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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的大字报是暴露一切牛鬼蛇神的照妖镜
——北京大学大字报选——
陆平想把北大办成资产阶级的大学
为陆平、彭珮云等长期把持的北京大学，成了一所修正主义的学校，成了一所资产阶级的“太学”，成了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一个据点。多年来，他们用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教育方针跟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教育方针相对抗。
一九六三年夏天，陆平在给物理系新生作报告时说：“现在你们的方向问题解决了，都是要走又红又专道路的，至于路怎样走法，可以研究，好象大家都去天安门一样，有人坐三十二路汽车，有人乘十一路汽车……反正最后都到天安门。”看！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和党的教育方针对抗吗？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明确地指出：当前我国社会上还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可是按陆平的说法，北京大学却是个“世外桃源”，不存在什么阶级斗争了。他的这种说法，和苏联修正主义集团的论调不是一样吗！毛主席早就说过：“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又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可是陆平却说“大家都去天安门”，“方向问题解决了”，这实际上就是让学生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让青年走修正主义的白专道路，就是抹杀学校中的阶级斗争。
多年来，许多资产阶级“专家”、“学者”，一直把北大当成放毒的重要据点。校外有邓拓、吴晗之流，校内有冯定、翦伯赞之辈。他们以作报告、写书、开座谈会等方式，向党向社会主义放出一支又一支的明枪暗箭，在师生思想中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在这种情况下，陆平却大讲方向问题解决了，这不就是在为邓拓之流鸣锣开道，让青年不加鉴别地去接受这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的“教育”吗？
一九五八年，在全国大跃进形势鼓舞下，北大的广大师生也积极参加了这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敢想、敢干，到工农群众中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大办工厂，大搞试验，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陆平等人，却对此深恶痛绝，说搞得“过火”了，需要“调整”“补课”。结果，一些政治活动全停了。在反党黑帮陆平等人的“领导”下，一时弄得燕园之内书声琅琅，一股埋头苦读的风气风行一时，出现了吴晗等人感到欢欣鼓舞的“大好形势”。师生们假日要去义务劳动，陆平却以“影响业务学习”为理由，百般阻挠。革命师生以满腔热情，怀着对毛主席思想的无限热爱，自发地组成了数以千计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小组，他们却把师生们这一好得很的行动看成是糟得很，连忙召集全校共青团干部会，摆出一副资产阶级老爷面孔威吓师生：“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你们坚持得下去吗”，“不能凭脑袋一热就干”，“形式主义”，等等。结果一场轰轰烈烈大学毛主席著作的高潮被他们压下去了。我们不禁要问：你们这些老爷为什么对师生大学毛主席著作这样恨之入骨？在北京大学，毒草、牛鬼蛇神可以有恃无恐地泛滥，而学习毛主席著作却要被诬蔑为“脑袋发热”，你们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是何等鲜明！陆平等人反党的立场坚定得很，分明得很，他们的立场就是资产阶级的立场，就是兴资灭无，不但自己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要“引导”师生也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不是很清楚吗！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是陆平等人却抬出“一视同仁”的招牌，大干排斥工农兵学生、培养资产阶级接班人的勾当，贯彻一条资产阶级的阶级路线。请看事实吧。
一九五八年，国家招收了许多工农兵调干学生。这时，他们借口“保证质量”，把大批工农学生关在门外，即使不得已收留进校的，也被他们看作眼中钉，千方百计排挤打击。一些资产阶级教授竟然公开讲“工农学生我不教”，在课堂上当众对工农学生百般污辱。这些学生做错了一道题，教授马上用粉笔写上“这是某某的杰作”。有的教授甚至把工农学生赶出教室。陆平等也把工农学生视为“包袱”，对这些学生很少辅导，考试时横加刁难，不及格就“限定四十八小时内离校”，毫不宽容。一九五八年收留了二百余名工农兵学生，到一九六三年只剩下几十名了。
对工农学生如此，对一些所谓“高材生”怎么样呢？一个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学生，没有摘帽子，就让他去翻译书籍，并且给拿去出版。不仅如此，学校还对这个右派学生关怀备至，特地派两个教师为他辅导学习第三种外语。
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再指示学校要进行教学改革，陆平对于这些指示，采取软磨硬抗的办法，迟迟不动。今年由于形势所迫，北大不得不动了，这时陆平才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反复强调：决心要大，步子要稳。实质上是四平八稳，雷打不动。
北大编的一些教材，里面充满了毒草。如物理系的英语教材，几乎每篇都是歌颂“天才”，每篇都是鼓吹“个人奋斗”。同学们对此提出意见，学校就是置之不理。只此一例，就足以证明陆平等人对教学改革这样的革命措施，是百般破坏、阻挠、抗拒的。
北京大学 谷世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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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彻底摧毁资产阶级教育制度
我从广播里听到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改革高等学校招考办法的决定，感到万分的高兴和激动。我坚决拥护党中央和国务院这一英明决定，并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教导下，为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旧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包括招生考试制度，必须彻底改革。因为旧的招生考试制度不是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而是资产阶级政治挂帅，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这个制度大大阻碍了青年的思想革命化。它鼓励青年走资产阶级个人奋斗，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白专道路。这个制度，是钻进我们教育界的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对工人、贫下中农子女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长期以来，他们以此为武器同无产阶级进行斗争，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培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在几年的学习过程中，我吃尽了这种资产阶级专政的苦头。我本是一个有革命理想的青年。但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多学一些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的志愿，受到严重阻碍，我不得不放弃或少做一些团的工作，不得不放弃学习毛主席著作，放弃思想改造，而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用来死背那些资产阶级学者、教授所欣赏的死教条。这样，我虽然考上了北京大学，但是我的革命意志却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后，我本想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哲学著作，做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但是，由于北大在陆平反党黑帮的把持下，顽固地执行前北京市委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根本不让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课程表上根本不排《毛泽东选集》这门课。在革命群众的压力下，他们有时也讲一点毛主席著作，但反党黑帮分子却千方百计地阉割毛主席思想的实质，肆意歪曲和攻击毛主席思想，硬把他们错误的、反动的观点塞给我们；考试时，又以他们的错误观点为评分标准。例如教过我们哲学课的黑帮分子曾公开在考试前夕威胁我们说：“不管你的观点多么正确，你得先把我讲的答上，然后再答你的。不这样就不能得五分。”他们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压制我们学习毛主席思想。我在北大哲学系的头两年里，没有真正学习毛主席著作，而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学习那些充满修正主义毒素的心理学，和那些又臭又长的逻辑学，以及外语、数学、生物学、物理学、汉语，等等。我因外语、心理学、数学考试不及格，整整三个假期都用来补考，而不能参加其它有革命意义的活动。
在这种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下，在这种分数挂帅的高压下，我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折磨，身体也垮下来了。这种反动的制度必须彻底改革！
北大哲学系 王佩英（附图片）
北京大学广大革命师生积极写大字报，把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揭露出来。 新华社记者 欧启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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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大成了资产阶级“权威”贩毒的市场
一九六一年某某人起草的《关于开设唯心主义课程的意见》，对唯心主义课程，要求“首先要学习，然后才批判”。在报告中，对教师的讲课，首先要求“作比较全面、如实的介绍”，至于是否进行批判，“则须根据教师的条件与自愿来确定”。“学生在课后应当认真自学，开展学术讨论”。就是绝口不提批判。
接着，陆平亲自出马，动员维也纳派“权威”某某出来讲《逻辑实证主义》。某某说自己批判不好，不敢讲。陆平给他打气说：“不要紧，讲出来就好，讲出来就是为社会主义服务。”好一个“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在这个招牌下，康德、黑格尔、凯恩斯、新托马斯主义等等资产阶级黑货，纷纷出笼，喧嚣一时。
陆平黑帮还提出，要“有经验的教师上教学第一线”（指基础课教学），专门课的教师要“配套成龙”，“发挥老教师专长”，让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权威”全部霸占重要讲台。
他们配的什么“套”，成了什么“龙”呢？
请看中国文学专业，主讲人有封建遗老，有“才子派”大少爷，有漏网右派分子，有利欲熏心的无聊文人，有贩卖修正主义私货的资产阶级学者。掌握历史系一些“高精尖”课的，不是漏网右派分子，就是修正主义者或者流氓成性的人物。
这些“权威”在课堂上大肆放毒，有的还向党向人民射出一支支毒箭。例如主讲《拉美史》的某某人，大肆吹捧反动的“门罗主义”的“进步性”，公然为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辩护。有的人公开攻击和诬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说什么“学习雷锋，不如学习沈元（极右分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斗争是狗咬狗”，等等。陆平黑帮竟把这些反革命谬论看作是“为社会主义服务”！
陆平让校内的资产阶级“权威”放毒还嫌不够，还要从校外特邀一些资产阶级臭“权威”来加倍毒害青年。如古典文献专业请来的，除“三家村”黑店急先锋吴晗外，还有大右派，有汉奸文人，有老牌反动文人。
北大社会科学处 吴同瑞等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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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大黑帮反对党的教育方针的罪行
陆平黑帮对党的教育方针恨之入骨，一向采取阳奉阴违，瞒上欺下的伎俩，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
一九五八年以前，北大每年招生总数中，工农子弟一般占百分之九十左右。一九六一年以后，工农子弟的比例逐年下降，到一九六三年，工农子弟只占百分之五十二点八。对已经入学的工农子弟，陆平反党黑帮百般刁难，冷嘲热讽，压抑打击，污蔑他们“四肢发达头脑笨”，“不是读书的材料”，等等。他们对非工农子弟却另眼看待，说他们是“书香门第”，是“读书的材料”。陆平黑帮为了达到排斥工农子弟的目的，在所谓保证“质量”的幌子下，把大批工农子弟搞下去，有的甚至被赶出校门。如六零级数力系的留级生中，工农子弟就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十名党员只有一名升级。对非工农子弟出身的学生，却给他们“吃偏饭”，加强辅导，培养成“尖子”，毕业后，分配他们到国家重要岗位上去。当同学们向党委提出意见时，陆平黑帮却在大会上大讲“重在表现”，说什么“如果把这百分之四十多的出身不好的学生赶出校门，我们北大就办不成了”。妄图以“重在表现”，来反对党的阶级路线，培养他们所需要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接班人。
党的教育方针明确地指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可是，陆平之流坚决反对我们走出校门，和工农兵结合。中文系、西语系的劳动课从课程表上被删掉了。许多学生办的工厂被关门了。我们向党委提出意见时，陆平黑帮假惺惺地要我们“好好学习”，说什么“学校有统一安排”，“步子要稳”，等等。有些系经过斗争，才争到与工农兵结合的权利，但时间限制很严，一般不得超过三至五天，如果超过期限，就勒令召回。
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我们实行半工半读、半农半读。全国各地学校纷纷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这一号召，办起了许多半工（农）半读的新型学校。然而，北大却按兵不动，同学们的申请书被打入“冷宫”，杳无音讯。后来，在全国形势的压力下，陆平黑帮才被迫于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在哲学系和历史系搞试点。在历史系半工半读开学典礼会上，陆平请来了宋硕、邓拓等黑帮头子，组成了牛鬼蛇神的“大合唱”，大肆攻击党的半工（农）半读方针。陆平更明目张胆地污蔑半工（农）半读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党中央和毛主席教导我们要贯彻“少而精”的原则，使我们在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可是，陆平黑帮坚决反对这样做。在一次师生大会上，陆平恶毒地说什么“教学改革并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相反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北大虽然高喊教改、教改，可是光喊不改。不仅如此，他们还狠毒地把每周的课程、会议，安排得满满的，学生很少有时间进行体育活动。在每次高等院校体育比赛和卫生评比中，我校的名次都是后几名。
从上面的事实可以看出，陆平黑帮其言极甜，其心极毒。他们的罪恶勾当，铁证如山，想抵赖是抵赖不了的。我们一定要把北大这个文化阵地从陆平这伙黑帮手里夺回来，真正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派手里。
北大哲学系五年级 陈金星（附图片）
北京大学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字报，揭露了宋硕、陆平、彭珮云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的真面目，把北大这个资产阶级的顽固堡垒砸得粉碎。
新华社记者 顾德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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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陆平黑帮是怎样迫害志愿军功臣的
黄有根同志雇农出身，很小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屡立战功。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伤愈后，党送他到荣誉军人速成中学和北京大学学习。黄有根同志入北大后，刻苦学习，决心攻克文化堡垒。但是，由于他读书时间较少，文化基础较差，学习某些课程遇到困难。教师不仅不热情帮助，反而百般刁难，嘲讽他，最后竟勒令他退学。
北京大学历史系六○级学生黄有根，壮族，雇农，革命军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九年给地主看小孩、放牛。一九四九年参加游击队（当时十五岁），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五○年参加抗美援朝。在朝鲜激烈的战斗中，他经受了战火的考验。黄有根同志说：“我是一个苦大仇深的人，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干革命就不怕死。”在每次战斗中，他都是冲在前面，立过两次三等功，两次小功。
一九五二年七月，黄有根同志所在的连队，一天打退了敌人几次大规模的猖狂进攻，保住了阵地。在敌人疯狂的炮击和飞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他奉命带着战士，通过敌人层层的封锁线，去抢运弹药。在冲越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时，黄有根同志不幸头部和腿负了重伤，被送回祖国。
黄有根同志在医院住了将近两年，枪伤虽然好了，但身体却残废了，不能重返部队。
一九五四年三月，组织上分配黄有根同志到广西荣誉军人学校，一边养伤，一边学习文化和政治理论。黄有根同志说：“通过学习毛泽东思想和党的光辉历史，武装了我的头脑。我要牢记阶级苦，听毛主席的话，永不忘本，永不变色。”
黄有根同志用无产阶级的硬骨头精神，忍受着伤痛，经过了两年多的顽强学习，由文盲达到了高小文化程度。
一九五六年八月，黄有根同志考入了湖南荣誉军人速成中学。在速成中学学习期间，曾参加了五个月的抢修京广线复路工程，立大功一次，小功两次。
黄有根同志说：“是党使我这个穷孩子懂得了革命道理，是毛主席给了我学习的权利。我能有今天的生活，都是托毛主席的福啊！当前党交给我的任务不是打仗杀敌，而是向文化进军。我要听党的话，方向明，态度正，为革命事业奋斗一生。过去，在战场上能打退几十倍于我的敌人的进攻；今天，在攻克文化堡垒的战线上，一定要取得新的胜利。”
黄有根同志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他用五年多的时间，就学完了小学、中学的主要课程，达到了高中水平。一九五九年曾被评为优秀学生。
一九六○年七月，黄有根同志在湖南荣誉军人速成中学毕业后，组织上保送他到北大继续深造。他原来报的是北大政治系。入学后，学校分配他到历史系。当时，有些工农学生对他说：“你没有系统学过中学的课程，学历史会有许多困难，你还是申请到政治系去吧！黄有根同志却说：“干革命就有困难，党让学啥就学啥，学什么都是为人民服务。”
在历史系学习古代史、外语，是他的两大难关。教师不热情帮助他，反而百般刁难他。俄语课教师明知黄有根同志是少数民族学生，发音有困难，就在课堂上嘲弄他。上课时，教员提出的问题，黄有根同志答不好，教员不让他坐下，另叫一个剥削阶级出身的学生答给他听。有一次，教员在黑板上用俄文写了“领袖”两字，让黄有根同志答。他没有答出来，教员当场就讽刺他说：“你是工农学生，连领袖都不知道。”下课后，教员跑到历史系办公室说：“黄有根的学习目的不明确，态度不端正，提问也答不好。”第二天，历史系教务员就把黄有根同志找去，狠狠地批评了他一顿。
黄有根同志在支部会上说：“老师批评我学习不好，目的不明确，我都能忍受。说我连领袖也不知道，我不能同意。当时我真想哭，但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住考验。”同志们听了黄有根同志的话，很同情他。
中国古代史课的教员，公开在同学中说：“一看见黄有根的名字，就知道他是‘二分’。”黄有根同志去找教员给辅导，教员很不耐烦地说：“你回去再看看《左传》。”黄有根说：“我有的地方看不懂。”教员说：“你的脑子真笨，看不懂就算了。”以后，黄有根同志有问题，也不敢再去找教员辅导了。
黄有根同志为不辜负党的关怀和培养，学习非常努力，很少去看电影，星期日从来也不休息。他经常点着蜡烛在宿舍里学习，有时怕影响同学们的休息，就到路灯下、厕所里去学习。
黄有根同志入北大的第二年，他的妻子死了，家中留下两个小孩。同学们劝他请假回去看看，黄有根同志却含着眼泪说：“我的学习这么差，总受老师的批评，完成不了学习任务，我怎么能回家。”当时，许多同学都被他这种坚强的毅力感动得掉了泪。同学们纷纷议论，黄有根同志真不愧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是一位伟大的志愿军战士。
黄有根同志在学习上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的。然而，一九六一年暑假，学校却在所谓“严格要求”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幌子下，硬卡着黄有根同志中国古代史、古代汉语、俄语没有通过，作了留级处理。
为了集中力量将专业课学好，更好地为党工作，一九六一年十月，黄有根同志再次请求免修或者缓修俄语。当时系办公室的人对他说：“实在有困难，你就不用上俄语课了。”可是，过了两个月，系办公室又告诉他说，学校不同意他免修俄语，又要他赶快去跟班上课。黄有根同志本来学俄语就很困难，又缺了两个月课，这怎么能跟得上呢？
学期考试又来了。黄有根同志在教员的刁难下，中国古代史、俄语，又没有通过。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八日，学校竟然勒令黄有根退学！并通知他要马上办理离校手续。通知下达后，历史系办公室主任认为，黄有根同志是一个雇农出身的志愿军功臣。他的基础虽差，但立场坚定，学习努力，刻苦钻研，正是我们应该培养的人，现在勒令他退学很不妥当。因此，将通知扣压，迟迟没有向黄有根同志谈退学的问题，照样让他去跟班上课。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五日，陆平等去教育部汇报当年北大处理退学、留级学生的情况。他们说，北大有些学生退学，原因是他们过去没有上过正规高中，基础太差，并且举了黄有根的例子。陆平还说：“黄有根一九五六年才扫盲，一九六○年就上北大，这是怎么搞的！这种学生不作退学处理，没有别的办法，勉强跟班是不行的。”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下旬，历史系办公室主任找到学校的一位负责人，要求改变对黄有根同志的退学处理，让他留校继续学习。但这位负责人却无动于衷，仍然坚持要黄有根退学。后来，历史系办公室主任又找到另外一个人谈，仍然不行。
历史系办公室主任没有办法，只好去动员黄有根同志退学。黄有根同志听说学校坚决要他退学，心里非常难过。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黄有根同志流着泪给学校写了一个长篇报告，恳求留校继续学习。在报告中，他谈了自己的生平，并且表示决心努力学习。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历史系办公室主任也给陆平等写了报告。报告中说：“过去系领导上对黄有根同志关怀和帮助不够……保证今后给黄有根同志配备教师，加强辅导，使他能够按期毕业。”再次要求学校把黄有根同志留下来，继续跟班学习。可是得到的答复是：“该生系调干学生，一九五六年才扫盲，已留级读过两次一年级，均是俄语、古代史不及格，现在要第二次留级，不仅不符合教育部的成绩考核规程，而且读至毕业也困难，因此维持原决定不变。”
一九六三年初，黄有根同志终于在反党黑帮的逼迫下，离开了北大，回乡给生产队放牛去了。当时，学校本来答应给黄有根同志安排工作，让他在家等候通知。可是，黄有根同志离校后，学校就不管不问了。
北京大学在陆平等黑帮的统治下，象黄有根同志这样的党的优秀儿女，竟一个一个地被赶出北大的校门。看！这些反党分子是多么阴险恶毒啊！这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一大罪证。我们要在工作组和新的学校党委领导下，坚决彻底打倒这群牛鬼蛇神！
在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黄有根同志于一九六五年二月又重新返回北大，恢复了学籍。
北大教务行政处 吴志杰等十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