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毛泽东
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这种人不喜欢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们留恋旧社会。一遇机会，他们就会兴风作浪，想要推翻共产党，恢复旧中国。这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路线中间，顽固地要走后一条路线的人。
第3版()
专栏：
吴晗的“清官”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货色
徐逊
提 要 吴晗的“清官”论，歌颂“清官”“缓和阶级矛盾”使历史得到发展，鼓吹“清官”能给人民带来眼前利益，吹捧“清官”是统治阶级“明智派”。这种论调，宣扬了“合二而一”阶级调和；号召人们为了目前利益而忘了根本大计；要人们向反动统治阶级“明智派”乞求“恩赐”，是一种反对革命的阶级投降主义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货色。
一九五九年以后，吴晗忽然兴致勃发专心一志地研究起“清官”来，接二连三地发表了一系列颂赞“清官”的论文。写文章渲染还不够，“破门而出”创作了《海瑞罢官》，进一步宣扬他的“清官”论。历史上本来就没有“清官”。所谓“清官”，只是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的谎言。为什么吴晗要那样热心地把“清官”拖入历史研究领域，狂热地替“清官”争历史地位呢？
吴晗在《况钟与周忱》一文中丝毫也不含糊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里，吴晗全面说明了他对“清官”的“看法”。
第一、“清官”之所以应该被肯定，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缓和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使“人民得到好处”。况钟、周忱、于谦和海瑞，都是“在政治上做了一些改良工作”，“缓和阶级矛盾”，使历史得到发展的“清官”。
第二、“清官”“在不损害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前提下，有意识地办了一些好事。这些好事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一致的，也是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当前利益一致的”。换句话说，那就是：“清官”能给人民以眼前利益和能维护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
第三、“清官”“了解人民痛苦，比较正直，有远见”。他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左派”。用现代的语言来说，“清官”就是统治阶级中的“明智派”。
吴晗的这些观点并不新奇。在现代修正主义的言词里，可以大量找到吴晗所贩卖的货色。
（一）
是阶级矛盾的斗争推动历史发展呢？还是阶级矛盾的缓和使历史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斗争——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阶级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见《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第三六二页）。
毛泽东同志也明确地指出：“社会的变化，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矛盾论》，《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九○页）
人类社会历史是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前进的。在人类社会历史上，由于阶级矛盾冲突而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和天翻地覆的变动。这种斗争和变动，使人类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是农民阶级光荣斗争的历史；数以千百次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战争，不断地推翻和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一切革命者热情地颂扬矛盾斗争，赞美历史上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革命斗争和他们的英雄，在现实的阶级斗争面前信心倍增，积极投身到阶级斗争中去，赢得社会的进步。
与此相反，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统治者，他们最恐惧的就是被压迫被剥削人民起来斗争。他们制造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谬论来维持剥削阶级王朝的“永恒”。他们追求什么“绝对静止”和“绝对平衡”。一句话，他们妄图使阶级矛盾“缓和”，以维持他们吃人的筵席，使他们的江山“长治久安”。
“缓和阶级矛盾”，就是维护人吃人的制度的同义语。在这种“缓和”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遭受暴虐的政治压迫和敲骨吸髓的经济剥削。列宁在论及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境遇时说：“即使在最平静的日子里，也经常地而且不可避免地会使工人阶级遭受无数的牺牲。”（列宁：《新的激战》，《列宁全集》第五卷，第十一页）这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而是所有剥削制度下被压迫被剥削人民普遍的遭遇，封建社会也不例外。因而，一些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吏在“缓和”阶级矛盾方面作出一些努力，是为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只能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这些官吏，受到皇帝和整个地主阶级的褒奖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革命形势蓬勃发展，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恐惶万状的今天，自称克服了“超阶级”观点的吴晗，却在卖力表彰“缓和阶级矛盾”的“清官”，岂不怪哉！
说起来也不奇怪。在国内，当我们在国际上同美帝国主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揭露和批判现代修正主义，打退印度反动派的侵略挑衅的时候，不是有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鼓吹
“对帝国主义和一些”，“对修正主义和一些”，“对印度反动派和一些”的“三和”论调吗？当我们在国内大抓阶级斗争，在各条战线上开展阶级斗争的时候，他们不是也极力反对吗？
在国际上，当世界革命形势有利于各国人民进一步开展斗争的情况下，现代修正主义也极力抹煞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阶级矛盾，抹煞和低估资本主义世界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并宣传这些矛盾可以不通过阶级矛盾的斗争——即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就可以解决。现代修正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一味跟在肯尼迪、约翰逊屁股后头，宣扬和追求“和缓”紧张局势。
在这种时刻，吴晗大谈其“缓和阶级矛盾”“对历史进展有好处”。这不正是和那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站在一起吗？不正是露骨地宣扬现代修正主义的谬论吗？
（二）
吴晗十分强调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眼前利益的“利益一致”论，也是十足的修正主义的言论。
什么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海瑞在《治安疏》里说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而封建统治存在一天，农民就一天不能翻身。农民阶级如果不起来粉碎封建制度的枷锁，就只能做任人宰割的羔羊。有压迫就有反抗。我国封建社会的农民起义，曾经多次推翻或削弱了显赫一时的封建王朝。封建统治阶级最头痛、最提心吊胆的事，就是农民阶级的革命斗争。封建统治阶级在长时期的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一些反动的统治经验，他们不断地施展欺骗的手腕，用“小恩小惠”哄骗农民，妄想使农民阶级“心甘情愿”地为地主阶级当牛作马。吴晗不去揭露这种骗局，反而把它说成符合“广大人民利益”，并予以极力吹嘘。这不是什么新东西，而是吴晗“缓和阶级矛盾”有利于历史发展论的孪生兄弟。
马克思主义认为，农民阶级必须用革命的暴力去推翻和改造封建制度。马克思主义者教育人民群众，不要只顾眼前利益，而要看到长远利益；眼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曾经引述恩格斯的话说：如果为了暂时眼前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那就是机会主义，而且是危险的机会主义。
吴晗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完全相反，他通过“清官”的宣传，极力向广大群众说明，只要能给人民眼前利益的，就是“好官”，是“左派”。他要人民群众拜倒在眼前利益的面前。
吴晗的这种宣传，同现代修正主义又走在一条道路上去了。以苏共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为了一小撮特权阶层的利益，屈从于帝国主义的压力。他们丢弃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拼命追求暂时利益。他们拣起了伯恩斯坦遗留下来的腐锈了的武器，加以粉刷装潢，卖命地贩卖阶级投降主义路线。在这种时刻，吴晗费尽心机伪造历史，同现代修正主义亦步亦趋，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
（三）
统治阶级中有“明智派”吗？马克思主义者的回答是：绝对没有。
历史上一切反动的剥削阶级，为了维持剥削与统治，从来都是依靠两手的。一手是牧师式的欺骗，一手是刽子手式的镇压。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也不例外。汉朝的“杂王霸之道”，一直是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遵循的原则。封建统治阶级的欺骗手段和暴力镇压是相互为用，相互补充的。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消灭人民力量，镇压人民反抗。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反动势力对人民力量的态度，“是能够消灭者一定消灭之，暂时不能消灭者准备将来消灭之。”（《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一八一——一一八二页）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民的态度也不例外。当他们认为能够消灭农民革命力量时，便露出青面獠牙的狰狞面目，对农民进行残暴的镇压；当他们无法对付农民阶级的反抗时，便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仁慈”面孔，来欺骗和麻痹农民。用暴力，抑或欺骗，是根据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为转移的。吴晗却完全不顾历史的真实，硬要在封建统治者中区别“清官”与贪官，并大力吹捧所谓“清官”。说穿了，这就是硬要人们相信地主阶级也有“明智派”。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根本没有超阶级的明智。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明智，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明智。所谓明智，就是善于按照本阶级的根本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本阶级的根本立场行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见《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二四八页）封建统治阶级表扬一些能够有效地维护本阶级利益的官吏，美其名曰“清官”，用以欺骗人民，是很自然的。但是，在无产阶级看来，无论是执行“霸道”的“酷吏”，还是实施“王道”的“清官”，都是地主阶级国家的机件，都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没有什么质的区别。善于按照地主阶级利益制定政策，善于根据地主阶级立场行动的官吏，正是农民阶级的死对头，因此，根本不应当承认有“清官”，更不应当跟在封建统治者的屁股后边盲目吹捧“清官”。
无产阶级历史科学应该揭穿、粉碎封建统治阶级的谰言，揭露统治者的伪善，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教育人民群众千万不能相信一切反动派的谎言。
以苏共领导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讨好美帝国主义，瓦解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达到苏美勾结主宰世界的目的，大肆渲染美帝国主义统治集团正在“向左驶去”，无耻地吹捧肯尼迪、约翰逊之流是“有远见的明智派”的时候，吴晗也极力颂赞“清官”，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明智派”争历史功绩，争历史地位，并且声嘶力竭地要人们对“清官”顶礼膜拜。这是为什么呢？他宣传“清官”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那就是：承认封建统治阶级有“清官”，就得承认资产阶级有“明智派”；承认资产阶级的“明智派”，就得承认现代修正主义的胡说。吴晗的“清官”论，完全是修正主义的货色，这是十分明白的。
吴晗是忠实于他自己的。他一再强调：“无论是历史书也吧，历史剧也吧，里面的历史人物决不是僵尸的复活，写这个人、演这个人，都要着眼于他或她的某个方面对于后一代的人们的启发作用，也就是前人经验的总结。一句话，不是为了死人，而是为活人服务。”（《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北京晚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十八日）吴晗这般卖力地颂赞“清官”，要人们拜倒在“清官”脚下，决不是为了讨好“清官”，而是因为“清官”能“为活人服务”。
为那一个阶级的“活人服务”呢？事实摆得够明白了。吴晗颂赞“清官”，是要“清官”帮助他反对被压迫被剥削阶级起来革命，号召人们迷恋眼前利益，吹捧统治阶级的“明智派”。这一整套“理论”，都是为了瓦解人民的革命斗志，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吴晗的“清官”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货色。
第3版()
专栏：
批判翦伯赞“论从史出”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
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 伍兵
提 要 翦伯赞恶毒地攻击史学革命，在史与论的问题上，散布了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他特别热中于攻击“以论带史”的方针，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给“以论带史”加上种种罪名，贩卖“论从史出”的资产阶级黑货。对于翦伯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必须彻底揭露、批判、打倒。
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全国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在史学领域里也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了人民的利益和革命的需要，为了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高举革命的批判的旗帜，向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和史学传统进行了勇猛的冲击。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为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来重新研究和改写历史，反对“史料即史学”、“为历史而历史”等资产阶级史学观点，提出了“以论带史”的方针。在这个正确的方针指导下，许多革命的史学工作者，大破帝王家谱的封建王朝体系，以阶级斗争为红线，大写劳动人民的历史，歌颂历史上的农民革命和农民起义的领袖；并且响应党的号召，走出课堂，走出书斋，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部队去，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和工农兵相结合，以鲜明的立场和革命的激情编写工厂史、人民公社史、连队史，等等。在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革命的史学工作者队伍受到了锻炼，逐步成长壮大起来。
在这场史学大革命中，资产阶级的唯心史观遭到沉重的打击，那些资产阶级史学家“安身立命”的基础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是，资产阶级史学家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们企图伺机卷土重来。一九五九年后，在我国国民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掀起反华大合唱，国内牛鬼蛇神纷纷出笼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也尖锐起来。这时，置身于史学革命之外的翦伯赞挺身而出，一马当先，到处奔走游说，充当了反对史学革命，复辟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史学的急先锋。早在一九五九年初，他以“纠偏”的姿态出来反对史学革命，写了《关于打破王朝体系问题》等文章，为保卫帝王将相而战。特别是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二年期间，他更抛出了系统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纲领。他自称是“积多年的心血”的意见，集中体现在《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和《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中。歪曲马克思主义，攻击“以论带史”
翦伯赞为了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中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为资产阶级史学复辟鸣锣开道，他集中地攻击了“以论带史”的方针。他指责“这个口号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甚至可以说是错误的”。为此，他大声疾呼
“这个提法应该废除”。
翦伯赞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历史，采取了两个极为恶毒的手法。
第一，他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他一方面抽象地承认“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原则来研究历史或其它社会科学，当然没有错误”（难道只是没有错误吗？），另一方面又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抽象的定义”，“不是研究的出发点”。他说：“‘以论带史’的提法，意味着研究历史要从理论或概念出发，不从具体史实出发”。他还断章取义地引经据典，来“论证”“‘以论带史’的提法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提法是背道而驰的”。
翦伯赞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抽象的定义”相提并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恶意污蔑。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①，是无产阶级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试问翦伯赞，难道这种完全植根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理论是“抽象的定义”吗？难道用这样的理论作指导去研究历史是“应该废除”的吗？
翦伯赞以教训人的口吻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是研究的出发点”，否则就是“把公式当作铁范来改铸历史！”翦伯赞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就是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研究。如果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研究，那就是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用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分析研究。二者必居其一。
翦伯赞还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来遮盖自己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丑恶面目。但是，这是徒劳的。恩格斯的这一段话是：“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终了的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有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②恩格斯在这里所批判的是杜林主观臆造的“原则”，“是那些从思维得来的、而不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关于形式的基本原则”③。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这和恩格斯批判的杜林主观臆造出来的“原则”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批判那些“忽视哲学或凌辱哲学”的自然科学家时指出：“不管自然科学家们高兴采取怎样的态度，他们总还是在哲学的支配之下。问题只在于他们究竟愿意某种坏的时髦的哲学来支配他们，还是愿意由一种建立在通晓思惟历史及其成绩的基础上的理论思惟形式来支配他们。”④虽然恩格斯在这里批判的是那些反对用哲学思想来指导研究自然科学的人们，但是，这个批判对于研究社会科学的人来更是适用的。因为社会科学是党性科学，总是为一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也总是在一定的哲学思想支配下进行社会科学的研究。翦伯赞反对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来研究历史科学，也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用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历史观来篡改历史。翦伯赞正是恩格斯所严厉斥责的“辱骂哲学最厉害的却恰好是最坏哲学的最坏最庸俗的残余的奴隶。”⑤事实证明：翦伯赞才是恣意摘引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句“作为花边”，“作为标签”，而行反马克思主义之实。
第二，翦伯赞恶毒地攻击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年的史学革命，罗织和虚构种种罪名攻击
“以论带史”，并且明目张胆地把“以论带史”歪曲为“以论代史”，然后大做文章，反对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去研究历史。说那就是“用社会发展史的原理原则代替具体的历史”；“不是空空洞洞说一些原理原则，就是干巴巴引用一些教条，一再重复人所周知的道理”；就是“把一些臆想的结论强加于具体的历史，委屈甚至割裂具体的历史”；“愈空洞愈好，愈抽象愈好，愈枯燥愈好，在有一个时期似乎曾经成了一种风气”；就是“把公式当作铁范来改铸历史”；“以致使内容丰富多采、具体生动的历史变成了单调、僵死和干燥无味的教条，变成了一片沙漠”……如此等等。试问翦伯赞，你罗织这种种罪名又有什么根据呢？你这样恣意歪曲夸大，虚构捏造，把史学革命说成一团漆黑，又怎么和你所说的“特别是大跃进的四年来，我们在历史科学的研究和教学方面，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协调起来呢？又怎么“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呢？这是耍的资产阶级惯用的两面手法，不过为欺人耳目而已！在你的心目中，只要歌颂帝王将相“才不空洞”，“才不枯燥”，“才不抽象”。只要写文景之治“仓廪实”；贞观之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李世民“爱民如子”；武则天是“封建社会的叛逆”；赵匡胤“胖得可爱”……才“丰富多采”，“具体生动”。只要为夏桀王、商纣王、周厉王、秦始皇、隋炀帝、陈后主、宋徽宗“翻案”，才是“具体的科学分析”！
翦伯赞之所以不择手段地歪曲、污蔑“以论带史”，目的就是要反对历史科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挂帅，宣扬“史料挂帅”、为资产阶级旧史学的复辟开拓道路！贩运“论从史出”的资产阶级的黑货
翦伯赞既然认为“以论带史”“这个提法应该废除”，那末他主张什么呢？他以“观点和材料统一”为幌子，偷运“论从史出”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用按翦伯赞所常用的话来说，就是“让史料自己说话”。“让史料自己说话”，说穿了，无非是要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重新“说话”，让他们重新占领历史科学这个阵地。
我们知道，在过去，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不但掌握国家机器，而且垄断了全部的科学文化。为了他们的阶级利益，真实的历史已被他们篡改得面目全非了。翦伯赞要让这样的史料“自己说话”这难道不是资产阶级“史料挂帅”、“史料即史学”、“唯史料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吗？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针。因此，无产阶级在重新研究历史的时候，如果不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对史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就不能拨开剥削阶级偏见的迷雾，看清历史的本来面目，也就不可能认识历史发展的真正规律。历史科学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也就必然要重新回到资产阶级史学的老路上去。
翦伯赞在反对历史研究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对那些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史料投以无限的同情，指责我们“反对史料本身”，就是“无产阶级反而不重视史料”。因此，他一再宣扬“史料是弹药”，“拒绝历史资料就是拒绝历史知识”。甚至他更提出“对于历史研究来说，书本知识是主要的”。这不是资产阶级已经唱臭了的“史料即史学”的滥调吗？
在对待史料问题上，我们同翦伯赞的原则分歧，并不是谁要史料、谁不要史料，谁重视史料、谁不重视史料的问题，而是站在什么立场，用什么观点、方法来分析研究史料的问题。一句话，就是要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分析研究史料。
翦伯赞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提倡“史料挂帅”，在他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中，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他一段段烦琐的考证，一堆堆史料的罗列，为了使学生“知道各个皇帝的顺序，皇帝在位的年代，各朝代的年号”等“基本知识”，一再给帝王将相作家谱，一再颂扬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王朝体系。他要“让读者自己”从《中国史纲要》的“史实叙述和分析中”看出什么“理论”呢？那就是“让步政策”，农民起义“不反对地主阶级”，“不反对封建制度”，等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对历史的真正主人——劳动人民根本没有地位，因为在他看来，广大农民不过是“不起作用的”“农奴大众”！
清除翦伯赞在史学界散布的毒素
翦伯赞的“史料即史学”和“论从史出”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在我国史学界散布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一九六一年和一九六二年他在北京、内蒙古、苏州、扬州、南京、上海、南宁和桂林等地公开宣扬这个问题时，资产阶级专家教授都纷纷拍掌叫好，有些人甚至听呆了，一致认为他说出了自己的话，这表明翦伯赞完全代表了这些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竖起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黑旗。
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不少教师在他的倡导下，这些年来也一直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错误地把烦琐的考据当作最高的学问，有的人甚至公开反对历史系师生参加学术界的批判斗争，认为这不是学问，真正的学问是从事考证，校勘等工作。他们在讲坛上大讲帝王将相的家谱，对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功绩却借口“史之阙遗”而一笔带过。一九六三年北京大学历史系邀请许多资产阶级专家来开设的“六十年来史料的新发现”的讲座，更是翦伯赞用史料挂帅来代替毛泽东思想挂帅的一个活标本，这门课讲的完全是一些脱离马克思主义理论，脱离与现实斗争的烦琐的史料，把同学讲得晕头转向，糊里糊涂。
为了毒害青年，翦伯赞在新生入学的时候，不断通过讲演和举办他的所谓“治学经验”展览，来宣扬他那一套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号召同学大钻故纸堆。他经常对人说，外国的资产阶级汉学家“用几十年的时间研究一个问题”是值得效法的，只有这样，才能把问题钻深钻透，写出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恶毒地把马克思说成是
“从早晨九点钟到晚上七点钟在大不列颠博物馆里”埋头读书的书呆子。一些同学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也深感史料的浩繁，都慨叹生命之短促，于是天天从早晨六点钟到晚上十点钟都钻到图书馆里，拼命地啃书本。他们很少考虑“为革命而学习”，“为人民服务”，对于参加社会实践、和工农兵相结合，不感兴趣，他们所追求的只是掌握更多、更多的史料，好写成“出色的”论文，从而将来可以“一举成名”。但结果是：“脑子越念越傻，身体越念越垮，工作能力越念越差，到头来什么也干不了。”
近年来，我们在党的教育下，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积极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实行了半农半读，接触了广大的贫下中农，受到了深刻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提高了觉悟。这时，我们才深切地认识到翦伯赞过去对我们说的话完全是射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毒箭。广大的贫下中农在那里和地、富、反、坏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而翦伯赞却对地主阶级的老祖宗——帝王将相进行狂热的歌颂，这难道不是要我们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广大的贫下中农和社会主义吗？当贫下中农高呼把地、富、反、坏分子彻底斗倒斗垮的时刻，我们就感到歌颂帝王将相的翦伯赞的嘴脸实在和地、富、反、坏分子一样丑恶。必须彻底剥掉翦伯赞的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倒这个“史学权威”的偶象，清除他在史学界散布的影响。
在史学领域里坚持“以论带史”的方针，还是坚持“史料即史学”的方针，是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在史学领域里的反映。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为了担负起重新研究和改写全部历史的伟大任务，必须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红旗，彻底揭露、批判、打倒翦伯赞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坚定不移地将史学革命进行到底！
①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选集》
第三卷，第八一九页。
②③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一九
五六年版，第三三——三四页。
④⑤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一九
五五年二月第一版，第一七三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