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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如此“全民”
四川成都营门口公社抚琴大队团总支书记 冯永贵
周扬开口人民，闭口人民，说什么文艺要“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俨然是一副代表“人民”讲话的样子。但是，他这一套鬼把戏，骗不了我们贫下中农。周扬恶毒地诽谤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过时，他叫嚷：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分子、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民族资产阶级，都是革命文艺服务的对象，而且公然要我们的文艺去反映他们的“兴趣”，迎合他们的“爱好”，满足他们的“需要”。试问，这是什么无产阶级的文艺？还能给工农兵带来什么教育？
前几年，在周扬“全民文艺”的“指导”下，大批鬼戏纷纷出笼。戏台上的鬼一出现，戏台下的“鬼”也就活跃起来。我们大队有几个地主分子，趁机谈鬼、闹鬼、搞鬼，妄图破坏人民公社。十分清楚，周扬所说的“人民”，根本不是我们广大的工农兵群众，而是资产阶级分子，是地富反坏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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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喜”一“气”
河北省饶阳县五公大队 徐秀稳
几年来，我们坚持了群众业余文艺活动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方针。凡是贫下中农喜欢的东西，凡是党所需要的东西，我们就大写而特写。我们写的作品，贫下中农看了喜，地富反坏右看了气。记得有一次，我们根据本村富农李老赢陷害贫农李铁头的罪恶事实，编写了个故事《李老赢偷鸡》。一天，故事员在街上讲这个故事，贫下中农社员围了个风雨不透，一个富农分子却悄悄地溜走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你睁开眼睛看一看，难道文艺能为各种人所接受吗？这一事实，使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到，周扬鼓吹的“全民文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货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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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鸣”而不“共”
四川内江纺织厂青年车工 吴玉彬
文艺是阶级斗争的武器。既歌颂无产阶级，又歌颂资产阶级，同时为两个对立的阶级拍掌叫好的文艺，决不可能存在。《红灯记》歌颂了无产阶级，暴露了敌人的残暴和欺骗，工农兵群众热烈欢迎，阶级敌人溅着唾沫星子大加反对；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为资产阶级贴金，给工农兵抹黑，革命人民口诛笔伐，资产阶级点头称好。周扬却胡说什么文艺能引起所有人的“共鸣”，“为各种人所接受”。当然，“鸣”是一定要引起的，这就是一个阶级点头，一个阶级摇头，一个阶级说好，一个阶级说糟，“鸣”而不“共”，各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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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剥开周扬的“人”皮
解放军南京部队某部五好战士 程继尧
周扬一伙打着“全民文艺”的黑旗，口里念念有词，什么“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什么文艺作品要“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等等，真是说得天花乱坠。
周扬满口说的所谓“人”，指的是什么人？周扬代表的究竟是什么人？
必须剥开周扬的画皮，把他拿出来示众。
肖洛霍夫在回答他为什么要竭力歌颂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葛利高里时，无耻地说：“因为他是人”。
周扬在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恶毒地咒骂一个“一切按原则办事”的学生“不像是生活在人类社会里的人”。周扬恶狠狠地说：他不是人！
他们两人，一个是苏联修正主义文学的鼻祖，一个是中国三十年代文艺的“祖师爷”；一个是赫鲁晓夫叛徒集团的吹鼓手，一个是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马前卒。两个丑怪，一路货色，一吹一唱，“中西合流”，共同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人？
在他们眼里，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叛徒、财迷、色鬼……都是“人”。是“人”就有“人性”。所以，“皇帝也有好的”，“资产阶级也有先进的一面”，连灭绝人性的美帝国主义也是“明智”的。在他们眼里，坚持革命，一心为公，毫不利己的工农兵英雄人物，都不是人。因为他们“不通情达理”，没有“人性”……。
这真是荒谬绝伦，反动透顶！
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
无产阶级文艺应该努力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塑造同旧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一代新人的高大形象，这本来是明明白白的。
可是周扬却打出“人性论”的黑旗，要革命的文艺作品去“追求一种比较有人性的真人”。
这个黑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不妨以影片《兵临城下》为例，来一番解剖。
请看：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军官，在编导者笔下变成了“品质高尚，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爱民如子”，宁愿挨饿，也不动老百姓一颗粮食；他们“官兵一致”，士兵心甘情愿地背团长太太过河；他们“临危不惧”，在我军兵临城下，炮声隆隆中镇定自如，照常举行舞会。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是“人”。
请看：我军高级干部姜部长，在编导者笔下变成了鼠目獐脑、低三下四的说客！他认敌为友，与刽子手握手言欢；他对敌人仁慈亲爱，为匪团长亲人团聚，不惜冒险送子上门；在敌人面前，他只会献媚陪笑。这一切，也都是为了说明：这样才有“人性”。
《兵临城下》这株大毒草完全中了周扬的“意”。他一得“意”，就忘了“形”，泄露了“天机”。怪不得他对这株毒草赞不绝口，连呼：“好戏，好戏！很有味道，合情合理。”原来，他苦心孤诣追求的“有人性的真人”，就是被美化了的阶级敌人，被丑化了的革命人民。
周扬卖的什么药，岂不是一碗清水看到底了吗！
按照周扬立下的“人”的标准，凡是敌人，都要大写特写，为他们树碑立传，非但不得“任意丑化”，还要给他们裹上“人”皮，往他们脸上贴金，写他们“先进的一面”，表现他们身上“美好的东西”；凡是工农兵英雄形象，都要大砍大杀，要塑造也得“一半对一半”，往他们的脸上抹黑，写他们的“苦恼”“矛盾”“缺点”“错误”之类的东西。谁要是写了个“完美无缺”的工农兵英雄形象，就要定下“公式化”“简单化”“概念化”“没有生命的稻草人”等等罪名，一棒子打死。
十六年来，周扬这个披着“人”皮的反革命黑帮头子，就是用这个标准在文艺界专了我们的政。在他这面黑旗下，厉鬼李慧娘、妖女李香君、刽子手张灵甫、资本家林老板……都成了“真人”。而真正的人——工农兵英雄人物，或被赶到了台下，或被丑化成了“财迷”“酒迷”“球迷”……。真是黑白颠倒！
写人是为了教育人。无产阶级文艺要用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资产阶级文艺则要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人们的灵魂。周扬一伙写人是为了变人。你要做什么样的人？周扬一伙的黑笔杆给你开列了许多标本：他要你学习反革命分子、学习资本家、学习叛徒、学习财迷、学习色鬼，把你变成一个他们所欢迎的“有人性的真人”；而唯独不让你成为一心为公、毫不利己的革命人。狼子野心好恶毒！他们打出“人性论”这面黑旗，就是要变无产阶级的人为资产阶级的人。
变人可以变天。苏联修正主义文学鼻祖肖洛霍夫和他的徒子徒孙们摇着黑笔杆，写了一部又一部像《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那样反动透顶的作品，树起了一个又一个像葛利高里、索科洛夫那样灵魂糜烂、臭气冲天的“人”的标本，变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把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本营。这是一个十分惨痛的教训！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今天，周扬这个修正主义文艺的“祖师爷”和他的喽罗爪牙们，也在舞着“全民文艺”的黑旗，做着变人变天的黑梦，妄想把社会主义的中国引入资本主义的臭泥坑。
决不能让周扬之流的阴谋得逞！
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千千万万个雷锋、王杰、欧阳海、麦贤得、刘英俊式的共产主义新人正在迅速成长，让我们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永保社会主义的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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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周扬的“三丰富”背后
解放军某部 徐芝祥
社会主义的新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理想？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为在全中国、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这就是我们的伟大理想。
社会主义的新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感情？和世界上三分之二没有解放的人民同呼吸、共命运，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这就是我们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社会主义的新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趣味？与天斗争，与地斗争，与人斗争，改天换地闹革命，这就是我们最大的革命乐趣。
这些，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最丰富的思想，最丰富的感情，最丰富的趣味。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周扬，却恶毒地咒骂我们这是“头脑简单、感情简单、趣味简单”，提出了他那套所谓“社会主义的人应该具有丰富的思想、丰富的感情、丰富的趣味”的谬论。
周扬竭力鼓吹的“三丰富”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周扬到处鼓吹的“丰富的思想”，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谁要是离开了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周扬就捧他是“有思想的作家”，“很有头脑的人”；谁要是听毛主席的话，按照毛泽东文艺思想去创作，周扬就骂他是“头脑简单”，“自己没有思想”。如果按照周扬的“丰富思想”去“丰富”头脑，那么思想越“丰富”，头脑就越反动，最后会变成至死不悟的花岗岩脑袋！
周扬所说的“丰富的感情”，就是资产阶级的感情，资产阶级的人情。影片《北国江南》中的“共产党员”银花，就是这么一个有“丰富感情”的人物。眼泪成了银花的感情特征。她不是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去改造人、改造世界，而是用眼泪，用“贤惠”和“母爱”去“感动”人、“教育”人、“改造”人。这根本不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感情，而是十足的资产阶级感情。利用流着眼泪的银花贩卖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这就是周扬黑帮对《北国江南》那样有“感情”的原因。
“丰富的趣味”，这是在周扬“丰富的思想”支配下的又一个“产物”。这种趣味，是低级、庸俗的趣味。影片《球迷》就是周扬所赞赏的，有“丰富趣味”的“杰作”。影片中的“正面人物”王立德，对工作毫无兴趣，他唯一的“丰富趣味”是看球、踢球。为了一张球票，他疯疯癫癫，耍尽流氓手段，哪里还像个工人！整个影片中的人也都是一群利己主义者，为了一张球票，他们欺闹斗骂、尔虞我诈。在周扬看来，下流对话，猜拳夺物，奇装异服，文明棍勾头……，都是“丰富的趣味”。这是什么趣味？完全是流氓阿飞的趣味！
不难看出，周扬所鼓吹的“三丰富”，就是资产阶级的“丰富思想”，资产阶级的“丰富感情”，资产阶级的“丰富趣味”。这种思想、感情、趣味越是“丰富”，灵魂就越是肮脏。
周扬本人也正是“三丰富”的活标本。早在二十多年前，周扬对当时的延安就极为不满，大发牢骚。说延安的生活“千篇一律”、“单调”、“不舒服”。大家知道，延安是革命的圣地，是当时全中国人民的希望。大家向往它、热爱它，因为那里充满了新鲜的政治空气和丰富的战斗生活。而周扬到了那里却感到“刺目”，“痛苦”，“失望”。那么，他究竟要追求什么样的“丰富”的“思想、感情、趣味”，难道还不明白吗？
周扬的反动思想、腐朽感情、低级趣味，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真是一天比一天“丰富”！
周扬在文艺上的“丰富”，就是崇洋复古。他成天吹捧车尔尼雪夫斯基、史坦尼斯拉夫斯基，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他们是“改造文学的马克思”、“很大的斯基”。他到处推荐《茶花女》《罗密欧与朱丽叶》《大雷雨》《瓦岗寨》《桃花扇》等作品，要让这些货色来“丰富”我们的文艺舞台！周扬的黑脑袋可算是“丰富”极了！
周扬的“感情”也很“丰富”，他对工农兵冷若冰霜，对地富反坏右则是情长意深。他对恶贯满盈的地主家庭关怀备至，对他的老友林伯森（右派分子）、得意门生孔厥（坏分子）、汉奸周作人百般照顾，又是“安慰”，又是吹捧，多深的“感情”呀！这是地地道道的地主感情、资产阶级感情。周扬如此多情，其目的是拉拢地富反坏右，扩大阵容，妄想卷土重来。
周扬的“趣味”更是“丰富”，除了对《抓壮丁》《大李小李和老李》《球迷》等一堆反动的低级庸俗的影片大加赞赏外，对“妓女、少奶奶的生活方式和举止动作”，对“天上的神仙，地下的动物”，对“甩水袖、梅花指”，也津津乐道，很感兴趣，苦心研究。
周扬的思想、感情、趣味不能不说是“丰富多彩”，周扬的的确确是一个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三丰富”的活标本！
周扬搞的这一套“三丰富”，说穿了，就是妄图把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变成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黑色大染缸，用资产阶级的思想、资产阶级的感情、资产阶级的趣味来腐蚀人们的心灵，以达到他“和平演变”、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周扬不是叫嚷要“通情达理”吗？我们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通的是无产阶级之情，达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理，对于资产阶级的思想、感情、趣味，我们只能毫不留情地厌恶它，批判它，抛弃它。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一定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彻底砸烂周扬“三丰富”的黑染缸，彻底清除一切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渣滓。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毛泽东思想大学校里，锻炼成为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和高尚趣味的共产主义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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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战线
是谁煽起了海瑞戏的黑风？
一九五九年，正当党内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的时候，文艺界也刮起一阵黑风：大做海瑞文章，大演海瑞戏。吴晗“破门而出”，最先抛出了大毒草《海瑞骂皇帝》，各地的牛鬼蛇神紧相呼应，一时鼓吹“海瑞精神”的海瑞戏，甚嚣尘上。现在查明，海瑞精神的鼓吹者，制造海瑞戏的总指挥，不是别人，正是周扬。当时周扬感到时机已到，便亲自出马，南北奔跑，上下串联，指挥各地牛鬼蛇神精心制造毒草——海瑞戏。
到上海面授机宜导演《海瑞上疏》
一九五九年春，周扬一到上海，便在住所“召见”反共反人民的老手周信芳，面授机宜。他说：“海瑞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要编个戏演演。”还说：“现在大家不敢讲话，演一演这类戏是需要的。”他特地给了周信芳两本书：《海刚峰奇案》和《丘海两公合集》，作为制造毒草的“原料”。
与此同时，周扬到处吹捧海瑞，为海瑞戏出笼制造舆论。他在上海文艺界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封建时代也有忠心耿耿富有正义感的高尚的人物。海瑞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煽动说：“现在有些人胆子小，批评只限于科长一级干部，再上去就不敢了。……不要怕，该憎就憎，该讲就讲。”
正当全国欢庆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海瑞上疏》出笼了。这出黑戏疯狂地咒骂党中央“无道”，“有头如同无头”；大肆叫嚷“要将他们拉下马”，实行资本主义复辟。
一九六一年二月，周扬在上海看了《海瑞上疏》，连声称赞“写得好，演得好”。他要出版社和报纸刊物出版和发表《海瑞上疏》的剧本。以后，在一次全国性的会议上，周扬又大叫大嚷“要培养海瑞上本的精神”，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张目壮胆。
奔海南精选原料《海瑞回朝》出笼
一九五九年二月，周扬万里迢迢赶到海南岛，从一大堆《琼州府志》里，专门精心挑选记载海瑞的资料。当他找到这些向党进攻的新弹药之后，简直如获至宝。从海口一直看到榆林，他一再向人吹捧海瑞，说：“海瑞不畏权贵，敢骂皇帝，了不起。”他又别有用心地煽动说：“海南了不起，出了个海瑞。”
在周扬的策划和煽动下，到这年八、九月间，琼剧《海瑞回朝》出笼了。这出戏捏造了一个海瑞晚年“回朝除奸”的情节，让海瑞打着“逢龙截角，遇虎敲牙”的旗号，“下定死心”，要把“大好头颅”“同奸佞们拼过”。这个海瑞，是右倾机会主义“阴魂”的化身，他鼓动反动阶级起来搞“宫廷政变”，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这出戏特别在“回朝”上做文章，实际上就是要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起来反攻倒算。
去天津亲自指点《五彩轿》越改越毒
河北梆子《五彩轿》，是根据京剧《大红袍》改编的。一九六一年八月，周扬等人到天津，“非看这个戏不可”。看戏的时候，他们边议边笑，高兴得很。周扬在看戏以后接见编导人员时，特别夸奖戏中极恶毒的“游街”一场戏，说：“处理得很深刻。”他还鼓动剧团到北京来演出。
《五彩轿》里的海瑞，是以一个被贬官到淳安的七品县令的面貌出现的。他改换了斗争方式，不再像当年那样气势汹汹地赤膊上阵、大叫大骂了。这个新“海瑞”，劝戒那些牛鬼蛇神们藏匿起疯狂的反党真面目，伪装出一副笑脸，以旁敲侧击、指桑骂槐的手法继续同我们党斗争。
周扬等人十分“赏识”这出戏，在他们的指挥下，剧本作了重要的修改，加强了它的反动主题思想。全剧以海瑞大获“全胜”而告终，以海瑞的“胜利”，来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失败了再干”。
周扬鼓吹反革命的“海瑞精神”，亲自部署大搞海瑞戏的目的，是要借三百年前海瑞这具腐烂的死尸，为资本主义复辟效劳。
（根据《解放日报》、《南方日报》、《天津日报》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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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