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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小将最听毛主席的话
马贵民
北京市三十二中初中一年级一班，在解放军帮助下，实现了班级大联合。但是，有一件事，班文革小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事情是这样的。这个班有五、六个学生受反动“血统论”的影响，觉得自己的家庭出身好，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采取歧视的态度，使那些同学在班里抬不起头来。她们对自己要求不严，不注意本身的思想改造，组织纪律性比较差。上课时，大部分同学都专心听讲，她们却在下面打袜子，编钱包，看小人书，有时甚至起哄，使课程很难进行下去。为了纠正这种现象，班文革小组曾经公开狠狠地批评了她们两次。
她们不但没有改变，反而闹得更厉害了。班文革小组的几个负责人就发动全班同学，给这几个同学贴了许多大字报。在大字报的压力下，那几个同学写了几份“检查”。但是由于没有从思想上真正解决问题，她们和班文革的对立情绪更大了。
这时候，解放军排长张继业引导班文革小组的几个同学向毛主席著作请教。毛主席说：“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又说：“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
革命小将最听毛主席的话，认识到自己错了，马上改正，就主动和这几个同学接近。她们掌握“原则问题不让，枝节问题不争”的原则，积极开展谈心活动，诚恳交心，碰了钉子也不回头。在谈心时，班文革小组的同学首先做自我批评，检查以前对她们态度生硬、方法简单等。同时，利用本校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统治时期的活生生事实，和她们一块控诉这条反动路线对青少年的毒害，并且一块儿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块儿批判反动的“血统论”，终于改善了和这几个同学的关系。
对于这几个同学的每一个微小的进步，班文革小组都及时给予鼓励。经过一系列热情、诚恳、耐心的帮助，这几个同学很受感动，主动做了触及灵魂的检查。从此以后，她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从思想上严格要求自己，为集体多做好事。
班文革小组的几个同学，从处理这件事情中亲身体会到：“过去我们想用压的方法，把她们压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谁想到越压她们越不服，越压她们越抱的紧；以后向毛主席著作请教，我们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她们很快转变了。这件事，使我们认识到：千重要万重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最重要。”
（附图片）
北京白家庄中学初二（四）班革命小将和教师，通过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消除了师生之间的隔阂。革命师生共同向毛主席表示决心，一定要搞好复课闹革命。 新华社记者 楚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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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的转变和他的转变
王振声
我到三十二中开始军政训练没几天，便遇到了一件很不顺心的事情。一天，我给同学们上辅导课，绝大部分同学都很认真听，有一个同学却在下面乱起哄。我看不惯，说了两次，他不但不听，反而闹得更凶。从教室里的一张张脸上看，同学们对他很不满意。我也正在火头上，心想：你也太不象话了，只有再一再二，哪有再三再四？不压下这股“邪气”，班里的正气怎么能树起来？我就把脸一绷，大声说：“你愿意听就好好坐在教室听，不愿意听就走，别在这里影响其他同学！”这位同学脸唰地红了，马上站起来赌气走了。
课后，我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却有点坐不住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我回想一下自己当时的做法，觉得自己有错，错在对同学缺乏深厚的阶级感情，对工作缺乏高度的责任心。
当天晚上，我到这位同学的家里。他家的大人还没下班，只有他一人在家呆着。他一见我进来，连理也不理。我对他说：“我今天没有听毛主席的话，对你态度不好。现在，我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向你道歉，接受你的批评来了。”由于我的态度诚恳，僵局打破了。随后，我又给他讲了军政训练的重大意义，启发他积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和解放军一起共同搞好军政训练。这位同学听后很受感动，马上检查了今天在课堂上不遵守纪律的错误。他表示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积极参加军政训练。第二天，这位同学高高兴兴地到了学校。不但自己遵守纪律，并且积极地向一些不遵守纪律的现象作斗争。班里打扫卫生，他不怕累、不怕脏，总是跑在前面抢重活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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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出学生要立即回校复课闹革命
——革命群众来信述评
最近，北京、上海、山东、黑龙江、内蒙古等地广大革命师生，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纷纷返校复课闹革命。但是，本报收到的来信反映，仍然有一些大中学校学生留在外地或外单位，迟迟不回学校。西安的读者来信说，有些从外地来西安的大中学生，现在还想往远地的城市跑，没有回校复课闹革命的打算；河北、上海读者来信中说，有些学生虽然回到学校，但是很不安心，坐不下来；四川读者反映，有的毕业班学生，一心等待分配，不愿回学校参加大批判和斗批改；……
毛主席号召我们“复课闹革命”，这是关系到能不能把学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一件大事。如果不理解这一点，而是继续留在外地外单位，不愿意回学校，那末，学校的革命大批判怎样开展，斗批改由谁来进行？
至于外地外单位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可以不必耽心，我们要坚信那里的革命群众，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好搞彻底。
搞好复课闹革命，对于毕业班的同学来说，也是一项义不容辞的任务。他们在学校时间最长，对学校情况最了解。旧的教育制度，究竟有哪些害处，他们都有亲身的体会。希望他们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在教育革命中，作出新的贡献。
“复课闹革命”是毛主席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尚未回到学校的同学们，要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迅速回校复课闹革命，积极投入到革命的大批判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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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编后
当前，摆在中学无产阶级革命派面前的重大任务，就是要尽快地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搞好复课闹革命，使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迅速走上正轨。
北京市三十二中初中一年级一班的经验表明，要完成这个重大任务，必须正确处理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的思想分歧。
怎样才能消除思想分歧呢？他们的体会是：必须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做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这样，既能弄清思想，又能团结同志。反之，如果采取压服的方法，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使彼此的思想距离越来越远。
这个班的经验，值得正在复课闹革命的中学广大革命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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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发表声明
最强烈抗议英帝疯狂迫害我记者
严正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新华社记者薛平；立即停止“审讯”其他被捕爱国记者，并无条件释放他们
新华社二十日讯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今天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港英当局悍然“判决”新华社记者薛平入狱两年和非法“审讯”其他爱国记者的法西斯暴行，指出这是港英法西斯当局对伟大社会主义中国的严重政治挑衅，是七亿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声明全文如下：
港英法西斯当局无视我国政府和新闻界的一再严重警告，十九日又悍然对我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继续进行非法“审讯”，并胆敢宣称“罪名成立”，无理“判决”薛平入狱两年，还蛮横无理地对被非法逮捕的新华社记者陈凤英、陈德穆和五名爱国记者进行所谓“审讯”。这是港英法西斯当局对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严重政治挑衅，是四百万香港爱国同胞和七亿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为此，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对港英法西斯当局提出最最强烈的抗议。
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七月十一日凌晨在香港湾仔地区进行正常采访活动时，被港英法西斯当局无理绑架。新华社和新华社香港分社曾相继发表声明，严重抗议港英当局的法西斯暴行并警告港英当局必须立即释放薛平。而港英当局不但不立即释放薛平，反而变本加厉，一意孤行，编造了所谓“非法集会”和参加“恐吓性集会”的莫须有罪名，非法地加以“控告”。悍然“判决”薛平入狱两年。这是港英法西斯当局继五月十一日殴打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司徒强，六月二十九日对香港分社副总编辑王磊和记者陈国荣、陈明珠进行无理阻拦和侮辱性的搜查之后的又一次严重的法西斯暴行。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港英法西斯当局对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和香港其他爱国记者进行如此野蛮的迫害，是因为他们害怕新华社记者和香港其他爱国记者如实地把他们在香港犯下的法西斯暴行公诸于世，把香港爱国同胞对毛主席的热爱和在抗暴斗争中的英雄气概公诸于世。但是，这是你们绝对办不到的！相反，你们的法西斯暴行只能进一步激起香港爱国同胞和七亿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并将受到加倍的惩罚。同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伟大的中国人民为敌，对你们是决没有好下场的！
我们严正要求：港英当局必须立即无条件释放薛平，立即停止对其他被捕爱国记者的“审讯”并无条件释放他们，向受害者道歉，赔偿一切损失，严厉惩办肇事者，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港英当局如果继续一意孤行，由此引起的一切严重后果，必须由港英当局全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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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敌人的“法庭”当作审判敌人的讲坛
新华社记者薛平同港英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新华社香港二十日电 新华社香港分社记者薛平同志，十九日以中华民族的大无畏精神，在港英法西斯当局的“法庭”上，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义正词严地发表长篇演说，把敌人的“法庭”，作为审判万恶的英帝国主义的讲坛。
薛平是在七月十一日在湾仔区进行正常采访活动时被港英法西斯当局无理绑架的。港英当局害怕它们血腥镇压中国同胞的暴行被公诸于世，在绑架薛平后对他进行了毒打，并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将他投入黑狱。但是，薛平同志威武不屈，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了捍卫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不论是在敌人的“警署”，还是在敌人的“法院”，他都英勇地不屈不挠地进行了斗争。
十九日，薛平同志第二次被所谓“香港地方法院”无理“审讯”时，他走上证人台，昂首站立，朗声说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讯社新华社记者！”他庄严说：“我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宣誓！”接着，他义正词严地发表了长篇演说，就在港英当局的“法院”内，将港英的所谓“民主”“自由”的遮羞布撕得粉碎。
薛平同志说：“我是新华社记者，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港英当局‘防暴队’在湾仔地区镇压我爱国同胞。当时我奉命到现场采访，当到现场时，港英‘防暴队’向我冲来，前头是一个英国警官，当时我退入一条横街，但他竟然冲过来，将我非法绑架。当时我出示记者证，但他不理，抢去了我的记者证和照相机。我抗议，我一再抗议，他竟然动手打我，而且指挥一队十多人的‘防暴队’围着我打，拳头、警棍、枪托如雨点般地打在我身上、头上、胸部、腰部、脊骨。我手、胸、腰、脊骨都受了伤，而且流血，我身上衣服都有血迹。我在这里最最强烈抗议港英当局无理拘捕新华社记者；最最强烈抗议港英当局践踏新闻自由；最最强烈抗议英国警官与其指挥下的‘防暴队’对我进行毒打。我坚决要求立即无条件将我释放，港英当局要向我赔罪认错，公开道歉，严惩凶手，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同样事件。”
薛平同志继续说：“在我被捕入湾仔警署时，我再次受到毒打，并被取走了我身上的全部东西。为了罗织我的所谓罪名，湾仔警署又抢去我的采访记录本和口罩，以为这样就拾到两根救命草，以为这样就可将莫须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但是这两件东西只是港英当局镇压我港九同胞的罪证。”
薛平讲到这里时，“法官”心虚恐惧，三番四次地制止薛平讲下去。甚至那个“法庭”翻译对“绑架”一词都不敢转译给“法官”，当场受到薛平的严正斥责。虽然“法官”硬说薛平所说的与本“案”无关，想要阻止他讲话，但是，敌人越不愿意听，薛平越要说，并数度高喊“抗议不准我说话”。
薛平同志不顾“法官”的阻挠继续说：“必须指出，港英当局绑架新华社记者不是偶然的，这是对我社会主义祖国的一种挑衅行为！”
“法官”只听了两句话，就气急败坏，他顾不得平时口头上炫耀的什么“公平法律”、“民主”和“自由”之类的东西，竟赤膊上阵，制止薛平再讲下去，说什么“只讲你本人之事，总之，是当晚所发生之事实。”薛平当即严正指出：“我所讲的话，完全与此事有关。”
薛平同志继续说：“自从五月以来，港英当局就派警车、特务在新华社香港分社周围，对新华社人员进行恐吓、挑衅。五月十一日，港英警察在新蒲岗殴打新华社记者，刚刚两个月后，又在湾仔绑架、毒打新华社记者。当时，除新华社记者外，还有其他记者在现场采访、拍照。但港英警察只绑架新华社记者，显然此次行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对于港英的挑衅行为，我感到非常愤怒，港英当局必须接受我提出的四项要求。”
薛平接着谈到在祖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影响下，香港爱国同胞正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这时，那个“法官”更是害怕得要命，极力阻止薛平再说下去，“法官”说：“你只能讲该晚有关的事情；我的职责是听取你所被控的两罪有关的事情。”
薛平严词驳斥说：“此事不是孤立的，是港英当局对我社会主义伟大祖国的挑衅行为！”
“法官”恼羞成怒地说：“现在是控告你，审讯你，你只能讲事实的真相。”
薛平当即指出：“当然是事实的真相。”他说：“香港同胞在祖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鼓舞下，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高潮，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港英当局以为用高压手段，就可将这个高潮压下去，这是办不到的。香港同胞有热爱祖国、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自由，有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自由。”
“法官”继续阻止，薛平同志坚持说下去：“我重申一次，港英当局绑架新华社记者，是对我伟大社会主义祖国严重的挑衅行为，港英当局必须无条件释放，向我赔罪，认罪……。”“法官”这时急得连声打断他的话。
在这次非法“审讯”时，港英“法院”内外警员林立，气氛紧张。手无寸铁的薛平同志被三个警员团团围着，许多中外记者到庭听“审”。港英法西斯当局为了罗织薛平同志的“罪名”，派出“警司”摩士和四个高级警官担任“证人”，他们虽惯于捏造事实、陷害革命群众，但是在证人台上却战战兢兢。薛平当场严厉地驳斥了他们的谎言，指出他们所说的“完全是编造”，“完全不符合事实”。
港英当局罗织给薛平同志的莫名其妙的“罪名”是：一、七月十一日在湾仔地区作“非法集会”；二、同时同地，“身为恐吓集会的一分子”，恐吓“警司”摩士，使其感到可能有“破坏公众安宁”的事发生。薛平同志被无理拘捕往“湾仔警署”后，曾亲笔写下两封抗议书，十九日他在“法庭”上高声宣读了这两封抗议书。
港英的“法官”在薛平同志英勇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下，丑态毕露，狼狈万分，最后，竟然横蛮地“宣判”所谓“罪名成立”，疯狂地宣布把薛平同志投入黑狱两年。薛平同志听到这个荒谬的“判决”时，镇定地站起身来，义正词严地说：“我抗议！抗议你们绑架新华社记者！抗议你们非法审讯！如果你们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你们决没有好下场！”薛平同志严正地表示抗议后，昂首阔步离开这个帝国主义的黑“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