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孙冶方的“理论”是修正主义谬论
贡文声
编者按
《红旗》杂志一九六六年第八期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指出：“在经济学界，孙冶方等人提出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主张利润挂帅、钞票挂帅。他们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的企业。”
下面公布的贡文声同志整理的材料，就是孙冶方修正主义谬论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反面教材。
孙冶方是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他在最近十年间，放了大量的毒。一九六○年到一九六二年，正当国内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时候，他的活动也更加猖狂，放的毒也特别多。他充当了国际上各种反动势力的应声虫，充当了国内反动阶级的急先锋。
孙冶方对党、对社会主义恨之入骨。只要抓住机会，他就对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各个方面，进行恶毒攻击，就到处宣扬他的利润挂帅、钞票挂帅等等修正主义主张。他不遗余力地贩卖苏共领导那一套修正主义黑货，并无耻地宣称，他的主张比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的御用学者利别尔曼还彻底。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妄图在我国实现资本主义的复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孙冶方所说的“学术思想”，是道道地地的修正主义谬论。
孙冶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他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伎俩，同邓拓等黑帮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它的特点。他有时也遮遮掩掩，阴一面阳一面。但是在多数场合，是采取肉搏战方式的。他说：“我就喜欢赤膊上阵。”从孙冶方的材料看来，他的反动立场非常鲜明，他的修正主义谬论十分露骨，同美国《纽约时报》之类帝国主义的反动报刊对我们的咒骂没有什么两样。
孙冶方的修正主义谬论，曾经受到过批判。但是他从来没有认罪的表示，而且狂妄到极点，扬言要同我们斗争到底。孙冶方这个反面教员，确实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政治课。他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当前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对待顽固不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是万万不能怜惜的。如果放纵他们，就会对革命事业造成极大的危害。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孙冶方的修正主义谬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鼓吹资产阶级政治挂帅，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胡说带着问题学毛主席著作是带了“有色眼镜”和“框框”“下半年想写政治经济学讲义，学习（毛主席《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的目的就是作点准备工作，说得好是带着问题学，不好就是带了有色眼镜。”
（一九六四年四月的一篇学习笔记）
“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对的，但从反面说也有带着‘框框’学的危险。”
《关于经济学的几个问题》（一九六四年六月）
“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务的全是‘虚’，是最高的抽象。这些道理归结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时候，就更‘虚’了，干劲的劲完全是精神的东西了。”
《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一九五八年夏）
“最普遍的现象是讲‘实’的时候，是只有‘实’没有‘虚’，即是一连串的现象罗列和数字指标；讲‘虚’的时候就是空话连篇，‘虚’变了空虚之虚或虚无之虚。”
（同上）按：一小撮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
“权威”老爷们，一切牛鬼蛇神，出于他们反动阶级的本能，总是千方百计地诋毁和反对毛泽东思想。孙冶方这个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接连施放毒箭，污蔑毛主席著作，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本质。
攻击政治挂帅是“唯心论”，“懒汉思想”，胡说“过分强调思想的作用，就走到反面”
“过去普遍的缺点，就是把政治思想放在第一位，说这是政治挂帅。……从经济上说，政治觉悟在生产中应表现为效果。政治觉悟高，有时是空的，这不是否认政治挂帅，而且这也是客观的情况。”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三年在中国人民大学的讲课）
“过分强调思想的作用，就走到反面，破坏了按劳分配，破坏了生产力发展，反过来又影响思想。平均主义的结果，赏罚工作更不公平，因而这几年思想反而没有提高，甚至某些人更坏了。”
（同上）
“什么是政治经济学中的唯心论观点呢？
“这就是否认或者轻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观点，就是把政治同经济对立起来的那种观点；就是不用客观的经济规律来说明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而是相反，用政治思想意识上的原因来代替客观经济规律。
“脱离了经济来谈政治，把群众路线和政治挂帅来代替客观经济规律，把政治上的说明来代替经济上的说明，不仅是唯心论观点，也可以说是经济学中的懒汉思想。这种观点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是有害的。”
《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一九五八年夏）
“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决定条件主要是什么呢？我看主要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其他三大差别不是主要的。生产力高度发展了，按需分配原则方可实现，可见先决条件是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是有人说主要是思想教育，共产主义觉悟。我看共产主义觉悟不是主要的。”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按：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毛泽东思想挂帅。千条万条，毛泽东思想挂帅第一条。这是广大工农兵群众在革命实践中的切身体会。孙冶方咒骂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说穿了，就是要用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修正主义思想挂帅，来代替毛泽东思想挂帅。
妄图用所谓“人”与“物”的矛盾，来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
“什么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深远的内在矛盾呢？
“我认为这就是在本文第二节中已经说过的‘人’与‘物’的矛盾，也就是劳动两重性（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的矛盾和社会产品两重性（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
《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一九五八年夏）
“我的这个发言稿的中心思想是说，经济是‘人’与‘物’两个因素的矛盾统一体。‘人’和‘物’两个因素缺少了一个，就不成其为经济。”“‘人’和‘物’两个因素的关系，在我看来，也就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关系。”
（一九五九年为《要懂得经济必须学点哲学》写的前言。）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红线应当是，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
《社会主义经济论》（一九六一年六月）
“我们决不能因为反对‘生产力论’，而把经济研究工作限制在脱离实际的、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的圈子里。”
《关于经济研究工作如何为农业服务的问题》（载《经济研究》一九六三年第五期）按：毛主席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是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孙冶方挖空心思，偷天换日，用“人”与“物”的矛盾代替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用这种谬论来反对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其实质是要推行他的一套修正主义主张。
恶毒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宣扬“价值法则实际上是总路线的另一种提法”
“党的总路线、一整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等等，都还限于上层建筑、政治学范围内，而没有分析清楚这些问题反映了那些经济关系。……政治不建筑在经济基础上面，不建筑在生产关系上，不建筑在物质生产方面，就是主观主义了。”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感想》（一九六一年十月）
“什么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其目的是要达到‘多快好省’。那么，离开了以最少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消耗来取得最大的效果，怎么能达到多快好省呢？如果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那么我们鼓足干劲，增加效果就不是政治挂帅吗？我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费用和效用的统一，就是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
（同上）
“价值法则实际上是总路线的另一种提法，总路线的多快好省，就是以最少的费用，创造最大的使用价值。”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一九六四年四月）按：在这里，孙冶方明目张胆地提出了一条复辟资本主义的总路线，来与我们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相对抗。他所提出的总路线就是“价值法则”、
“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其实质就是要让我国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完全受价值规律支配，使社会主义经济蜕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污蔑大跃进“乱七八糟”，是“建立在虚无主义基础上的”
“生产关系要革命，但这革命不简单。我们辩证法少了点，过去只知道有工业化，……五八年大破，弄得乱七八糟。”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一九六四年四月）
“过去几年实际上是生产与生产力萎缩，而生产关系却不断跃进，经济工作不是越做越细，而是越做越粗，由不算细账到不算大账，只强调政治账。原因除组织上的问题外，在经济工作上就是越做越粗，有不少经济科学理论是建立在虚无主义基础上的。”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的毛病是客里空。对问题的研究有如走马看花，现在的问题还在于深既深不下去，提也提不起来；见宝不识宝，有宝不会用；脱离实际，不深不透。”
（一九六四年六月在北京经济学会的报告）
“大跃进中，我们因为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机械唯物主义出了偏差，走到了另一个极端，这是不对的。”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按：一九五八年，我国人民开创了国民经济大跃进的新局面。这是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伟大的群众运动的产物。对于大跃进，我们说“好得很”，而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却说“糟得很”。邓拓等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不是也攻击大跃进是“说大话”、“吹牛皮”、
“想入非非”吗？现在又有一个孙冶方，用极其恶毒的词句咒骂大跃进。孙冶方的叫骂，丝毫无损大跃进的光辉，却恰恰暴露了这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分子的嘴脸。
攻击人民公社，鼓吹“包产到户”
“过去搞人民公社出了毛病，是否太先进、太进步了呢？不能这样说，是急躁冒进，主观唯心论的错误，或叫主观唯意志论的错误。”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我们这几年空谈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变成了玄学的东西，不研究生产关系的具体问题如管理体制、劳动组织形式，认为研究这些问题就是‘生产力论’。更大的错误是离开了生产力谈生产关系，想一步登天，就来一个越大越好，结果助长了瞎指挥”。
（一九六二年五月在一个干部轮训班的报告）
“认为越大越好，瞎指挥，这是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忘记了生产力，把人的主观能动性过于夸大。”
（同上）
当群众已对集体失去信心时，只要能促进生产，对包产到户与借田度荒的组织形式，就不要轻易去否定。”
（一九六二年七月在一次会议上的发言）
“农业方面，我们基本上还是靠手工、牲畜，还是秦代那样落后的生产力水平，集体化就要考虑到这个水平，……不能光根据农民的觉悟程度，不能一下子把农村搞成象鞍钢这样的全民所有制企业。……看不到这点，就要冒进，就会瞎指挥，变成主观唯心主义。”
（一九六二年五月在一个干部轮训班的报告）按：人民公社是我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创造，是我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大大地加强了工农联盟，大大地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大大地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因为这样，当人民公社刚刚在地平线上出现的时候，国内外敌人就对它进行恶毒的攻击。孙冶方在这里作了他们积极的吹鼓手。孙冶方污蔑人民公社，鼓吹“包产到户”，并为“单干风”提供“理论”根据。很明显，孙冶方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
宣扬修正主义经济纲领，妄图实现资本主义复辟
竭力宣扬“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必须是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实现。那些无视价值规律，光凭主观意图行事的经济政策（包括价格政策）和经济计划，到头来就是打乱了一切比例关系，妨碍了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主观主义的强调计划，它的结果只是使计划脱离了实际。”
《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载《经济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六期）
“只有把计划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使计划成为现实的计划，才能充分发挥计划的效能。因而统计工作者也不应该把自己的任务仅仅限于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的检查；而且应该以更多的力量来掌握价值规律，来挖掘发展国民经济的潜力。”
（同上）
“我们现在对计划经济的看法、做法，……就是没有突出自然经济的圈子。”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若干理论问题的感想》（一九六一年十月）
“客观经济规律中，以价值规律为主，最重要。因此，强调客观经济规律，首先要强调价值规律，当然，这不是唯一的，但是基本的，许多其它法则是从此派生出来的，……这意味着比学赶帮的最后的客观标准。
“按劳分配离不开价值法则，按比例也离不开价值比例，归根结底，劳动创造价值”。
（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干部座谈会上的发言）（一九六四年四月）
“社会主义的价值规律，实际上就是不断促进生产力发展，推动社会前进的‘落后赶先进，先进再先进’的规律。”
《论价值》（载《经济研究》一九五九年第九期）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
《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纪要》（一九六四年八月）按：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发展，是遵循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有计划地进行，还是听任价值规律的自发支配，这是真实行社会主义还是假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党早就指出，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有统一的国家计划，必须掌握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孙冶方却公然大唱反调，提出要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建立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他的这些主张，就是要取消党和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领导，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积极鼓吹利润挂帅、钞票挂帅
“我强调利润指标，与利别尔曼有共同之处。我强调利润在计划中的作用，我不回避。……我也主张把利润作为考核企业的综合指标。
“其实我主张连产品产量指标都不要，比利别尔曼还彻底。”
《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纪要》（一九六四年八月）
“我的意见，我们应该提高利润指标在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地位，……我们要恢复社会主义利润指标的名誉。”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九六三年九月）
“资本家很聪明，他们为了达到所追求的目的——利润，很重视他们的手段，即讲究生产效果，讲究商品的品种规格（商品的质），结果他们达到了目的。我们有时做得相反，只看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物质财富，但不讲究达到目的的手段——为国家为社会增加利润。这样，效果就往往不如我们意想的那么好。”
《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一九六一年六月）
“对资本家来说，生产而不计财务成本，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在我们，‘不惜工本’似乎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应有气魄。‘价值、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资本、利润，——啊！这是资本主义的概念！’‘资本主义概念’，‘资产阶级看法’等等也象魔法一样迷住了我们，使我们往往不敢把问题反复想一想。”
《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载《经济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六期）
“利润是考核企业的最重要综合指标，只要掌握了利润，就象牵着牛鼻子，牛腿（其它指标）自然就跟着跑。否则就是抬牛腿。”
（一九五六年八月的一次谈话）
“利润的多少，应该是企业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灵敏的标志。”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一九六三年九月）
“鼓励企业为增加盈利而奋斗，也就是鼓励企业为改善经营管理，为增加生产而奋斗。如果要把这个叫做追逐利润，那末追逐这样的利润有什么不好呢”。
《在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座谈会上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发言纪要》（一九六四年八月）
“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这样肯定：社会主义需要生产价格，需要资金利润率。……的确，南斯拉夫是实行资金税的，在我看来，资金税就是不彻底的资金利润率。对修正主义是要批判，但不能说修正主义所要的我们就不能要。”
（同上）按：孙冶方对修正主义的“利润原则”五体投地，把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的本性捧上了天。他那铜臭熏天的资产阶级灵魂，他那抑制不住的对党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使得他破口大骂，污蔑我们党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什么“象魔法一样迷住了”。
“不能说修正主义要的我们都不要。”说穿了，就是：凡属修正主义要的，孙冶方全都要；岂但“全都要”，而且“比利别尔曼还彻底”。孙冶方声嘶力竭地整整叫喊了十年的“利润”、“利润”，应而和之者，不过一小撮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岂不哀哉！
积极主张企业独立自主，让资本主义在我国自由泛滥
“凡是不要求国家追加投资的，即原有资金范围内的生产，都算作简单再生产，即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当然，在实物量上是应该不断扩大的），国家把这个范围以内的工作，包括固定资产更新工作在内，都交给企业去办”。
《固定资产管理制度和社会主义再生产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
“国家对企业，只要抓一个价值指标（利润指标）就行了，别的都可以放手不管，让企业自己作主去办，让企业在价值规律作用支配下，……自动地生产价廉物美的产品。”
（一九六三年八月的一次谈话）
“在原来的协作关系、供销关系范围以内，在原来的生产方向和范围以内，企业相互间定期订立供销合同，商定供销数量和具体的品种规格是企业职权范围以内的事，国家和地方都不必过问。”
《关于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的财经体制问题》（一九六一年六月）
“为了对于经营好的企业给予鼓励，可以考虑把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那部分利润按一定比例分一部分给企业作为奖金。”
（同上）
“物质刺激是赫鲁晓夫一九五三年发展农业时提出的，也做了一些好事”。
（一九六○年六月的一次报告）按：孙冶方的这一套主张，不是什么新鲜货色。南斯拉夫铁托集团早就这样办了。苏共新领导比赫鲁晓夫更积极地大力推行铁托集团的作法，使苏联的企业更迅速地向资本主义企业蜕化。孙冶方竭力鼓吹企业自由化，妄图步他们的后尘，我们坚决不答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