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 第4版

第4版()
专栏:

肖洛霍夫的爱和恨
——评《被开垦的处女地》
向东辉 范道底
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是一部以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集体化,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早在一九一八年就提出了“牢牢地依靠贫农”、“善于同中农达成协议”、“一分钟也不放弃对富农的斗争”的阶级路线。斯大林在分析农村阶级关系的时候,也明确地指出:“贫农是工人阶级的支柱,中农是同盟者,富农是阶级敌人”。
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竭力丑化贫农,使劲美化富农,暴露了他的反革命的丑恶嘴脸。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主要力量是贫农。”“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俄国农村中的贫农是十月革命的积极参加者。十月革命胜利后,他们又自动地组织起贫农委员会,斗地主,斗富农,分土地,消灭反革命分子,成为苏维埃政权的中流砥柱。在贫农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贫农是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革命先锋”,在农村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创建了不朽功勋。
然而,在肖洛霍夫的笔下,苏联农村中的贫农非但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积极性,反而成了阻碍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前进的绊脚石,成了为资本主义复辟打头阵的人物。
《被开垦的处女地》中出现的许多贫农,都是“动摇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有几千年个体农民精神负担”的人物。他们垂头丧气地加入了集体农庄,尔后又无时无刻不幸灾乐祸地盼望农庄垮台,甚至用怠工、破坏等手段来摧残它。
那个活跃非凡的舒卡尔就是这样的“贫农”。是他,在听到建立集体农庄的消息时,第一个“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怨恨的口啸”;是他,在凶恶的敌人铁推克面前只知仓惶逃命;是他,听到富农铁摩菲的一声枪响,就吓得六神无主,魂不附体;是他,一见风吹草动就跟在富农的屁股后面,宰杀幼畜,散布对苏维埃政权的怨恨情绪,挖集体经济的墙脚;是他,眼看集体农庄仓库的麦种被抢,却不敢站出来吭一声而躲在草堆里;还是他,自私自利,吊儿郎当,好吃懒做,从未认真完成过集体农庄分配给他的生产任务,几次坏了大事;仍旧是他,糊里糊涂,浑浑噩噩,说大话,吹牛皮,还异想天开要“加入”共产党去捞个一官半职。请看,一个老贫农被肖洛霍夫丑化成什么样子了!
被肖洛霍夫誉为积极分子的罗比西金以及代米德,又何尝不是这类人物呢!罗比西金是为了摆脱个人的穷困生活而不是出自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加入集体农庄的。加入后,他也是脚踏两只船,左右摇摆。村子里吹起一阵宰杀牲畜的黑风时,他就站到了集体农庄的对立面,杀了自家的羊。至于代米德,更是个对农业集体化毫无兴趣、只知吃饱肚皮、干活发财的人。随着潮流,他加入了集体农庄。一股恶浪卷来,他又退出了集体农庄,并且和富农寡妇结婚,拚命增殖家产,发展富农经济。
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居然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依靠对象”,发展农业集体经济的“中坚力量”。多么荒唐!
另外还有一些贫农,他们或者是极端仇视农业集体化、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人民的敌人,或者是心甘情愿充当富农帮凶、为资本主义呼风唤雨的罪犯。
铁推克是贫农的儿子,参加过红军,由于作战勇敢还得过奖赏。在肖洛霍夫笔下,他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了呢?他复员以后,“象猎狗咬住一块臭肉一样的咬住他的农场”,专心致志地经营富农经济,成为一个新生的富农分子。他疯狂地诅咒革命战争,忏悔过去,说什么“过去早已成了过去”,最后走上了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抗拒社会主义革命的犯罪道路。
贫农波西杰夫受富农弗罗尔的利诱收买,忠心耿耿地为弗罗尔效劳,他还和阿丹曼查可夫等人一道参与反革命暴乱的准备活动。阿丹曼查可夫公然破口大骂农业集体化和苏维埃政府使“人民变成真正的魔鬼,他们用牙齿来咬人。”真正的贫农哪里会说出这样的话呢!这明明是肖洛霍夫借他人的琴弦,弹自己的心曲!
布尔什维克党在农村中依靠的对象广大贫农,就是这样被肖洛霍夫糟踏得一塌糊涂!这是对贫农的极大的污蔑和恶毒的攻击!
肖洛霍夫这样肆无忌惮地丑化贫农,把贫农歪曲成资本主义的信徒与实践者,就是为了抽掉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群众基础,从根本上否定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
肖洛霍夫对贫农是如此的仇恨,而对于富农却又是那么地热爱。
十月革命前,俄国的富农是人数最多且有很大经济实力的一个剥削阶级,它是反动政权在农村的支柱,它极端仇视无产阶级革命。
十月革命后,富农明目张胆地策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穷凶极恶地制造粮食危机,一次又一次地气势汹汹地向苏维埃政权发起挑战。正如列宁所说:“富农是苏维埃政权的死敌”,“富农咬牙切齿地仇视苏维埃政权,恨不得把千千万万的工人斩尽杀绝。”
《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主要人物之一——雅可夫·洛济支,是一个反动透顶的富农。这个反动富农对苏维埃政权“誓不两立”,公然扬言:“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剥掉我的皮,可是每一次我都长出一层新皮来。”他死心塌地地为反革命叛乱集团效劳,采用造谣、挑拨、破坏公共财产、煽动落后农民骚动以至暗杀等种种最卑鄙的手段,处心积虑,千方百计,破坏集体化运动。他是反革命叛乱集团的一个骨干。
可是,肖洛霍夫竭力美化这个反动富农,把他打扮成“善良”和“受人仰赖”的“庄稼人”,他不仅“很有智慧、很深思熟虑”,而且“富有经验”,是“第一流的科学化农民”。这个反动富农,在肖洛霍夫的笔下竟然成了一个集体农庄的积极的拥护者和热心的活动家。他“不停不息的关心”农庄的事情,不断地给集体农庄提出合理化建议。“为了集体农庄”,他“积极忙碌”地工作着,“骑着马在村里到处跑”。“他被他的工作所吸引,他只想他的工作做得很好”。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在为富农唱赞歌吗?
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给“剥削有功”论作了形象的注解。集体农庄主席达维多夫在群众中公开宣扬说:“我们容忍富农是由于我们的需要,他们供给的面包比集体农庄多。”村苏维埃主席拉兹米推洛夫干脆低声下气地向富农洛济支乞求:“种吧,尽你的最大力量种吧。帮助苏维埃政府,它现在急需谷物。”这不是在宣扬富农“维持”和“帮助”苏维埃政权的“功劳”么!富农还有第二大“功劳”:他们的财物可以满足农民的需要。在驱逐富农以后,农民争先恐后地要求得到富农的财物,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农民得不到富农的财物几乎活不下去,而一分到手,就如同得了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一样,高兴得昏厥了过去。富农既施恩于农民,农民对此也念念不忘,感激涕零,不是有个贫农就公开宣称他的富农邻居待他“很好”么!
肖洛霍夫不仅为富农阶级唱赞歌,而且还千方百计地美化和鼓吹富农经济。他通过党支部书记拉古尔诺夫的嘴,荒诞透顶地把富农经济比作“里面揣着一块带宝饰的表”的“破裤子”,胡说什么消灭富农阶级好比把“破裤子”和“带宝饰的表”一起毁掉,因此他大声疾呼,要“让阿斯特洛夫诺夫当经理”,说什么保存富农经济,“不仅会对全苏维埃政府有利,而且会使得世界革命更加接近”,……这又是为富农经济谱写的多么美妙好听的赞美曲!
历史上的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和今天的苏修叛徒集团,都是农村中富农阶级的代言人。他们都竭力为富农阶级辩解,并大肆宣扬必须保存和发展富农经济。托洛茨基在一九二七年就提出,搞社会主义农业必须依靠富农,即他所谓农村中的“文明租佃人”。布哈林也曾宣称富农阶级将“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要无产阶级不去“妨碍富农经济”的发展。苏修叛徒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更是公开号召要向美国农场主“学习”经营管理的“经验”,大搞物质刺激,推行“分地到组到户”,竭力扶植新的富农经济。反动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对以洛济支为代表的富农阶级及富农经济的令人作呕的颂扬,很明显,就是托洛茨基—布哈林—赫鲁晓夫等修正主义头目们的反动理论的翻版,是为苏修叛徒集团全面破坏集体经济,在农村中大力扶植新的富农经济鸣锣开道。
列宁说过:“富农是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剥削者”。在农业集体化运动势不可挡、迅猛异常地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富农狗急跳墙,就通过组织反革命暴动、杀害政府工作人员等残酷、野蛮的手段来进行垂死的挣扎。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还极力为富农的反革命行为进行辩护,并把“最残忍、最粗暴、最野蛮”的反革命分子梳妆打扮为“英雄好汉”!
以白匪军官波罗夫则夫和反动富农雅可夫·洛济支为代表的反革命、富农势力,干了一系列破坏农业集体化的坏事:煽动农民拒绝加入集体农庄、拒绝交出谷物,杀害贫农柯普罗夫,鼓动群众宰杀牲畜,暗害农庄的耕牛,挑动妇女和苏维埃政府闹对立,纠集党羽阴谋策动暴乱,窝藏武器弹药,后来还杀死了肃反人员……。他们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这伙反革命、富农,在肖洛霍夫的笔下,竟然成了勇敢善战、足智多谋、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的“好汉”。波罗夫则夫、廖切夫斯基和洛济支,在村里设立了地下反革命黑司令部,导演了许多重大反革命事件,却是神不知鬼不觉。最后,波罗夫则夫被捕了,他竟是那样“视死如归”,说“我什么也都不在乎,什么也受得了”,“拷问我也没有意思”,“你总不能枪毙我两次,我早就准备死了。”他们哪里还是什么见不得太阳的反革命亡命之徒呢,简直是“大义凛然”的“英雄”了!
百般美化富农、反革命分子,为反革命分子和富农的反革命行为捧场叫绝,宣扬反动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猖狂反扑,鼓励反动势力向苏维埃政权大举进攻,所有这些归结到一点,就是要颠覆无产阶级政权。这就是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有关富农的全部描写的根本含义所在。
从《被开垦的处女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肖洛霍夫这个修正主义文艺鼻祖恨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他恨贫农,爱富农;恨社会主义,爱资本主义。
肖洛霍夫的这种恨和爱是一贯的。他以自己的作品表明了他的所恨所爱。在《静静的顿河》中,他恨的是苏联红军和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爱的是反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叛乱。在《一个人的遭遇》中,他恨的是革命战争,爱的是叛徒。……
“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肖洛霍夫的所爱所恨,正是他极端反动的“富农与外国贵族的代表人物”的阶级立场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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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肖洛霍夫的“良心”
南卫东
臭名远扬的苏修文艺鼻祖肖洛霍夫,口头上经常挂着“良心”二字。什么“文学,这是良心问题”啊,如此等等。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立场,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根本没有什么抽象的“良心”,也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的“文学”。在无产阶级看来,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工作者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代言人。
肖洛霍夫的所谓“良心”,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刚刚逝世的时候,肖洛霍夫曾假惺惺地悲呼:“父亲,永别了!永别了,亲爱的终生都热爱的父亲!”可是,同一个肖洛霍夫,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却又破口大骂斯大林“给党带来了这么多不可弥补的祸害”;并肉麻地、恬不知耻地向赫鲁晓夫表白了“说不出口”的“男人的”“爱慕之情”!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恶毒地污蔑斯大林,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是肖洛霍夫的“良心”!
伟大的苏联红军,是列宁、斯大林亲手缔造和领导的英雄军队。在《静静的顿河》里,红军却成了“象鹌鹑躲避老鹰似的”害怕叛军的“熊蛋包”。被赫鲁晓夫称赞不绝的《一个人的遭遇》,它的主人公索科洛夫也不过是一见德寇就“两腿发软,身子象一束割下的草那样倒下来”的“英雄”!
对于苏维埃人民的伟大长城如此肆意糟踏,对于苏联红军的形象如此恶毒地歪曲——这就是肖洛霍夫的“良心”!
伟大的苏联劳动人民,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坚持列宁主义路线,胜利地走上了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然而,在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中,贫下中农却是贪生怕死,自私自利,宰家畜,抢谷种,一味地对抗和破坏集体化运动的“坏分子”;党的干部又是地地道道的右倾机会主义者和歇斯底里的疯子,甚至声言要把劳动群众“全都绞死”……
疯狂地攻击伟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肆无忌惮地污蔑以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人民——这就是肖洛霍夫的“良心”!
够了,够了!英雄和叛徒从来没有共同的语言,革命和反革命本来就不存在相通的感情。
一句话,肖洛霍夫的“良心”,就是对革命的背叛,对人民的残忍!这是反革命的黑“良心”!
革命的人民,决不会听信肖洛霍夫之流的什么“良心”的那一套,我们一定要挖出他们烂透了的黑心,把他们的真面目拿来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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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一个啃鸡骨头的镜头谈起
解放军某部战士 张岚
根据肖洛霍夫同名小说改编的毒草电影《一个人的遭遇》,里边有这么一个镜头:一个德国胖少校扔给了索科洛夫一块鸡骨头,索科洛夫就从地上“爬起来”,“双手接住”,并且两眼仰望着胖少校,感激涕零地“象饿狼一样”地啃起来,最后象狗一样地把骨头一节一节地吞进了肚里……
这是肖洛霍夫对英雄的苏联红军战士的极大污蔑,也是肖洛霍夫自己的叛徒真面目的写照!
索科洛夫丑态百出地在敌人面前摇尾乞怜,接受胖少校扔给他的鸡骨头;同样,肖洛霍夫也曾在一九六五年受宠若惊地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犒赏——“诺贝尔奖金”。他在接受这笔肮脏的犒赏时,那种感激涕零的心情和喜出望外的神态,跟索科洛夫简直是一模一样。
敌人扔的鸡骨头,可以引出狗的涎水,但决不能打动革命者的心灵。在这块鸡骨头面前是象狗一样地抢着啃,还是嗤之以鼻,这也是区别一个人是革命者还是叛徒的分界线。
从一块鸡骨头到“诺贝尔奖金”,生动地告诉我们:不论是啃鸡骨头的索科洛夫,还是拿软刀子杀人的肖洛霍夫,都是一伙为了象狗一样苟且偷生而不惜出卖祖国、出卖革命的帝国主义的狗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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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去的叛徒和活着的叛徒
上海无线电七厂 魏文龙
“人最要紧的……还是自己!”这是《一个人的遭遇》中死去的叛徒克雷日涅夫的内心独白,实际上也是活着的叛徒索科洛夫的座右铭。
克雷日涅夫为了“保存自己”,不惜出卖自己的排长,这当然可耻。而排长面对着这个叛徒竟然苦苦哀求:“你别出卖我吧,克雷日涅夫同志。”把叛徒称为同志,向叛徒求情的人,跟叛徒一样可耻。就在这时,被肖洛霍夫打扮成“英雄”的索科洛夫出现了,他跟排长一起,根据克雷日涅夫的原则:“人最要紧的……还是自己”,把克雷日涅夫掐死了。
把克雷日涅夫掐死以后,索科洛夫“保存”了“自己”,活下来了。他又是怎样活着的呢?
为了活命,他能“负重”,在德寇的集中营里干苦工,他拣大的石头搬。
为了活命,他会“忍辱”,敌军少校把他比作狗,他可以说:“一点不错。”
索科洛夫就是这样在敌人的枪口下拿原则当交易,苟且偷生地活下来的,这难道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叛徒吗?!
索科洛夫和克雷日涅夫,都是叛徒。区别在于:一个装腔作势,一个毫无遮盖;一个活着,一个死去。
肖洛霍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跟索科洛夫一样,也不过是一群活着的叛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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