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周扬、刘大年之流是叛徒的辩护士
晋群新
周扬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多年来，一直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采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在文化界的各个阵地上，向党向社会主义向毛泽东思想进行猖狂进攻。太平天国革命的叛徒李秀成，也被他们用来作为反党的工具。他们企图用它来混淆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为叛徒作辩护；并且在这个问题上打击左派，实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专政。当时，周扬一伙的这个反革命活动，主要是授权于周扬的心腹、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副所长刘大年去负责执行的。对于周扬一伙的这个罪行，必须揭露和清算。
一
对于李秀成的评价问题，以胡适、罗尔纲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的史学观点，长期以来，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他们把李秀成这个叛徒，打扮成为“英雄”。解放以后，罗尔纲之流继续极力美化李秀成，歌颂李秀成，把李秀成这个叛徒描绘成盖世“英雄”，大肆宣扬叛徒哲学。这种反动的史学观点，得到了周扬的大力支持。因此，无论是在历史著作、教科书以至文学、戏剧方面，还是在博物馆的陈列上，李秀成这个叛徒都被打扮成“革命英雄”。在一九六二到一九六三年间，阳翰笙在周扬的怂恿和支持下，还重新抛出了他在三十年代宣扬阶级投降主义的“国防文学”的旧作话剧《李秀成》。阳翰笙在这个话剧中，对叛徒李秀成作了令人作呕的吹捧。他胡说什么李秀成是“从头到尾都在战斗”的“中国农民最优秀、最卓越的儿子”。他甚至还说：“李秀成是我们前辈一代”。
面对着这个情况，无产阶级革命派不能置之不理，必须把这种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划清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于是，戚本禹同志在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五日出版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戚本禹同志在这篇文章中明确地指出：李秀成《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李秀成“在被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定不了的”。他还指出：英雄和叛徒的界限是不容混淆的，“如果我们尊重革命的历史、尊重历史唯物论的真理，我们便不能让变节分子的‘自白书’继续彪炳于革命的史册。”这样，戚本禹同志就站在坚定的革命立场上，对李秀成《自述》这一历史材料作了科学的解释，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从而彻底地否定了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一贯歪曲渲染的李秀成的“功绩”，有力地打击了周扬这伙叛徒和他们的辩护士。
正因为这样，戚本禹同志和他的文章，便遭到周扬等人的极端仇视。他们暴跳如雷，歇斯底里大发作，企图进行疯狂反扑和残酷镇压。在戚本禹同志文章发表后的一个月，即九月十四日，周扬就急急忙忙地在旧中宣部亲自召开了有刘大年、侯外庐、黎澍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参加的黑会。周扬在这个黑会上，竭力为叛徒李秀成辩护。他说：“李秀成奋斗一生，最后八天有点动摇，当然不好，但是不能否定他的全部。”
“李秀成是一个民族英雄，把他说成叛徒是完全错误的。”他甚至还恬不知耻地说：“即使共产党人写过自白书被杀了，也不能叫作叛徒，何况农民！”刘大年也跟着大喊：李秀成首先“是个英雄，是农民革命领袖人物”。周扬一伙为什么要那样疯狂地保护李秀成呢？周扬自己说，因为“李秀成不同于曹操，是个政治性人物”。很清楚，周扬一伙是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而去保李秀成的。
大家知道，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揭露出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有一些人就是可耻的叛徒。他们做贼心虚，竭力想在他们的“前辈”李秀成脸上抹金，也就是给他们自己的叛徒嘴脸上抹金。写话剧《李秀成》的阳翰笙，自己就是一个叛徒。周扬和他们臭味相投，为他们作辩护，说什么“即使共产党人写过自白书被杀了，也不能叫作叛徒”，这完全是一派胡说！任何共产党人如果在敌人面前经不起考验，丧失了革命的气节，就只能是不折不扣的叛徒。
周扬等人在这个会上，决定立即组织一个以“学术座谈会”为名的反革命围攻会，由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们直接出面，按照周扬的调子发言，妄图把戚本禹等同志的革命锐气“杀下去”。他们又决定在报刊上发表一个关于这个“座谈会”的“报道”，妄图以此来消除戚本禹同志文章的革命影响。最后，他们还决定由史学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写一篇文章，给这场论战作“结论”，企图“彻底压倒”革命派，从而保住他们制造的李秀成这个“革命英雄”，为他们的叛卖罪行辩解。他们的这套计划交给刘大年负责执行。
经过刘大年等的精心筹划，反革命围攻会就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以“学术座谈会”的名义，在近代史研究所召开了。会议的直接组织者和主持者是刘大年，而叛徒邓拓、反共知识分子翦伯赞、侯外庐这些史学界的牛鬼蛇神都是这次会议的核心人物。总指挥周扬躲在幕后操纵，派出他自己的另一名亲信林涧青去出面“坐镇”。这些牛鬼蛇神坐在一起，反革命气焰非常嚣张。他们毫不掩饰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围攻革命左派，所以叛徒邓拓一进会场劈头就问：“戚本禹来没有？”当他得知戚本禹同志因为下乡没有能来之后，他便万分遗憾地说：“可惜呀，可惜！”
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会上大放厥词，对戚本禹同志竭尽谩骂、诬蔑和攻击之能事。叛徒邓拓大骂戚本禹同志“强调阶级斗争而颠倒事实”。邓拓竭力为他的叛徒“前辈”李秀成作辩护，说什么“忠王是反帝反封建光荣形象”，“他最后还是殉国，这应是盖棺论定”等等。他还诬蔑戚本禹同志“为了政治斗争而牺牲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反共老手翦伯赞诋毁戚本禹同志的文章“通篇是推论”，“太不公平”。他说：“忠王必须写成革命英雄，否则，农民领袖就没有几个英雄了。”侯外庐也大肆诽谤戚本禹同志的文章是“钻空子”，“过于挑剔”，“为翻案而翻案”。他无耻地为叛徒辩护，说李秀成是“在敌人面前装糊涂”，“我们不应因其有某些污点而抹煞他”，等等。刘大年在总结发言中叫嚣：“戚文的结论说忠王是叛徒，这是错的，站不住脚。”他还恶毒地攻击戚本禹同志采取了所谓“不看主流”、“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即一棍子打死”和“曲解事实”等手法来否定李秀成。刘大年作出的结论是：“忠王不应否定，也否定不了。”
反动派对待人民革命事业的原则，总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周扬一伙对待戚本禹同志的《评李秀成自述》的原则也是这样。林涧青代表旧中宣部在这个围攻会上颁布“命令”说：“戚本禹的文章对忠王作了不当评价，这在政治上是有害的，在科学上是站不住脚的。应该通知各地报纸、学报都不要报道这篇文章，也不要转载，不要公开讨论。”周扬一伙就是这样妄图利用自己手里窃占的权力，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二
正当周扬一伙的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时地发觉并制止了周扬一伙为叛徒李秀成辩护的阴谋，给予革命同志极大的支持。
但是，周扬、刘大年之流是一伙典型的反革命两面派。毛主席教导我们：反革命分子“老是在研究对付我们的策略，‘窥测方向’，以求一逞。有时他们会‘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做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周扬一伙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听到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问题的指示之后，就“装死躺下”，“待机”“反攻”，即对原定要发表的关于反革命围攻会的“报道”压下了，却要刘大年继续赶写反扑文章，准备公开和毛主席唱反调。
刘大年的《李秀成评价问题》就是这样写出来的。这是一篇用折衷主义的手法，继续为叛徒作辩护的文章。
刘大年装出一副“公正不偏”的面孔，似乎是在对戚本禹同志和罗尔纲“各打五十大板”。他说，罗尔纲和戚本禹同志都是在“主观上是想用阶级观点分析历史人物，研究历史现象”的，他们都“还具有革命性的一面”，而只是“没有能够做到把革命性和科学性结合起来”罢了。他们“未能对李秀成作出客观评价、各走极端的共同根源”，是他们“离开马克思主义严格的阶级分析观点，拿衡量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标准去衡量旧式农民革命的领袖人物”。在这里，刘大年应用了翦伯赞等人所宣扬的“历史主义”，散布“不能用无产阶级的标准去评价历史人物”的谬论。他的目的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企图抹煞革命和反革命的根本界限，继续为叛徒作辩护。刘大年挥舞着“错误人人有份”的修正主义大棒，实际上是打击革命左派，袒护和包庇资产阶级右派。这也正是刘大年阴险狡猾的地方。
刘大年在这篇文章里也引用了毛主席关于李秀成的指示，但是贯串全文的思想恰恰是反毛泽东思想的。
刘大年对毛主席的指示作了最无耻的歪曲，他说：李秀成“丧失革命大节，这是一个严重的污点。李秀成在敌人面前采取的这种态度，不论是出于什么动机，都是根本错误的，不足为训的”。把丧失革命大节说成仅仅“是一个严重的污点”，这不是说明刘大年在为李秀成的投降变节辩护又是什么呢？
其实，刘大年承认李秀成的这个“污点”也是假的。他完全站在叛徒的立场上，为他们的“前辈”歌功颂德。他在文章中大肆吹捧李秀成“在敌人囚笼里的时候，关心的不是个人生死问题，而是阶级前途、民族前途的问题”。同时，他把这份叛徒的自白书说成是“包含着一个革命者应有的豪言壮语和光辉的思想”，“是一个农民革命领袖的思想，是一个民族英雄的思想。李秀成的英雄形象在这里不但没有减色，反而是表现得更加鲜明”。刘大年说，“把《自述》说成是所谓一个叛徒的‘自白书’，那显然是不合事实的”。在刘大年看来，既然李秀成《自述》完全是一个“革命英雄”的丰功伟绩的记录，那末对于这样一个人物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地方呢？还有什么“严重的污点”呢？当然更谈不到要否定这个人物了！所以，刘大年说，李秀成最后“是作为一个忠于太平天国的革命者死在敌人屠刀下面的”，“他对革命立下的巨大功勋和最后仍然尽忠于太平天国而死足以压倒”他的“错误”。刘大年挖空心思地把这个叛徒打扮成为“革命者”，想方设法地把李秀成说成自始至终都是“足以为训”的。
刘大年公开对抗毛主席指示，为叛徒李秀成辩护，还突出地表现在他狂妄地叫喊：李秀成的“功劳”应当“永远用金字铭刻在天安门广场的丰碑上面”，他是“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先驱者”。刘大年丧心病狂地要为叛徒树碑立传，这正充分地说明了他是完全站在叛徒的立场上来说话的。这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的内心表白。
三
周扬、刘大年之流疯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为叛徒进行辩护，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政治背景的。
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围攻革命左派的黑会上，刘大年就曾经毫不掩饰地说过：“肯定忠王是反帝反封建的英雄，更可说明我们的观点；说他是叛徒，无助于说明我们的观点。”周扬也曾经说过，李秀成的问题“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周扬、刘大年之流在这里不打自招地承认了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为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服务的。
在李秀成评价问题上，无产阶级左派和资产阶级右派之间的斗争，正是当时国内外尖锐的阶级斗争的反映。
当时，在国际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大刮为叛徒辩护、翻案的黑风。这股黑风到苏共二十二大的时候，达到了最疯狂的地步，以至使早已成为政治僵尸的托洛茨基分子也死灰复燃，叫嚣要“为受斯大林陷害者树立纪念碑”，并要把托洛茨基的名字“用金字”刻在“这个纪念碑上”。
在国内，牛鬼蛇神也乘我们经济暂时困难之机，大刮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翻案的黑风。在这股反革命的逆流中，以邓拓为首的“三家村”黑帮起了急先锋的作用。吴晗先后抛出了《海瑞罢官》、《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公开为被罢了官的海瑞和于谦（国防部长）鸣冤叫屈。
在这些国内外反革命复辟的喧嚣声中，周扬、刘大年之流抬出叛徒李秀成的僵尸，来为那些遗臭万年的叛徒辩护。这就说明，他们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应声虫，他们和邓拓、吴晗一样，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指出：文艺界“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在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周扬一伙依然指使《历史研究》为刘大年的这篇《李秀成评价问题》排版，准备随时抛出。到了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再次对周扬控制下的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毛主席指出：这些协会在“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周扬一伙反革命两面派感到形势“不妙”，便又转而采取了“‘装死躺下’，等待时机，‘反攻过去’”的斗争策略，来对抗毛主席的指示，企图躲开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周扬甚至还亲自指使刘大年把排版已达半年之久的《李秀成评价问题》立即拆版，企图消赃灭迹，蒙混过关，以待“东山再起”。
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广大的革命群众终于一齐向资产阶级右派开火了。于是，一场围绕着李秀成评价问题展开的斗争，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开展起来。经过几个月的战斗，无产阶级革命派终于把李秀成的狂热辩护士之一罗尔纲揪了出来，揭穿了李秀成的叛徒面目，粉碎了周扬一伙的阴谋。可是，周扬、刘大年等人却利用他们窃据的职权，以及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相互庇护，暂时蒙混“过关”。因此，一九六四年关于李秀成问题上对资产阶级反动史学的批判是不彻底的。
但是，历史从来不是按照反动人物的愿望发展的。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终于彻底捣毁了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巢穴，把周扬、刘大年这一小撮妖魔鬼怪都揪了出来。
我们把这个问题揭露出来，让大家看看以周扬为首的这伙反革命分子是怎样利用所谓“学术问题”来进行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活动的。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我们要牢记毛主席这个教导。我们应当从周扬、刘大年之流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中，吸取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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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叛徒李秀成及其自白书
一八五一年，中国革命农民为了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在广西省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宣布成立“太平天国”。李秀成曾经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他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后不久，被卷入了革命的洪流。开始是当兵，后来逐渐地被提拔起来。至一八五九年，他还被封为“忠王”。一八六二年后，李秀成实际上成了太平军的最高领导人。然而，“忠王”不忠。一八六四年，天京陷落，李秀成被俘。李秀成作了清军俘虏以后，经不起考验，就背叛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成了一个可耻的大叛徒。李秀成在敌人的囚笼里，写下了一个遗臭万年的自白书。他在这个自白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阿谀敌人，辱骂革命。他把太平天国这一场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农民革命，竟说成是“违反天命”、“世人之劫数”、“乱坏世民”的“患害”；把参加革命的人，竟说成是“作乱之人”、“不良不孝不义之徒”和“害民害众”的“众匪”。他还污蔑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是“不以军民为念”、“不修德政”的“昏君”。对于清朝皇帝和坚决镇压农民革命的湘军头子曾国藩，李秀成竟无耻地称颂他们是“福德”，是顺应“天命”的“圣上”，是“仁爱惠四方，兼有德化之心”、“盖世无双”的伟人。他对革命和反革命的态度是如此可鄙！此外，李秀成还极力为敌人出谋划策，要彻底瓦解大江南北的大量太平军。为此，他在这个自白书里提出了所谓“招降十要”，乞求清朝统治者饶了他的狗命，由他去劝诱太平天国革命军放下武器，集体投降。他还准备在全军投降以后，去当统治阶级的走狗，帮助敌人去剿灭正在北方支持太平天国革命斗争的阶级兄弟“捻军”。他的叛徒嘴脸是如此狠毒可耻！然而，李秀成的摇尾乞怜并没有得到敌人的同情，他还是被杀了。这就是李秀成这个大叛徒的可耻下场。
在太平天国革命将士们中间，虽然也出现了李秀成这样的叛徒，但是许许多多人都坚持了革命气节，是“有骨气的”。太平天国的领导人中，像陈玉成、洪仁玕、赖文光等，在被敌人俘虏以后，都宁死不屈，表现出真正革命英雄的气概。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一八五八年，太平军将领林启容，率领一万七千多名太平军，保卫九江城，与敌人进行了英勇的巷战，全部壮烈牺牲。就在李秀成向敌人乞降以前，南京城破时，守城的一万多太平军，许多人情愿集体自焚，也不投降敌人。将这些英勇事迹和李秀成对比起来，更可以看出这个叛徒的可耻面目。
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的史学“权威”们，以美帝洋奴胡适为代表，竭力把李秀成这个叛徒打扮成为“英雄”，宣扬他们的奴才哲学，以达到腐蚀革命人民意志的目的。周扬之流禀承胡适的这套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竭力把李秀成这样的一个大叛徒说成是“革命英雄”，把这样的一个自白书说成是“革命文献”，完全颠倒了革命者与叛徒的界限。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为他们自己的投降主义作辩护，为他们自己的叛徒历史作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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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气节不容沾污
解放军某部班长 董延孟
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坚持革命的大节，在任何环境下，决不能向敌人屈服。坚持气节与屈服投降，这就是革命者与叛徒的区别。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混淆这条界限。
周扬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以来，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却干着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勾当。他们竟把太平天国革命的大叛徒李秀成吹捧成为“革命英雄”，竭力为叛徒辩护，把这个叛徒搬上舞台，摆进历史博物馆，还要为他立传树碑。周扬他们大肆宣扬修正主义的叛徒哲学，还叫嚣：“即使共产党人写过自白书被杀了，也不能叫做叛徒。”真是最无耻到极点了。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个人就要继续战斗下去。”我们的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就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决不被敌人所屈服。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大节，也就是最根本的革命立场。我们要保护它，比保护我们的生命还重要千万倍！
我们多少革命先辈，就是在极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决保持了英勇的革命气节的。十五岁的共产党员刘胡兰，为了保住党的秘密，受尽敌人各种折磨，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在敌人的铡刀下面，她临死不屈，高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从容就义。她真是“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狼牙山五壮士在悬崖峭壁上和敌人浴血苦战了一天，最后子弹打完了。他们想的是：绝不能在敌人面前屈服，绝不能沾污革命战士的荣誉。他们在丢完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以后，高呼“毛主席万岁”！跳下了悬崖。在国民党的牢狱里，无论是在上饶集中营，或是重庆渣滓洞，多少共产党员，多少革命战士受尽了敌人的各种严刑酷打，他们真正做到临危不惧，宁死不屈。他们“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这牢底坐穿”。他们为革命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我们将踏着他们的血迹，奋勇前进。
在革命队伍中，也出现过少数叛徒。他们在敌人的屠刀面前贪生怕死，吓破了胆。他们变节了，投降了。这些可耻的叛徒，只能永远为我们以及将来的子子孙孙所唾弃。
现在已经查明：周扬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为什么这样拚命为叛徒李秀成辩护呢？原来在他们这一伙人之中，有一些人就是在敌人的牢狱中经不起考验，写过自白书，无耻降敌的叛徒。为李秀成辩护就是为他们自己辩护。
我们一定要把周扬这一伙为叛徒辩护的事实揭穿揭透，一定要把他们这套无耻的叛徒哲学彻底批倒批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