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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干部要在文化大革命中立新功
上海参加“三结合”的部分革命干部座谈会纪要
《人民日报》、《文汇报》编者按：这里发表的，是我们两个报社的记者在上海联合召开的革命领导干部座谈会上一部分干部的发言。
毛主席教导我们：“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共产主义的革命熔炉。它教育和锻炼了我们的干部，也挽救了一些犯了错误的干部。
事实证明，我们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是愿意同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并肩战斗的。有些人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只要改了就好，就能够继续为党和人民立新功。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从切身体会中深深感到，一定要努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要斗私，批修，把“私”字换成“公”字，把“怕”字换成“敢”字，把“相信自己”换成“相信群众”，到群众中去，到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地方去，同广大群众一起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敢为革命挑重担。
从对立到并肩战斗
上海市杨浦区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原杨浦区委书记 张敬标
我原来担任杨浦区区委书记，在区委工作十几年中犯过许多错误，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又忠实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革命群众起来批判、斗争我时，我很长时间和群众对立。我认为自己是区委负责人，保旧上海市委，是下级服从上级，名正言顺。在批判斗争会上，我心里就想：“天下是我们打的，你们打不倒我。”红卫兵小将做我的思想工作，劝我不要“吃老本”。我心里想：“你们还没有老本可吃。”革命派说：“你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我心里想：“你们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就这样，我同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抱着严重对立情绪。
我是怎样转变过来的呢？
一方面，上海市广大革命群众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在上海的代理人的大揭发、大批判和大斗争，揭开了旧上海市委阶级斗争的盖子。惊心动魄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路线的斗争，使我清醒过来。我认识到在两条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我完全站错了队。经过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我才深感自己的错误性质严重，真是罪恶深重。我开始明白：我反对了群众，就是反对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另一方面，是广大革命群众和红卫兵组织专题批判，揭发批判了我在解放十七年来的一系列错误。为了揭深批透，他们组织了专案小组，对我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连我出生前十年的家庭历史也调查到了。他们找遍了我的老上级、老战友。我当了十一年的区委书记，他们翻阅了我主持的五百三十九次区委常委会议记录。正是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他们对我的专题批判，一次比一次深入，一次比一次击中我的要害。当时，我的精神压力很重，但是感情上却逐渐有了转变。过去，我总觉得革命派热情高，水平不高。现在，看到他们做了那样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掌握了那么多材料，而对我的批判又是那样合情合理，我从心里佩服他们，感激他们，而且深深为我们党和国家有了这样一大批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接班人而感到无比高兴。
后来革命派帮助我学习毛主席著作，帮助我进行回忆对比。毛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对我们敲了警钟：“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我没有很好地听毛主席的话。在解放后的和平生活里，我头脑中放弃了阶级斗争，不知不觉地在“和平演变”着。我由严重地脱离群众，害怕群众起来革命，最后走到镇压自己阶级兄弟的地步，当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帮凶。我辜负了党对我多年的培养，忘记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忘记了流血牺牲的战友。想到这里，我极端痛恨毒害我的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我一定要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决裂。
在区级机关革命派大联合的会上，当革命派宣布解放我并吸收我参加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工作时，我激动得掉下泪来。我说：“今后即使粉身碎骨，也要把革命干到底！”
经过这场斗争，我和革命派之间的感情更深了。在我参加革命委员会工作以后，他们更加热情地支持我、帮助我。
从我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面对面的严重对立，到今天和他们心连心的并肩战斗，我经历了一个立场的转变过程。今后，我要一辈子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我要永远保持工人阶级的本色，永远当一名普通劳动者，虚心向革命群众学习，和全区革命群众一起，努力把富有无产阶级革命传统的杨浦区建设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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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正确对待自己 正确对待群众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市政交通组领导成员原上海市委市政交通政治部副主任 黄涛
过去，我一向以为自己是一个好的或比较好的干部。运动中，群众说我站错了队，批判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当时想不通。我以为这次犯了严重错误，是因为当上了旧市委市政交通政治部的副主任，而且，这两年又代理过第一把手。如果不是当了这么大的“官”，就不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又想，如果我还在工厂，如果我还在部队没转业，更不致如此了。
我还感到自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是为党“勤勤恳恳、积极工作”的。
经过不断学习毛主席著作，又经过革命派和革命群众的不断批判和斗争，才使我逐步清醒过来。原来我思想上背着“老干部”的包袱，并且随着“资格”的变“老”，自己的思想也在一天天地变“老”。我是在“吃老本”，而不再努力“立新功”。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忠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革命群众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这又是在为哪个司令部卖力呢？这难道不是“大节”吗？就这一条，不就已经足够狠触自己的灵魂了吗！
我觉得，只有正确对待自己，正确对待自己的错误，才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群众的批判和斗争。
对群众的揭发、批判和斗争服气不服气？这同样是一个关键问题。过去，自己整人不整己。现在群众一旦触及了自己的灵魂，就受不了。可是怎么办呢？毛主席教导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于是我硬着头皮到群众中去。我把自己想不通的问题全盘告诉了革命派，请他们帮助。经同志们指点、开导，有的问题就想通了。过去，我一贯指手划脚，教育别人；这回自己受了批判，就经受不起了，什么“反正不行了”，“斗批走”之类的思想都冒出来了。“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唯一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斗批改”，只能是“改”。“斗批走”，实质上还是对群众的批判、斗争有抵触，思想感情上有距离。这也就是对革命有距离，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距离。我的错误已十分严重，再把自己同群众的距离拉开，又将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呢？
我在多少次同群众接触中，越来越感到群众是通情达理、是非分明的。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就很值得我学习。正是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如果要论个人的得失，通过这场文化大革命，我失去的是《修养》这个长期压在我身上的精神枷锁，得到的是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失去的是唯唯诺诺的奴隶主义，得到的是战斗的无产阶级党性；失去的是自己思想上的污泥浊水，得到的是革命的政治思想面貌。归根到底，失去的是“私”字，得到的是“公”字。想到这些，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我真正体会到了毛主席的教导：“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我一定要永远向群众学习，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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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敢为革命挑重担
上钢三厂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原上钢三厂厂长 陈大同
我在上钢三厂工作十多年，先后担任过党委书记和厂长。在工作中，我长期以来不突出政治，在企业管理上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又忠实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的错误是严重的。经过全厂广大革命群众对我进行了多次的批判和帮助，经过革命的大批判和对旧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揭发和斗争，我深深认识到我的大方向错了。我向革命群众进行了认真的检查，表示愿意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
但是，当厂里的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和驻厂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同志提出要我参加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并要我担任第一把手时，我的回答很干脆：“第一把手，应该由革命派担任。”我的第一个理由是：“过去骄傲自满，自以为很行。文化大革命以来，知道自己掌握大方向不行。我再当第一把手，党的事业要遭受损失。”第二个理由是：“我这个当权派能不能指挥得动革命派？”我还有最后一个理由没有说出来：“再当第一把手，下次搞运动，第一个对象还是我。”革命派和解放军同志热情地帮助我，他们说：“只要你真正站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相信你会掌握大方向，会把工作搞好；只要你按毛泽东思想办事，我们革命派坚决支持你。”革命派和解放军同志的热情支持和耐心帮助，使我打消了思想顾虑。革命派又帮助我活学活用“老三篇”，狠斗“私”字，解决了我没有亮出来的思想问题。
“怕犯错误”，“怕当第一把手”，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个“私”字。“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再替别人打算。”毛主席批评的，不正是我这种干部吗？革命群众信任我，希望我和他们一起挑重担，我怎么能够陷在个人患得患失的小圈子里，当《修养》里那种“明哲保身”的政治庸人呢？
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和革命派对我的热情帮助，终于使我丢掉“私”字，去掉“怕”字，重新踏上了革命征途。过去，我长期是生产挂帅、业务当先，即使在担任党委书记时，也是热中于抓业务。现在，我以主要精力抓革命，抓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斗私，批修”的落实，抓全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由于坚持政治挂帅，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下，我们厂的生产任务月月超额完成计划。今后我决心做到老、学到老、改到老、跟到老，永远跟着毛主席，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革命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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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接受教训 勇往直前
上海市仪表局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原上海市仪表局党委副书记
汪敏
毛主席教导我们：“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犯了严重错误，要认真吸取教训，勇往直前。但是接受教训，不能从消极方面来考虑。比如有人说，为了今后不犯重大错误，还是不当干部；即使当干部，也不要当“第一把手”，还是当个“一般干部”，或者当个“老好干部”，明哲保身。这样“私”字当头，还象个共产党员吗？这样想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在文化大革命中，经过革命派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揭发和批判，我逐步地认清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懂得了什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什么是修正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我也认识到，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自己确确实实贯彻执行了中国赫鲁晓夫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自己犯了错误要接受教训，同时也把教训告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比如对待受蒙蔽群众的问题，既要认清两条路线斗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又要看到他们是受了蒙蔽，他们是群众。开始时，革命派的同志对一些受蒙蔽群众采用了调换工作、扣发奖金等办法。我就跟革命派同志谈心，告诉他们，过去我就是用压服的方法整群众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走这条老路。革命派同志对过去的情况是深有感受的，也就比较容易接受这个教训。又如怎样对待犯错误的干部，我也跟革命派的同志谈，毛主席是怎样允许干部犯错误、改正错误的，只有王明路线、中国赫鲁晓夫所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干部才是“一犯错误就打倒”。我过去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把人“看死”了。现在我们革命派掌了权，就一定要更好地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办事。
接受了过去犯错误的教训，我牢牢记住根本的一条，就是一切要用毛泽东思想来衡量。在与革命派同志相处中，我决心努力做到赤诚相见，在工作中有些什么意见，就随时提出来，把从错误中得出的教训，作为我们新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共同财富，互相关心，互相帮助，把我们的事情办得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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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到矛盾最尖锐的第一线去
上海天山中学革命委员会主任委员原天山中学党支部书记兼校长钟国端
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小将要我检查。由于我对群众有不正确的看法，并且不认为革命小将是帮助我，因此委屈情绪很大。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我，革命小将帮助了我。我重新学习了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关于群众运动的论述，得到了很大启发；斗争的实践也使我深切感到群众运动是天然合理的。在一次和革命小将接触中，一个曾经被我打成“反革命”的学生对我说：“从我的遭遇和感情来说，我是恨你的，但是，我要按照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来支持你，帮助你！”又有一次，革命小将拿到了为数很少的斗争旧上海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会的入场券，他们给我一张，并写上：“欢迎干部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看了十分激动。开会时，几个过去受我迫害最严重的红卫兵小将坐在我旁边，根据会上批判、揭发的材料，他们一边指出我在哪些方面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哪些问题要吸取教训，一边帮我端正对群众运动的态度。
在革命小将的帮助下，我开始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小将们根据毛主席的干部政策解放了我，并要我立新功。这时，我的“私”字又露头了。我想，学校里五个群众组织之间斗争很尖锐，我的老账没有还清，不要又欠下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新账，一起算就不得了。我带着这个问题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又接受了群众的帮助。我渐渐认识到这还是“私”字在作怪。犯错误的根子不在工作多少，而在于“私”字。我不敢挺身而出到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去，其实是想保自己。我思想通了，就到群众中去，和他们一起研究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问题。
开始时，碰到了一些困难。例如有人说我不了解情况，又要来瞎指挥了。听了这话，我心里又产生了委屈情绪。但是，我想，一个共产党员，为了革命事业，难道连一点意见也听不进，老是在个人得失上打圈子吗？毛主席教导我们：“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于是，我就积极地找小将们谈心，彼此了解得多了，关系也就逐渐改善了。
当时，同学中出现了激烈争论，甚至有可能发生武斗。我很怕介入。后来，我学习了“老三篇”，决心破私立公，改变这种畏畏缩缩的态度。有一次，两派小将为了争夺一间广播室，又有可能发生武斗了。我接受了以前的教训，主动到两派中间去，指出同学之间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现在的对立，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的恶果，责任在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我把责任担当起来，又经过反复劝说，终于避免了一场武斗。从这里，我深深体会到，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你越躲，群众越是有意见。只有深入到矛盾最尖锐的地方去，和群众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后来，我又和革命小将一起，为促进学校革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和实现革命三结合作了应有的努力。
我要永远读毛主席的书，永远斗私批修，永远相信群众，永远和群众在一起，永远做人民的勤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