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13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修养》中描绘的共产主义是什么货色?
高占其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他的那本《修养》中,摆出一副“权威”的架势,大谈“共产主义”和怎样进行共产主义事业,而绝口不谈无产阶级革命,绝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这充分地暴露了他的共产主义是假共产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
“共产主义事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作者用牧师式的祈祷和祝愿描绘说:“在那种世界里,没有剥削者、压迫者,……也没有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及黑暗、愚蠢、落后等。在那种社会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有高度的蓬蓬勃勃的发展,能够满足所有社会成员的各方面的需要。那时,人类都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与技术水平的、大公无私的、聪明的共产主义者,人类中彼此充满了互相帮助、互相亲爱,没有‘尔虞我诈’、互相危害、互相残杀及战争等等不合理的事情。”作者如此这般地描绘了一番之后,便得意洋洋地说:“谁个能够说,这样的社会不好呢?”
《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中指出:“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
成书年代尚无定论的《礼运·大同篇》,对“大同世界”作了这样的描绘: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五世纪的陶潜在《桃花源记》中的描绘,更是形象诱人: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清朝末年的康有为,在其《大同书》里,包罗万象地写了人道之苦七大种三十九项,指出其根源是九界(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业界、乱界、类界、苦界),并设计了消灭九界的蓝图。在他的“大同”世界里,废除私有财产,废除等级制度,无国无家,无贵无贱,男女平等,种族同化……。
这些中国式的“大同论”者,都有这样的特点:一方面,他们看到了当时社会的不平和黑暗,对现实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并且处在当时那种历史条件下,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存在,因而就根本找不到实现大同世界的道路。正如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的:“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在外国,十九世纪初,法国有个圣西门。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说这个世界是颠倒的,创造社会财富的人即劳动者,没有权力管理国家,而那些过着寄生生活的人即游惰者,却享有很高的地位,支配着社会的财富。圣西门提出,在未来的社会里,人们都应该有组织地从事有益的劳动,所有的劳动者自愿结成联盟,互相帮助,没有人压迫人的现象。这个社会,由三个阶级构成:学者,财富私有者阶级,劳动阶级。怎样达到这种社会呢?圣西门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主张通过宣传、教育以及科学、道德和宗教,也就是用和平说服的方法。
法国还有个傅立叶,他比圣西门更尖锐地批判了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要求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制度。这种社会制度的基层组织,是由不同的生产部门组成的协作社。协作社的每个成员,都有劳动权,他们可以根据爱好,自愿参加不同的生产组。协作社的收入,按劳动、投资和才能分配。在协作社里,有高大而漂亮的建筑,有图书馆、戏院、花园、公共食堂,在公共食堂的菜单上,每天至少有三、四十种精致的食品。怎样实现这种社会主义呢?傅立叶坚决反对革命的办法,他相信理论的力量可以说服国王富翁,使他们大发善心,让他试验协作社,然后由于协作社的优越性,吸引周围的人参加,使这种协作社由小规模推广到全世界。
英国出了个欧文。他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并以自己的试验证明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存在,因而他主张建立完全新的社会组织即共产主义新村。在这个组织中,人们的社会生活集中在生产、分配、教育、管理四种部门之中,合理地利用发明及技术改良,创造新的财富。一切人都形成最亲密的结合,劳动将变成快乐,贫穷连影子也没有了,战争尽行消灭。怎样去实现呢?欧文坚决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认为,社会矛盾可以通过传播知识和灌输真理的方法来消除。
不管是圣西门、傅立叶或欧文,他们的思想体系,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提出了一些“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的主张。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对他们作了革命的批判,指出“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随着社会阶级斗争的发展,“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而“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其所以反动,就在于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之后,他们总是企图削弱和调和阶级斗争,反对马克思主义,散布和平改良的幻想。
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到科学的一百多年之后,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和伟大的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崭新阶段。这时,《修养》的作者,再来重弹古已有之的陈辞滥调,闭口不提现实的阶级斗争,闭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那显然不是什么无知或偶然,而是公开地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是一种极端反动的货色。
人们记得,那个臭名昭著的赫鲁晓夫就曾经极力宣扬“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胡说什么“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世界上最人道的思想体系”,“是一个充满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他还居然恬不知耻地对西方垄断资本家们说,一旦实现了这种“共产主义”,“不用我来号召,你们就会走向共产主义”。这时,中国的赫鲁晓夫再次把《修养》修改出版,也用同样的腔调来描绘共产主义,这决不是偶合。这只能证明,他们是一丘之貉,他们的货色都是地地道道的修正主义大毒草。
至于说怎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呢?
《修养》的作者口口声声说要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却绝口不谈夺取政权问题,绝口不谈无产阶级专政问题。即使在战火纷飞的抗日战争年代和解放战争年代,这本长达五万字的《修养》里,竟连一个抗日战争的字眼,一个解放战争的字眼都没有,更不要说武装夺取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了。不夺取政权,不搞无产阶级专政而谈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岂非痴人说梦?
在我国建立了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后,《修养》于一九六二年再次修订出版,仍然绝口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反而变本加厉地大肆推销他那一套早已破产了的修正主义货色,这只能证明他顽固地坚持他的假革命、反革命的立场,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相对抗,与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相对抗。这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所以坚持不提现实的阶级斗争,坚持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人们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以便于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篡党、篡国、篡军,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他的这种阴谋不是很明显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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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海驻军某部帮助第六汽车场革命组织掌握斗争大方向
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积极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
新华社西宁十日电 人民解放军青海驻军某部指战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满腔热情地帮助青海省第六汽车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八·一八”,争取团结受蒙蔽的群众和犯有错误的干部,集中力量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力地推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前发展。
这个部队的指战员进入第六汽车场以后,旗帜鲜明,毫不含糊地表示支持“八·一八”,利用各种场合大讲“八·一八”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指出保守组织的种种错误。为了帮助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发展壮大,指战员们首先耐心教育“八·一八”成员正确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和犯错误的干部,使他们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阔步前进。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指战员们运用毛主席的教导,引导“八·一八”认真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群众的大多数。这个场一部分群众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欺骗和蒙蔽下参加了保守组织。在解放军的帮助下,无产阶级革命派对这部分群众没有歧视,而是满腔热情地团结教育他们。既指出他们的错误,又说明他们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通过大字报、控诉会等形式,在全场范围内展开了大诉旧社会的苦,大诉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害;大谈毛主席的恩情,大谈新社会的甜;表达永远跟着毛主席闹革命,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等项活动。通过这些活动,狠揭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利用保守组织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阴谋,启发受蒙蔽的群众认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危害性,有效地教育、争取了受蒙蔽的群众。有的人,曾参与迫害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通过教育,觉悟提高了,认识到错误,心情十分沉重。指战员和“八·一八”成员就主动找他们谈心,严肃而热情地指出:这笔账是要算的,但要算在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本地区、本部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身上。鼓励他们揭发问题,欢迎他们回到革命队伍中来。通过艰苦深入的思想工作,使受蒙蔽较深的群众纷纷觉醒,大杀“回马枪”。许多受蒙蔽的群众觉悟后,要求参加“八·一八”。“八·一八”对他们的革命行动都及时给以支持。每吸收一批新队员,都召开欢迎新战友大会,举行入队仪式,每人发给一本“老三篇”,对新老队员和群众都是一个很大的教育。
对于犯有一般错误甚至是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指战员们一面主动地和他们谈心,一起学习毛主席有关干部的论述和“老三篇”,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克服私心杂念,帮助他们迅速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一面用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武装广大革命群众,使革命群众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正确对待干部。许多干部纷纷主动检查自己的错误,狠揭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罪行,坚决地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同“八·一八”一起闹革命,从而彻底孤立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部队指战员在支左中,把爱护和帮助革命派当作一项伟大的政治任务。他们说,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革命群众中去,变成革命群众的自觉行动,就是最大最深的爱。他们帮助“八·一八”的同志针对活思想学习毛主席有关著作,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使“八·一八”的战斗力更强,在群众中威信更高。全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现了一片轰轰烈烈的大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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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红色造反者和群众开展谈心活动
北方工具厂革命派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受蒙蔽群众觉悟过来
人民解放军黑龙江驻军某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到北方工具厂以后,发现这个厂的革命组织“红色造反者”中的有的同志,对因受蒙蔽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采取歧视的态度;曾参加过保守组织的一些群众也顾虑重重。针对这种情况,宣传队的同志首先帮助“红色造反者”反复学习《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等教导,组织他们讨论:为什么要争取、团结受蒙蔽的群众?使他们通过讨论认识到,团结受蒙蔽的群众是革命的需要,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需要。教育、团结受蒙蔽的群众的过程,就是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就是自己不断树立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过程。无产阶级革命派有责任用毛泽东思想、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去帮助他们,使他们尽快地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究竟怎样去争取团结广大受蒙蔽的群众呢?宣传队的同志们帮助红色造反者又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的指示,明确争取团结广大受蒙蔽群众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他们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首先抓了阶级教育,在全厂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回忆对比活动,发动群众摆工人阶级在旧社会受剥削、受压迫的血泪史,看今天在毛主席领导下过的幸福生活;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事实,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远意义;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看革命工人、革命干部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苦大仇深的老工人于洪祥回忆了自己在旧社会的苦难家史,热泪满眶地说:“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让我们走回头路,吃二遍苦,这是万万不能的。过去,我上了他们的当,帮了他们的忙,这回我可看清了,跟着这帮家伙走是死路一条,跟着毛主席走才是阳关大道。”
毛主席指示我们: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还帮助“红色造反者”运用谈心的方法,向受蒙蔽的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思想互助活动,耐心诚恳地、积极热忱地和受蒙蔽的群众一起学习“老三篇”,一起亮思想,斗私心,帮助受蒙蔽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有个保守组织的核心成员,在保守组织解散以后,仍转不过弯来。“红色造反者”的一个成员,就多次主动和她谈心,但因观点不一致,谈了几次,都不欢而散。这个革命派战士正在灰心的时候,宣传队的同志和他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懂得,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不能企图上几次课,开几次会,就把人家在几十年生活中间形成的思想意识改变过来。”并和这个革命派战士一起详细分析了这个保守组织核心成员的思想情况。她是个苦大仇深的孩子,小的时候失去了父母,过着流浪生活。是党和毛主席把她从火坑里救出来的,她的确从心眼里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这次她是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当,站错了队,只要提高了觉悟,认清了大方向,一定会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于是,这个革命派的战士又满腔热情地去帮助她,同她一起学习“老三篇”、《十六条》和毛主席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并帮助她回忆自己的家史。这样,一次,两次,三次,一直谈了十一次,终于使她觉悟过来。
正确地对待参加保守组织的群众的结果,现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都团结到了“红色造反者”的周围。
(据新华社哈尔滨十一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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