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
专栏：
今天本报发表了几篇读者的文章，对宣扬奴隶主义的反动影片《武训传》展开了批判。
《武训传》是一九五○年出笼的。这部受到一批党内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狂热吹捧的影片，究竟歌颂什么人物？宣扬什么思想？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反映哪个阶级的要求？
《武训传》歌颂的是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武训。影片以最疯狂的热情，最肉麻的语言，给这个拜倒在反动统治阶级脚下的小丑，披上“为人民服务”的斑斓的衣衫，把他吹捧为高入云端的“圣人”，吹捧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英雄”，借以狂热地宣扬奴隶主义，宣扬投降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正当新中国刚刚成立，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的时候，这个影片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卖力地称赞和歌颂反动阶级及其奴才，恶毒地诬蔑和反对革命群众运动。这是对年轻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猖狂进攻，是为垂死的反动阶级招魂。
一九五一年，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和领导下，对《武训传》展开了批判。这是我国解放以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次重大斗争。
今天，正当毛主席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重新发表的时候，再次批判这部反动影片，我们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进一步批判支持和吹捧这部反动影片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其总后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彻底批判他们狂热宣扬的奴才哲学、投降哲学和叛徒哲学，满腔热情地歌颂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努力创造人类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无产阶级新文化！ ——编者
奴才哲学和“驯服工具”论
姚维斗
列宁说：“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武训正是那种奴颜婢膝的十足的奴才和无耻之徒。他的外号“豆沫”（豆渣之意），恰好道出了这个社会渣滓的本质。武训身上具有奴才的一切最典型的东西。为人“没火性”，见人“把礼敬”，赏钱、活命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他对封建统治者除了下跪，还是下跪。
武训是封建阶级“会说话的工具”。他津津有味地唱道：
“不用格拉，不用套，不用干土垫磨道”，完全是自认为“人形牲口”的奴才。他一面在地上“认真地爬来爬去”，一面无耻地唱：“我做马，让你骑，……骑得稳，爬得快，俺高兴，你自在”。可见这个奴才驯顺到何等地步！
必须指出，在武训这种奴才面孔的后面，正隐藏着“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肮脏灵魂。他可以吃砖头瓦片，可以爬来爬去，但最终目的却是爬上统治阶级的地位，得到十倍、百倍的“赏赐”。武训正是这样成为封建阶级豢养的一只“带头羊”，挂上了“义学正”的奖牌，麻醉、欺骗人民群众。因此，统治阶级希望“这世上还得有几百个、几千个，象武训这样的奴才”。
影片《武训传》和武训的吹捧者，把武训这副奴才相，说成是“俯首甘为孺子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甚至说成是“鲁迅精神”。真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毛主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是真正的革命家。正是鲁迅，严词痛斥武训之流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反动派吹捧奴才武训的阴谋：“如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那可简直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他使自己和别人永远安住于这生活。”武训的鼓吹者，竟敢用所谓“武训精神”来污蔑鲁迅，是可忍，孰不可忍！
谈到“武训精神”，是有人继承的。这个人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他就是为了“一生富贵”而混入革命队伍的投机分子，为了“占个大便宜”而“吃点小亏”的反革命两面派。在臭名昭彰的《修养》中，他竭力宣扬“忍辱负重”、“委曲求全”、“容忍”、“妥协”、“以德报怨”，提倡绝对服从的修正主义黑“纪律”。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后来更提出了“驯服工具”论，要别人当他的“驯服的”、“容易驾驭的”工具。他说：“是作驯服的工具，还是作不容易驾驭的工具呢？当然要作驯服的工具，要作容易驾驭的工具”，要“使用起来非常灵便，得心应手”。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中国的赫鲁晓夫把剥削阶级这个破烂“理论”搬来，其目的不过是为他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准备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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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是什么意思？”
辛午
一九五○年，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年，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先后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映。这两部反动影片，是一根黑藤上的两个毒瓜。《清宫秘史》，宣扬卖国主义；《武训传》，宣扬奴隶主义。
武训，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一个忠实奴才。此人奴颜婢膝，摇尾乞怜，无耻之极，丑恶透顶！
这个武训，实在不足为训。被毛主席称赞为“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的伟大的鲁迅，早在一九三六年，就在一篇题为《难答的问题》的短文中，尖锐地批判了这个奴气十足的小丑。全文不长，照录如下：
大约是因为经过了“儿童年”的缘故罢，这几年来，向儿童们说话的刊物多得很，教训呀，指导呀，鼓励呀，劝谕呀，七嘴八舌，如果精力的旺盛不及儿童的人，是看了要头昏的。
最近，二月九日《申报》的《儿童专刊》上，有一篇文章在对儿童讲《武训先生》。它说他是一个乞丐，自己吃臭饭，喝脏水，给人家做苦工，“做得了钱，却把它储起来。只要有人给他钱，甚至他可以跪下来的”。
这并不算什么特别。特别的是他得了钱，却一文也不化，终至于开办了一个学校。
于是这篇《武训先生》的作者提出一个问题来道：
“小朋友！你念了上面的故事，有什么感想？”
我真也极愿意知道小朋友将有怎样的感想。假如念了上面的故事的人，是一个乞丐，或者比乞丐景况还要好，那么，他大约要自愧弗如，或者愤慨于中国少有这样的乞丐。然而小朋友会怎样感想呢，他们恐怕只好圆睁了眼睛，回问作者道：
“大朋友！你讲了上面的故事，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提得好！
奴隶主义的《武训传》放映以后，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竭力加以吹捧，“是什么意思？”
时间过去了十多年，特别是通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答案就更加清楚了！那些号称学得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其实就是一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所以要让《武训传》出笼，所以要吹捧《武训传》，一句话，就是毛主席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中所指出的：他们想“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妄图在新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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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兴”什么阶级之“学”
闻宜炳
毛主席说：“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
武训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他用从农民身上榨取来的钱所办的学校，完全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教员是进士、举人和拔贡，教的是四书、五经、八股文。学生是地主、富农、商人的子弟。后来为了满足商人们的要求，勉强办了几年“蒙班”，上学的也多是富户。
电影《武训传》却把这样的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政权、保护封建剥削的生产关系的“义学”捧上了天，这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并不奇怪，中国的赫鲁晓夫正是这种“兴学”的积极倡议者，只不过他鼓吹的是资产阶级文化还加上孔孟之道而已。
中国的赫鲁晓夫，一再吹嘘资本主义国家的“勤工俭学”制度如何如何好，他还把蒋匪帮的《中央日报》刊载的美国杂志上鼓吹美国大学“半工半读”的反动宣传文章，亲自批发有关单位在中国“试办”。他又极力宣扬资本主义“双轨制”的所谓“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他看来，“西欧英、法、美……等的经验”，“对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水平上是有很大成绩的”，应当照办下去，让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攻圣贤书”，“学习我国历代圣贤优美的对我们有用的遗教”。他要把中国人民“提高”到哪里去呢？
中国的赫鲁晓夫妄图培养一种“新的人”，这种人“和工人不一样，和农民不一样”，他们是未来的“厂长、党委书记、市长、县长等等”。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个劳动者就是创造历史的工人、农民。中国的赫鲁晓夫企图通过资产阶级的“兴学”办法，培养出修正主义的苗子，为其复辟资本主义奠定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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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倒“武训精神”，埋葬投降主义
靳青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反动影片《武训传》正是恶毒攻击毛主席的这一伟大教导，而替剥削阶级的政治利益和他们的反动政权服务的。
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同外国侵略者和封建统治阶级，进行了坚强不屈的伟大斗争。当时的农民革命战争风起云涌。在这风云突变的伟大革命时期，武训不但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扬封建文化，极力维护行将崩溃的清王朝的统治，为封建地主阶级奔走卖命。这具封建僵尸在影片里进行着否定阶级斗争、不要革命、不要夺取政权的政治说教。它告诉人们，只要象武训那样去生活，就会有出路，劳动人民就能翻身，根本不必去反抗，去斗争。与此同时，影片把农民在封建社会中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由于“不识字”，并大肆宣扬只有“念了书才有好日子过”，就可以翻身，就可以“升天堂”等谬论，借以蛊惑人心，欺骗群众，鼓吹“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
在封建社会里，劳动人民受到沉重的压迫和残酷的剥削。同时，他们也完全被剥夺了享受各种文化教育的权利。劳动人民要翻身，就必须首先推翻人吃人的剥削制度。只有获得政治上的解放、经济上的翻身，才有可能获得文化上的彻底翻身。而如果仅仅企图通过“念书”、“识字”来求翻身解放，却不动员人民群众进行推翻封建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甚至用“教育救国”的改良主义来取代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那就只能使劳动人民永远陷于被奴役的地位，实际上也就是帮助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压迫、剥削。
影片肆意美化封建地主阶级，颠倒敌我关系。它把血腥镇压宋景诗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杨树坊吹捧为“德高望重”的“开明士绅”，甚至还精心安排了一个场面，让地主郭芬慷慨陈词，说什么“你吃的、喝的、穿的、住的——都是从庄稼人身上刮得来的”，把一个罪恶累累的阶级敌人打扮成了一个代表贫下中农利益的革命者。更加反动的是，他的这句话竟然博得了当时在座的除张举人之外的所有地主豪绅们的点头称是，齐声赞同。这里完全抹杀了农民和地主尖锐的阶级对立，模糊了阶级界限，把地主阶级美化成农民利益的代表，从而企图让被压迫阶级把自身解放的希望寄托在统治阶级的“开明”、“明智”上面，而不从根本上去推翻人吃人的剥削制度。
与此同时，影片对农民革命战争进行了恶毒的丑化和污蔑。它用被歪曲了的周大的形象来影射宋景诗农民起义，还用所谓“一文一武”来将周大的道路和武训的道路进行了对比。影片把周大的起义军描写成一群杀人放火的“暴徒”，肆意攻击伟大的农民革命运动，丑化农民起义的革命英雄。影片狠毒地把历史上的农民战争的结局全部说成“一败涂地”，并以农民战争的失败作反衬来歌颂武训极其反动的“行乞兴学”的成功。这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的反动宣传，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毛主席对中国伟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作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否定农民革命战争，否定被压迫阶级通过暴力的手段推翻压迫阶级的统治，这就是最无耻的阶级投降主义！
同武训投降封建地主阶级、极力维护人吃人的剥削制度一样，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早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就积极推行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反对革命的武装斗争。他极力鼓吹“国内问题由政治方面来解决”，企图把无数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人民武装，双手拱让给磨刀霍霍的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
同《武训传》疯狂反对农民革命战争、竭力维护旧制度一样，他也被解放战争的??炮声吓破了胆，叫嚷“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太快”，“不如慢一点”，妄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使革命就此止步。他在解放后念念不忘资本主义，他极力称颂资本主义制度的所谓“进步”和“光荣”，拚命鼓吹“长期”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极力反对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非常清楚，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武训一样，都是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忠实奴才和走狗，都是剥削制度的忠实卫道士，都是革命人民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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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批判影片《武训传》中引出教训
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
毛主席在《应当重视〈武训传〉的讨论》中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部影片的反革命实质是不要阶级斗争，不要推翻旧的封建统治者，反对革命，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武训，这个从“行乞兴学”到“放债兴学”的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一百多年来，一直受到反动统治者的颂扬。清朝朝廷给他“乐善好施”旌奖，为他挂匾、修祠堂，黄马褂加身，并宣付国史馆立传。北洋军阀段祺瑞、吴佩孚等人为他题词褒扬。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白崇禧、戴季陶和汉奸汪精卫之流为之歌颂传赞，蒋介石还亲自为他题书“独行空前，仁孚义协，允无愧于坚苦卓绝”的赞词。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时期，伪华影公司曾为他摄制了一部名为《义丐》的影片，大事宣扬“武训精神”。一切反动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都需要象武训这样的顺臣和奴才，俯首听命地受其奴役宰割。所谓“武训精神”，就是不要反抗，不要斗争，死心塌地去给反动统治者当牛做马，并为他们宣传剥削有理、压迫有理的精神鸦片，来消弭人民革命意志，巩固反动统治。
这部反动影片的创作，开始酝酿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一九四四年，而正式投入拍摄则是在编导者被国民党政府派到美国好莱坞考察电影回来以后的第二年，即一九四八年。最后供拍摄的剧本是在美国写的，其中“梦境”一节显然受了好莱坞盛行的描写变态心理的影响。这部影片的编导者实际上是一个美国豢养的御用文人，影片也是首先由伪国民党国防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但是，人民解放战争的炮火使他们没有来得及把影片拍完。一九四八年冬，由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阳翰笙等人支持的私营昆仑影业公司把剧本和已拍摄的部分底片收买过来，编导者也随之被拉入昆仑公司。剧本经夏衍、于伶等修改后，在夏衍的主持下，完成了这个从国民党反动派那里继承来的未竟事业，摄制出大毒草《武训传》上下集。一九五○年，影片经过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审定，准予公开上映。
《武训传》和《清宫秘史》这两株宣扬奴隶主义、投降主义的电影大毒草，差不多同时产生于中国历史上发生伟大变革的一九四九年前后，这决不是偶然的。
那时候，无产阶级正在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而旧的反动统治者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随时准备卷土重来。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向何处去？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紧紧地抓住阶级斗争这条纲，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内，把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象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主张的那样，取消阶级斗争，竭力保持一切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向反动的剥削阶级投降？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抛出这部反动影片，就是为了适应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封建势力的需要，企图把中国拉回到资本主义，为被推翻的蒋介石反动政权招魂。
毛主席十几年前亲自发动的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批判，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但是，长期盘踞在文艺界的、受到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指使与支持的周扬、夏衍等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顽固地反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抵制对《武训传》的批判。他们千方百计为自己开脱罪责，一口咬定《武训传》的问题“是认识问题”；批判刚开始，周扬就写密信给上海的于伶，指示他“不可急躁鲁莽”，阴谋把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拖延下去，走过场了事。从一九五三年九月第二次文代会，到一九六二年的宣教工作会议上，周扬反复叫嚷对《武训传》的批判“发生了一些偏向”，“一部分过左了”。这显然是明目张胆地攻击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毛主席于一九五四年指出：“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文化大革命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至今没有引出教训的根本原因，是文艺界十七年来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他所支持的周扬、夏衍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专了政。
我们必须从对反动影片《武训传》的再批判中，引出应有的教训，这就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我们一定要把被周扬、夏衍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了的文艺界的大权夺回来，把他们和支持他们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连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批深批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