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12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
专栏:

  主唱奴随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孙冶方和周扬、邓拓这些黑帮分子一样,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十分欣赏,为苏共二十大、二十二大欢呼。孙冶方说:“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后,苏联经济学界在克服教条主义和联系实际上是有进步的,这表现在学术讨论的空气比较生动活泼。”他这里所说的“克服教条主义”,就是对斯大林攻击的另一种说法,就是否定斯大林坚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毛主席所教导的:“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孙冶方这里所说的“空气比较生动活泼”,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孙冶方说的“生动活泼”,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解冻”,都是反革命的黑话。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说:“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的年代里,情况显著地改善了。社会科学方面的科学思想活跃起来了,教条主义和引经据典的现象正被克服……。”一个说“显著改善”,一个说“有进步”;一个说“活跃起来了”,一个说“生动活泼”。孙冶方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唱的调子是多么合拍!真是主唱奴随。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孙冶方三次访苏。他同苏联经济学界的修正主义分子几乎都“交流过思想”,对他们佩服得五体投地,推崇备至。孙冶方的修正主义经济“理论”,就是苏联修正主义经济“理论”的翻版。
孙冶方每次访苏,一回国,就大肆放毒。一九五六年回国后,孙冶方就放出了《从总产值谈起》和《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两株大毒草,他恬不知耻地说:“这里面所讲到的有关价值规律和计划统计工作的一些基本见解,都是在考察时拾自苏联同志的牙慧。”一九五九年访苏回国后,他又抛出《论价值》这株大毒草,他厚颜无耻地说:“我只是转述了苏联经济学者国民经济平衡专家索波里同志的见解。”
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孙冶方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相呼应,把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主要方式,由公开发表文章改为写“内部研究报告”,由宣扬修正主义“理论”转向提出一系列修正主义政策主张,加紧鼓吹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孙冶方围绕利润和管理体制问题宣扬的一套经济自由化的主张,全是苏共二十二大以后,在赫鲁晓夫授意下发表的利别尔曼等人经济自由化的主张。他围绕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生产价格问题宣扬的一套修正主义谬论,都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御用经济学家的修正主义货色。
孙冶方跟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团团转,亦步亦趋,已经堕落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忠实走狗。孙冶方所讲的,都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讲过的;孙冶方想要做的,都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在苏联所搞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活动。我们决不会忘记苏联赫鲁晓夫集团篡党、篡军、篡政,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赫鲁晓夫已经垮台了,沿着赫鲁晓夫的脚印走的人,包括他们的走狗孙冶方在内,决不能逃脱同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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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
孙冶方为了贩卖他的彻头彻尾修正主义黑货,在经济研究所实行了一套封建帮会的、结党营私的干部路线。多年以来,他运用封官许愿、招降纳叛等卑鄙手段,纠集了一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反党分子等等。这群牛鬼蛇神在孙冶方这顶“大红伞”的保护下,摇身一变而成为所谓“有才华”、“活字典”的“专家”、“学者”,倍受尊重。他们吃人民的饭,干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把经济研究所变成了一个黑帮据点。
孙冶方所施行的一套招降纳叛的手法,是极其恶劣的。这里仅举数例。
孙冶方对两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的极右分子顾准大加赏识,不仅亲自出马,把他收罗来所,还到处替他吹嘘,说他有“才华”、“犯了错误很可惜”。孙冶方为了扩大这个右派分子的影响,竟给顾准配备研究生,为反动阶级培养接班人。甚至他还对顾准封官许愿说:“你好好帮助我搞,将来上面采纳了,你也有功,可以争取重新入党。”
右派分子林里夫不但不低头认罪,而且还十分嚣张,伺机翻案。孙冶方竟挺身而出,为林里夫翻案。由于群众坚决反对,阴谋未能得逞。孙冶方仍到处吹捧林里夫“有知识”,是“活字典”,把他从图书馆调到经济思想史组搞研究,甚至还炮制了一个所谓“评功摆好”,给林里夫“送功”。
一九六○年,我所精简机构时,孙冶方还强行保留了几个有重大政治嫌疑和历史罪恶的人。此后,他又亲自出马,到处搜罗牛鬼蛇神。除了上面提到的右派分子顾准外,孙冶方还坚持要把一个文化特务收罗来所,后经上级制止,未能得逞。
从以上几个例子中就可以看出,孙冶方所纠集的是一支对党和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反革命队伍。他们结成一伙,放出一批又一批的毒草,射出一支又一支的毒箭,向党中央、毛主席和三面红旗猖狂进攻。
孙冶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急先锋,也是一个招降纳叛的罪魁祸首。建国以来,他在历次运动中,都以一手遮天、欺上瞒下的手法,滑过关去。直到这次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下,他才完全暴露了原形。我们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经济学界的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斗倒、斗垮、斗臭,夺回无产阶级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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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大的“利润迷”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八日,孙冶方抛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中的利润指标》的报告(简称《利润报告》)。经常叫嚣“我就喜欢赤膊上阵”的孙冶方,这次却说什么他写这个报告不仅是为了贯彻党中央关于扭转亏损、增加盈利的指示,而且是为了更好地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现在我们揭露他写这一报告前后的种种活动,看他居心何在。
孙冶方利欲熏心,由来已久。早在一九五六年八月,他就把利润比作牛鼻子,声称只要牵着它,就能使整个国民经济的牛跟着跑。
一九六二年九月,利别尔曼提出了所谓《计划·利润·奖金》的建议,鼓吹“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谬论。我们党立即看透了这是一个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有同志写了文章批判利别尔曼的谬论。孙冶方不仅为利别尔曼辩护,说什么批判的文章是“折衷主义”、“不符合原意”,而且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党中央。他说:“发了指示强调增加利润,扭转亏损,现在又批判利润,理论和实践不一致,言行不一。”这完全是蓄意的污蔑和诽谤!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二日,孙冶方把《利润报告》从大连寄到北京,附有他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把利别尔曼的建议捧上了天,说什么:“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了一股风,说利别尔曼的建议否定了计划经济,这种批判完全是出于逻辑推理,没有事实根据。我再三看了利别尔曼的建议,觉得利别尔曼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计划体系。”
一九六三年十月,在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第四次扩大会议上,孙冶方再度抛出了他的“利润挂帅”的谬论,而且在小组会上公然宣称“我比利别尔曼还彻底”,叫嚷“反修不能扩大化”。
孙冶方为了推销他的“利润挂帅”的谬论,还极尽造谣之能事。他在《利润报告》中一开头就别有用心地说:“‘利润’竟成了一些经济学者的忌讳。”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还指使他的亲信,专门搜集所谓害怕接触利润问题的“具体事例”作为附件。这个附件根本是肆意歪曲事实的捏造。而孙冶方又在这个附件的基础上,以骇人听闻的笔调,描绘有些经济学家害怕“利润”范畴,象“信鬼的人怕鬼那样厉害”。他还污蔑“学术会议把企业赢利问题视作危险题目而拒绝讨论”。
外衣剥掉了,我们看清了孙冶方是个最大的修正主义“利润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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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大庆经验不容歪曲
一九六三年年底,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大庆、赶大庆的热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孙冶方却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大庆经验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歪曲、污蔑和攻击。
大庆经验千条万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是第一条。孙冶方参观大庆后,一回北京,便到处对大庆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进行恶毒的攻击。他说:“说得好是带着问题学,不好就是带了有色眼镜。”他还攻击说:带着问题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带着‘框框’学的危险”。
大庆在学习解放军,突出政治,做好政治思想工作上有丰富的经验。但是,孙冶方竟公然歪曲说:“大庆的经验是政治工作为业务工作擦屁股。”还说,大庆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的关系,“犹如贾宝玉和林黛玉一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还据此要求取消所内政治学习和政治活动的时间。
大庆人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狠抓阶级教育,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企业的革命化。孙冶方却把这条彻底革命的经验歪曲为“评功摆好”,大肆宣扬阶级调和论。一九六四年春,孙冶方就借此在所内给一切牛鬼蛇神摆“功”,替阶级敌人鸣“冤”。这还不算,孙冶方还竭力把这套反革命经验,推荐给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志,要他们也为一切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翻案。
大庆的技术人员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深入工人群众,深入实际,参加三大革命实践,改造思想。孙冶方却把大庆的这条经验歪曲为“技术人员只要在工作中会用辩证法,就是马列主义者了”。他以此来拚命反对毛主席的一贯指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思想改造,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
孙冶方还打着学习和宣传“大庆经验”的旗号,贩卖他的一整套反革命的修正主义黑货。他别有用心地把大庆经验歪曲为所谓“责任制”和“管钱、管物的一致”,从而大肆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他污蔑我国的计划经济是使企业“有职无权”,是“只重视使用价值,不重视价值的自然经济”;他大肆鼓吹资本主义自由化,胡说什么“要使企业象人身上的细胞一样,能够独立地进行新陈代谢”,等等。
孙冶方攻击、歪曲和反对大庆经验,充分地暴露出孙冶方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阴谋进行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嘴脸。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打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孙冶方的疯狂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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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利润挂帅论”剖析
  东方巍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孙冶方,是经济学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面黑旗。多年来,他恶毒地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经济政策,顽强地推销他的一整套修正主义经济纲领,狂热地鼓吹利润挂帅。
社会主义企业如何对待利润,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企业为谁服务和沿着什么方向发展的重大问题。比如:企业是为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而完成国家计划的各项指标,还是为增加奖金收入而完成国家计划的各项指标?是着眼于国家需要的品种而超产,还是热中于利润高的品种而超产?是全心全意地为国家的需要和人民的需要服务,还是斤斤计较本企业盈亏?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反映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经营思想和作风的斗争。实践证明,办好社会主义企业,必须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实行政治挂帅。一个企业如果脱离政治挂帅而一味追逐利润,那么,这个企业必然会从社会主义企业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
孙冶方口口声声地说我们不要利润,这简直是信口雌黄。难道孙冶方跟我们的争论是要不要社会主义利润的问题吗?不!绝对不是。他胡说我们根本不要社会主义利润,是有意把水搅混,好从中贩卖他的私货。利润问题,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管理国民经济、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我们必须对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加以剖析,充分揭露其反动本质,把它批透、驳倒。
怎能用赚钱多少评价企业工作的好坏?
衡量企业工作好坏的标准,要看是否突出政治,是否严格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社会主义企业一定要坚持政治挂帅,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广大劳动人民服务。我们工厂的首要任务,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的革命化的劳动者。必须把工厂办成一座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企业工作好坏,首先在于人,在于人的思想革命化。
而孙冶方却认为,企业只不过是出产品的和赚钱的工具,企业工作好坏要看赚钱多少。他说:“利润的多少,应该是企业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好坏的最灵敏的标志”。在他看来,赚钱多的就是先进企业,赚钱少的就是落后企业,不赚钱的就得淘汰。
在衡量企业工作好坏的标准问题上,我们说人的因素第一,在于人的思想革命化;他说钞票第一,在于企业的赚钱多少。他完全是用资本家那一套来反对按毛泽东思想办企业。
难道利润是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主要指标?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统一计划管理企业,使整个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高速度的发展。社会主义企业要实行政治挂帅,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全面完成国家的计划指标,必须好字当头,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质量、品种第一。
但在孙冶方看来,社会主义经济计划中的主要指标是利润,是赚钱。他说:利润指标是社会主义经济计划的“中心指标”。这就是说,利字当头,赚钱第一,国家和企业只要抓住利润这个“牛鼻子”,就能带动一切,至于什么产品的品种、质量、数量,他根本没看在眼里。
我们说,社会主义企业要受国家统一计划的领导;他说,要受利润的支配。我们说,企业经济活动要好字当头,质量、品种第一;他说,企业要利字当头,赚钱就是一切。照他这一套,国家除了见钱眼红,还有什么社会主义计划管理!企业除了成为赚钱工具,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气味!
资金利润率是国家投资的依据吗?
社会主义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的目的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因此,国家的资金分配,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必须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出发,根据政治和经济的任务,服从革命和建设的需要,实行计划分配。
然而,孙冶方却主张国家投资的方向要以赚钱多少为转移。他说:国家“究竟采取哪一种投资方案,分配多少资金,就要作经济比较,也就是要考虑到平均资金利润率”。他要国家哪里赚钱就向哪里投资,对赚钱多的部门就多投资,对赚钱少的部门就少投资,对赔钱的部门即使国家急需也不投资。
不难看出,他是反对国家根据革命和建设需要分配资金,鼓吹按赚钱多少决定投资去向;反对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调节,用资金利润率和生产价格作为国家投资的自动调节器。这不是取消无产阶级国家对国民经济的集中领导,破坏计划经济制度,使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沦为资本主义自由化经济,还能是什么呢?
利润岂能调动企业和职工生产的积极性?
社会主义企业不仅是无产阶级进行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阵地,而且是进行阶级斗争的阵地。企业完成生产任务,必须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建设。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办社会主义企业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通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把毛泽东思想灌输到职工群众中去,这样,职工群众的无产阶级觉悟就大大提高了,他们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性就充分发挥出来了,精神力量就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保证企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唯一的、可靠的、持久的动力。
孙冶方既然把企业作为赚钱的工具,那他就必然要强调物质刺激,把利润作为刺激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的诱饵。无怪乎他说:“利润是发展生产的必要手段”,“按占用资金的多少来确定向国家上缴利润”,以加重企业对利润的关心;用“超过社会平均水平的那部分利润按一定比例分一部分给企业作为奖金”,以刺激企业职工的积极性。他就是这样把利润作为鞭策企业和职工“前进又前进”的动力。
我们办企业搞的是革命和建设,靠的是政治挂帅;而孙冶方办企业,搞的是赚钱,靠的是利润刺激。他的这套办法,必将使我国经济脱离社会主义的轨道。
不许孙冶方歪曲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发展。它是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创造性运用。它的目的在于充分调动广大劳动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它的本质在于对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的觉悟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的高度重视。它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的路线。
孙冶方象邓拓诬蔑东风压倒西风是“伟大的空话”一样,攻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虚”的。那么在孙冶方看来,总路线的“实”又是什么呢?他认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费用和效用的统一,就是以最少的费用取得最大的效果”。他这种所谓“费用和效果的比较”,是指利润。他直截了当地说:“价值规律实际上是总路线的另一种提法”。依照他的说法,利润简直成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灵魂。
他玩弄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的把戏,一方面把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化为乌有,另一方面又代之以利润为灵魂的“总路线”。这哪里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只能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总路线”。
从对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的剖析,可以看出,孙冶方妄图以利润挂帅篡改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一切。利润统帅一切、支配一切、推动一切,国家唯利是图、企业唯利是图、职工唯利是图。利欲熏心,不可终日。“上下交征利”,而社会主义危矣!
我们是按照毛泽东思想办企业,贯彻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坚持突出政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计划经济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避免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保证逐步走向共产主义。而孙冶方却反对毛泽东思想,打出利润挂帅的黑旗,把利润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内容,使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投资方向和计划指标体系都完全服从于利润,使利润成为评价企业工作的标准、发展生产的动力和调动人们积极性的手段。
十分明显,孙冶方搞的是利润挂帅,搞的是钞票挂帅,搞的是唯利是图,归根结蒂,搞的是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和孙冶方之间的斗争,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之间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
如果孙冶方的“利润挂帅论”得以实现,那么,社会主义所有制就必定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就必被破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泛滥,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必得孳生,无产阶级政权必遭篡夺。用孙冶方自己的话来说,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比作一头“牛”,利润好比“牛鼻子”。他就是要牵住利润这个“牛鼻子”,把中国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引向资本主义的深渊。这就是:要社会主义蜕化为资本主义,要新中国退到旧中国去,要革命果实被葬送,要千百万人头落地。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我们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粉碎孙冶方的猖狂进攻,拔掉他的“利润挂帅”黑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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