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折中主义的“清官”论必须反对
——评星宇同志的《论“清官”》
朱理章
提 要《论“清官”》的基本论点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它说“清官”主观上同情人民，是美化反动的国家机器；它提出“法定权利”、“习惯权利”的理论，掩盖了法律的阶级实质；它把“清官”作为封建统治的自我调节器，陷入阶级调和论。因此，它实际上是支持了吴晗反动的“清官”论。所以如此，是因为作者在这场严肃的思想论战中采取了折中主义。
星宇同志的《论“清官”》①，方求同志曾给以很高评价，认为它不指名地批评了吴晗的“清官”论②。四月十四日《文汇报》上，康立同志写了《〈论“清官”〉质疑》一文，对《论“清官”》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我们同意康立同志的意见。我们认为，星宇同志这篇文章的基本论点确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但由于它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把折中主义当作辩证法，所以迷惑性更大，后果是很坏的。
说“清官”主观上同情人民，
是美化反动的国家机器
星宇同志曾几次提到：“清官”主观上是同情人民的。他说，“清官”“在主观思想形式方面对人民群众表现一定的同情、怜悯和关心”。他引用了海瑞等人的一些假仁假义的话，并说：“‘清官’们在讲这种话的时候，主观上可能完全是真诚的。”
这种说法显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毛主席说：“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③又说：“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是地主中特别凶恶者。”④“清官”既然是封建国家的官吏，也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怎么会对人民“仁慈”呢？
星宇同志的根据是：“清官”接受了“爱民如子”等冠冕堂皇的信条，这些信条背后虽然有着地主阶级的利益，但他们“并无觉察”，“因为这种观点、感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通过非常曲折的途径早已形成”。他并引证马克思的话：“通过传统和教育承受了这些情感和观点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⑤
但是，一个观念之所以发生，所以被人接受，都不会是无缘无故的。封建官吏所以接受这个信条，而不接受其他信条（如农民革命的信条），正是决定于他们的阶级利益。
至于星宇同志引述的马克思的一段话，根本不能为他作证。因为马克思在下面就说：“正如在日常生活中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一样，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⑥很明白，马克思并不要我们相信某些人的所谓主观“真诚”，而要我们考察他的实际行为，以揭示其言行的阶级本质。
当然，星宇同志说过：“如果说‘清官’的所作所为是出于对人民的同情、怜悯和爱护，那末这种同情、怜悯和爱护无非是反映了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手的需要和对残酷剥削的伪装。”
我们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所谓“爱”一个阶级，“同情”一个阶级，其意义不过就是维护这个阶级的利益；在封建社会里，爱农民，同情农民，就是维护农民阶级的利益。除此以外，什么“爱”，什么“同情”，都是虚假的。列宁曾经引用过费尔巴哈的一句话：“安慰奴隶是有利于奴隶主的，真正同情奴隶的人，要教导他们愤恨、暴动和推翻压迫，而决不是去‘安慰’他们。”⑦既然如此，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官吏，都决不能同情人民；他们那些只对地主阶级有利的“安慰”，都决不能称为“同情”。
可是，星宇同志一方面承认“爱民如子”之类的思想感情符合地主阶级的需要，另一方面又认为接受者“并无觉察”其阶级利益。折中的结果，认定“清官”主观上是同情人民的。这是用超阶级的“爱”美化了反动的国家机器和封建官吏。
“法定权利”、“习惯权利”的理论，
掩盖了法律的阶级实质
星宇同志把封建剥削权利分为两种：“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即法外权利），并把这两者对立起来：“‘法定权利’为要维持本身的长期生存，就不能不限制‘习惯权利’的活动范围。”他认为：“清官”“反对豪强地主的斗争，就是封建的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相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
可是，要求所谓“习惯权利”的，岂止豪强地主呢？星宇同志自己说过：“在任何时候，统治阶级总是希望从劳动人民身上榨取掠夺尽可能多的贡物”。如果说“法定权利”定要限制“习惯权利”，那岂不是说：地主阶级制定的封建王法，竟是束缚自己手脚的绳索吗？
在星宇同志看来，法律正是为了限制统治阶级的贪欲而立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法律是国家机器的重要部分，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工具。因此，法律只是为了对付被统治阶级，决不会对付统治阶级。恩格斯曾说：“对资产者说来，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来就是资产者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而工人则相反，“法律对他说来是资产阶级给他准备的鞭子”。⑧
不错，法律不是悬空的，它必然反映和维护某种事物，但这种事物是法律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这种反映和维护又是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进行的。因此，封建王法就必然维护封建的经济基础，把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关系合法化。根据这种王法，地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地剥削农民，而农民不得丝毫违抗。显然，它正是地主阶级贪欲的保障而不是限制。
历史事实证明：地主阶级凭借政权暴力制定的封建王法，仅仅是统治农民的一把枷锁，对于他们自己是根本无效的。不仅“朕即国家”的封建帝王，说啥算啥，不仅依仗权势的贵族豪强，无法无天，就是那些中、小地主，也是横行乡里，称霸一方。毛主席说：“旧式的都团（即区乡）政权机关，尤其是都之一级，即接近县之一级，几乎完全是土豪劣绅占领。”“有独立的司法权如随意对农民施行逮捕、监禁、审问、处罚。这样的机关里的劣绅，简直是乡里王。”⑨
既然如此，封建剥削权利就不会有“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之分，更不存在两者的对立。一方面，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完全不必考虑法律条文，只要能剥削到什么程度，就剥削到什么程度，有什么“法定权利”可言？另一方面，法律本来就是地主阶级制定的，如果他们认为需要，完全可以补充修改，又有什么“习惯权利”可言？列宁说得好：“在地主们一边颁布和实行法令，一边实际上又在废除法令的时候谈‘法制’是可笑的。”⑩
星宇同志为了证明所谓“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论点，曾经引用马克思《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的一些文字。的确，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资产阶级法学中的“法定权利”、“习惯权利”的名词，但他的目的是借以揭露资产阶级法权的虚伪性。在马克思看来，统治阶级的“法定权利”、“习惯权利”，不是对立的而是一致的。他明确指出：“根本谈不到特权等级的习惯权利。法律不但承认他们的合理权利，甚至经常承认他们的不合理的欲求。特权等级没有理由预示法律，因为法律已经预示了从他们的权利所能得出的一切结论。”?星宇同志不顾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根本观点，不顾全篇文章的基本精神，而以只言片语为自己立论，这种态度是不严肃的。
星宇同志虽然原则上承认法律“是保障统治阶级利益和特权的工具”，但又提出“法定权利”和“习惯权利”的理论具体否定了这点。他实际上还是认为：法律不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而是对付各个阶级（甚至主要是对付统治阶级）的超阶级的怪物，完全掩盖了法律的阶级实质，美化了封建王法。
把“清官”作为封建统治的自我调节器，
陷入阶级调和论
星宇同志又说：“‘清官’实际上是封建制度在矛盾尖锐化过程中的一种自我调节器。”照他看来，由于“清官”限制了地主阶级的“习惯权利”，暂时地、局部地减轻了对农民的剥削，所以“清官”可以调和阶级矛盾。
这种观点说明了什么呢？第一，地主阶级为了他们的所谓“长远利益”，可以把剥削限制在所谓“法定权利”之内；第二，由于维护“法定权利”，农民得到了暂时利益，因而不会起来革命。这显然是错误的。
照星宇同志看来，地主阶级是颇为“明智”的。他在文章中说过，新建王朝的“圣君贤相”，能够接受农民起义的教训，“不得不减轻对人民的压迫”；甚至地主阶级的当权派，也能够认识到他们的贪欲有一定的界限，并用法律加以保护。但是，历史事实证明：统治阶级“从来都没有从历史中学到什么，也从来没有按照从历史中所能吸取的那些教训进行活动。”?地主阶级根本不可能抑制自己的贪欲，放弃可以得到的剥削。在他们眼里，最大限度的封建剥削，既是长远利益，又是眼前利益。马克思曾经引用过邓宁格的一句话：“象自然惧怕真空一样，资本是惧怕没有利润或利润过于微小。”?地主阶级对于封建剥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设想地主阶级自己用“法定权利”来减轻剥削，不是在为他们脸上搽粉吗？
照星宇同志看来，农民阶级是很“安分”的。他在文章中说过，“清官”失败所引起的人民对封建统治者幻想的破灭，是农民起义不可缺少的条件。也就是说：如果维护“法定权利”的“清官”存在，农民就不可能起义。但是，历史事实证明：农民的绝大多数，对于所谓“清官”是不存在幻想的。他们懂得：他们与地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相反的，他们的利益，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因此，他们从来就反对所谓“法定权利”在内的一切封建剥削权利。南宋钟相、杨么起义时，就曾宣布：“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设想农民能接受“法定权利”的剥削，不是在为他们脸上抹黑吗？
既然地主阶级不能“明智”地进行所谓“法定权利”的剥削，农民也不能“安分”地接受所谓“法定权利”的剥削，那就证明：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所谓调节器也根本不存在的。
其实，列宁早就说过：“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封建国家的存在，正是表明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不可调和。
按照星宇同志的观点，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矛盾可以调和，办法是由凌驾于两个阶级之上的“清官”，维护一个前者不能超越、后者能够接受的“法定权利”剥削。这样的说法，不是超阶级的国家观，不是阶级调和论是什么！
折中主义的结果，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走到了一块
根据上述，我们认为，《论“清官”》与吴晗的“清官”论相比，说法虽有出入，但原则并无区别。因此，与其说它批评了吴晗，毋宁说它支持了吴晗。难怪它发表不久，吴晗就在毫不承认错误的情况下，对它的论点大加赞赏，甚至说它的基本论点，“也正好是我的《论海瑞》一文中的基本论点”?；也难怪今天不少支持吴晗“清官”论的人，还利用它的论点，把它当作靠山。
为什么批评者和被批评者走到了一块呢？原因是星宇同志在这场严肃的思想论战中采取了折中主义。
事实上，《论“清官”》一文，好象是批评了吴晗，实质上却是痛打了吴晗的反对者。文章开始就说：“目前，学术界对‘清官’的评价很不一致。有的同志强调‘清官’的所作所为有利于人民，称‘清官’是‘人民的救星’，‘代表着人民的利益和要求’，在封建社会里是人民的最高理想等等；也有的同志认为，‘清官’的作用‘只是为了消除和缓和人民的革命斗争，……这种人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反动的，没有什么值得赞扬’。”显然，前一种评价是吴晗的；后一种评价是反对吴晗的。星宇同志认为它们都有偏颇，他责问：“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究竟有多少根据？”他最后的结论是：“笼统地肯定和笼统地否定都是不对的”。就这样，星宇同志对这个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分是非曲直，站到所谓“公正”的立场上，各打五十大板。这不正是一种很典型的折中主义吗？
因此，《论“清官”》从表面看来，似乎是运用了辩证法，对各个问题的分析，好象都很“全面”、“具体”，不作所谓“笼统地肯定”和“笼统地否定”，但实际上却是调和矛盾，把一些互相排斥的观点、概念都拿出来，揉在一起，或原则肯定而具体否定，或原则否定而具体肯定，但其结果总是维护了“清官”论。如文章对“清官”作的结论是：“从根本立场上说，他们是和人民对立的，不可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但“具体分析”的结果，有的“清官”，帮助“圣君贤相”“减轻对人民的压迫”，采取“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少去扰乱人民的正常生产”；有的“清官”，“注意力集中在遏制豪强权贵的不法行为上面，因而还能够暂时地局部地减轻农民群众的负担”，这些“清官”，不都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吗？
折中主义的实质是矛盾调和论和阶级调和论。星宇同志所以在“清官”问题的原则争论上持折中主义，是因为他对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采取了调和矛盾的错误态度。请想一想吧，当吴晗在大肆宣传他的反动的“清官”论时，形形色色的地主资产阶级历史观点正在大出笼，一时史学界出现了一股反对史学革命的逆流。在这个时候，有人批判吴晗的“清官”论，认为“清官”这种人在历史上起的作用是反动的，没有什么值得赞扬。但是，星宇同志却如列宁所批判的折中主义那样，“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法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这怎能不陷入阶级调和论的泥坑呢？
星宇同志所以在“清官”问题的原则争论上持折中主义，还因为他对自己思想中兴无灭资的斗争，采取了调和矛盾的错误态度。为什么吴晗早就吹捧“清官”，星宇同志却保持长期沉默，而一当有人否定“清官”，却感到不可容忍了呢？这难道不是因为他自己头脑中还有陈腐不堪的“清官”形象吗？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封建国家既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工具，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特殊于一般封建官吏的、超阶级的“清官”；所谓“清官”，乃是地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为了粉饰封建政治、宣扬封建伦理、迷惑人民群众、抵制农民革命而一手制造出来的政治偶象。但是，星宇同志却深信不疑：“被对立的阶级所共同称赞的‘清官’，既不纯粹出自统治者欺骗性的虚构，也不完全是人民群众虚幻理想的产物，而是多少被美化了的实际政治现象。”这岂非证明，星宇同志在“清官”问题上，头脑里地主资产阶级的东西还有相当大的地位，由于他没有采取坚决革命的态度，而想把矛盾调合起来，这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折中主义。
但是，正象政治战线、经济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不可调和一样，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也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示我们：“共产主义革命就是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所以，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最坚决地打破过去传下来的各种观念。”?如果不同一切地主资产阶级的观念作彻底决裂，而想用折中主义调和矛盾，最后必然成为地主资产阶级观念的俘虏。这是值得星宇同志和我们所有同志深思的。
总之，我们认为，《论“清官”》的基本论点背离马克思主义，但它又通过折中主义的手法，以马克思主义的面貌出现。因此，它实际上是支持了吴晗为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清官”论，反对了那些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清官”论的同志。如果说，我们今天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是要革掉所谓“清官”的“命”，那末，这些看上去好象也在批判“清官”的折中主义，实际上却是在保“清官”的“命”。
在目前关于“清官”问题的讨论中，折中主义的市场还很大。我们认为，必须坚决反对形形色色的折中主义，彻底地革掉“清官”的“命”！
①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②《〈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
③《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四八一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二一页。
⑤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第一四九、一五○页。
⑦《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第四九五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五一五至五一六页。
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九页。
⑩《列宁全集》第十九卷，第三○一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一四四页。
?《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第三四三页。
?《资本论》一九五三年版，第一卷，第九六一页。
?据《三朝北盟会编》。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七四页。
?《〈试论封建社会的“清官”、“好官”〉读后》，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七日《光明日报》。
?《列宁全集》第三十卷，第八八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四八九页。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本报略有删节）
第4版()
专栏：
自己跳出来的反面教员
伍丁
平心先生三月三十一日在《文汇报》发表的文章①，充满了对批评者刻骨的阶级仇恨。这是《海瑞罢官》讨论以来最赤裸裸地暴露出某些“学者”“教授”真实面目的一篇文章。这是自己跳出来的、不可多得的反面教员。希望同志们花点时间耐心地读一读，它可以擦亮许多人的眼睛。它可以有力地驳掉什么“辩论进行得差不多了”“斗争快告一段落了”之类的观点，它可以生动地教育人们认识眼前正在进行着的是一场多么尖锐、剧烈而深刻的阶级斗争，它可以使得某些平心先生的“同事”和“朋友”看清楚好心奉劝平心先生会得到什么结果，它告诉政治、思想战线上一切革命的人们切不可丝毫松懈自己的斗志。
平心先生用尽了一切辱骂的词汇。什么“思绪敏而无功言辞利而无力”，什么“喷以唾沫”，什么“挥翰手兼弓箭手”，什么“无原则无标准地砍以巨斧”，什么“从暗角里射出了一支看似锋利谲狯实则难穿鲁缟的秃箭”，什么“飕的一声吹起一阵摧林拔木的暴风”，什么要把“园丁手莳的满园新苗一下子刮进溷坑”，什么“一律打进四万由旬的阿鼻地狱”，什么“头脑中设计的破帽”，什么“视民如仇”，什么“新黑帮分子”……凡是他想得出来的刻毒词汇，他都用上了。只有对这场讨论抱有深仇大恨的人，才会用这种语言来发泄内心的感情。请同志们、朋友们想一想：平心先生究竟站到什么立场上去呢？
为什么平心先生要这样暴跳呢？这是因为两篇极短的文章刺中了他的痛处。平心先生其实并无意于进行什么“清官”讨论，他不过利用这次讨论来达到他另外的目的。他希望别人跟着他所开列的一大堆“循吏”名单“旋转”，走进烦琐讨论的迷魂阵去，弄得头昏脑胀，不去揭露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本质和反动思想，离开这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主要目标，使我们迷失方向。这也是配合吴晗进攻的一种战术。然而批评文章偏不“绕着”他提出的问题“旋转”，一下子就挑出了他别有用心地安插进去的“忍冬科植物”，揭出了他是想借此宣扬“清官”万古长青，于是他觉得面上很不光彩，就跳起来。其实，这恰好证明了原来批评者是切中要害的。如果他真正想讨论什么“比较重要的问题”，难道还会在这个“个别字眼”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来反驳一段“言辞利而无力”的话吗？
平心先生自己揭露了自己。他辱骂对方是“弓箭手”，就承认了自己是箭靶子，承认了自己是站在这次讨论的对立面。他说别人的批评几句话就“吹起一阵摧林拔木的暴风”，就承认了他的外强中干，虽然样子那么凶，其实骨子里是脆弱的，一点点风吹草动就当作“暴风”。他咒骂别人批评他就是要把“园丁手莳的满园新苗”“刮进溷坑”，则正好告诉了我们：他这位“园丁”确实很想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培养出一批资本主义的“新苗”（包括以“忍冬科”面目出现的“清官”）。他渴望这批“新苗”大长特长，他自命为保护这批“新苗”的园丁。“为了对当前的革命负责”，我们难道还不应进一步分析，平心先生历来手莳的“新苗”究竟是一些什么品种、它的根子究竟在哪里么？平心先生曾经咒骂“农民只是颠扑在绝望的叛乱与惨酷的失败中”“人民蠕动在死水般的愚昧精神生活中”②，把伟大的中国人民歪曲成象虫一样“愚昧”地“蠕动”，这些东西难道不应当拿出来见见太阳吗？
平心先生使用这样刻骨仇恨的语言，并不是偶然的。他在解放以后出版的历史著作中，就使用过“共党分子”、“共派”这种敌人使用的词汇咒骂共产党。说什么一九二七年之后“共党分子”“于各地发动土地革命，是为今日赤军内战之源流”；又说什么“共党”“武装了一部分农民，这就成为日后赤军反乱的源流”。他这样吹捧染满人民鲜血的蒋介石反革命政府：“后来北京与天津为党军收复了……全国都飘着青天白日旗，张学良亦表示信仰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了”。③你看，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农民革命战争叫做“反乱”，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事业叫做“收复”，平心先生这位“教授”的阶级立场不是清清楚楚么？懂得这一点，看见今天平心先生咒骂什么“新黑帮分子”……之类，就毫不感觉奇怪了。
平心先生这回还对“我校的几位同事”和“朋友”进行讽刺，表示“可惜”和“失望”。为什么要带上这一笔？这是因为他的“同事”和“朋友”认识提高了，不同意他的两条标准论，使他很不高兴。你看：平心先生是碰不得的，连你好心好意帮他忙，他也要拒绝。平心先生要这样做，自然有他的自由，但平心先生的“朋友”和“同事”，难道不应当从这件事中进一步看清他的灵魂吗？
“讨论可以结束了”吗？不，不但对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的批判还需要深入，就是平心先生也还准备一篇一篇地写下去呢！上一篇文章他在注解中写道：“将来打算以专文进一步论述”；这一篇文章又声明“只能在别篇专论中申述”。他越来越长、越来越“专”的“专文”和“专论”要写多少篇，谁也不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不会执行什么“让步政策”，而坚持执行进攻政策。在《学术月刊》和《文汇报》上发表的他的文章中，平心先生两次提出反“左”倾的口号。他很注意从政治上发动进攻，把目前对吴晗的批判加上一个“‘左’倾机会主义”的罪名，从根本上加以否定。请同志们注意：现在有一些反共知识分子和他们的代理人，别有用心地把这场反对资本主义复辟、保卫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大论战、大革命，扣上一顶“‘左’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平心先生凭着他的阶级敏感，一再喊出了这个口号，应当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这次他又提出历史科学“有鲜明的阶级内容和复杂的生活内容”，这个“复杂的生活内容”，是用来修正和取消“鲜明的阶级内容”的，它就是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针锋相对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学。阶级斗争存在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有人很想走过场了事，平心先生等却偏要起而攻击。有些人很想争论少一些尖锐性，平心先生等却偏要弄得版面上充满火药味。这有什么办法呢！看来，这不是一场速决战，而可能是一场持久战。不久总有一个更大的文化革命高潮要到来，现在已经可以听见奔腾的潮声了！一切革命的人们，正在举起双手热烈欢迎它！
平心先生自以为有两个法宝，可以万无一失。一是所谓“我过去领教过多次了”，他以为过去讨论“生产力论”以及别的争论中使用过“多次”的老战术，也可以用到这场论争中来：反正不管有理无理，我横一篇竖一篇写出来，看你们怎么办。弄得大家都疲塌了，都不想看这种文章了；我还在写，直写到“最后一天”，我就算“胜利”了。二是死抱住星宇同志“清官”论作挡箭牌，不但上一篇文章用，这一篇文章更加气势汹汹地威胁道：“请问要不要列举证据？”你再敢批评平心吗？他一“列举证据”，连“深刻批判吴晗同志”的文章都要垮台了。但是，我们可以坦率地正告平心先生，天是塌不下来的，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决不怕面对真理，决心要彻底揭露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东西，何况一个“清官”问题？谁是谁非，在论战中终将弄清楚，你有你自己的一套，死抱住别人是不行的。不要自以为抓到了一个救生圈，也许只是一根烂稻草，那怎么办呢？还是自己说自己心里的真话为好。至于你“多次”使用过的老办法，这次效果如何，尚待证明。我们很欢迎平心先生继续写文章参加讨论，以便在实践中证明：这次讨论的结果同平心先生得意地夸耀的以前“多次”讨论，是否相同。
上海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最集中的地方。解放以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历次重大的斗争，许多是在上海爆发的。资产阶级的本性是一样的。但由于上海解放前长期受帝国主义直接控制，是“十里洋场”，上海的资产阶级比起北方来更带一些“洋”气。这个特点也反映到知识界。有人在“清官”讨论中提出什么希奇古怪的“洋清官”来，似乎连屠杀、欺骗人民的反动官僚也是“洋货”好，即为一例。鲁迅曾经批评过上海某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洋场恶少”，就是针对他们的洋奴和流氓习气。为什么一个以“学者”“历史唯物主义”者自命的平心先生，会写出那些不堪入目的字眼来呢？这固然要从平心先生的阶级感情中去找原因，但同时也要从上海资产阶级的特性中去找原因。这就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懂得什么叫阶级斗争。平心先生写过一本《人民文豪鲁迅》，书里吹嘘自己是什么“少壮斗士”，“很幸运地自幼就接触到世界思潮”也就是“欧美革命大师与民主先哲的文献”④。把伟大的革命战士鲁迅胡乱戴上一顶西洋“文豪”的帽子，这已经反映出平心先生对资产阶级洋“文豪”是多么神往了；以接受美国资产阶级“先哲”的学说为“幸运”，更是活活刻划出一副拜倒在西方资产阶级脚下的样子。这正是崇拜腐朽的“西方文明”的资产阶级的性格。平心先生是决不会沉默的。他当然还要发言。他当然还要宣传资产阶级“先哲”所赐给他的“复杂的生活内容”。他当然还要在“忍冬科”“新黑帮分子”……之类的“注解”中大做文章。他还会给予我们更多反面的教益。谓予不信，拭目以待。
①《关于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问题和“循吏”“清官”的分析
批判问题》。②④分别见《人民文豪鲁迅》第八、三、五页，新文艺
出版社一九五六年十月出版。③以上引文见《中国近代史》，第二
七五、二八一、二八三页，光明书局一九五○年九月出版。
（原载《文汇报》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