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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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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念不忘斗争大方向
——三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样掌好权用好权
《文汇报》六月十一日社论
《红旗》杂志编者按：《文汇报》连续发表了三篇论无产阶级革命派怎样掌好权用好权的社论。这三篇社论写得很好，问题提得及时、尖锐，道理讲得正确，也很有“杀劲”。本刊特转载其中的一篇，供读者学习。
现在，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包括基层的革命委员会，例如大专院校的革命委员会、工厂的革命委员会）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为无产阶级掌好权用好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坚决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我们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紧紧掌握斗争的大方向，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地积累经验，总结经验，使革命委员会永远保持鲜红的颜色。
就当前情况来说，关键性的问题是为无产阶级掌权还是为个人、为小团体争权、掌权。这是在人民内部反映出来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只要是全心全意地为无产阶级掌权，就能从经验不多到经验较多，就能从事情办得不太好到办得很好，就能学会不熟悉的东西，就能在毛泽东思想的道路上大踏步前进。如果是为个人争权，为小团体掌权，那就会被鬼迷了心窍，毛主席的话、党中央的话听不进去，而一意孤行，忘记阶级敌人，而把炮口对准自己的阶级弟兄。这样下去，就会犯方向路线的错误。各级革命委员会对自己的成员中有私心杂念的同志，必须认真地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帮助他们切实地迅速地改正错误。
《文汇报》指出：“我们绝对不允许为个人争权。这个罪恶的念头一分也不能有。如果‘权’字与
‘私’字攀上了亲家，一门心思想着‘我’这一小团体的‘权’，或者‘我’的‘权’，这就等于眼睛蒙上了黑布，什么也看不见，就要栽跟斗。‘私’字迷了心窍的人，往往在碰到不同意见时，就轻易地给对方扣上‘老保’、‘逆流’、‘复辟’等大帽子，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要再夺权。发展下去，甚至会去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会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这说得何等深刻，何等好呵！无论建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地方，还是正在筹备建立革命委员会的地方，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要高度警惕，不要被“私”字这个鬼缠住。这一点，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过程中和夺权以后，对人们的新的严峻考验。
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以后，仍然有一个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的问题。只有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才能掌好权、用好权。
夺权以后，摆在我们面前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矛盾。现在，“阎王”虽已打倒，但未彻底打倒；“小鬼”虽已解放，尚未完全解放。“阎王”对于“小鬼”们掌握大权恨得要命，每天晚上躺在床上把牙齿磨得格格作响。他们是不甘心自己就此下台的。他们心不死，口不服，会想尽一切办法来和我们作最后的较量。敌人在磨刀，我们能偃旗息鼓吗？不能！我们必须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他们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念念不忘这个斗争大方向。
但是，在有些地区，有些同志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掌权以后，几乎忘记了阶级敌人，忘记了斗争大方向。他们对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兴趣不大，而是热衷于打“内战”，甚至被阶级敌人所利用，从右的方面，或者从极“左”的方面，对年轻的革命委员会施加压力，削弱了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同志甚至发展到了藐视无产阶级的权威，什么人的话也不听的危险地步。
我们手里的权是谁给的？是无产阶级给的，是人民给的。人民把权交给了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我们只有义务用这个权去彻底破坏一个旧世界，彻底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大批判、大斗争中建设一个新世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绝没有资格用这个权去压自己的同志，或者以此闹山头主义，制造分裂，破坏团结。
必须时刻记住，我们是为革命而掌权，为无产阶级而掌权，而不是为一个小团体掌权，为“私”掌权。为革命而掌权，我们就要时刻想到自己肩上的责任，时刻记住整个无产阶级的委托，时刻研究阶级斗争的新的表现形态，用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分清敌我友，掌握大方向；团结大多数，打击一小撮。这样，即使在掌权的过程中，革命派内部发生了这样那样的矛盾，也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通过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加以解决。
我们绝对不允许为个人争权。这个罪恶的念头一分也不能有。如果“权”字与“私”字攀上了亲家，一门心思想着“我”这一小团体的“权”，或者“我”的“权”，这就等于眼睛蒙上了黑布，什么也看不见，就要栽跟斗。“私”字迷了心窍的人，往往在碰到不同意见时，就轻易地给对方扣上“老保”、“逆流”、“复辟”等大帽子，并且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出要再夺权。发展下去，甚至会去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权，会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这难道不足以引起警惕吗！我们希望这些同志赶快丢掉“私”字，换上“公”字，树立为革命夺权，为革命掌权的正确思想。
为了掌握斗争大方向，在革命派内部必须实行“坚持原则，加强团结”的正确方针，坚决反对随意制造分裂的错误态度。当前，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猛烈开火，这是最大的政治，也是我们团结的原则。离开了这个原则，打“内战”，闹分裂，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失。革命的队伍应该日益巩固、壮大和发展。有人提出，“革命派内部还要大乱特乱”。这是一个分裂主义的口号，是反动的谬论。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了权、掌了权的地方，谁提出还要“大乱特乱”，他不是无知，便是别有用心。这个口号只能起动摇军心、涣散斗志的恶劣作用，给阶级敌人破坏革命力量提供条件。真正的革命派应该以大局为重，枪口对敌，团结战斗。千万不要去热衷于研究“内战”的“战略战术”，互搞情报，背后做小动作。更不准打、砸、抢、抄、抓。因为那样做，“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谁要坚持那样做，实际上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坚信，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不会那样干的。
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结束。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牢牢地把握斗争的大方向。否则，弄得不好，就会上敌人的当，就有可能重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甚至导致资本主义复辟。那么，一个革命者，就会变成昙花一现的人物。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无产阶级革命派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任务，越来越迫切了。应该看到，在我们的周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象毒气那样，时刻在向我们喷袭过来。如果我们不加强思想改造，做头脑里“私”字的保守派，那么，不要多久，就会迷失方向，丧失革命性。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开展破“私”立“公”的思想革命，坚决夺头脑里“私”字的权。只有这样，才能永远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革命到底。
（载《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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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无产阶级权威 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支左部队部分同志座谈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体会
为了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十周年，上海市工厂、学校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支左部队的部分同志举行座谈会，畅谈学习这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献的体会。他们联系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实际，着重讨论了民主和专政、民主和集中、反对无政府主义等问题。他们认为，这些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具有重大的意义。下面是这些同志的发言摘要。
“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
上海异型钢管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彭自强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一向享有广泛的民主，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样的大民主。这是世界上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最广泛的民主，也是现代修正主义集团统治的国家不可能有的民主。
当革命派进一步运用无产阶级民主的时候，绝不能忘记毛主席的教导：“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运用大民主，目的是要放手发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以便加强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
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反动派实行专政，二者是相辅相成的。没有广泛的民主，不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派实行有效的专政。没有对反动派的有效的专政，也就不能保证人民的民主。因此，无论是在人民内部发扬民主，还是对反动派实行专政，都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无产阶级政权。我们在运用民主这个手段的时候，不能离开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否则，就会走到“极端民主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上去。
同济大学《东方红》报编辑部负责人陈金泉说：过去，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机构，有某些部分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了。我们实行大民主，就是为了打破他们的白色恐怖，就是为了破坏为他们服务的旧秩序，把他们的反动统治搞得大乱特乱，把他们揪出来示众。这样的大民主好得很，它起了铲除危害无产阶级专政的祸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这种做法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
现在，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掌了权的地区和单位，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继续实行大民主，一方面是为了彻底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展开批判斗争，清除他们的流毒，另一方面是为了建立和巩固革命的新秩序。目的都是为了进一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在这种新情况下，如果还提什么“大乱特乱”，那就不是乱敌人，而是乱自己了。这对建立和巩固革命的新秩序是非常不利的。
革命组织之间有什么意见分歧，那怕是原则性的分歧，完全可以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加以解决。如果因此大打“内战”，大搞武斗，那就只会削弱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绝不能做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
“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
上海油墨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鲍自保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已经掌了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一定要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我们夺权以后，开始一段时期对民主和集中的关系处理得不够好。许多工作，往往只是几个做领导工作的同志研究个意见，就让下面去执行。考虑集中多，发扬民主少。这样做，不但工作搞不好，而且群众有意见。后来我们革委会反复学习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才认识到：没有民主，就没有正确的集中。因此，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凡是重大问题首先充分发扬民主，和群众商量，然后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贯彻下去，工作就开展得比较顺利了。
按照毛主席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不是用强迫的方法，而是用民主的方法”的教导，我们对于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不管他们是革命派还是参加过保守组织的群众，都采取民主的方法、让他们说话的方法。我们还把他们请来开座谈会，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我们有错误就主动检查，及时改正。这样，我们不但把革命派战士紧密地团结在革委会周围，也把过去参加过保守组织的同志团结起来了。这就大大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地开展了革命的大批判和斗批改。
上海警备区某部政治部组织科长、上海焦化厂毛泽东思想宣传组组长马伯良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我们既然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就要自觉地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约束自己。
在革命派大联合的基础上建立的“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是我们无产阶级的权力机构。我们要树立它的权威，维护它的威信。对于革命委员会正确的决定，必须严格遵守，坚决执行。对于它的缺点，也要善意地帮助克服。这绝不是奴隶主义。这是革命的需要。奴隶主义主张盲从，我们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组织纪律，我们同样要坚决反对。我们绝不能用无政府主义去反对奴隶主义，从一个极端走上另一个极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是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针，绝不能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去搞什么“极端民主化”和资产阶级自由化。
“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上海市第六女中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郑革命说：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推行资产阶级专政，破坏无产阶级专政，过去千方百计用奴隶主义的精神枷锁束缚干部和群众；当他们要垮台的时候，又大刮无政府主义的黑风。这股风吹到革命队伍当中，有些同志也受了影响。有的人只要自由，不要纪律，甚至说：“我爱干啥干啥，谁也管不着我。”有的人搞山头主义，闹小团体主义。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广泛的自由和民主权利，“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很明显，如果无政府主义思想不克服，大家不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权威，不遵守无产阶级的革命纪律，各行其是，那末，革命的大联合、革命的“三结合”就搞不起来，革命的大批判和斗批改就搞不好；民主集中制就难以贯彻，革命的新秩序就难以巩固。更严重的是，阶级敌人会钻空子，会利用无政府主义思想，分化、瓦解我们的革命队伍，实行他们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总之，无政府主义必然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妨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开展。
上海体育战线革命造反司令部鲁迅兵团负责人罗美芳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坚决地克服许多地方存在着的某些无纪律状态或无政府状态”。目前产生无政府状态的思想根源究竟是怎样的呢？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分不清无产阶级大民主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界限，分不清无产阶级革命纪律和资产阶级奴隶主义的界限；另一种主要是“我”字当头，“私”字作怪。总之，他们看问题以“我”为中心，符合我的口味就拥护，不符合的，谁讲了也不听。从这些情况看来，要克服无政府主义，就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提高认识，破私立公。
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在反对无政府主义方面要起带头作用，要首先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克服自己头脑中的无政府主义。我们兵团前一段时间批判无政府主义，成效不大。原因是勤务组的同志没有带头用毛泽东思想克服自己头脑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后来，我们勤务组召开了有兵团战士参加的民主生活会。勤务员在会上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了自己的无政府主义表现。兵团战士也提了一些宝贵意见。大家对无政府主义的危害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大家认识到，只要毛泽东思想在每个人的头脑里深深扎了根，无政府主义就没有藏身之地。现在，从勤务组到整个兵团，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更加自觉，无政府主义的市场大大缩小了。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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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总理卡翁达总统继续会谈中赞两国政府签订经济技术协定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下午继续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卡翁达进行会谈。
会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
新华社二十三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赞比亚共和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今晚在北京签字。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赞比亚共和国总统肯尼思·戴维·卡翁达参加了签字仪式。
对外经委主任方毅和赞比亚财政部长阿瑟·尼·勒·维纳分别代表两国政府在协定上签字。
中国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外交部副部长徐以新，对外经委副主任杨琳，交通部副部长葛琛等。
赞比亚方面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农业部长穆登达，合作、青年和社会发展部长海顿·班达，驻巴罗兹省国务部长蒙加，驻西方省助理国务部长查利库利马，人事办公室常任秘书兼内阁副秘书西约蒙吉，外交部常任秘书乔纳，总统首席私人秘书恩戈马，工程部常任秘书马波玛，合作、青年和社会发展部下秘书奇桑加，新闻局局长卡马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