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李达的叛徒嘴脸
激扬
解放以后，李达重新钻进党内，披着“红色”的外衣，到处招摇撞骗，胡吹自己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些无耻谰言，是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的莫大侮辱。事实证明，李达是一个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应声虫。
李达于一九二○年从日本留学回来，既没有参加当时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更没有参加工人的革命斗争。他这个“五四”运动的右翼，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混进了党的队伍。
李达从来就不是一个革命者，而是地地道道的机会主义者。他混进党后，就妄图从内部来瓦解党，把党变成一个闭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他对当时在党领导下蓬蓬勃勃发展的工人运动，既恐惧又仇视。他攻击党只注重实行马克思主义，不注重“研究”马克思主义。一九二四年以后，在工农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时候，李达却站在工农群众运动的外面，钻到大学书斋里“研究”马克思主义去了。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李达极力反对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他向资产阶级出谋献策，要资产阶级来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
李达在一九二三年宣扬说：“历史告诉我们说，民主革命是商工阶级做主动的，中国现况就是这样。”“商工阶级必定要这样的从事民主革命”，“组成于自身利益的民治政府，才能完成自己阶级的使命。”李达在这里所说的商工阶级，是“有新智识的官绅和富商大贾”，也就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就是说，在十月革命以后，中国要走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老路，要由大资产阶级来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谬论，完全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者是一样的，而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毛主席说：“中国迫切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而李达却要无产阶级拱手交出领导权。李达当时从言论到行动，都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背叛革命的。
一九二七年，正当中国人民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叛变革命，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实行了血腥的大屠杀，生气蓬勃的大革命被葬送了。
我们要问，为什么当蒋介石匪帮一九二七年五月在长沙发动反革命的“马日事变”，共产党员和革命工农群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时，李达却在那里安然无事？为什么当汪精卫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的“七一五”事变，武昌中山大学（注：武汉大学前身）惨遭血洗之后，李达却仍然能在武昌中山大学当教授？为什么一九二八年以后，在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和反革命文化“围剿”最凶残的上海，李达却能在那里公开著书立说写文章？为什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正当华北危亡，蒋介石匪帮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疯狂镇压革命人民，特别是迫害青年学生抗日爱国活动的时候，李达却能在当时的北平大学当经济系主任，以每月几百元大洋的优厚待遇，大讲其“马列主义”？原来李达被蒋介石的反革命血腥屠杀吓破了胆，当了可耻的叛徒。一九二七年八月下旬他在《武汉民报》和《汉口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声明，公开叛党投敌。
一九二八年七月至九月，李达在国民党反动派白色恐怖和反革命文化“围剿”的重心上海，又写了《中国所需要的革命》和《革命过程中之民主革命》等反动文章，作为再一次公开叛党的声明书，公诸于世。在这些反动文章里，充分暴露了李达的叛徒嘴脸。
第一，为蒋介石叛变革命和大屠杀的罪行开脱。
李达把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对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大屠杀，说成只是一场“纷纠”，并污蔑这场“纷纠”是共产党人造成的。是因为共产党人“走于极端”，“夹杂着感情”，把国共合作“只当作一时的策略”，是“同床异梦，各自为谋”，为“后来的决裂”“埋伏了种子”。李达就是这样丧心病狂，颠倒黑白，把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责，强加在共产党的头上。
第二，叫嚣要“解散”共产党。
李达叫嚷：“以全人口千分之二的产业工人来实现资产阶级革命，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胡说农民对于封建的剥削压迫，是“习惯成自然”，农民对于政权，“素来是不过问的”。照李达的逻辑，无产阶级人数少，农民又不能成为革命的同盟军，“无产工农”“不能单独完成革命”，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客观条件欠缺，不如索性解散这个组织”。这完全暴露了他自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最忠实的奴才。
第三，疯狂地攻击毛主席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
一九二七年十月，毛主席率领工农红军向井冈山进军，在那里进行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了红色革命根据地，建立了工农兵政权。这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创举。李达却恶毒咒骂说：“就目前革命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说，像共产党那样农村暴动式的社会革命运动，不但于革命无益，而且有害，而且只有增加民众对于他们的痛恨，结果不免要自速其萎缩。”李达的这些恶毒攻击，就是为人民公敌蒋介石进行“剿共”作舆论动员。历史是无情的，暴力革命是骂不倒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党和人民，用枪杆子推翻了旧中国，建立了新中国，而且为世界革命人民指明了革命的道路。
第四，为蒋介石反动派镇压革命运动出谋献策。
李达极力为蒋介石镇压工农革命运动作辩护，他胡说：资本家“受劳动民众所利用所压迫，……到了受不住劳动民众的胁迫时，就自然而然的要假借封建势力为护符了。”他还胡说：“中国的乱源可以肃清”，否则，如果让无产阶级起来革命了，就会“引起无穷的祸害，中国民族的生存威胁，就不知要达到怎样不堪的境遇。”他劝“国民党应该做积极方面的工作，不必专做消极方面的工作”。看！李达真不愧为蒋介石反革命的忠实谋士。
由于李达叛卖有功，他就飞黄腾达，青云直上。一九三七年CC特务头子陈立夫在南京召见了他。后来李达炫耀自己说，他曾向陈立夫“滔滔不绝”地畅谈其如何培养“中国经济建设人才”的问题。陈立夫则对李达如此卖力为四大家族培养法西斯专政的工具，十分赞许，连称：“很好，很好。”接着，中国人民公敌蒋介石又在庐山召见李达，蒋介石对这个反共有功的忠实奴才极为器重，“以上宾之礼相待”，并要请这个反共反人民的干将去做伪行政院“参事”。
看，李达有这样丑恶的历史！解放后，他竟无耻地妄称自己为“老革命”。现在把他的画皮戳穿了，他是个双手沾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凶恶的反共老手，是一个无耻的叛徒。
编者按：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武汉大学广大革命师生揪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李达。李达不仅是武汉大学校长，还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前中国哲学会会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都要在自己的身上披上革命的伪装，打着“红旗”反红旗。在这方面，李达表现得非常突出。他胡说自己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老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真是自吹自擂，恬不知耻！
原来，李达是个一贯榨取农民血汗的地主分子。为了投机曾混入党内。早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实行白色恐怖的时候，他就吓破了胆，自首投敌，当了叛徒。他一直亲蒋，媚日，反共。
李达一贯反对马克思主义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反对革命的群众运动，主张钻在大学书斋里“研究”马克思主义。李达特别仇视工农兵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他污蔑工农兵学哲学是“笑话”，是“讽刺”。因为工农兵群众在革命实践中掌握了毛泽东思想以后，他们这些资产阶级“权威”就只能垮台。
李达恶毒地攻击党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反对教学革命运动，反对党的领导。他在武汉大学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实行资产阶级“教授治校”的路线，排斥、打击工农干部和革命学生。他要把我们社会主义的大学变成资产阶级阴谋复辟的阵地。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指出：“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李达是个双料货的人物。他以“老革命”“老党员”自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作招牌，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我们一定按十六条的规定，把李达之类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权威”斗臭、斗垮、斗倒，使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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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民族败类 反共老手
武哲文
在抗日战争时期，李达从华北抗日前线，投奔到国民党反动军阀白崇禧等的门下，当上了伪广西省政府的顾问，又是广西大学、广东中山大学的教授，真是官运亨通。李达为了配合蒋介石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于一九四一年九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等极端反动文章，反对我们党领导农民进行抗日游击战争，并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辩护。
李达在《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一文中，不分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革命的战争和反革命的战争，一口咬定“战争频繁”是中国社会停滞的原因；并且把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问题，翻出来大做文章，大骂特骂，大反特反。其罪恶目的，就在于模糊人们对战争的阶级性的认识，从而反对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的抗日战争，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活动、为蒋介石卖国求和制造理论根据。他污蔑农民革命，就是为蒋介石镇压我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战争找借口。他抹杀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抹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的作用。
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李达竟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强盗行为作辩护，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提供理论根据。李达在分析中国社会迟滞的原因时，说中国周围的国家都比中国落后，“他们只有从中国学习仿效，绝不是中国的敌手，所以，国与国间经济竞争是缺乏的，对于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能有所激励”。按照李达的理由，只要邻国中有强国，是中国的敌手，就能“激励”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么，日本不是中国邻国中的强国吗？有了日本与中国“竞争”，中国不是就可以“发展”吗？这纯粹是一种为强盗开脱罪责的逻辑。李达还说：“假设中国从明代起，继续经略南洋，励行殖民政策，发展航海事业，南洋的广大市场早已为中国所独占了，从那时起，商品必大量的从国内输出，工业的生产力，将由南洋广大的市场而得到惊人的发展了。”李达以帝国主义强盗的口吻，赤裸裸地宣扬“殖民政策”，“独占市场”，“商品输出”。按照这种理论，当时日、德、意、英、美等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政策，瓜分殖民地，向殖民地国家进行掠夺都是正当的，“弱肉强食”不仅是天经地义，而且对弱者有好处。这又是十足的帝国主义的强盗逻辑。李达的这种反共媚日的丑态，证明他是一个文化汉奸，是一个民族败类。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召开了伪“国民大会”，通过了伪宪法。李达为着适应蒋介石宣扬伪“宪法”的需要，编写了以巩固蒋介石法西斯专政为目的的《法理学大纲》。
在《法理学大纲》里，李达首先百般美化、歌颂蒋家王朝的伪法统，宣扬那些摧残折磨革命志士的监狱和刑法。他鼓吹说：资产阶级国家的宪法，是“生存、自由与寻求幸福”的权利书，“近代刑法是博爱主义的刑法”，“是行刑的人道主义，处处表现着人道化的倾向。”李达宣扬法律是超阶级的，对各阶级是一视同仁的，他以这种虚伪性和欺骗性来掩饰国民党法律的反动性。李达还胡说有什么“一切阶级所共同适用的法律”。
李达编写《法理学大纲》的用心极为险毒。他竟要为全国人民所不齿的伪“宪法”唱赞美诗，还在国民党特务统治的酷刑上加上“人道主义”“博爱主义”的标签，欺骗人民群众。可见，李达决心与人民为敌，而为垂死的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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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达剥削农民的十大罪恶
李达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还是一个漏网的地主分子。李达的父亲李甫仁，家有水田一百亩左右，房屋三十八间，是湖南零陵的大豪绅，当过当地伪团总十余年，一贯欺压人民，剥削穷人，勾结地主官僚，作威作福。
李达接过他父亲的衣钵，变本加厉，一贯欺压和剥削农民，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最近，当地广大农民揭发了李达剥削、压迫农民的大量罪恶。
一、雇工开店。早在一九一五年前后，李达在当地的蔡家埠开药店，雇工两人以上。抗战时期，李达又在楚江圩、蔡家埠、广西桂林等地开过杂货店，每店雇工两人以上。一九四四年还雇工二、三人开过酒店。此外还雇工做木排生意、纱布生意。
二、雇工种田。李达在解放前，每年雇长工一人以上，短工数人。一九四八年李达又雇工五人，帮他种果园、种西瓜等出卖。
三、出租土地。一九四七年，李达有水田十六亩，全部通过他的侄儿李定香出租，每亩收租谷一担左右。
四、高利盘剥。如李永贵，一九四八年以加八的利息向李达借谷三担，不到半个月，就要还谷五担四斗。还有贫农唐建豹向李达借谷两担，过了几个月连本带息共还谷六担。
五、蹂躏妇女。李达先后买了两个穷人的女孩做丫头。一个李姓妇女，替李达做工十多年，以后被李达占为小老婆，但不几年又将她赶出门外。
六、敲诈勒索。一九四三年李达将李定仁七岁的二女送给大地主张文林当丫头，后来李定仁被李达勒索稻谷三担六斗，才将二女领回。同年，李五香随李达躲日寇，李达将他二岁的妹妹送给别人，叫他的姐姐给李达做事，以后李达反而借口说养活了他的弟弟，勒索稻谷五担五斗。
七、拉工砌屋。李达先后砌屋四栋，杂工、小工，都是本村人做的，做了又不给钱。农民说：给李达做的是白工。
八、吃喝嫖赌，荒淫无耻。李达讨过一妻四妾，一贯赌钱打牌，伙赌抽头，输打赢要，耍流氓手段。
九、破坏土改。一九四八年，李达看见国民党反动派快要垮台了，赶快卖田，分散财产，逃脱农民对他的清算。他还指使附近三个地主唐保轩、唐金照、唐升显大肆卖田。如地主分子唐升显，把一百多亩田卖掉了七十多亩，土改时只被划为破产地主。
十、包庇地主。土改时，李达向乡政府写信说：“李松岭不符合划地主的条件。”包庇这个地主分子逃过了关。李达还唆使他的学生、地主胡迪源马上逃走，并介绍他到某处当财务科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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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李达这个“土皇帝”
湖南零陵县蔡家公社
油榨头大队老贫农 唐顺八
解放前我一直给地主分子李达当雇工，经常挨他打骂。我受李达的压迫最深。李达要我给他种二十多亩田地，还要我给他抬轿、种果园、挑水酿酒、倒屎倒尿，什么事情都要我做。我是个老光棍，到解放为止，一直在给李达帮工，没有得到他一分钱、一粒米。
更可恨的是，我家仅有五分地，在李达的屋旁边，李达看中了这块地。我给他帮工、抬轿到年底，一算账，倒欠他五斗谷，我家仅有的五分地就这样被他勒索去了，害得我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地。
我们长工给这个地主分子做事，累死累活，但是我们吃的连猪狗都不如。他和他的老婆、儿子每餐都吃好的，我们吃的都是些残菜剩饭。
李达从不劳动，出门总坐轿，就是一里、二里路他也不走。他坐轿子做什么事呢？是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打官司，帮他们说话，害得一些穷人坐牢，卖田卖地。李达坐的是“龙虎轿”，又长又大又重。有一次我抬李达这个猪，抬到离家还有半里路远的地方，天下大雨，路上很滑，在那里又没吃饭，肚子饿，又有病，没有一点力气，跌了一跤。李达走下轿子，用棍子毒打了我一顿，打了后还要我抬他回去，根本不把我当人。
解放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现在李达要变天，我们一定要把他打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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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下中农的死对头
湖南零陵县蔡家公社
油榨头大队贫农 李定业
李达是个大地主，是我们贫下中农的死对头。
我父亲土改前在李达家里帮短工。李达的心是黑的，很毒辣。给他做几天工是不给钱的，要给他做几十天才给钱。我父亲总是打零工，所以给他做了几十年，没有好生地得过他一分钱，反而欠了李达这个地主家的债。
我的老母亲也给李达家打短工，当佣人，一直熬了几十年，李达从来不给一个钱。我母亲从早到黑，给地主李达挑水，做饭，倒屎倒尿，做苦工，还被李达任意打骂。
李达是个大强盗，他霸占了我们贫农的很多土地。快到解放时，他怕划成地主，就把水田与别人换成旱地修果园。他要把果园围起来。我家有一块地被围在李达园子里，他硬要拿一块根本没有什么用的旱地，逼我家跟他换。这还不算，到了年终，说我家种了他的地，硬从我家抢走了五斗谷子。
我家祖祖辈辈受李达的压迫。解放前，我自己也在湖南大学给李达当了两年佣人，做了两年奴隶。他经常打我骂我，有一次，我鼻子上被他打了一棍，血流了一茶杯多，我当时就昏倒了，醒来还被他臭骂了一顿。李达就是这样一个大恶霸。
一九四九年，李达偷偷摸摸离开湖南大学，他放了一块钱在桌子上，留个信叫我回去。天老爷，一块钱我怎么能从长沙回到零陵？！李达这个家伙好狠呀！
这一回，李达这个漏网地主跑不掉了，我们要把李达这一伙彻底打倒，绝不能再让他们欺侮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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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员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