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伪装的“革命者”和冒牌的“革命家庭”
——斥反动影片《革命家庭》
立红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精心炮制的影片《革命家庭》，是一部以回忆革命历史为名，替“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树碑立传的大毒草。这部反动影片是夏衍亲自实践他所“倡导”的反革命“离经叛道”论，为中国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艺术标本。
《革命家庭》是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区斗争为题材的。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和党内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亲自领导了秋收起义，创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天才地创造性地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开辟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航道。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夏衍明目张胆地反对这条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路线。他把毛主席领导的苏区红色政权、土地革命、反“围剿”斗争统统从银幕上一笔抹掉，却根据中国赫鲁晓夫在《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以全国范围来说，白区工作还是占着主要地位”的谬论，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时期临时党中央所在地的上海当作全国革命中心，把城市的地下活动捧为主要的斗争方式，大肆赞扬城市暴动、飞行集会等“左”倾盲动主义的行动，公然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狂热地吹捧“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影片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歌颂，主要是通过江梅清、孟涛等几个“革命者”的形象来表现的。在影片中，夏衍把这几个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地下工作者”，乔装打扮成神气十足的革命家。这几个“革命者”，流离长沙、武汉和上海等地，从城市到城市，千方百计地把党的主要工作放在白区，要以白区的城市为中心来领导中国革命。这几个“革命者”，幻想通过发动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和工人罢工，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影片大肆美化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的一九二八年“汉阳年关暴动”，大写特写江梅清等人的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当时，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但是，电影剧本中的江梅清等人在地下汉阳县委会议上，大肆叫嚷什么：现在形势是“高涨还是退潮，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甚至公然提出“显然是高涨”的结论来同毛主席的正确意见分庭抗礼。为了给“左”倾盲动主义制造“客观根据”，影片的炮制者篡改历史，还通过江梅清摊出一封封“群众”来信，把举行城市暴动伪装成“群众的要求”，并以此厉声斥责那个所谓陈独秀“分子”，公开为“左”倾机会主义辩护道：“这怎么能算是盲动呢？”江梅清这几个“革命者”，从盲动主义的观点出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他们完全背离毛主席“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正确路线，而采取了冒险主义的行动。影片描写他们积极响应举行全国“总暴动，同一年起义”的错误口号，拚命“抓紧时机，组织年关暴动”。在汉阳策划年关暴动时，这几个“革命者”明明知道敌人已有所戒备，自己的机关又与上级联络站失去联系，但他们反而采取更加冒进的措施提前暴动，结果给整个革命事业带来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而“左”倾机会主义者江梅清本人也就在这次年关暴动中成了错误路线的殉葬品。
另一个坐镇上海临时中央机关的“革命者”老刘，住的是花园洋房，穿的是长袍马褂，过的是完全资产阶级化的生活。一旦机关暴露，他唯恐送掉狗命，在保存“实力”的幌子下，夹了公事皮包拔脚先溜。银幕上的老刘实际上就是银幕下的中国赫鲁晓夫的化身。中国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实行机会主义的路线，生活上也完全资产阶级化。在“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他与“左”倾机会主义者打得十分火热。一九三○年，以李立三为首的临时中央在上海借开会之名，曾公然为中国赫鲁晓夫“隆重”祝贺三十寿辰。一九三一年，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以后，又由于中国赫鲁晓夫追随有功，当他刚从东北回到上海，王明就忙不迭地帮他安家在北京路的一家五金店楼上，象影片中的老刘一样，让他穿上长袍，戴上礼帽，雇上“娘姨”，俨然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大老板。这种打着革命的招牌追逐资产阶级生活的所谓白区工作的方式，完全是脱离广大工农群众和火热的革命群众斗争的。
这些“革命者”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分子！
影片为了进一步突出和美化错误路线，竟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产物“飞行集会”，作为群众斗争的高潮来处理。虽然在影片摄制过程中，受到了党中央一位负责同志的严正批评，但是，反党成性的夏衍却阳奉阴违。影片的炮制者特地挑选上海最热闹的地点作为“飞行集会”的场地，并动员三千名群众演员参加演出，以壮声威，力求用所谓“史诗式的背景”和“壮阔的场面”来歌颂“左”倾盲动主义路线。坐镇北京的夏衍还专电上海，“指示”摄制组要特别注意这场戏的每一个细节的“真实”，即使连作为信号的啤酒瓶，也点明非要贴上“太阳牌”的日本商标不可。言为心声，夏衍的所谓“真实”，无非就是要影片为当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翻案。
汉阳暴动也好，飞行集会也好，这都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指导下盲动主义的结果。夏衍之流所狂热鼓吹的这一套，完全是当年李立三在上海所鼓吹的、也是后来中国赫鲁晓夫热中奉行的什么“新的革命高潮和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错误理论的借尸还魂。
《革命家庭》这部反动影片在竭力讴歌错误路线的同时，还拚命宣扬革命的“劫难”，兜售夏衍的离毛泽东思想之经、叛革命战争之道的反革命谬论。
且看在革命风暴席卷中国的年代里，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残酷斗争的岁月里，影片标榜的这个“革命家庭”在干些什么呢？江梅清两次离家，美其名曰：追求“真理”，实际上是追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被吹捧为中国“革命母亲”典型的周莲，也只是由于“老天爷”给了她一个象江梅清这样“称心如意”的丈夫，由于“不能让他一个人担风险”，因而拖儿带女，仆仆风尘，在“千里寻夫”的过程中，走上了所谓“革命道路”。试问：象这么一个根本没有卷进大革命浪潮，而只是一心跟定了丈夫，日夜向往于天伦之乐的“贤妻良母”，能毅然踏上革命的“征途”吗？在她与江梅清的几次生离死别中，我们看到的，是家庭和革命的矛盾，是周莲一家的“幸福”和革命事业的严重对立。这里，夏衍正是运用所谓“悲剧性冲突”来尽情渲染的。你看，湘水送别，长帆远去，周莲沉思之余，若有所失；江梅清离家，长沙留下的又是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梅清死去，周莲思前顾后，又伏案大恸起来……。影片蓄意渲染这些所谓最具有夏衍“风格”的“抒情”场面，哪一处不是渗透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毒汁，哪一处不是散发着对革命斗争的忏悔情绪！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么一个冒牌的“革命家庭”，这么几个伪装的“革命者”，这么一部为机会主义路线招魂的大毒草，博得了中国赫鲁晓夫和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大肆吹捧。中国赫鲁晓夫看了影片以后说：“影片很好，只是周莲出嫁一场，湖南的风土人情味还嫌不足”。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者大声喝采，在一九六一年莫斯科电影节上授予银质奖章；还在报刊上大发谬论，说什么这部影片描写了“革命者的妻子的命运是艰难的。充满了担忧和危险的生活……”。
但是，乌鸦的翅膀永远遮不住太阳的光辉。中国赫鲁晓夫和夏衍之流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罪行，决逃脱不了七亿革命人民的审判。今天，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国赫鲁晓夫被揪出来了，夏衍和他的反动影片《革命家庭》正在受到亿万工农兵的口诛笔伐。我们一定要把这部影片和他的炮制者以及它们的后台中国赫鲁晓夫一起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第6版()
专栏：
要什么“自由”争什么“舞台”
——批判反动影片《舞台姐妹》
齐学红
文艺舞台是政治舞台的缩影。
反动影片《舞台姐妹》，写的似乎只是两个越剧演员的悲欢离合，只是戏剧舞台上的事。实际上，它不仅对文艺问题发言，而且更主要的是对政治问题发言。《舞台姐妹》演的是戏剧“小舞台”上的事，为的是争政治“大舞台”的权。 一
竺春花是影片的主人公。影片编导者给她戴上了“革命的文艺工作者”的桂冠，大肆美化，大加赞扬。这个竺春花的人生哲学和生活道路，就是所谓“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编导者着力渲染了竺春花所走的这条道路，把她描绘成为“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而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英雄。而影片的另一主人公邢月红之所以堕落，就是“忘了师父临终的嘱咐”，没有坚持这条“清清白白的做人，认认真真的唱戏”的道路。
影片不仅着力渲染竺春花所走的这条道路，而且热情歌颂她的“胜利”。请看，竺春花不演《马寡妇开店》，唐经理只好退让；她拒绝当沈家姆妈的干女儿，对方奈何她不得；她坚决不让出戏馆，唐经理也感到棘手；甚至连国民党市党部的潘委员也束手无策。影片告诉观众：竺春花这条道路是走得通的，顺着这条道路走去，不仅可以出污泥而不染，而且可以得到“越剧皇后”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桂冠。
影片编导者竭尽全力歌颂的这条道路到底是什么货色呢？
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反对阶级斗争，不要革命，就是要屈服于帝国主义、汉奸、国民党反动派等反革命势力，就是要走中国赫鲁晓夫的投降主义道路。竺春花走的就是这条道路。竺春花投靠了汉奸、流氓、资本家唐经理，来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上海。她唱的是《盘夫》、《方卿唱道情》等等宣扬封建毒素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才子佳人戏。捧她的是“做钱庄生意的”和“上海市长陈公博的外甥”一类的人。她的艺术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上海粉饰太平，为唐经理之流赚钱，供有闲阶级消遣，麻痹人民的斗志的鸦片烟。竺春花到上海不久就被捧为“越剧皇后”，“红遍半爿天”，正好证明：她的艺术不仅不触动日寇、汉奸统治的一根毫毛，而且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要，是为他们的反动统治服务的。由此可见，所谓“清清白白的做人”，实际上一点也不清白，而是最肮脏不过的；所谓“认认真真的唱戏”，不过是老老实实地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罢了。正如列宁所说：“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 二
影片编导者不但竭力宣扬了这条反动道路，而且还把这条反动道路美化为“革命道路”，竭力吹捧竺春花之流在“党的领导下”，向反动统治阶级展开的所谓“夺权”斗争。影片欺骗人们：以竺春花为首的一群艺人，由于“暴政”逼迫，使得她们没有“做人”和“演戏”的自由，根本活不下去，因此她们起来反抗，起来斗争，不但要夺文艺舞台，还要夺“眼前”这个社会的大舞台。然而，欺骗毕竟还是欺骗。在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中国期间，竺春花之流根本不是什么受害者，恰恰相反，倒是很博得反动统治者的宠爱和欢心。她们哪里来的“冤”和“恨”？她们哪里来的“反暴政”精神？她们哪里还需要向统治阶级夺权呢？既然如此，编导者为什么要这样煞费苦心地美化她们，声嘶力竭地叫嚷“夺权”，叫嚷起来夺“眼前”这个社会的“大舞台”？显然，编导者是在借竺春花之流的亡灵，去蛊惑人心，煽动社会上一切反动势力起来翻天，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为了达到这个反动的政治目的，编导者有意制造“越剧皇后”商水花之死，竭力渲染一个“冤”字，叫嚣要“为活着的不再受害，为死了的报仇伸冤”；并且恶毒地提出“反暴政”的反革命口号，狂妄地喊出改变“世道”，打倒“老板”，夺取文艺舞台和社会的“大舞台”。竺春花之流这种对社会现实无比愤恨的情感，如此强烈的复仇心理，正是被推翻的反动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的阴暗心理的写照。人民大众翻身之日，就是他们痛苦之时。他们怎么不对新社会咒骂、仇恨、攻击和反对呢？他们又怎么不时刻梦想变天，实现复辟呢？他们必然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动阶级和社会上牛鬼蛇神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搞反革命暴动的活动难道还陌生吗？一点也不陌生。当资产阶级右派向党发动猖狂进攻、恶毒咒骂社会主义制度没有自由的时候，文艺界的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大骂“党天下”，要挟我们党，保证他们“做人和演戏的权利”，这实际上就是要党下台，让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上台！当我国三年暂时经济困难时期，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更是气势汹汹，反革命狼子野心毕露！他们狂吠乱叫，叫嚷要党“让位”，胡说什么“老的不行嘛，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要下台，要让位……”。甚至赤裸裸地说道：“你们看会不会变天，又回到旧社会？变天也很难讲。”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叫嚣，与影片的改变“世道”、打倒“老板”的思想如出一辙：所谓改变“世道”，就是推翻无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所谓打倒“老板”，就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归根到底是反革命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要唱新曲重起调，要过生活从头来”。影片的这两句唱词，把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妄图“变天”的迫切心情唱出来了！影片的反动性也就彻底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一切反革命的势力总是妄图阻挡历史车轮的前进！但是革命的巨轮却始终沿着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的航道滚滚向前！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表的反动阶级的复辟野心，已被革命人民所戳穿。我们一定要乘胜前进，彻底清算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罪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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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机会主义者客观上是资产阶级的政治队伍，是资产阶级影响的传播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代理人
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