乡农协主任、现党支部委员）：一九六三年，影片《两家人》的编导者跑到我们这里拍电影，他们还专门给我拍了几个镜头。我当时很高兴，心想：“有毛主席领导，咱们穷人翻了身，不仅经常看电影，还能上电影。”那晓得拍出来的影片，不但没有表现我们贫下中农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反而污蔑我们贫农。影片里的“老贫农”高正国，根本不是贫农，而是个顽固地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他听说要卖余粮，就拚命抵制；听说要办合作社，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为了发家致富走资本主义道路，逼得别人跳井自杀。这那里会是贫农干的事，完全是地主、富农干的。影片的编导者捏造这样一个假贫农，鼓吹单干，就是要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国农村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
我们贫下中农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深深懂得：谁是我们的亲人，谁是我们的敌人，那条路是阳关大道，那条路是悬崖断壁。解放前我给地主种田，缺衣少穿，无法度日。解放后，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生活越过越甜，我从心眼里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毛主席他老人家指到那里，我就奔到那里。我这一辈子跟毛主席就是跟定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妄想复辟资本主义，要把我们引向黑暗的旧社会，这是白日作梦、痴心妄想！
李家强（原互助组员、现大队贫协主席）：影片《两家人》千方百计美化资本主义，把单干说成好得很，把我们走合作化道路的贫下中农写得少吃没穿，连互助组长也得向搞单干的高正国借粮讨米，这是极大的歪曲。一九五三年我们小寨合作社成立的时候，遇到了大旱灾。要是在解放前，不知道又要有多少人离乡背井，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是，我们依靠合作化，战胜了旱灾，取得了很好的收成。在卖余粮时，我们这个十五户的小社，一下就卖一万二千多斤，超额二千多斤。我要质问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们什么时候见过我们组织起来的贫下中农缺粮少穿，去乞求单干的地富分子一粒粮食？你们通过高正国的口，说出了地富要说的话；通过高正国的手，做出了地富要做的事；通过高正国这个假贫农来攻击党、反对农业合作化。你们的贼心，我们贫下中农看得清清楚楚。
李政英（原互助组副组长、现任生产队长）：影片《两家人》是射向社会主义的一支毒箭。一九五二年，我们贫下中农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的农业合作化的伟大号召，在农村办起生产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消费合作社。这对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抛出的“四大自由”是当头一棒。后来合作社迅速发展起来，一九五八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我们深深体会到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好。我们还编民歌唱道：“单干好比独木桥，心惊脚软随风摇，农业社好比大石桥，大风大浪不动摇，人民公社大铁桥，万吨火车往前跑。”可是《两家人》颠倒黑白，硬说单干比组织起来好，公开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妄想复辟资本主义，这办不到，永远办不到。
李凤仪（原小寨乡互助组长、合作社长、党支部书记）：影片《两家人》根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黑指示，明目张胆地歌颂单干好，企图把我们贫下中农引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这是痴心妄想。我们贫下中农最听毛主席的话，最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一九五二年初，我们小寨的贫下中农就给伟大领袖毛主席写信，表示一定要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毛主席叫党中央办公厅给我们回信，鼓励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毛主席的关怀，给了我们最大的鼓舞，我们在全省办起了第一个互助组，接着根据大家的要求，又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贫下中农说：“互助组比单干好，合作社又比互助组好，我们一定要入社。”小寨乡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事实证明，广大贫下中农最拥护社会主义。这给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个响亮的耳光：什么“三自一包”呀，什么单干呀，什么“长期保护富农经济”呀，统统是胡说八道！
李民芬（原互助组员）、杨树荣（晋城公社党委副书记）：在三年困难时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叫嚷什么“三自一包”，刮起了“单干风”。我们这里的地主富农听了拍手叫好，说什么：“田还家，牛归主，各种各的”，妄图进行反攻倒算。这个时候，反动影片《两家人》出笼了。影片编导者通过高正国之口，公开宣扬“猪往前拱，鸡往后扒，各有各的路”和“天下总是有穷有富”的剥削阶级的反动谬论。他们这伙人想的是一个心思，唱的是一个调子，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复辟。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们听着：你们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永远不能得逞。
叶永昌（小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蒋凤仙（原互助组员、现大队妇女主任）：我们贫下中农最恨资本主义，最爱社会主义。解放前小寨乡一百五十八户人家，就有一百四十六户租地主的田种，每年交了租子，所剩粮食只够吃两个月，生活惨得很。解放后，有毛主席领导，我们打倒了地主，当家作了主人，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十年来，我们照着党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光明大道，越走越亮堂。我们兴修了水库，安装了各种抽水机、内燃机，彻底改变了过去靠天吃饭的日子。这都是听了毛主席的话，组织起来由穷变富的结果。
我们永远跟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海枯石烂不变心。影片《两家人》编导者的总后台就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家伙一直和毛主席唱对台戏，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指使文艺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利用电影、戏剧反对毛主席，攻击社会主义。他吃的是劳动人民种出的粮食，穿的是劳动人民织出的布，住的是劳动人民盖的楼房，但是，他讲的是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话，做的是对地主、富农、资本家有利的事，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路。如果让他篡党篡政，我们劳动人民就要吃二遍苦，社会主义江山就要改变颜色。我们一定要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连同《两家人》一齐打倒，一定要永远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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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许《两家人》污蔑丑化贫下中农
河北北京师范学院 东方红“千钧棒”战斗队
反动影片《两家人》的编导者，为了适应中国的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需要，搜肠刮肚，煞费苦心，在银幕上塑造了一个单干发家的能手、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好汉”高正国的形象。
高正国是一个散发着铜臭味的“守财奴”，是中国赫鲁晓夫早就鼓吹的“三马一犁一车式”富农的活典型。高正国对他女儿说：“今年是五三年，我想存粮两千，拴上一辆牛车，养上两口猪。到五四年春天，我想招小海来咱家上门，再和陈家开个大粉坊。到五五年我就买上十亩地，再请上两个帮工……用不上十年，咱就下手办个大农庄。”这难道是一个简单的计划吗？不！这是一个资本主义复辟的蓝图。
为了实现复辟资本主义的蓝图，编导者给这个顽固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活典型加上了一道道的光圈，企图赢得人们的同情和向往。
一道光圈是把高正国打扮成“老贫农”，“土改时的积极分子”，“抗旱的模范”，“生产的一杆旗”。但是，只要把他放在毛泽东思想这面照妖镜下，就不难看出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毛主席教导我们：贫农对于合作化最积极。如果高正国真是“老贫农”、“土改时的积极分子”，那么，为什么在党的领导下，他翻了身，分了房分了地，就不愿意跟党走了呢？为什么他那样热中于个人发家致富，订出那样的资本主义复辟的“计划”？他为什么坚决反对合作化，在大街上一听说办社，就紧张得几乎把小摊子都要撞倒了，一回去就卧床不起？为什么他抗拒党的政策，有余粮不卖给国家？为什么他买地放债剥削贫下中农？
高正国根本不是什么“老贫农”、“积极分子”，而是一个披着贫下中农外衣、干着剥削阶级勾当的富农分子，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一杆黑旗，一个黑“模范”。
另一道光圈，是高正国“苦扒苦拽”“省吃俭用”。影片用了大量的镜头对高正国“苦扒苦拽”的单干发家精神极力加以赞扬，几次用特写镜头渲染高正国拉牛车的动作和高正国一家“省吃俭用”的生活。不难看出，编导者就是要通过这些场面告诉观众：高正国的发家不是剥削来的，而是全靠自己象牛一样地“苦扒苦拽”，加上“油罐烤火”、“盐罐洗澡”这样的节俭，才使他存折上的葡萄圈圈越来越多，才使他成了全村的首富；因此，谁要想有地、有牛、有车，想发家致富，就得象高正国那样“苦扒苦拽”地单干，倘若用把劲，实现几个“五年计划”，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影片狂热地鼓吹“单干好”，宣扬反动透顶的剥削阶级的所谓“劳动发家”论。这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剥削有功”论是一路货色。
影片为了美化“单干发家”的高正国，千方百计污蔑和丑化贫下中农。你看，高正国在单干的道路上走得多“带劲”啊！添了牛，买了车，猪肥鸡欢，家境日益兴旺。而参加互助组的贫下中农却愁眉苦脸，没精打采，家境日益萧条，非借高正国的粮就不能生活。相形之下，高正国不是成了“战胜”社会主义的“英雄”了吗？而且，影片还表现合作化对高正国“左一下，右一下，跟他过不去”。编导者在这里用阴险毒辣的手法，向人们暗示：合作化道路不但不能富裕，相反还破坏了农民的“幸福”，而只有单干，才能富裕，才是唯一的出路。这完全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毒诬蔑！
反动影片《两家人》公然鼓吹中国的赫鲁晓夫“三自一包”搞单干的谬论，大刮复辟资本主义的黑风，影片的编导者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心心相印，他们妄图树立高正国这么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典型，打出这么一面黑旗，培植大量象高正国一样的富农和农庄主，其目的就是要把中国拉向灾难深重的旧社会。这一千个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我们一定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砸烂《两家人》这面在农村复辟资本主义的黑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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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风千里》出笼的前前后后
边齐
反动影片《逆风千里》在摄制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一九五八年，《逆风千里》的电影剧本一出笼，珠江电影制片厂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把它视作“珍宝”。但由于群众抵制，不能拍摄，他们只好将其库存，伺机出笼。一九六一年底，在帝、修、反掀起的反华大合唱中，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荒煤“驾临”珠影“视察”，一眼看中了这棵毒草，赞不绝口，说什么“这剧本我看过了，题材新颖，有生活基础……剧本去头去尾就可以拍摄。”所谓“去头去尾”，就是去掉剧本中仅有的一些描写我军胜利的场面。他还给编导者打气，说什么“要为自己打开自己的天地”。
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一个人，就是这部反动影片的幕后总导演。他自始至终“热心”扶植，想方设法让它出笼。他两次“审查”这部影片的样片时，都充分肯定：“这部片子不错，大家看了还很有兴趣！”但他还不够满足，觉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军没有伤亡，这太不真实了。”于是他冥思苦想，提出了所谓“修改意见”，恶毒地要让我军战士纪鹏飞在炸桥时死去，使影片在充满着失败主义的悲剧气氛中收场，以诽谤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当时这部反动影片受到中央一位负责同志的严厉批判，并指令禁演以后，这个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百般抵制，一再宣称“问题没有那么严重”，并多次催促编导者稍加粉饰后立即出笼。
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放绿灯，有电影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撑腰打气，影片编导者有恃无恐，便施展其反革命伎俩，挖空心思经营这棵大毒草。导演规定影片要“写出两种党员（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道德品质”。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员的“道德品质”就是认敌为友，软弱无能；而国民党员的“道德品质”就是“精诚团结”，“坚贞不屈”。他为了给国民党反动派唱赞歌，美化敌俘“坚贞不屈”，竟编造出这样的情节：敌特工处长杨子鸣夺马逃跑时，敌师长孙振戎挺身而出，奋不顾身地抱住我军指导员宋志刚的马头，宋志刚欲追不能，举枪要打，孙振戎昂然不动，视死如归。孙振戎途经大海又“投海捐躯”，以示“效忠党国”。编导者在呕心沥血地为敌人树碑立传的同时，还嫌剧本对我军诬蔑得不够，他在改编中竟增添了这样一个情节：我军卫生员朱小玲如何热心照护敌俘，为敌俘揉脚，结果引起敌副师长的胡思乱想；敌副师长在梦中挽着朱小玲的手走进教堂结婚。这个用心极其恶毒的情节，由于革命群众的坚决反对，导演才不得不忍痛删去。影片编导者对国民党反动派爱之欲其生，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恨之欲其死，其反动阶级的立场何其鲜明！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反动影片《逆风千里》就是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一伙企图推翻无产阶级政权作舆论准备的。我们一定要奋起毛泽东思想的千钧棒，砸碎《逆风千里》这个鼓吹反革命复辟的破喇叭，扑灭这股丑化我军、为国民党反动派招魂的逆风，让浩荡的东风吹遍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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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是“千里驹”，而是纸老虎！
辽宁省凤城县富国大队老民兵基干队员 蔡庆吉
看了反动影片《逆风千里》，我的肺都要气炸了。影片颠倒黑白，把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的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兵败将，描绘成耀武扬威、“精诚团结”、“宁死不屈”的“英雄好汉”，这真是反动透顶。
我们是《逆风千里》这部影片的故事发生地区的老民兵，是这些历史事实的见证人。国民党反动派的军队根本不是什么“千里驹”，而是一戳就破的纸老虎。在新开岭战役开始的时候，我军诱敌深入，号称蒋介石王牌的“千里驹”二十五师，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我们村，杀人放火，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当我英雄的人民子弟兵在民兵和群众的配合下一进行反击，这些纸老虎就现了原形。真是“枪一响，地下躺，头扎地，腚朝上，活象野鸡一个样。”有一个匪兵往菜窖里躲，两只脚刚想往菜窖里伸，发觉里面有人，吓得没命地跑。还有一个匪兵躲在一眼水井里，我村一位老大爷去打水时，这个匪兵吓的直哆嗦，连声喊“救命，救命……。”敌人的军官更是怕死鬼，都把大盖帽甩到河沟里，换上士兵的衣服，有的没来得及换就被活捉了。敌师长李正谊打份成伙伕，被我军从俘虏群中揪出来时，吓的面无人色，浑身哆嗦，见到我军战士就鞠躬，请求饶命。这些现了原形的纸老虎当了俘虏之后，个个垂头丧气，狼狈不堪，活象一群落水狗。这些铁的事实，说明敌人根本不是什么“千里驹”，是地地道道的纸老虎。而反动影片《逆风千里》，却抬出早已被我解放军打得稀巴烂的敌二十五师这具僵尸，加以美化，鼓吹它的什么“千里驹精神”，目的就是要为国民党反动派招魂，为一切失去了“天堂”的反动阶级鼓气，煽动他们起来向党和社会主义发动猖狂的进攻。这部影片完全是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搞反革命复辟制造舆论的。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一眼看穿了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狼子野心，我们一定要把这株大毒草批深批臭，把复辟资本主义的罪魁祸首中国的赫鲁晓夫斗倒斗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