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16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扶植封建文艺的罪魁
文化部机关延安红旗总团
十几年来,周扬、夏衍等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积极扶植封建文艺,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准备舆论。对他们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必须进行彻底的总清算。
为毒草出笼大开绿灯
一九四九年,在刚刚解放的许多大城市里,反动的影片、戏剧、曲艺等配合着被推翻了的蒋家王朝向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扑。面对这个现实,我们是按照毛主席的“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的指示,对它们展开坚决的斗争,还是实行妥协投降的方针?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四月,他对天津文艺界负责人说:“天津禁了些旧戏,使艺人没有饭吃了,人家不满意,有问题还要我们解决,这是干了一桩蠢事。”又说:“宣扬封建怕什么?和尚尼姑都不禁止,还禁戏?”他指令:“凡是要审查的东西,尺度必须放宽。”“出书、出剧本,我们不要审查了!”就是这样,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完全取消了党对封建文艺的批判和斗争,为毒草泛滥大开方便之门。
一九五六年,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也改变为公私合营企业。正当这个时候,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又跳出来反对毛主席对文化遗产“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的指示。他胡说什么:“我们对于旧时代有益于人民的文化遗产,必须谨慎地加以继承。”这实质上就是全盘接受封建文化。他还对旧文化部负责人说:“京剧是很高的艺术,改掉了是不行的。”“不要大改。有害则改,无害不改。”于是,旧中宣部和旧文化部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以“挖掘传统”为名,立即拟定了一个全盘继承旧戏曲的计划。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就“挖掘”出了五万多出旧戏曲剧目。一九五七年,他们又以“整理遗产”为名,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公然解除二十六个反动剧目的禁演令。其中歌颂汉奸的大毒草《四郎探母》,原封不动地被搬上舞台,引起了广大群众激烈反对。但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竟然说:“《四郎探母》,唱唱也不要紧嘛!唱了这么多年,不是唱出一个新中国了吗!”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一派胡言,完全暴露了他为反动文艺进行辩护的丑恶嘴脸。
就在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纵容和扶持下,戏剧、曲艺舞台上,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仅据一九五七年六月份一个月的统计,北京、上海等十大城市上演的反动戏有:宣扬封建迷信的《杀子报》、《大劈棺》等,共演了九九四场;极端反动的连台本戏《火烧红莲寺》、《红毛僵尸》等,共演了一六六○场;汉奸戏如《四郎探母》、色情戏如《马寡妇开店》等,共演了一○九九场。同时,曲艺界也放出了《海瑞大红袍》、《济公传》、《三侠剑》等反动的长篇评书不下百部,至于短段说唱则不下千种。这些反动东西与当时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是紧相配合的。一时阴风阵阵、恶浪滚滚,真是令人触目惊心。从这一系列情况看来,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支持下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的什么“谨慎地继承”,什么“有益无害”,统统都是鼓动毒草出笼的黑话;什么“挖掘传统”,什么“开放剧目”,完全是向党发动进攻的黑号令。
鼓吹“以古讽今”,利用“历史剧”大搞反党活动
一九六○年,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支持下,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出黑号令:“旧戏要少搞现代的,多搞点历史剧。”主子发令,周扬、夏衍一伙立即跟着鼓吹旧戏曲要走“以古讽今”的路子。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周扬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指使戏曲界“祖师爷”田汉召开黑会,阴谋利用“历史剧”向党进攻。田汉胡说:“我们的戏曲,主要就是历史剧”,并煽动一些反动的“史学家”、“戏剧家”们大胆炮制毒草。当天下午,周扬又亲自出马,召开所谓“历史剧座谈会”。周扬提出封建戏曲、现代戏“两条腿走路”,和按剧种分工的谬论,说什么“京剧、昆曲甚至全部都写历史题材,我看也是允许的。”在这个以“历史剧座谈”为名的黑会上,周扬还说:“中国封建时代的历史,产生了许多封建时代的英雄人物”,什么“董卓、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不简单的”,什么“曾国藩是封建社会集大成的人物,是了不起的人物”。在他的鼓动下,许多反动家伙如吴晗、侯外庐、翦伯赞之流便纷纷提出什么“孔夫子可写”啦,什么“司马迁受过摧残也可写”啦,并且还提出“翻案戏有很大教育作用,兼有平反作用”的论调。可见,这帮家伙搞“历史剧”的目的,是要“以古讽今”,疯狂地攻击我们的党,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替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为右派分子“恢复名誉”,并且妄图通过文艺制造舆论,搞垮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果然,在这次会后不久,反共老手、反革命分子吴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罢官“鸣不平”的大毒草《海瑞罢官》,就急冲冲破门而出了。田汉的大毒草《谢瑶环》、孟超的鬼戏《李慧娘》也相继出笼了。
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正是我国遭受暂时困难时期,文艺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下,配合着国际上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华叫嚣,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相呼应,利用旧文艺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犯下了滔天罪行。可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听取旧文化部汇报“情况”时,却颠倒黑白,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是可忍,孰不可忍!
疯狂地反对毛主席的批示,妄图破坏京剧革命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毛主席的批示光芒万丈,射向文艺界这块阴暗得发霉的角落,因此文艺黑线上大大小小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惊慌万状。他们惊魂稍定,就立即进行反扑。在毛主席的批示下达二十多天之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便亲自主持了一次会议,并且让他的得力干将周扬在会上大谈文艺界的“成绩”,然后由他加以“肯定”。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说:“解放以来,有很多好东西嘛,这几年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问题上,是相当适应的。”这完全是对抗毛主席的批示的。毛主席说:“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则说:“文艺界喜欢这些(封建的)东西,各级干部也喜欢看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嘛!”有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支持,周扬便胆大包天地直接攻击毛主席的批示。他说:“只是少数人要搞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大多数人只是个认识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周扬提到“支持鬼戏的文章有二百多篇,这代表了一种势力”时,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竟兴高采烈地说:“他们感到鬼戏好,有水平!”仍然为鬼戏的出笼撑腰。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对文艺界问题又一次作了批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一伙感到大势不妙,经过精心策划之后,搞了一场舍车保帅的文艺界假整风。同时,他们又妄图破坏在江青同志指导下的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大会。在这次会演中,他们先用“缩小会演范围”、推迟会演日期等手段,妄图使会演夭折;后来,当这些阴谋破产,京剧现代戏会演胜利开幕的时候,他们又突然插手进去,指定陆定一致开幕词,安排周扬作总结,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做“报告”,妄图进一步破坏这次会演。甚至在会演胜利结束以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疯狂地叫嚷:“历史剧就是要搞”,“有些爱国主义的,有些增加人的智慧的(指旧戏),还是可以演!”而旧文化部当即提方案、打报告,要求立即“开放传统戏”。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修正主义分子一个个被揪出来了。我们必须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条文艺黑线的总后台、封建文艺的最大支持者彻底批倒批臭,让革命的新戏剧、新曲艺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下茁壮地成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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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电影界的魔影
中国影协革命造反委员会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艺的吹鼓手,从卖国主义影片《清宫秘史》到各种封建糟粕、资产阶级臭货,他无不当作宝贝。
一九四九年,全国刚解放,一些美国反动影片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反动影片,继续在毒害着中国人民。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它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这类反动文化是替帝国主义和封建阶级服务的,是应该被打倒的东西。”当时革命的电影工作者面临的一个严重任务,就是对于这些反动影片,来一次彻底的大扫除。可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竟说:“对文艺界的问题,不必看得太严重,中国人看美国电影看了几十年,中国革命还不是胜利了。”把美帝影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责开脱得一干二净,公然保护美国反动影片。后来,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又曾再次吹捧美国影片,说什么“《出水芙蓉》这种片子,很好嘛,可以让干部看看。这是娱乐片,大家都可以看看嘛!”《出水芙蓉》是美国一部表演大腿宣扬糜烂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片,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居然拿来作为“全民文艺”和“娱乐片”的标兵。由此可见所谓“全民文艺”和“娱乐片”是什么货色了。当时,有个法国人拍了一部纪录美国生活方式的纪录片,叫做《一个法国人眼中的美国》,影片中充满了色情、颓废、歇斯底里的东西,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看了以后,竟说:“这部片子不错!”从这里不但可以看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灵魂多么丑恶,而且更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急迫地要利用这些帝国主义影片来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胆大包天,公开和毛主席唱反调。他说:“一个作家必须懂得几国外国文字,必须能直接阅读托尔斯泰、巴尔扎克、歌德和莎士比亚等人的经典著作的原文,才能写出世界驰名的杰作来。”这就是要我们的作家不要深入工农兵,而要拜倒在外国资产阶级作家脚下,跟着资产阶级的脚印去爬行。他又说:“对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不要要求太严,‘艺术家’就是有怪脾气的,要没有怪脾气就不成其为艺术家了。”为了使艺术家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合法化,抗拒思想改造,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竟抬出一个“怪脾气”作为挡箭牌,实在无耻之极!
一九六二年秋,他又说:“什么都可以写,资本家也可以写。”这个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资本家何等忠心耿耿,他念念不忘在文艺界大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念念不忘利用文艺去歌颂和美化资本家,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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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斩断文艺黑线总后台的魔爪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前身是东北文工二团。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后,东北文工二团进入北京,队伍尚未安顿停当,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就在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示下,停办了东北文工二团。文工团中的许多革命干部被他们认为“文化水平低”而调走或转业。这样,剧院便在组织机构上为资本主义复辟做了准备,社会主义的话剧舞台就逐渐被资产阶级的“权威”、“专家”所统治了。
他们鼓吹办“艺术圣殿”,由“艺术家治院”,明目张胆地取消党对文艺的领导。他们还把大量的名、洋、古的毒草列入保留剧目,而对工农兵业余作者大量反映现实斗争的剧目,则采取敌视的态度,给加上“剧本单薄”、“没有挖头”、“技巧不高”、“不易保留”等种种罪名,加以排斥。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抛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一整套修正主义的政治纲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了应声虫,一唱一和,遥相呼应。一九五六年三月,在旧文化部党组汇报工作时,他说:“要让民间职业剧团再搞它二、三个五年计划;让它与国营剧团竞赛,看谁的观众多,看谁最能得到人民喜爱。”同年八月,中央实验话剧院成立,这是周扬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忠实贯彻其后台老板这一黑指示的典型产物。当时我院的修正主义分子就公开鼓吹为“共同理想而同甘共苦”。他们的“共同理想”是什么?就是要搞一个资产阶级自由结合的同人剧院。
正是由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这道黑指示,文艺界大大小小的右派分子跃跃欲试,一心要搞私人剧团,明目张胆地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二年,苏修二十二大公开兜售“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大肆鼓吹他的“阶级斗争熄灭”论,与毛主席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大唱反调。于是周扬等一伙秉承其主子的意旨,在文艺界大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猖狂地叫嚣文艺界要取消党的领导,提倡“全民文艺”,并规定青艺的服务对象是“青年为主,兼顾成年”,实验话剧院的服务对象是“成年为主,兼顾青年”,闭口不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我院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急忙制定了《支部工作条例》,规定党组织仅仅起保证演出任务完成的作用,实质上是保住资产阶级的“导演中心论”和“演员中心论”的一套,为各种毒草的出笼大开绿灯。
十七年来,青艺在文艺黑线总后台、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配合社会上的反革命逆流,向党射出一支支毒箭,把社会主义的话剧舞台,搞得乌烟瘴气。
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叛徒文艺的积极支持者和鼓吹者。早在一九四九年,他就反对禁演歌颂民族叛徒的大毒草《四郎探母》。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他还心怀叵测地对中央戏剧学院的修正主义分子说:“不但演正面人物要受鼓励,以后演反面人物一样要鼓励,还可以得奖。”又对我院的人说:“为什么不演一个中国的大反派呀?”就在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三年间,我院就接连演出了《丽人行》、《上海屋檐下》、《桃花扇》、《李秀成之死》等四出攻击党,歌颂和美化叛徒的毒草戏。这些戏把那些叛徒歌颂为人民的英雄,借助艺术形象为变节分子招魂,配合《修养》这棵大毒草的重新出笼,疯狂地反对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修养》的再版和叛徒文艺的泛滥,不正好泄露了他们的天机,暴露了他们的政治大阴谋吗?
近几年来,毛主席对文艺问题曾多次作了重要的批示。毛主席的这些批示,击中了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旧北京市委的要害,极大地推动了文艺领域内灭资兴无的斗争。但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却公然抗拒毛主席的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的批示下达。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召开了一个所谓“文艺座谈会”。会上周扬拚命地为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涂脂抹粉、“评功摆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马上大声喝彩,并面授机宜:“要抓文艺创作”,妄图以此来抵制毛主席的批评,扼杀广大工农兵对修正主义分子的批判,并借此保护文艺界的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蒙混过关。会后我院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立即调动一切力量,拚命以“立”抗“破”,对抗毛主席的批示。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他们则叫嚷成绩很大。一九六四年三月,旧文化部还特意举办了“现代剧目发奖大会”,仅我院就有大毒草《三人行》等四个剧目得奖。毛主席指出文艺界“问题不少”,他们则针锋相对地提出“电影,话剧有创造”。我院一小撮修正主义分子为了执行这一黑指示,拚命制造文艺的“新气象”,粗制滥造地套演现代剧。在林默涵等亲自指挥下,抛出了一些毒草戏!
历史是严峻的,欠债总是要还的。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党对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我们必须向他们作彻底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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