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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地对待革命领导干部 实现革命的“三结合”
山东省财政厅革命委员会
正确地对待革命领导干部，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是搞好革命的“三结合”的关键。我们机关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夺权过程中，在大联合的基础上，对领导干部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政策，鼓励和支持犯错误的领导干部起来革命，并逐步地和革命的领导干部实现革命的“三结合”，使他们在夺权、掌权的核心领导中起作用。
清除“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恶劣影响
我们机关的领导干部中，除极少数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外，大部分干部是好的，当然他们中间有些人犯过不同程度的错误。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入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的时候，怎样对待这些领导干部，以便执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这是摆在革命派面前十分重要的问题。当时，有些同志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影响，不是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干部，而是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主张凡是当权派都得靠边站，都要一脚踢开。
毛主席教导我们：“必须善于识别干部。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对于犯路线错误的干部，毛主席又指示我们：“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
我们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于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分析，认为大部分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要革命的。对于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应当用阶级的历史的观点进行具体分析。应该把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与犯路线错误的干部区别开来。即使犯了路线错误的干部，也应该作具体分析，其中有很多人是不自觉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既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也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有的已作了认真的检查。我们不能只看到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看不到他们历史上的一贯表现；不能只看到他们在运动中所犯的错误，看不到他们的悔改表现。决不能因为他们犯了错误，就不加具体分析，甚至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对本机关各级领导干部进行了分析。大致有四种情况：第一种：过去曾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作过斗争，在这次运动中，又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迫害，他们犯有一般错误，已经作了批判检查，现在已经站出来，与革命群众共同战斗；第二种：一般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或犯有其他错误，已经有了认识和检查，但是他们“怕”字当头，既不敢大胆起来揭发，又怕群众不相信自己；第三种：在前段运动中推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对群众批判他们的错误有抵触情绪；第四种是必须坚决打倒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经过这样的分析，分清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明确了除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外，对于大量的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领导干部，都应该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欢迎他们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决裂，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否定一切，打倒一切，其结果只会把他们赶到敌人一边去，损害了同志，孤立了自己，有利于敌人，不利于革命。
团结干部的过程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
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一部分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感召下，在革命群众的帮助下，起来揭发厅党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内幕，表示愿意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这是应该欢迎的。但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革命领导干部这种革命行动恨之入骨。他们懂得，这些领导干部起来揭发他们的内幕，他们的丑恶面目就会暴露无遗。于是，他们恼羞成怒，拼凑了几个保皇兵，蒙骗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几次对革命领导干部进行围攻，攻击他们是“分散主义”、“机会主义”，甚至用党的组织手段施加压力，企图搅乱我们的阶级阵线。当时我们革命派中有的同志由于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对起来革命的领导干部也抱怀疑态度。而想起来革命的领导干部也有些畏首畏尾，怕人家说“削尖脑袋往里钻”，等等。
我们认为能不能争取更多的领导干部起来革命，一方面固然取决于领导干部的实际表现，一方面也要看无产阶级革命派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毛主席教导我们：“任何犯错误的人，只要他不讳疾忌医，不固执错误，以至于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而是老老实实，真正愿意医治，愿意改正，我们就要欢迎他，把他的毛病治好，使他变为一个好同志。”我们革命派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忠实捍卫者，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主动地去团结他们，积极地去争取他们，鼓励他们起来革命。
争取犯错误的领导干部是一项细致复杂的工作。对他们的错误必须进行严肃批判，决不迁就，但是对他们的态度，必须积极热情，耐心帮助。我们组织他们学习文件，帮助他们提高认识，督促他们交代揭发问题。对于真正愿意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并有实际表现的干部，就让他同我们一起参加战斗。有一位副处长，首先站出来揭发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罪恶，表现不错，我们就这样办了。这件事对其他领导干部震动很大，他们站出来进行揭发和批判。我们就给他们“亮相”的机会。我们还召开小型座谈会，针对他们不同的思想状况，向他们公开交底，阐明政策，指明出路。此外，还组织他们到社会上去经阶级斗争的风雨，见群众斗争的世面。让他们去看其他单位领导干部“亮相”的大字报，参加有关的集会、游行，听取有关的报告。这样做，可以使犯错误的领导干部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知道中央的政策，使他们心中有数。
坚持原则，区别对待，妥善安排
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我们深深懂得，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取得夺权斗争的彻底胜利，没有众多的革命领导干部，是不可能的。但是，站出来的领导干部是否都参加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我们革命派内部认识是不一致的。有的同志主张不讲条件，凡是站出来的领导干部都要结合。有的同志认为，只有那些一贯正确的领导干部才能结合。有的甚至认为天下是我们革命派打下来的，和领导干部结合，就等于否定了我们革命造反之功，放弃了已经夺得的权力。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革命派反复学习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和《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有关社论。毛主席说：“我们党如果没有广大的新干部同老干部一致合作，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根据这一教导，对于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只要他们愿意彻底改正错误，同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划清界限，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坚决回到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们就应当相信他们，敢于和他们结合。如果要求过高，脱离实际，实质上是不相信革命的领导干部，是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很不理解。相反的，如果不讲条件，对站出来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多少，就结合多少，勉强凑合，调和折中，这也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而且是不能真正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的。经过反复学习，大家统一了思想，端正了认识，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加以鉴别，根据其错误的轻重程度和在运动中的表现，以及工作的需要，分别作了安排。有的吸收到厅革命委员会参加核心领导；有一部分干部参加了处室的革命小组；有的安排做一定范围的领导工作；也有的边检查、边工作。这样做，既使领导干部能够充分发挥他们应有的作用，又切实保证了“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有革命性、有代表性、有无产阶级权威。
充分发挥革命领导干部的积极性
对于已经参加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干部采取什么态度：是信赖他们，支持他们呢，还是半信半疑，把他们放在无足轻重的地位？这是能否真正贯彻革命的“三结合”方针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在开始夺权的时候，对革命领导干部在革命的“三结合”中的作用是认识不足的。有的说：“让他们参加‘三结合’还可以，但不能让他们当核心领导”。有的怕他们当了核心领导再给革命群众小鞋穿。因此，在一段时间内，对已经结合的领导干部缺乏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不敢大胆使用，不敢让他们当核心领导。在这种情况下，参加革命的“三结合”的领导干部思想上不踏实，有作客思想，不敢大胆工作，缺乏主人翁的态度。形式上结合了，思想上没有完全结合起来。
毛主席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事实证明，在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中，革命的领导干部起了很好的作用。如原厅党组副书记、副厅长孙华生同志，他站出来后，对还犹豫不定、还没有站出来的领导干部做政治思想工作，效果很好。有的领导干部，和革命群众结合以后，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组织和业务能力，挑起革命和生产两副担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派掌好权，建立革命的工作秩序，起了很好的作用。
由于广大革命群众对革命领导干部的信任、支持和帮助，革命领导干部也进一步明确了自己在革命的“三结合”中的地位和肩负的光荣任务。他们遇事和群众商量，十分重视革命群众代表的意见，使机关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工作都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显示了革命的“三结合”的巨大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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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群众最能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
——记姚村大队贫下中农关于干部问题的几次辩论
山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山西闻喜县姚村大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以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看到他们的末日到了，便垂死挣扎，兴风作浪，企图把水搅混，趁机溜走。他们散布“大小干部一锅煮”，“干部一律靠边站”，“人人要上斗争会”等反动言论。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干部人心惶惶，有的躺倒不干，眼看生产要受到影响。
但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广大群众粉碎了阶级敌人的阴谋。
如何正确对待干部呢？大队文革委员会组织群众反复学习了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十六条”、《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和《毛主席语录》中有关干部问题的论述。毛主席说：“我们的同志，绝对大多数都是好同志。对于有了毛病的人，一经展开批评，揭发错误，也就可以改正。”在讨论中，有的说：“十六条”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难道咱队的干部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说：不会。党中央给咱的信里讲得明白，公社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农村文化大革命“十条”也明确指出，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嘛！我们应当分清“绝大多数”和“一小撮”。毛主席的话是指路明灯，是解决问题的金钥匙。大家一学习，心里亮堂了。他们又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具体地分析了一下本队的干部。大家认为，姚村大队的干部，大部分出身贫下中农，是在“四清”中受过考验的，大部分都是好的。应当不折不扣地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一小撮”，团结争取“绝大多数”。广大贫下中农、革命群众说：我们绝不能“好坏干部一锅煮”，上了敌人的当。
到底谁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谁个不是？文革委员会把所有干部交给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去鉴别。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都觉得，干部问题事关重大，决不能马马虎虎。可是，怎样区分谁是无产阶级的当权派，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又是一场热烈的争论。有的说：“谁大字报多，谁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的说：“有的干部一说话就吹胡子瞪眼睛，动不动就批评社员，这是国民党作风，我看他就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有的说：“哪个干部好坏，脸上又没刻字，谁能分清他是哪一派！”各种意见争执不下，认识不统一。怎么办？他们还是从毛主席著作中找答案。毛主席说：“划清两种界限。首先，是革命还是反革命？是延安还是西安？”又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大家一致认为，看待干部，一定要分清“大节”和
“小节”，看他打的什么旗，走的什么路。大家根据毛主席的教导，又展开讨论。有的社员说：“×××态度生硬，工作方法简单，社员有几个对他没意见？这还能算好干部？”大多数人不同意这种看法。理由是：他虽然有态度生硬、工作方法简单的缺点，但他出身贫苦，扛过长工，当过农会主席，任过支部书记，当干部几十年，一贯听毛主席的话，能坚持党的原则，脚跟站得稳，路子走得正，还是个好干部。说到另一个干部，虽然平时说话“和气”，看上去没有什么架子，但大部分群众认为他对毛主席没感情，对社会主义没感情，不爱护集体，不是个好干部。
经过反复争论，仔细分析，澄清了干部队伍中的问题，认为绝大多数干部虽然有不同程度的缺点错误，但是可以团结、教育和信赖的。
经过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干部问题的论述和指示，对干部进行了阶级分析，使广大革命群众对干部有了正确的认识。但是，团结干部，不是首先要求革命群众站在干部一边，而必须是革命干部首先站到革命群众一边来。大多数干部经过反复学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和中央文件，站到群众一边来了。可是，还有少数犯有一般错误的干部，仍然不能站起来革命。是把他们关在门外，还是把他们无原则地硬拉过来？或者经过严格的思想斗争把他们争取团结过来？
姚村大队的广大革命群众认真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他们反对前两种作法，坚决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这些干部进行了积极的耐心的帮助。他们仔细分析了这些干部站不起来的原因，进行了针对性的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他们帮助这些干部学习毛主席的指示：“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鼓励干部到群众中去“亮相”。这样，使犯错误的干部很快觉悟过来了，积极往革命群众方面站，很快得到了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水利股长起初对群众批评听不进去，满腹牢骚，工作消极，结果和群众越来越对立。经过耐心的教育帮助，他站出来革命了，主动到群众中去检讨。他痛心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我是贫农，扛过十几年长工，是靠毛主席翻的身，我没有好好听毛主席的话，我要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检查之后，群众看他态度诚恳，能知错改错，都说：“他还是我们的好干部。”
正确贯彻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团结干部大多数，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和复杂的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广大革命群众语重心长地对干部们说：“你们只要听毛主席的话，挺起腰杆好好干革命，就是好干部，我们就欢迎，就团结，就支持！”干部们也向毛主席、向党、向广大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发出誓言：“我们一定不辜负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希望，永远听毛主席的话，永远和广大贫下中农、革命群众站在一起，为人民服务一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