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从《魏征传》的出笼看陆定一的反革命嘴脸
钟宣造
姚文元同志今年一月发表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重要文章，在剖析周扬鼓吹“海瑞精神”的罪恶阴谋时，指出：“周扬一再鼓吹‘海瑞精神’，是为了组织一场大进攻，把矛头指向党中央，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一九六二年，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又一次提倡要学习魏征，他们一个‘海瑞精神’，一个‘魏征精神’，找到了反革命的共同语言。”姚文元同志在这里所指的鼓吹“魏征精神”的旧中宣部主要领导人，就是旧中宣部阎王殿大阎王陆定一。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怀着刻骨的仇恨。他根据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需要，千方百计地制造反革命的舆论，来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妄图颠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让他的主子中国赫鲁晓夫登台，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复辟。陆定一炮制的《魏征传》，就是鼓吹“魏征精神”，猖狂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一株大毒草。
《魏征传》的出笼是一个大政治阴谋
《魏征传》是陆定一在一九六二年急如星火地炮制出来的。在炮制过程中，陆定一要他的心腹找了载有魏征传记的《旧唐书》和《新唐书》给他看，看后下令立即组织专门力量译注和出版，并指派旧中宣部出版处长到出版单位坐催。他还派人不断打电话催问，并亲自授意写前言，亲自审稿。由于采取了边译边改，边排边校，加班赶印的突击方法，只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这株大毒草就出笼了。
为了出版一本历史人物的传记，陆定一这样的“大人物”竟亲自指挥，又如此兴师动众、十万火急，确实是异乎寻常的。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呢？他是为了紧密配合当时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进行的反革命复辟活动。
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二年，我国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处于紧要关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刮起了“单干风”、“翻案风”等种种妖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以苏共领导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演出了嚣张一时的反华大合唱。蒋介石匪帮也蠢蠢欲动，妄图窜犯大陆。一九六二年，在我党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会上大树特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中国赫鲁晓夫却在会上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发动猖狂的攻击。他疯狂地叫嚷：“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他还鼓吹“要有反对派，人民中间也好，党内也好，要有公开的反对派”。陆定一，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在思想战线上的“指挥官”，马上跳出来呼应。他搬出魏征这具一千三百多年前的政治僵尸来做标本，也大肆叫嚣：“古时皇帝还允许反对派，唐太宗有一个魏征，就是专门同他做对立面的。”
会后，中国赫鲁晓夫纠集他的反革命党羽，以十倍的疯狂，加紧进行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活动，密锣紧鼓地大造篡党篡国的舆论。中国赫鲁晓夫加紧炮制他自己的修正主义代表作《修养》（再版），作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大党阀彭真，极力散布要伟大领袖毛主席“下台”的反革命谬论。“三家村”、“四家店”抛出更多的大毒草如《刘志丹》、《为李三才辩护》等等，报刊和舞台上不断地出现对“海瑞精神”的宣传。美帝国主义者也叫嚷期待“中国出现新分子”，“促进这个政权内部的自由主义化”。国内外的阶级敌人，象饿狼熬红了眼一样，眼巴巴地等待中国赫鲁晓夫上台。陆定一炮制的《魏征传》，正是在这种阶级斗争背景下出笼的。这是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整个反革命阴谋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魏征传》出笼以后，陆定一在党内党外广为推销。他要旧中宣部的工作人员人手一册，组织学习，并在他召开的各地区宣传部长会议上散发和推荐。这本书在有的地区被大量翻印。有些报刊也发表了宣扬魏征的文章。有的学校还把它作为教材。在旧北京市委等部门，有人还炮制了《唐太宗》、《洛阳宫》、《唐皇纳谏》等剧本，打算把魏征搬上舞台。一时，刮起了一股鼓吹“魏征精神”的妖风。
毛主席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现在看得很清楚，陆定一炮制的《魏征传》，是继《海瑞上疏》、《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之后射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的又一支大毒箭，是又一篇煽动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
鼓吹“魏征精神”的险恶用心
“海瑞精神”突出一个“骂”字，“魏征精神”则突出一个“反”字。《魏征传》极力渲染魏征如何敢于充当皇帝的反对派。传记的前言（初稿）中画龙点睛地说：“魏征，唐初著名的政治家，是一位不怕冒犯皇帝，敢于直言极谏的人物。”文里也大肆吹捧和描绘魏征如何“有志气，有肝胆，能够不怕冒犯，向太宗进谏”，如何“坚强正直”，“激烈直率”。陆定一自己还在许多场合鼓吹说：“魏征是唐太宗的死对头，提意见很尖锐”，“反对派讲话，听起来味道是不那么好的，不是什么英明领导之类，而是戴点帽子，打点棍子”。他甚至在一次会议上恶毒地煽动说：“唐朝的魏征还是应该提倡……我们为什么不如魏征？”
魏征果真是唐太宗的“反对派”、“死对头”吗？不是。魏征和唐太宗都是残酷地剥削和压迫农民的封建统治者。魏征只不过是唐太宗的一个忠实的大奴才。魏征的“忠言”，是“忠”于唐朝封建统治阶级之“言”。所谓魏征是唐太宗的“反对派”、“死对头”这一类称号，都是陆定一给魏征加封的。
那么，陆定一为什么要恣意歪曲历史，玩弄借古讽今的手法，来鼓吹党内要有魏征那样的反对派呢？这种反对派又是一种什么货色呢？
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正是毛主席所指出的这种人。他们长期暗藏在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机构的内部，潜伏在毛主席的身边。他们结成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颠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他们在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面前是奴颜媚骨，忠实地奉行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路线；而对待全国和全世界人民无限热爱无限崇拜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却是一身反骨，疯狂地对抗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陆定一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咬牙格格地说过：“中学语文教材中每册开头都是毛主席的文章……，真是卑躬屈膝！”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凶相毕露地说：“我们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言必称毛泽东思想，也是够令人恼火的就是了。”这些黑话彻底暴露了他们猖狂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狼子野心。在他们看来，谁敬仰和崇拜全世界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积极地学习、宣传、执行和捍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的最高真理——毛泽东思想，谁就是“卑躬屈膝”；反之，谁猖狂地反对毛主席，顽固地反对毛泽东思想，谁就是“坚强正直”。真是反动到了极点！
显然，陆定一所鼓吹的“魏征精神”，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精神；他所鼓吹的魏征那样的反对派，就是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派。陆定一之所以在一九六二年急急忙忙抛出《魏征传》，打出“魏征那样的反对派”的黑旗来，就是以为他们篡党篡国的时机快到了，要赶紧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制造反革命舆论，让他们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更加猖狂地进行篡党篡国的阴谋活动。这也是为了借古人的服装，把他们这一小撮党内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乔装打扮起来，似乎他们都是“魏征”式的“忧国忧民”、“忠心正直”的人物，来欺骗人民。他们还想借此进一步煽动、纠集和掩护党内党外一切牛鬼蛇神，从各方面向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发动疯狂的进攻，来个里应外合，内外夹攻。一句话，这就是为颠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加紧制造舆论。
历史一再证明，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谁要在党内搞什么反对派，那就完全违反党的利益和全体革命群众的意志，那就是反革命派，不管用什么名目，玩什么花招，终将碰得头破血流。
今天，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严正地宣判了党内的反革命派——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政治死刑。
借唐太宗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早在一九五七年五月，资产阶级右派向党猖狂进攻达到顶峰，我党反击右派的前夕，陆定一就在旧中宣部工作人员大会上，恶毒地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一九六二年，陆定一又通过《魏征传》，用含沙射影的手法，借魏征批评唐太宗“得志”之后，不虚心“纳谏”，影射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胡说什么“只相信一方面的话”呀，“遏止真理的发扬”呀，等等。他在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鼓吹“魏征精神”时，还疯狂地攻击毛主席和我们党“不要群众路线，只搞阶级路线”，“党没有群众路线，就象国民党，名为共产党，实际是国民党，以党治国，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这真是一派反动透顶、荒唐已极的谰言。
毛主席最伟大、最谦虚，是坚持群众路线的最光辉的典范，是坚持民主集中制的最光辉的典范。正如林彪同志所说的：“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级最杰出的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主席最相信群众，最关心群众，最支持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心连心！”恰恰是陆定一及其后台中国赫鲁晓夫，长期作威作福，大搞“一言堂”，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是镇压革命的大阎王。
陆定一攻击说：“不要群众路线，只搞阶级路线”。试问，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如果离开了阶级路线，抽掉了阶级观点，还有什么抽象的群众路线呢？陆定一曾经露骨地说过，“逃亡地主，也应该团结”，“包括牢里的囚犯”，也是“文艺服务的对象”。陆定一之流心目中的群众，是反党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和地、富、反、坏、右。毛主席教导我们：“剥夺反动派的发言权，只让人民有发言权。”对于阶级敌人，对于自命为“当代魏征”的陆定一之流，我们就是要“拒”他们的“谏”，专他们的政！如果依了他们，就要亡党亡国，使中国大倒退，使世界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
陆定一攻击毛主席和我们党“以党治国”，这是从资产阶级右派那里拾来的牙慧。
任何阶级都通过自己的政党来实行本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正是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来实行革命的专政的。陆定一之流叫嚷反对“以党治国”，无非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党“治”社会主义的“国”，而想以修正主义的党“治”资本主义复辟了的“国”。
陆定一之流拚死命地叫嚷反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府”，这是他们妄图颠覆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篡党篡国的自我招供。
他们是妄图在反对“一个领袖”的口号下，抬出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头目中国赫鲁晓夫，来取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妄图在反对“一个主义”的口号下，端出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取代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使我党我国蜕化变质，改变颜色。
毛主席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就是要最坚决地拥护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要以最大的忠诚爱戴我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主席；就是要无限信仰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海可枯，石可烂，忠于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红心永不变！
陆定一还利用《魏征传》，重复《海瑞罢官》的反动腔调，替大阴谋家、大野心家、大军阀彭德怀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反攻倒算。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个人，一个党，一个军队，或者一个学校，如若不被敌人反对，那就不好了，那一定是同敌人同流合污了。如若被敌人反对，那就好了，那就证明我们同敌人划清界线了。如若敌人起劲地反对我们，把我们说得一塌糊涂，一无是处，那就更好了，那就证明我们不但同敌人划清了界线，而且证明我们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了。”
老反革命陆定一对毛主席的恶毒的诋毁和诬蔑，丝毫无损于毛主席崇高的光辉的形象，而只能证明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正确。
妄想推翻无产阶级专政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叛徒集团使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以后，毛主席就一再告诫全党，要吸取苏联的教训，防止资本主义在我国复辟。一九六二年，毛主席在党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又一次敲起警钟。但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陆定一在会后不久，竟通过《魏征传》别有用心地提出了“以隋亡为鉴”的口号，来同毛主席的教导唱反调。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吸取赫鲁晓夫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教训，就是要全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原则，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而陆定一鼓吹的所谓“以隋亡为鉴”，是什么货色呢？
陆定一在《魏征传》的前言（初稿）中说，魏征“经常劝诫唐太宗以已亡的隋朝为借鉴”，“节约民力，物力，停办一切不急之务”。他还在《魏征传》里通过魏征之口，说什么“隋朝富强而灭亡，是因为隋朝骚扰了百姓”，“不断地用兵，无休止地叫百姓服劳役”，“兴师动众”，“任意营建”，“随便兴动土木”，使百姓“疲困不堪”，“无法活命”。他甚至恶狠狠地煽动说：“骚扰了百姓就大乱。”
一九六二年五月，陆定一更在一次会议上借魏征批评唐太宗的话说：“不要打仗，不要杀生，不要奢侈，不要动员过多民役，静就安，动就乱。”他还借题发挥说：“我们还不是动员民役太多！”
这些黑话的意思难道还不清楚吗？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根据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全国广大人民群众改变一穷二白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愿望，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这光辉的三面红旗的指引下，亿万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创造性如原子能似地爆发，各条战线出现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和突飞猛进的跃进局面。毛主席热情地赞扬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这些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却对三面红旗恨之入骨，拚死命地进行疯狂的攻击。
陆定一借魏征之口咒骂的什么“骚扰了百姓”，什么“不爱惜民力”，什么建设多了要“垮台”，等等，不就是对三面红旗恶毒的攻击么？不就是要我们放弃社会主义革命，放弃社会主义建设，放弃革命的群众运动么？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中国赫鲁晓夫在一九六一年五月攻击三面红旗时，就曾恶毒地说：“要知道，秦始皇是修长城，隋炀帝是开运河垮台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头目出了题目，定下调调，陆定一就大做文章，大造舆论。
“不要打仗”，“不要用兵”，“不要杀生”，这同苏联赫鲁晓夫念的“和平经”有什么两样？这不是反对革命战争又是什么？在帝国主义和其他阶级敌人还存在的情况下，我们能够“刀枪入库”么？陆定一之流装成一副阿弥陀佛的面孔，嘴上喊着“不要用兵”，
“不要杀生”，正是妄想借此麻痹我们的革命意志，以便他们篡党篡政篡军。如果他们的这种阴谋一旦得逞，不知要有多少人头落地！
陆定一借魏征之口叫喊的“静就安，动就乱”，这短短的六个字，集中地反映了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对翻天覆地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仇视和恐惧，反映了他们力图维护和恢复旧制度的反革命愿望。他们妄想束缚革命人民的手脚，好让他们更加放肆地进行反革命活动。
《魏征传》的炮制者，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还把《新唐书》中《魏征传》的原文“人无信不立”的原意加以歪曲，译成这样的白话：“人民对政府缺乏信心，国家是站不住的”。他以此诬蔑我国政治形势似乎岌岌可危，煽动牛鬼蛇神更加猖狂地进攻。
陆定一还通过《魏征传》狂叫：“圣明的人乘机起事，把老百姓从危亡的境况中拯救出来。”这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赫鲁晓夫和陆定一之流自封为“圣明的人”，想要“乘机起事”，实行反革命政变。
总之，陆定一通过《魏征传》所鼓吹的这一套，目的就是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妄想使新中国的航船背离毛主席所指引的社会主义航向，走回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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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有一段名言，用来形容《魏征传》的炮制者是很恰当的：“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陆定一之流请出封建奴才的“亡灵”之一就是魏征，他们想演出的“新场面”就是妄图颠覆毛主席和共产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但是，客观事物的发展总是违反反动派的主观愿望的。谁反对伟大的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谁就要被人民打倒。陆定一之流请出的“亡灵”并没有帮得了他们的忙。这一小撮反革命小丑演出的“新场面”，不过是更快地促使他们自己灭亡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