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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大寨党支部
编者按：山西昔阳县大寨大队是自力更生、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面旗帜，大寨大队党支部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领导广大党员和社员群众坚决开展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一面旗帜。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寨大队党支部，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这个党支部十几年来是大寨大队战无不胜的核心力量。
大寨大队党支部领导广大党员和社员群众坚决进行斗争的事实证明，大寨也象全国各地的农村一样，充满着阶级斗争。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必然会通过各种途径，以各种方式反映到党内来。十几年来，大寨所经历的各种风浪，无一不是阶级斗争，也无一不涉及大寨支部的党员。他们通过每一件具体的事情，把它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向资本主义的思想倾向进行迎头痛击。他们从党内到党外，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因此，党员的觉悟提高了，群众的觉悟也提高了，打退了资本主义势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从而使大寨的生产蒸蒸日上，成为全国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地发展农业生产的一面旗帜。
大寨党支部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巩固农村的集体经济，发展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就一定要抓好党的工作，解决党要管党的这个大问题。党支部只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出色地领导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就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取得斗争的光辉胜利。
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大寨大队党支部，是一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党支部。十九年来，这个党支部在严峻的阶级斗争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风险，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领导大寨人民开创了一条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树立了一个发展农业生产的光辉榜样。
坚决走社会主义的道路
听谁的话？靠什么人？走什么道路？这是革命的核心问题。大寨党支部在一九四七年的土地改革中诞生以后，就面对着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展开一场接一场的严重斗争。
一九四七年大寨在土地改革后，地主作为一个阶级是被打倒了，但是，过去的地主分子都还在，他们的影响也还在。他们并不甘心失败，千方百计地想恢复他们的统治。因此，当大寨人民正着手发展生产的时候，封建地主阶级便联合农村中的资本主义势力向革命发动了第一次进攻。这场进攻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被斗倒的地主、富农分子，利用几千年来沿袭下来的家族、亲戚观念，同一些共产党员攀本家，或者通过婚姻关系认“亲家”，企图寻找他们在党内的代言人，维护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富裕中农，力图把大寨引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宣扬“要想发财快，庄稼搅买卖”的谬论。
当时的大寨党支部，对阶级斗争是缺乏经验的，因此，没有认真地去分析和研究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更没有及时教育党员提高阶级警惕性。结果，有的党员经不起阶级斗争的考验，和地主、富农称兄道弟，渐渐脱离了贫下中农，走上了“庄稼搅买卖”的道路。他们把土地改革中分给贫下中农的粮食集中起来，全部投入了所谓“供销合作社”，往河北一些地方贩瓜子，又从河北往回贩棉花。为了“赚钱”，把地主、富农也派到河北的一些地方当“庄客”。不仅如此，还抽了一批人挖煤窑，要开煤厂。那时，总共只有五十多个劳力的大寨，光“副业”常年就占二十五个劳力，到冬季更是全部上马。一时搞得乌烟瘴气，荒废了生产。有些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刚刚翻了身的穷苦农民，一年以后只好又把自己刚分到的房子和土地卖出去。他们对这种情况是很不满的。有人说：“共产党领导闹土改，咱穷人翻了身，地主、富农拉咱做买卖，咱又倒了霉！”
当时，斗争的严重性还远不止此。早在土地改革实行之初，党中央关于发展互助合作的指示就传到了大寨。大寨有的党员就积极地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组。但是，第一个互助组成立不久，贾寿元等九户富裕中农就打了退堂鼓。他们认为，富裕户人强马壮，跟“穷棒子”们搅在一起吃亏，因此，拉出去成立了一个“好汉组”。原来的互助组只留九户贫下中农，而且四个是年过半百的老汉，五个是十几岁的娃娃，成了当时有名的“老少组”。富裕中农和贫下中农分家，这本来是一场阶级斗争，但是，有的党员却没有认识到，也退出了“老少组”，参加了“好汉组”。
听谁的话？靠什么人？走什么路？这个严肃的问题就这样摆在大寨党支部的面前了。是坚决地展开斗争，打退地主阶级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进攻，把大寨引上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呢，还是任其发展，让大寨回到旧社会的老路上去？成了当时大寨阶级斗争的焦点，也成了大寨党支部斗争的中心问题。
站在这场斗争最前列的是以陈永贵为首的党内的革命派。陈永贵出身很苦，在旧社会讨过饭，当过长工，下过煤窑，给饼子铺当过小伙计。苦难的生活和残酷的阶级压迫使他心里积累了对旧社会的深仇大恨。后来，他和游击队建立了联系，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解放以后，反奸反霸、土地改革，又使他提高了阶级觉悟，懂得了要翻身，就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一九四八年初，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大寨面临这场阶级斗争时，陈永贵从县委、从党的指示和号召中看到了前进的方向。他决心听毛主席的话，走社会主义的路。因此，当有的党员奔向“好汉组”的时候，陈永贵和另一个党员——赵大和，却坚决参加了“老少组”。他说：“这些娃娃们的父亲和哥哥是被敌人杀死的，老汉们是扛长活出身的，要革命就要靠他们，靠有钱人是革不了命的！”
陈永贵不仅坚决参加了“老少组”，还把当时跟地主、富农搅在一起的党员贾承福的错误提到了党员大会上，要求党支部对贾承福的错误展开批判。
贾承福是大寨入党最早的一个党员。他的出身本来很苦，当过长工，扛过短工。但是，入党之后，他却忘了阶级仇恨，经不起地主、富农的引诱，一边和解放前雇有十来个长工和工人的李用中结了儿女亲家，一边和贾家的地主、富农续家谱，称兄道弟，思想上缴了械，行动也变了样。村里闹土地改革，他表现得很消极；村里闹“庄稼搅买卖”，他却表现得很热心。
陈永贵把贾承福的错误揭发出来以后，大寨党支部内部的第一场斗争就围绕着对贾承福错误思想的批判展开了讨论。一连讨论几个月，使大家觉悟到：能不能同地主、富农划清界线，是看一个共产党员是不是真心闹革命的尺子。贾承福的错误受到了彻底的批判；“庄稼搅买卖”的道路，也被认识到是一条资本主义的死路。
反对了错误思想，商业收了摊，煤窑停了工，把派出去的地主、富农撤了回来，让他们在群众监督下好好劳动改造。而党支部则把全部精力集中在领导互助合作运动上。
大寨党支部通过第一场党内斗争，党的战斗力增强了。不久，党支部又在全村发动了一场大讨论。一方面让群众广泛地揭发了地主、富农拉拢干部等破坏阴谋，使广大贫下中农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另一方面又让广大群众讨论了组织起来、共同富裕的道路是不是大寨最好的发展道路。这是一场深刻的阶级教育，也是前途教育。大寨的贫下中农通过这场大讨论，提高了阶级觉悟，更加靠拢了党支部，他们说：“党支部这下领得好，把人领上正路了！”大寨的互助合作运动从此蓬蓬勃勃地发展了，互助组象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原来参加“好汉组”的共产党员也都跑来找党支部，要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了。
但是，这场斗争的收获远不止此，大寨的党员们在这场斗争中发现了陈永贵，认定他是一个立场坚定的革命者，是一个真正的群众领袖。经过老支部书记贾进才的推荐，他被选入支委会并担任了支部书记。另外几名支部委员贾进才、宋立英、赵大和，也都是立场坚定、敢于斗争的人。他们组成了大寨党支部的第一个坚强的支委会。由于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发动了群众，依靠了贫下中农，大寨的贫下中农和大寨党支部紧紧地结成了一个革命的整体，初步形成了大寨革命力量的优势。这种优势，成为后来一场又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胜利保证。在合作化高潮到来的时候，在国家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虽然大寨也经历了严重的阶级斗争，但是，由于党支部及时地批判了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引导广大群众从阶级斗争入手去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执行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大寨的合作化运动才得到健康的发展，统购统销政策才得到正确的贯彻执行。
在阶级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
考验一个党支部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不仅看它是不是在革命大转变的关头狠抓了阶级斗争，而且还要看它是不是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狠抓了阶级斗争。这就是说，一个真正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支部，不仅善于同阶级敌人斗争，而且善于抓住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形形色色的反社会主义思想展开斗争，促进社会主义建设。
大寨实现合作化以后，面临着的第一个任务是前人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怎样领导大寨人民把贫瘠的土地变成富饶的土地？怎样把这个穷山村变成社会主义的新大寨？表面看来，这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但是，大寨党支部从毛主席的教导中懂得：在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中，有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必须弄清楚，这就是听谁的话，靠什么人，走什么路的问题。这就不是人和自然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关系了。因此，当农业生产合作社宣告成立，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摆在面前的时候，大寨党支部不是只看到方法、技术，而是首先看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当时，有人说：“大寨不是大山，就是深沟，凭这几个人，再干还不是受穷？”阶级敌人也在泼冷水，散布悲观情绪，他们说：“钝?头，破筐篮，凭什么能发财？与其花那么大的工，不如省油吃素糕，多搞点副业。”社会上的这种思想也反映到大寨的党内来，有的党员也缺乏信心，他们问陈永贵：“咱这地方，山大沟深，那年那月才能建设好？”也有人劝陈永贵：“要么咱就向国家贷款，要么咱就等机器来了再干，靠两手是不行的！”
以陈永贵为首的大寨党支部委员会认为，这些议论反映了一个问题：他们不是靠自己闹革命，而是想别人扶着走。
为了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就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坚决反对缺乏信心和依靠外援的思想，大张旗鼓地提倡自己起来闹革命的自力更生的思想。而要使广大群众树立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思想，又必须首先使每一个共产党员敢于革命、敢于胜利，使每一个共产党员懂得：革命是为了千百万劳动人民彻底翻身的大业，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要贡献自己的一切。因此，大寨党支部首先在党内发动了一次大讨论，批判了少数党员光顾自己不顾革命大业、光顾今天不顾明天的思想，批判了怕苦、怕累，在革命需要的时候畏缩不前的思想。这就使全体党员认识到：集体化即使为人铺下了幸福路，也还要人来走；农业社即使为改造大寨的落后面貌创造了最好的条件，还要人来动手去发挥它。通过讨论，党内的错误思想得到了清算，党员的认识统一了。
在党内大讨论的基础上，大寨党支部又把同样的问题，提到了社员大会上，让全体社员讨论，革命应该听谁的话？靠什么人？走什么路？广大贫下中农是要革命的，他们说：“为了社会主义，再苦再累也要干！”他们说：“靠别人扶着走不了远路，靠别人革命不牢靠！”社员的大讨论，不仅打垮了地主、富农的煽动，也批判了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资本主义思想，大寨人自力更生闹革命的旗帜就这样从党内到党外举起来了，一个根治穷山恶水的宏伟的规划也产生了。一九五三年冬天，就是合作化的头一年，大寨党支部终于领导大寨人民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建设工程——改造穷山恶水，把大寨七沟、八梁、一面坡的命给革了。他们靠自己的双手筑起了总长达十五华里的一百八十多条大石坝，挖下了三千多个鱼鳞坑和蓄水池，把四千七百多块地连成了二千九百多块，把全部土地修成了高标准的水平梯田，使这些原来只能生产一百四五十斤粮食的坏土地，变成了增产几倍的好土地。
大寨党支部抓阶级斗争推动了生产斗争，也推动了科学实验。大寨在治山治水工程取得巨大成效、生产水平有了巨大提高的时候，党支部就提出了大搞试验田，推广新技术的号召。谁知，这时却出现了一些新议论。有人说：“人心不要没尽，一亩地打四五百斤，就满不错了。”也有人说：“也该憇一憇了，工作还有个完？”这种“憇一憇”的思想自然也反映到了党内，有的党员也说：“生产总有个到顶，不然，干到那年才算个了？”大寨党支部认定这是革命前进道路上的又一股歪风，骨子里是不要不断革命，不要用先进的技术武装集体经济的问题。为着把科学实验这一革命斗争推向前进，象在生产斗争中抓阶级斗争、抓两种思想斗争一样，大寨党支部又连续从党内到党外批判了无所作为的保守思想，批判了革命到头的思想，大张旗鼓地宣扬了不断革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通过这场斗争，终于打开了科学实验的大门，把大量先进的生产技术使用到集体生产中，发展了生产，巩固了集体经济。
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大寨党支部在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及时地发现了一个如何使共产党员经常保持旺盛的革命意志的问题，并且从这个问题出发，在党内开展了一场严肃的斗争，从而保证了党的纯洁性和党支部在领导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高度战斗力。
事情发生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六年，大寨和武家坪曾一度合成为一个农业社。因为武家坪当时工作比较落后，作为社干部的陈永贵、宋立英、贾承让等五个支部委员都到武家坪工作去了，把大寨大队的担子交给了生产队长贾承庆。
贾承庆是大寨支部仅有的一个中农出身的共产党员。他不是在大寨入党的。他在入党之前，就没有象大寨的其他党员那样好好清理过思想，因此入党以后，见党内生活很严，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有点受不了。好在党支部了解他的情况，对他及时进行教育，后来表现得还不错。就因为这个缘故，社员们才选他当了生产队长。谁知他的思想深处埋藏的旧东西并未清除掉，陈永贵他们到武家坪后，他就慢慢变了。整天坐在家里发号施令，不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他本来是种谷把式，可是社员在地里种谷，自己却躺在炕上睡觉。一天，陈永贵几个人从武家坪回来检查工作，一下地，就听到两种反映，富裕中农贾寿元说：“贾承庆再好也不能了，从来不卡人。”可贫下中农们却说：“贾承庆当了掌柜了，人家不劳动了！”陈永贵听了这两种反映，心里很不安，就跑到记工员那里查账，一查，问题清楚了，原来贾承庆在三个月内就有六十天没有参加劳动。当天晚上，党支部又召开了贫下中农和青年、团员座谈会，征求了大家对贾承庆的意见。当时，陈永贵就想：党一再教导共产党员千万不要脱离群众，为什么贾承庆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问题没有引起留在村里的党员的反对？他把这个问题提到了支委会上讨论。支部委员们认为，这种状况表明：党内的阶级警惕性还不高，许多党员还不懂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果党员不接受群众的监督，不严格要求自己，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会把你引向错误的道路。大家也认为，贾承庆的问题所以发生，一些党员所以没有觉察这个问题，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些同志的头脑里还保留着一块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自留地”，有人就形成了一种高人一头的老爷思想。支委会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就决定对贾承庆的错误思想展开批评，教育贾承庆，也教育所有的党员，增强他们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抗疫性，保证党支部能够在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上领导全体大寨人民胜利前进。
根据支委会的决定，一连开了七个晚上的党员大会，集中地讨论了这样几个问题：贾承庆为什么不参加劳动？敌人高兴的事是好事还是坏事？这场大讨论收获很大，最重要的是使党员们更清楚地看到了阶级斗争，明白了干部、党员不参加劳动，就会逐步向资产阶级那里滑去，最后完全脱离群众，变成光想吃好的，光想享受的老爷，就会成为革命的绊脚石。
这场大讨论保卫了党的纯洁性，保证了大寨党支部的全体党员不仅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是实际的参加者和实践者，而且是阶级斗争中冲锋陷阵的勇士。这场斗争使大寨的共产党员们在艰苦的生产斗争中和复杂的科学实验中，保持了高度的阶级警惕性，领导大寨人民击败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保卫了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五七年，当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大寨以富裕中农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也活动起来的时候，大寨党支部曾立即清除了党内的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开除了反党分子赵启福。在纯洁党的队伍的同时，又团结广大贫下中农，对社会上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给予迎头痛击，保卫了集体经济，保卫了革命。一九五八年，大寨党支部终于领导大寨人民从农业社进到了人民公社，把社会主义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一九六○年，当自然灾害给大寨带来了暂时困难的时候，资本主义势力又一次企图把大寨人引上邪路，有的人竟跑到党支部要求去搞买卖，想发“困难财”。大寨党支部又一次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反击了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进攻，保卫了革命。
为了走社会主义的路，走好社会主义的路，大寨党支部在从合作化、人民公社到一九六三年的时间里，听贫下中农的话，靠贫下中农革命，更加发扬了党内外的民主，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揭发和防止了党员的错误，更加巩固和扩大了以陈永贵为首的党的支委会和以这个支委会为核心，由广大贫下中农组成的革命力量的优势。这一优势成为大寨大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勇往直前的最根本的保证。
听毛主席的话就能无往不胜
革命永远有个能不能继续前进的问题。大寨的经验告诉人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一个途径是正确的，那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大寨党支部是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农村党支部的一个范例。十九年来，这个党支部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于农村工作的各项指示。从土地改革到人民公社，他们都是坚决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不仅如此，最重要的是，十九年来，大寨党支部按照毛主席的教导，突出政治，在领导大寨人民进行巨大的社会改革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始终抓住了阶级斗争这个纲，在革命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击败了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进攻，坚定不移地捍卫了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革命路线，创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自力更生的道路。
从一九六三年起，大寨党支部进入了一个更加自觉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新阶段。
一九六三年，大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洪灾以后，在能不能继续前进和怎样继续前进的根本问题上，从党内到党外发生了重大分歧。当时，严重的自然灾害使一些人惊慌失措。他们把战胜灾害的希望寄托在国家的支援上。他们的理由是：十几年来，大寨是靠自己闹革命的，因为那时国家还困难；如今，国家富裕了，大寨遭下这样重的灾，国家理应救济。陈永贵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从党多年的教导和亲身的实践中认识到：党的领导，集体经济的力量，贫下中农的革命精神，是战胜灾害的最根本的因素。过去，就凭这三条能把穷大寨建设成富大寨，今天为什么不能凭这三条战胜灾害，继续前进？但是，党支部一连开了七次大会，党员的认识都统一不起来。甚至有的人还埋怨陈永贵不考虑群众的意见！这事使陈永贵很作难。他曾暗暗问自己：“是不是自己错了？应该听别人的意见么？”他的回答是否定的。陈永贵从来不独断专行，他从来都把自己置于党员和群众的监督之下，他从来不怕批评，有错误就坚决改正。这次遇到的不是一般小问题，而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大寨能不能沿着自力更生的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有些人一时不认识，自己就放弃原则，那就会犯更大的错误。陈永贵为此几夜没有睡好觉，最后终于想出了“自力更生”十大好处，引导党员进行讨论，才取得党内意见的一致。但是，由于党员的脑子里缺少个远大理想，尽管他们同意不要救济，却还不能认识：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不仅是关系大寨一个大队的事，而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大事。因此，人们的积极性是有限度的。正是这个时候，上级党组织号召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大寨党支部就组织全体党员反复学了《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这次学习，使党员的思想豁然开朗了，眼光也远大了。他们说：“毛主席教导咱们要闹世界革命，可咱光想到个虎头山！”党员的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信心也提高了。他们说：“毛主席号召咱学愚公，咱连这点困难也克服不了，还算个共产党员？”到这时，陈永贵为之而斗争的自力更生战胜灾害的方针，不仅为全体共产党员所完全接受，而且还提出了“三不少”——产量不少，口粮不少，交售的余粮不少——的口号。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贫下中农说干就干，他们以无限充沛的精力从事前所未有的艰苦斗争。人们在泥里水里干，迅速地修复了被冲毁的土地，在失收的土地上重新种下和管理好庄稼，夺取了一个大丰收。这是毛泽东思想一经群众掌握就会产生巨大物质力量的一个实例。这个实例使大寨党支部、使陈永贵领悟了多年来没有领悟到的真理：要保证革命继续前进，永不变色，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体党员和全体贫下中农的头脑。这个实例也使大寨的共产党员认识到：要革命，就一定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按毛主席的指示去斗争。
大寨党支部决心把领导全体党员、团员、贫下中农学习毛主席著作列为自己头等重要的工作，成立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党员组、青年组、老年组、妇女组，等等。全大队有五十多个人参加了学习。
大寨的老党员，特别是支部委员们，旧社会连饭都吃不上，谁还念过书。如今要读毛主席的书，确实有很多困难。但是，这伙把革命当成职业的战士，没文化的困难是吓不住他们的。自己不认得字，就请人给读，一边读，一边认字。字也认了，毛主席的书也读了。支部副书记宋立英认得的字最少，学得最艰苦。她跟大寨小学的赵老师订了个合同。每天中午下地回来，就请赵老师教她认毛主席书上的字。头一篇读《为人民服务》，第二篇读《纪念白求恩》……一次又一次，字也认下了，精神也领会了，她说学毛主席著作的第一个体会是：革命就是斗争，要取得胜利，就要有坚持精神，干到底！
自觉地学习毛主席著作，听毛主席的话，使大寨党支部的认识水平提高了，党员的革命自觉性也提高了。他们已经不再是阶级斗争逼到眼前时去抓，而是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革命的未来出发，更自觉地去抓阶级斗争了。他们已经懂得了：即使在表面上平静的生活里，也隐藏着复杂的阶级斗争。
一九六三年受灾以后，大寨的社员在大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取得了巨大成绩，他们不仅恢复了灾害造成的创伤，而且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大寨终于以自己彻底的革命精神引起了全国人民的注意，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到处一片叫好声。这时，社员的情绪是高涨的，精神状态是向上的。但是，正是在这种一片的大好形势中，大寨的党支部却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揭露了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的又一场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大寨的青年一代是在红旗下生活，红旗下长大的。旧社会的苦他们知道得很少，阶级斗争的风浪他们经受得也少。资产阶级瞅住了这个空子，就利用各种方式向大寨青年一代宣扬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宣扬享乐主义，一些年轻人不知不觉地受了影响。有的姑娘不愿意嫁给农民了，有的小伙子不愿意搞农业生产了，他们的生活爱好也在发生变化。
许多党员过去也知道这种状况，也恼火，但是，却没有当作一场阶级斗争去看待。至多发点脾气：“老一辈赚下的家业都要丢在你们手上了！”但是，毛主席著作告诉他们：这不是一般的生活问题，而是又一场阶级斗争，是一个关系到能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大问题。陈永贵把青年问题提到了党的支委会上，让大家讨论。支部委员们对照毛主席关于青年工作的指示，作了检查。他们认识到：一个共产党员，光讲自己一辈子革命是不够的，还不能算彻底的革命派，一个彻底的革命派，必须时时刻刻记住世界革命和革命的未来，教育子子孙孙也当彻底的革命派。支委会决定：在大寨青年中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方法是：读毛主席的书，把毛主席的话当标准，让青年们对照检查自己。同时，让共青团员们人人总结大寨十几年来的斗争经历，人人谈感受，人人谈经验。
学习、检查、批评、总结，两个月的社会主义教育，使大寨的青年一代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也使大寨的老一辈受到了教育。青年人从此懂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是无孔不入的，不提高警惕，不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就有可能被引上危险的道路。他们检查时心情沉重，觉得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为他们闯天下的大寨的老一代，表示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好好学习，当好革命的接班人。老一辈从此进一步认识了社会主义革命在现阶段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和深刻性，觉得过去没有好好听毛主席的话，几乎被资产阶级钻了空子，他们也沉痛地感到对不起党和毛主席，提出了为千秋万代的革命大业，共产党员就要象当年陈永贵在“老少组”里当“孩子王”那样，下到青年中当“孩子王”的决心。他们决心和年轻的一代一块生活，一块劳动，一块学习，去教育他们，影响他们，引导他们认识革命，学会革命。
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大寨党支部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但这个自觉一出现，大寨的共产党员们的认识就出现了一个飞跃。今天，为人民服务的世界观和一分为二的认识论在大寨党支部已经占了统治地位。大寨的共产党员们忘我斗争的动力是闹中国的革命，也闹世界的革命，这一代闹革命，世世代代要闹革命。突出政治，时时、事事抓阶级斗争，已经成为大寨党支部头等重要的任务。
农村党支部的一面旗帜
大寨党支部从一九四七年成立到今年已经十九年了。十九年，这个党支部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概括起来，这条道路就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党支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闹革命。通过抓党内斗争和社会上的阶级斗争，狠抓党员的思想改造，不断清除党内的错误思想，把每一个党员训练成为真正的彻底革命派，把党支部建设成为一个经得起任何风险的能够领导革命人民彻底闹革命的战斗堡垒；通过大抓阶级斗争，把贫下中农训练成为一支有远大理想、坚定立场的革命队伍，使他们成为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最可靠的革命力量。
十九年，大寨党支部已经建设成为一个真正符合毛泽东同志建党原则的党支部。它的特点是：第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第二、首先有政治上坚强、作风民主、在生产上能起模范作用的支部书记，和以他为首的彻底革命派组成的支委会，并且以这个支委会为核心，培养和团结一把子党内外的彻底革命派，通过各种组织，密切联系群众，形成革命力量的绝对优势；第三、坚持执行民主集中制，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保持支部全体成员在党的原则基础上的团结一致；第四、坚持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坚决依靠贫下中农，自觉地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第五、具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决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充分发挥改天换地的革命干劲，严格按照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办事，坚决完成党所提出的各项任务。
大寨党支部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农村党支部的一面旗帜，是党的基层组织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善于突出政治的一个范例。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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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织女工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榜样
杨富珍、吴桂贤、解悦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一心一意为革命
据新华社十九日讯 我国纺织工业战线上的三代女工都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在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方面不断地打胜仗，不断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发着光和热。
她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为全国一百多万纺织工人树立了好榜样。最近结束的全国纺织工业工作会议和政治工作会议表扬了她们，并且请她们在会上作了报告。
这三代女工是上海国棉一厂织布挡车工杨富珍，西北国棉一厂细纱挡车工吴桂贤和太原纺织厂细纱挡车工解悦。
她们三人是在我国纺织工业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先后加入纺织工人队伍的。杨富珍是解放前的老工人，吴桂贤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入厂的工人，而解悦是一九五八年进厂的青年工人。这三位女工代表了我国纺织工业的三代人，她们的斗争和成长过程实际上是我国纺织工人斗争和成长过程的缩影。
这三代纺织女工的经历尽管不同，但是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导和哺育下，却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一心一意为革命为人民纺纱织布。她们都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改造主观思想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武器。
杨富珍
我们照毛主席的话去做，一做就好，百做百通，百用百灵
杨富珍，这位在旧社会从幼就丧失双亲的孤女，为生计所迫，十四岁就来到了当时暗无天日的旧上海，十五岁进了纺织厂，受尽了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解放后，深厚的阶级感情使她一读上毛主席著作，就象鱼儿得了水。她说：“越读越觉得毛主席的话是千真万确的。毛主席的书都是为我们劳动人民写的，讲的都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心里话。我们照毛主席的话去做，一做就好，百做百通，百用百灵。”杨富珍就是踏踏实实地按毛主席的教导干革命的。她说：“我们织布是为六亿五千万人民织的，是为革命事业织的，这是我们纺织工人的光荣。……我们织的不仅是布，而是织的中国纺织工人的志气，是为革命而织布。我们织的布越多越好，就是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贡献越大。”实践证明了杨富珍是把革命记在心上，把心织在布上的。从一九五三年以来，她连续十三年月月都超额完成国家计划，而且很少出疵布。
杨富珍有一句名言：要捉掉布面上的疵点，先要捉掉思想上的疵点。这是她反复学习毛主席著作后总结出一条深刻的道理。
这位在上海解放前夕入党的地下党员，经常以彻底、完全为人民服务来要求自己。接受任务时，她抢着去挑重担子；碰到困难时，挺起腰杆去斗争。有一次，厂领导打破十多年来允许拆十一吋以内疵布的老规矩，提出少拆疵布，多出好布的要求，同时要在杨富珍看管的布机上试验。开始因为她没有经验，出了一些疵布。当时厂里正在开展万米无疵布的竞赛，光荣榜上没有了她的名字，周围有些人也讲了一些冷嘲热讽的话。在这个进退两难的关头，杨富珍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她想，人民要我做试验，我就要把它试验到底，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也要上。要完全、彻底，就要没有一点私心。为人民做工作，就是光荣榜上一辈子没有我的名字，我也心甘情愿。由于她坚持试验，不断总结经验，找到了织布规律，结果织出来的布寸寸是好布，摸索出了一套不出疵布的经验。
杨富珍的生产实践生动表明，只有突出政治，以毛泽东思想作统帅，清除个人主义的思想疵点，才能在生产上消灭疵点，才能有所作为，有所创造。
吴桂贤
红旗要人来扛，这个人必须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
吴桂贤是西北国棉一厂赵梦桃小组的党小组长。进厂十四年来，她在党的培养下，从不懂事的孩子成为先进的纺织工人。
一九六三年中共陕西省委以赵梦桃名字命名她们的小组为赵梦桃小组后，不到两个月，赵梦桃同志因病逝世了。这个连续保持了十年先进纪录的红旗小组的领导重担，怎么挑起来？作为党小组长的吴桂贤，感到自己肩上有千斤重。
吴桂贤重温了毛主席的教导：“艰苦的工作就象担子，摆在我们的面前，看我们敢不敢承担。担子有轻有重。有的人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拣轻的挑。这就不是好的态度。”毛主席的教导，解除了吴桂贤的畏难犹豫情绪。她决心领导全小组同志，把这面红旗不换肩、不歇气地扛到共产主义，一直扛下去。
毛主席说：“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吴桂贤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决心从掌握好小组思想教育这一中心环节着手。她认为要使全小组同志人人懂得扛红旗，不是扛别的红旗，而是扛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红旗要人来扛，这个人必须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
于是，她在小组里发动大家回忆对比，进行生动的阶级教育。有些女工还检查了自己的忘本思想，表示今后一定要学好毛主席著作，武装自己头脑，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赵梦桃小组有个很好的传统，就是不让一个伙伴掉队。赵梦桃在世时，她曾七次主动让好车，为的是让后进同志跟上来。现在的小组领导成员也照样做了。但是，她们学习了毛主席著作，认识到光换车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只有让群众思想不掉队，紧紧跟上毛泽东思想，才能根本解决问题，才能充分调动小组每个同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因此，她们现在更多地是从思想教育工作着手，帮助后进工人提高技术水平。目前，这个小组不仅生产是名列前茅，小组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全厂的标兵。
解悦
遵照毛主席教导，按客观规律办事，事情才能办好
太原纺织厂的青年工人解悦，是纺织工人活学活用毛主席哲学思想的代表。她在生产斗争的实际中，学习和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实干，实学，实闯，初步认识和掌握了纺纱接头工作的客观规律，使自己看锭能力“飞”上了一千六百纱锭，创造了一套先进的操作法，在短短几年之内，达到了全国先进水平。
解悦最近在谈到她学习毛主席著作体会的时候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有规律地发展的，只有认识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事情才能办好。我想，接头也有它的客观规律。不认识它，不掌握它，操作起来怎么不别扭呢？本来，操作法是别人驾驭客观规律的总结，可是由于我没有认识客观规律，不按客观规律办事，即使有了操作法，也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谈不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了。”找到了毛病，她就下决心从实践中去总结经验，把接头的规律摸出来，使接头无疵点的主观愿望变成客观现实。
三位纺织女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为革命为人民作出了出色的成绩，受到了领导的表扬，同志们的赞称。但是她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保证不满足既有的成绩，要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扛一辈子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