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评吴晗宣扬的“敢”的精神
谭文兴
在吴晗写的关于海瑞的一系列著作中，都突出了一个“敢”字。例如“敢说敢做”，“连总督、都御史都敢惹”，“敢替老百姓撑腰说话”，“敢骂皇帝”，“只要敢，总可以多少做一点事”，“假如不敢，那便什么事也做不成”。宣扬“敢”的精神，是贯串在他写的有关海瑞的著作中的一根黑线。尤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他宣扬“敢”的精神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时间不同、阶级斗争的形势不同，采取的方式、使用的材料、突出的重点和说明的问题也就不同。
《海瑞的故事》一文，主要写了海瑞敢于“拿办总督胡宗宪的公子”，敢于“挡都御史鄢懋卿的驾”，敢于“打击豪强”这样三件事。吴晗在这里突出的重点是海瑞“保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看这篇文章的两段摘录：
“海知县拿办总督公子的新闻轰动了淳安，传遍了东
南，老百姓人人称快，贵族官僚子弟个个头痛，骂他不识时务。”（着重号是我加的，下同）“等到鄢懋卿巡查完了，走了，严州府上下官员一个也没出事，知府这才放了心，过意不去，见海瑞时连说：‘好了淳安百姓，难为了你，难为了你’！”
“他敢说敢做，连总督、都御史都不怕，谁还敢不怕他。属下的地方官员有贪污行为的听说他来了，吓得心惊胆怕，罪恶较大的赶忙自动辞官……大地主们……提心吊胆，时刻不安。”
这里没有提到海瑞敢“骂”皇帝的事情，也没有提到有没有人同情和支持海瑞。他的着眼点，是通过宣扬海瑞“敢”于和大官僚、大地主斗争的事迹，宣扬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明智派”，与现代修正主义宣扬阶级调和论相唱和。
阶级斗争形势一有变化，吴晗宣扬“敢”的精神的特点也起了变化。一九五九年六月，正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纷纷出笼，大骂三面红旗的时候，吴晗抛出了《海瑞骂皇帝》。他宣扬
“敢骂”的精神。为了使人们“敢”于起来骂，吴晗还从两个方面突出海瑞的“敢”。一方面，尽量烘托海瑞是在别人不敢“骂”的情况下“敢”于起来“骂”：
“在封建时代，皇帝是不可侵犯的，连皇帝的名字都
要避讳，一个字不幸成为‘御讳’，就得缺笔闹残废，不是
缺胳膊，就是缺腿，成为不全的字。人们不小心把该避
‘御讳’的字写了正字，就算犯法，要吃官司，判徒刑。
至于骂皇帝，那是很少听说过的事。真正骂过皇帝，而又
骂得非常痛快的是海瑞。”
“嘉靖做皇帝时间长了……政治腐败到极点，朝中有
人提意见的，不是杀头，便是革职，监禁，充军，吓得没
人敢说话。”
另一方面，又尽量突出海瑞“骂”皇帝以后得到的好处：
“海瑞骂皇帝，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他的
名声越来越大了。”
显然，吴晗的这种宣传完全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擂鼓助威的。
两个月后，在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上揭露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反党罪行，粉碎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事情并不象吴晗估计的那样，“同情他和支持他的人到处都是”，而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到处都是。就是有些心怀不满的人，也看风转舵，不敢站出来说话。这时吴晗写的《论海瑞》一文，在宣扬“敢”的精神方面也为之一变。
第一，加进了海瑞最恨不敢斗争的人的内容，他说：
“他一生最恨的是知和行不一致的人，这种人明知是好事而不敢做，明知是坏事而不敢反对，遇事站在中间，逃避斗争，甚至脚踏两头船，一味讲调停，和稀泥。”
第二，不再是宣扬海瑞“敢”做某一件事，而是宣扬海瑞敢于斗争到底。文章的第二个小标题就标为《斗争的一生》。他说：“海瑞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他反对坏人坏事，不屈不挠，从不灰心丧气，勇敢地把全部生命投入战斗。”“海瑞……不气馁，不服老，不怕挫折，真是‘铮铮一汉子’。”
后来，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进一步深入，党根据人民的要求“罢”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官”。这时吴晗宣扬“敢”的精神的特点，就由宣扬“敢说敢做”转到了宣扬敢于不怕失败，失败了要敢再干。他写的《海瑞罢官》，不仅在戏里诬蔑党残害“忠良”，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再干”，而且在说明里，也竭力宣扬海瑞“丢了官”“不屈服、不丧气”，并说：“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不为失败所吓倒，失败了再干的坚强意志。”
一九六一年，各种牛鬼蛇神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四出活动，利用我国暂时处于困难的时机，煽起了“单干风”，“翻案风”，企图复辟资本主义。这时吴晗在宣扬“敢”的精神方面又有了新的变化。反映这个变化的是《海瑞罢官》序。
《海瑞罢官》序写于一九六一年八月，也许是吴晗看到时机成熟了吧，他在宣扬“敢”的精神方面已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如果说，他以前宣扬“敢”的精神是通过歌颂海瑞来表现，那么，这时就直接鼓动人们，要人们“敢想，敢说，敢做”。如果说，他以前宣扬“敢”的精神还要掩饰宣扬的目的，那么，这时就显得十分露骨了，他说：“我写剧本，看来也属于敢的一流”，“古人有抛砖引玉的成语，那就让这个本子当做一块砖，引起历史学界朋友们的兴趣，大家来写点新历史剧吧”。如果说，他以前宣扬“敢”的精神还比较隐晦，那么，这时就变成大声疾呼了：“只要敢，总可以多少做一点事”，“假如不敢，那便什么事也做不成”，“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们的历史”。
以上说明，吴晗宣扬“敢”的精神和各个时间的政治斗争是密切联系着的。吴晗写海瑞不是为写海瑞而写海瑞，而是恶毒地借古非今，指桑骂槐，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唱赞歌，疯狂地反党反社会主义。
由此可以看出：吴晗写海瑞不是出于糊涂，而是一贯地随时观察气候，根据各个时期的阶级斗争形势精心策划，配合并鼓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
由此可以看出：一向声称忠于史料的吴晗并不忠于史料。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需要，他既可以歪曲史料，又可以用同一史料说明不同的问题。
这就是吴晗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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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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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驳吴晗的“用人唯才论”
文朝晖
吴晗在吹捧曹操和武则天的时候，有两段话很值得我们注意：
他颂扬曹操“用人唯才，不问家世，用有才干的人管机密，作郡国守相”，“有意识地反对汉末说空话的风气，几次下令求贤，提到不管什么生活不检点的，即使偷窃、盗嫂的都可以用”。
他颂扬武则天“在她统治的年代里，人才辈出，培养了很多政治家”，“武则天眼光远大，把国家看成一个整体，用人从全国范围出发，从才力出发，选举制度和不次用人相结合，在这一点上，她是很了不起的，她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
这两段的意思是：
一、曹操、武则天用人唯才，不问品德如何；
二、曹操、武则天用人唯才，不问家世如何；
三、曹操、武则天用人唯才，从全国范围出发；
正因为在用人方面他们有这三条“优点”，所以他们是中国“第一流的政治家”，“眼光远大”，在他们统治的年代里，“人才辈出，培养了很多政治家”。
其实，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的统治者不顾自己的阶级利益，单纯地“用人唯才”的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总是选用最忠实于自己的奴才，作为压迫和剥削人民的工具，以巩固他们的统治地位。
吴晗为什么要这样别有用心地吹捧和赞颂曹操、武则天呢？我们千万别忘了，吴晗是一个“以古喻今”、“借古非今”的高手。这些话的真实涵义是：
“一、你们共产党不用有才干的人，用人唯德；
二、你们共产党只问家世，唯成份论；
三、你们共产党用人不从全国范围出发，宗派主义；
总而言之，你们共产党不懂用人之道，眼光短浅，埋没了很多人才，连曹操、武则天都不如！”这就是吴晗没有说出口的“潜台词”！
难道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只重德不重才”吗？不！毛主席说：“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很清楚，我们所谓的“贤”，包括“德”与“才”两个方面，而把“德”放在第一位。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这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呢？！
难道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
“只问家世”的“唯成份论”么？不！我们党一向是反对“唯成份论”的，事实上，我们有一些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干部，由于他们彻底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阶级，走上了革命道路，党和人民给以信任，其中有一些同志还承担了领导重任。但是我们必须坚决依靠工人阶级、贫农下中农、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分子，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绝不能让阶级敌人，钻进干部队伍，篡夺革命的领导权。
难道我们党的干部政策是“不从全国范围出发”，从一党私利出发的宗派主义吗？这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党的利益就代表着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倒要问一问吴晗：你说的“全国范围”是什么意思？你的这个“全国”是谁的“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国”？还是你吴晗代表的一小撮顽固不化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的“国”？我们党任用干部当然不能从你们的所谓“全国范围”出发。如若这样，那就成了资本主义了。
真是“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我们党任用的干部，既有共产主义之德，又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才，也就是焦裕禄式的干部。而吴晗所企求的干部，则是既有资产阶级之德，又有复辟资本主义之才。这二者是水火不相容的，难怪我们的干部在吴晗眼里都是“乡愿”、“甘草”，都不合他的心意。他理想中的干部就是敢于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我们正是要打击这些人民的敌人，撤他们的职，罢他们的官。于是吴晗便怒气冲天，借颂扬曹操和武则天骂我们党“埋没人才”。
吴晗攻击我们党的干部政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妄图要在党的干部工作路线方面打开一个缺口，迫使党放弃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以便资产阶级的“才子”们，钻进领导干部的行列，抓到印把子，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
其实，吴晗宣扬的“任人唯才”、“不拘品德”等滥调，并不是他的新发明，吴晗只是拣起右派分子的破烂武器，戴上历史的面具，向党进攻。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正是依靠“专家”“学者”等资产阶级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霸占了各项业务工作的领导权，把苏联引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我们必须记取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
所谓“任人唯才”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的干部路线、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我们必须坚决揭穿它！批判它！打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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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者如何看待战争
刘增喜
吴晗站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立场上，时时、事事同革命的人民唱反调。
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他明明站在亲蒋、崇美、反共的立场上，却把自己标榜为“公正”的“第三者”。他以“人民代表”、“救世主”的身份自居，贩卖其反共、反人民的私货。吴晗把革命的正义战争和反革命的非正义战争混为一谈，制造了种种反动谬论对蒋介石大帮其忙。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法西斯的铁蹄踏进中国。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抗日战争。然而，吴晗却对抗日救亡运动恨之入骨，破口大骂救亡运动是“装门面”、“显时髦”、“一窝蜂”、“鸟兽散”……，同时，他又积极为蒋介石出谋献策，企图消灭人民革命运动。
一九四六年，继日本法西斯而来的是由美帝国主义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屠杀中国人民的大内战。这时，党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战争。而吴晗又当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马前卒，匆忙上阵，大帮其忙。他为了离间我党和群众的血肉关系，破坏抗战，对我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胡说什么“你们的党史，你们的党纲，你们自吹自擂的宣传品，我们人民，老实说，都不大感兴趣。”他为了瓦解人民的抗战斗志，欺骗人民放下武器向国民党投降，又胡诌什么“两党相持，人民受罪，结怒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他软的不行来硬的，欺骗不成又来恫吓，狂妄的叫喊：“国民党决消灭不了共产党，反之，共产党也消灭不了国民党。”
如何对待战争，我们革命者的态度从来是泾渭分明的。我们反对一切反革命的非正义战争；拥护一切革命的正义战争。毛主席教导我们：“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真理，世界上现在和将来的革命历史，都将继续证实这一真理。不错，战争是艰苦的，也是会有牺牲的。但是，我们清楚地记住毛主席的教导：“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试想，没有二十二年的艰苦斗争，那有今天的幸福生活？为了把中国和世界革命进行到底，我们都愿做“革命战争万能论者”。
我们警告吴晗，我国铁打的社会主义江山，一切反动派都休想动撼。如果他们胆敢冒险，我们就将采用革命的正义战争把他们埋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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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晗感兴趣的是什么？
邓宝丞 孔根林
我们读了《人民日报》《请看吴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的材料后，对吴晗的言行，感到极大的愤慨。原来他是一个一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阴险毒辣的家伙。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吴晗却标榜“第三者”立场，把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和我党所领导的革命自卫战争，相提并论。他表面上好象都不偏袒，既指责共产党，又指责国民党，但是，他当时的这种态度，实际是为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开脱罪责，是站在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上，充当反革命的“急先锋”。
吴晗在文章中以“我们人民”的口吻来大骂我们的党，我们不禁要问：吴晗，你配代表人民吗？我们的人民一贯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积极投入到人民革命战争的洪流中去，怎能说对我们的党史、党纲、党的宣传品不感兴趣呢？我们人民是感兴趣的，不感兴趣的，正是你们这一小撮美、蒋的忠实走狗们。
我们还要问吴晗，你感兴趣的又是什么呢？从你的历史材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你感兴趣的：一是亲蒋。在抗日战争时期，你恶毒辱骂、攻击抗日救亡运动是“装门面”、
“显时髦”、“一窝蜂”、“鸟兽散”，为蒋介石不抵抗反动政策效劳，并为国民党反动派
“长治久安”出谋献策，要蒋介石吸取“历史教训”，全力以赴消灭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你打着“第三者”的幌子，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反对人民解放战争，妄想倒转历史车轮。二是崇美。幻想按照美国的样子，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颂扬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吹捧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要“我们学习”美国的“民主方法”，建立一个“自由世界”。三是反共。解放前，你站在亲蒋、崇美的反动立场上，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党，反对我们的党。解放后，从你写的《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等文章中，看到你所感兴趣的仍然是过去所贩卖的货色，真是“万变不离其宗”。你利用写戏、写文章的形式，有计划、有目的地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以上就是你的“兴趣”。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思想使我们长了一副“火眼金睛”，吴晗不管装出一副什么样的嘴脸，都休想骗过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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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么学古文》是一株毒草
郑栋权
一九六二年十月，吴晗在《新闻业务》上发表了一篇《怎么学古文》的答记者问，这是一株毒草。吴晗借提倡学好古文，妄图把青年引入歧途。
吴晗为了把青年人引进不问政治、脱离斗争、死钻故纸堆的大门，首先向青年提出多读、多背、多抄的“秘诀”，即：先用十二个月的时间背完五十篇古文，“打开大门”；然后是：“有了五十篇的基础”，“进一步读不同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文章”；“再进一步，就研究历代文风、文体的演变”，以达到“登堂入室”。这自然是要把毕生精力放进去了。吴晗为什么要引导青年用毕生精力去钻古文呢？这个答案是十分明白的。三十年代的胡适，曾大肆鼓吹过“整理国故”“科学救国”。这是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效劳的。六十年代的吴晗，正处身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深入发展的历史时期，也是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时期。针对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党和毛主席一再教导青年要关心政治，关心阶级斗争。正是这个时候，吴晗却把胡适在他三十年代鼓吹钻故纸堆、闭门著书的口号贩卖过来，抹上一层学好古文的颜色，要想把青年人引进故纸堆中去。他的用意不是十分清楚吗？
吴晗还要青年学会欣赏古文，以便把青年引进继承封建道德，培养感伤颓废、孤高自赏的人生观的死胡同中去。他赞赏《醉翁亭记》“风格很奇特”，《春夜宴桃李园序》“文短意长”，《陈情表》“感情深挚”。吴晗所说的《醉翁亭记》的“风格奇特”，就是描写了封建士大夫吃饱了饭无所事事的闲情逸致和孤芳自赏的性格。《春夜宴桃李园序》的“文短意长”，就在于散发着浓厚的人生无常、醉生梦死的颓
废情调。《陈情表》的“感情深挚”，就是宣扬了封建的“忠”“孝”道德观。总之，吴晗叫青年人欣赏的是感伤颓废、孤高自赏、饮酒行乐等封建没落阶级的人生观。我们是毛泽东时代的青年，我们头等重要的任务，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用毛泽东思想武装我们的头脑，而吴晗却要青年人接受封建道德观和地主阶级的人生观，这是为什么呢？
吴晗为了要把青年引进闭门造车、脱离工农兵大众的大门，说什么：“把这些写法（注：指古文写法）灵活地用到今天的文章中来，可以使今天的文章写得有生命力些。现在有些文章往往写得四平八稳。”吴晗在这里把有些文章写得四平八稳或无生命力的原因，归咎于没有学好古文。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什么是有生命力的好文章呢？毛主席早已教导我们，好文章是通过深入工农兵群众、熟悉工农兵生活、正确反映工农兵生活而又语言大众化的文章。而吴晗却拼命叫青年学古文，说什么：
“我看主要是学习古文中表达思想感情，表达见解观点，描述景物的方法。”我们不反对学习一点古文的技巧，但必须看到：古文所表现的思想感情、见解观点和描述景物方法，多是封建阶级的感情、观点、方法，不能毫无批判地盲目学习。
吴晗在这样一篇短短的《怎么学古文》中，企图从多方面把青年引进邪门。其根本用意是什么？吴晗在《怎么学古文》一文中说是“用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但那是为谁的政治服务呢？按照吴晗的药方，其结果只能是为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吴晗抱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把古文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以引诱青年误入迷途，这是必须予以批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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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美帝国主义精神侵略的辩护士
寇世琪 金丽华
一九六○年初吴晗在对几位同志的谈话中，无耻地对美蒋反动派走卒梅贻琦、蒋廷黻之流歌功颂德，充当美帝国主义精神侵略的辩护士。
吴晗竭力称颂以旧清华校长梅贻琦为首的一帮人对待学生的态度。他说：“学校行政对学生的态度与国民党的宪兵三团有区别。虽不是爱护学生，但出卖的也不多。”还说“对梅贻琦要具体分析”。他再三地说：“清华有围墙，有校卫队，自己有武装，不受国民党行政当局的控制。”
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捏造。梅贻琦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伪国大代表。以这样一个反动分子为首的旧清华的领导集团，是忠实地执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指令的。梅贻琦就曾和反动政府密谋如何有力地扑灭学生运动，恶毒地为反动政府提供黑名单。一九四八年，梅贻琦自称曾和反动政府就黑名单“会商达十余次”，并就此事“与胡（适）密电致朱（伪教育部长朱家骅）转翁（伪行政院长）并呈总统（蒋介石）”。后又与国民党CC派特务头子陈雪屏等“细商”，共同策划了“八一九”大逮捕。在梅贻琦等人的策动下，反动派阴谋逮捕二百多人，其中清华同学有五十九人。很清楚，梅贻琦是美蒋反动派的忠实走卒，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阴险残酷的刽子手。吴晗着意为他开脱罪责，这是为了什么？
至于说到旧清华的校卫队，也只能是国民党的反动武装的一部分。吴晗把旧清华校卫队说成是“不受国民党行政当局的控制”的“自己的武装”，这就不仅是替梅贻琦辩护，而且也是美化国民党反动派。
吴晗在这次谈话中还一再说，虽然美国“创办学校抱着侵略目的，毒害了一些人，但也办了些好事，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美帝国主义竟然给我们“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这真是天下奇谈！旧清华的毕业生，在解放前，多数是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人，其中一部分人象胡适、蒋廷黻、梅贻琦之流，则至死与人民为敌，还有个别人背叛祖国入了美国籍。旧清华确实也有一部分同学走上了革命道路，他们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冲破了重重阻挠，走上与工农相结合，与革命武装相结合的革命道路。这根本不能算在旧清华的账上。旧清华是美国用庚子赔款办的学校。毛主席早就指出，美国“参加八国联军打败中国，迫出庚子赔款，又用之于‘教育中国学生’，从事精神侵略，也算一项‘友谊’的表示。”而吴晗却把美帝的精神侵略美化成“为中国培养人才”。这种观点与前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说法如出一辙。艾奇逊说：“美国一直在加深着美国对中国的友谊……例如用庚子赔款来教育中国学生。”吴晗在一九六○年还在宣扬艾奇逊的观点，这不是十足的美国奴才嘴脸吗？
吴晗在这次谈话中还企图替蒋廷黻翻案。他说，“清华学生在国民党中当权的少”，“蒋廷黻只是个事务官”，“不是什么大官”。大家知道，蒋廷黻当过蒋匪帮驻美国大使和驻联合国代表。一九五○年伍修权同志到联合国义正辞严地控诉美国侵略中国的罪行，蒋廷黻操着满口英语恬不知耻地替美国主子抵赖，一直反动到底，死在美国。六十年代的吴晗却闭着眼睛不看事实，替他开脱罪责，这绝非偶然。吴晗在大学毕业以后靠蒋廷黻的提拔，当了旧清华的助教，青云直上，几年后作了教授。吴晗因此对蒋感恩戴德，为蒋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