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揭露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
——吴晗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调查材料
齐力 孟进
吴晗这个“三家村”黑店的急先锋，究竟是个什么货色？最近，我们到他的家乡——义乌县吴店公社苦竹塘大队和附近的民主、解放、和平、胜利等大队，傅村、义亭等公社，进行了一次调查。当地贫下中农揭露的大量事实，和我们搜集到的一批罪证，戳破了吴晗多年来苦心编造的种种谎话，充分暴露了吴晗的反革命真面目。
（一）伪造进步家史，隐瞒两代
反革命罪恶，掩盖地主家
庭反动本质，进行政治投
机
一九五○年二月，吴晗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为自己编造了一部“进步”的、“光荣”的家史，妄图蒙骗群众，掩盖他的反革命面目。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事实的真相是怎样的吧！
（一）祖父是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
吴晗说：他的“祖父是佃农”。真的是佃农吗？
请看吴晗的父亲吴瑸珏在《椒山吴氏宗谱》中，给吴晗的祖父吴懋环作的《府君行述》：
“府君登仕郎，讳懋环。生平寡言笑，重然诺。孝友慈爱，出自性成。虑事能达权变。宅志阔大。因困于境遇。未克执经，常以为生平恨。咸丰十一年，洪、杨支党陷金华，……是年秋，匪党大股扰境，附近各村落，相聚义勇团于苦山。七月十三日，与匪开仗。府君奋勇当先，追击二十里至东河界。”（注：引文中的标点是调查者加的，下同。）
“先是府君与先伯父合资若干，权贸子母，资为先人祀典。先伯父逝世，府君独手经营，子侄辈不知也。”
原来，吴晗的祖父吴懋环，并不是什么“佃农”，而是一个“登仕郎”——封建王朝的九品官，一个“奋勇当先”屠杀和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军的刽子手，一个“权贸子母”的高利贷者。
（二）父亲是反动警察官
吴晗说：他“父亲到杭州去进学校”，“毕业后一直作公务员”。他父亲进的是什么“学校”？作的是什么“公务员”？
请看他父亲在《府君行述》中的自白：
“以邑庠生毕业于浙江高等巡警学堂，历任象山石浦、岱山、凤峡、玉山各镇警佐。”
《椒山吴氏宗谱》还有一段关于这位“公务员”的记载：
“行瑸二千一百七十四讳瑸珏，字闻斋，号云鹤，榜名声，邦庠生，全浙高等巡警学堂毕业，历任象山、定海、江山、东阳等县警察官。”
可见，吴晗的父亲吴瑸珏，并不是什么“公务员”，而是一个反动警察官，一个反动统治阶级的忠实爪牙，劳动人民的凶狠敌人。
吴晗说：他父亲吴瑸珏“失业”以后，很牢骚，成天喝酒，闲事勿管了。
据苦竹塘大队贫下中农揭露：吴瑸珏由于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狗咬狗”的原因，丢掉了警察官的“乌纱帽”，回乡以后，又成了地方上的恶势力，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村里大小事情，要由他说了算。穷人家碰到红白喜事，非要请他吃酒不可。肉烧得不好，他还要笃着“斯的克”（即手杖）骂人。地方上的土豪劣绅和地主富农，常来他家拜访。多的时候，一天就有八九顶轿子抬进他家的大门。当地反动警察所的警察，好比他家的看门狗，只要吴瑸珏一个条子，什么事都马上照办。群众说：吴瑸珏是当地一个出名的恶棍。
（三）母亲是敌视共产党的地主婆
吴晗说：他的“母亲是中农的女儿”。吴晗在《记第八大队》一文中，把他的母亲蒋三英描绘成为一个“同情”革命、“赞扬”革命部队的“好人”。
据当地贫下中农揭露：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我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根据地进行“二五”减租。当时，吴家佃户吴璧辉（共产党员）带头要地主婆蒋三英减租，地主婆恶狠狠地说：“你要减租，我就收田！”吴璧辉向溪口民主政府控告，地主婆又先后两次乘轿去溪口，疯狂顽抗，拒不减租。后来，因民主政府作出判决，才被迫减了租。
又据傅芝英等革命干部家属揭露：地主婆蒋三英还经常咒骂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是“土匪”，是“蛆虫”，咒骂八大队的干部家属是“土匪娘”、“土匪婆”。一九四五年，第八大队主力北撤，地主婆蒋三英气焰更加嚣张，咒骂第八大队说：“老天爷有眼睛，这批蛆虫飞走了。”
由此可见，吴晗的母亲蒋三英，根本不是一个“同情”革命的“好人”，而是一个仇视革命军队、与共产党誓不两立的地主婆。
（四）“勤苦成家”的真相
吴晗说：他们一家人是“靠着人力多”、“节衣缩食”、“省吃俭用”、“勤苦成家”的。他还说什么他是“穷人”，“穷学生”，早年家境“困难”，母子三人“一个钱豆腐吃一天，馊饭洗了再热了吃，母亲晚年提到这些日子还流泪。”
情况果真是这样的吗？
经调查，他的家，从吴晗少年时起，直到解放，有田地四十二亩半，楼屋十二间，常年雇用长工和女佣人两人至三人，忙时还大量雇用短工，每年净收租谷七、八千斤，同时还与人合伙，在吴店开办过一爿雇有七个伙计的集成京南货店，是苦竹塘村一百几十户人家的首富。据在他家当过雇工的贫农陈金娥、龚银妹和鲍华英等人揭露：吴晗家中，火腿多，陈粮多，他母亲天天喝酒，父亲嗜吃“红丸”，一家人过的是“朱门酒肉臭”的奢侈生活。吴晗本人，也从小厌恶劳动，葱麦不分；到金华读书，是乘轿而去，骑马而归；喝酒、赌博，过去是浪荡公子的生活。在调查过程中，我们给当地贫下中农读了吴晗编造的“吃馊饭”等谎话，当地贫下中农气愤地说：“地主老爷，警官太太，酒肉都吃不光，哪里还会吃什么馊饭，真是胡说八道！”
吴晗一家的这种奢侈的生活条件哪里来？苦竹塘大队贫下中农揭露：吴晗一家人都不劳动，他家的田产、房屋、店铺，大都是在他父亲当反动警察官的短短六、七年时间内，用搜刮来的民脂民膏弄起来的。依靠这份罪恶的家当，吴家便更加残酷地剥削农民，一家人过着奢侈的生活。有一年，贫农朱海英向吴晗家租田，地主婆蒋三英将一丘二亩二分五的田租给她，却一定要按二亩半计租，每年要交租谷七百斤。朱海英租得田后，最好的年景收成也不过八九百斤。每年打下的粮食，几乎全都倒进了吴家的谷仓，自己只好吃豆麦糠菜糊口。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又得向吴家去借粮。年底借一百斤，新谷登场时要还一百五十斤。贫农龚银妹母女两人，因生活所迫，到吴家当女佣人。女儿陈金娥，在吴家，起三更，落半夜，做了六年牛马，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资。陈金娥因受不了这种非人的虐待，逃回家去。地主婆蒋三英便赶到陈家，硬逼金娥回吴家。金娥不从，蒋三英竟剥走了陈金娥的棉衣和单裤。正是因为这样，当地贫下中农对吴家地主深恶痛绝。他们说：“吴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块砖、每一片瓦，都渗透着我们劳动人民的血和泪。要不是他们在土改前死掉，非斗争他们不可。”
至此，吴晗苦心编造的“进步”家史，真相大白！原来，他不是什么“佃农”的孙子，“公务员”的儿子，而是屠杀和镇压太平军的刽子手的孙子，反动警察官的儿子。他自己也不是什么“穷人”、“穷学生”，而是一个喝劳动人民血汗长大的地地道道的地主大少爷。吴晗的家史，不是什么“进步”家史，而是一部反革命的罪恶史！地主阶级的剥削史！
（五）一个反革命政治阴谋
吴晗为什么不迟不早地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的一九五○年耍弄花招伪造进步家史、掩盖地主家庭的反动本质呢？对此，吴晗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中，有一段自白。他说：
“由于幼年时家境的困难，我自然地对农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满意，对农民同情”，“对农民革命则寄予无限的关切和向往”。
原来，吴晗无中生有，挖空心思伪造家史的目的，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在他的“反骨”上栽上一条“进步”的阶级根源，从而使人们相信，他是“自然地”成为“无产阶级或者至少应该跟着无产阶级走了”的人，以便他在“进步”面目的掩护下，更加肆无忌惮地向党猖狂进攻。
这是一个可耻的谎言，恶毒的政治阴谋！
（二）坚持反动立场，为地富反
坏右分子涂脂抹粉，喊冤
叫屈，破坏各项革命运
动，一贯与人民为敌
长期以来，吴晗一再宣称：他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一九五○年，他重申过这一点。一九六一年，他又重申这一点。直到去年十二月《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这两株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受到了揭露和批判以后，他仍然狡辩：“二十多年来”“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
那么，吴晗“站稳了的”究竟是什么阶级的“立场”呢？请看解放十六年来吴晗在家乡的所作所为吧！
（一）耍弄两面手法，破坏
土地改革
一九五○年，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前夕，吴晗一面抛出《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这篇文章，公开宣扬他家是“勤苦成家”的，一面又以“拥护土改”的“进步人士”面目出现，给义乌县人民政府写信说：
“我的房子、田地和家具一切，全部献给政府……。”
吴晗妄图用“献”田、“献”屋的手段，麻痹群众的革命斗志，逃避群众斗争。当地群众识破了吴晗的诡计。他们说：“地主的土地，都是从我们劳动人民手上剥削去的，如今是土地还老家，哪要你地主献殷勤！”他们根据党的政策，把吴晗的家庭划为地主成份，吴晗的“献田”阴谋没有得逞。一九五二年冬天，正当本省土地改革斗争取得伟大胜利，贫下中农扬眉吐气的时候，吴晗又别有用心地导演了一场为地主父母大修坟墓的丑剧。他托人从外地买回一块大坟碑，又特地请北京一位名人给坟碑题了字，定制了一批有他父亲名字的坟砖，大事张罗，修起了一个大坟头。不言而喻，这是为地主阶级大长威风、对土地改革运动疯狂反扑的反动活动。
（二）作富农分子代言人，
攻击统购统销政策
一九五四年，本省农村实行粮食统购统销，这是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项重大措施。这一措施，给了资本主义势力以沉重的打击，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热烈拥护，但是，也引起了一小撮地富分子的反抗。正是在这两条道路斗争的重要时刻，吴店公社富农分子吴重阳的儿子去找吴晗。一见面，吴晗劈头就问：“你是不是党员？”颇有戒备之意。后来，当吴晗从谈话中发觉对方父子两人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怀有不满情绪时，吴晗便高兴地说：“我没有儿子，非常喜欢青年人，以后常来玩。”并且指使吴重阳的儿子设法在家乡找一个“可靠的人”，给他“写一个详细的调查材料”。他说：“我要把这个情况反映给中央领导。”吴晗妄图以此为“炮弹”，以“反映情况”为借口，攻击党中央，攻击党的统购统销政策。
（三）为反革命分子翻案，
对抗肃反运动
一九五六年，正当我国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吴晗迫不及待地站出来，为反革命分子杨祖霖喊“冤”，利用职权，积极为反革命分子杨祖霖翻案。杨祖霖，是蒋匪军连长。解放前，他在伪温州防守司令、杀人魔王廖肯的指挥下，曾经率领匪部到平阳镇压“大刀会”农民军，沿途烧杀抢劫，是一个有血债的刽子手。解放后，杨祖霖隐瞒反革命身份，混入义乌县吴店中心小学担任教员。在肃反斗争中，群众揭发了他的反革命罪恶，把他从人民教师队伍中清除了出去。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是符合党的肃反政策的。可是，身为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却对人民的这一公正处理大为不满。吴晗收到反革命分子杨祖霖污蔑肃反斗争和喊“冤”叫“屈”的信件之后，就写信给浙江省人民委员会，为反革命分子大声喊“冤”，要当地政府为反革命分子“平冤”、“翻案”。与此同时，他还亲自给杨祖霖写了一封“慰问信”。原文如下：
“琅芝、家骐祖霖兄：
信收到。已转请浙江省人民委员会查处。
我相信，一定会水落石出，妥善解决。
此致敬礼。
吴晗八月二十九日”
好一个“祖霖兄”！好一个“水落石出，妥善解决”！看，吴晗在这里同反革命分子杨祖霖称兄道弟，多亲热！看，吴晗在这里给反革命分子杨祖霖打气打得多起劲！但是，由于杨祖霖的反革命罪行铁证如山，吴晗为反革命分子翻案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不过，他这种反动行径却大大助长了杨祖霖的反革命气焰。杨祖霖自恃有了吴晗这个“大靠山”，便疯狂地向党向人民政府和当地群众进行反扑。他公开谩骂干部，张贴反动标语，攻击我们党的阶级斗争学说。说什么“共产党的阶级斗争理论，永远是四类分子的活棺材”。因为这个反革命分子不服管制，受到了广大贫下中农的坚决斗争。
（四）煽动牛鬼蛇神向党进攻
一九五九年六、七月，庐山会议前夕，正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吴晗一手抛出《海瑞骂皇帝》等毒草，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擂鼓助战；一手又抛出《投枪集》，在《记第八大队》这篇《还乡散记》中，为当地大地主杨德鉴和右派分子季洪业涂脂抹粉，吹捧杨德鉴“为人精明”，“忠厚”、“慷慨”，“喜欢朋友”，懂得“抗日救国的道理”，等等。他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把大地主和右派分子“封”为“开创”金萧支队第八大队的“功臣”。不仅如此，吴晗还胡说什么在我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金萧支队第八大队是“开明地主和人民自动组织起来的抗日自卫武装”，为地主阶级大唱颂歌，公开煽动牛鬼蛇神，配合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
一九六二年，正当本省农村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吴晗又再一次挺身而出，继续煽动四类分子向党进攻。那一年冬天，义乌义亭公社反革命分子鲍文达和金华傅村公社叛党分子傅章风，先后写信给吴晗，信中恶毒攻击人民公社，攻击党的政策，都立即得到吴晗的“深切同情”和“关怀”。他以“高级领导人”的姿态，直接写信给义亭、傅村公社党委，要他们满足反革命分子和叛徒提出来的种种“要求”。
毛主席教导我们，什么人站在革命人民方面，他就是革命派，什么人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方面，他就是反革命派。吴晗虽然口口声声标榜自己“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但是，他自己在解放十六年来的所作所为，恰好粉碎了他自己的种种鬼话，暴露了他自己的真面目。原来，他所“站稳了的”，根本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是一贯地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他不是什么革命派，而是一贯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派，是一个进行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复辟的阴谋家！一个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老手。我们必须认清他的反革命本质，彻底揭穿他的反革命阴谋！扯下他的伪装，连同“三家村”一起，彻底粉碎！
（原载五月十八日《浙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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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最相信群众 群众最相信党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我们党一向执行这条路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邓拓黑帮要我们接受牛鬼蛇神的意见，听取“三家村”的黑话，采纳修正主义路线，这是永远办不到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兰州炼油厂副厂长
毛鹏飞
毛主席说：“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就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的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现在，在我们工农兵的英勇反击下，邓拓一伙的丑恶嘴脸已经大暴露，资产阶级的“权威”快要完蛋了。但是，斗争还很激烈，我们决心乘胜追击，进一步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坚决捣毁“三家村”黑店，彻底挖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
邓拓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通过《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打黑枪，射毒箭。邓拓在《智谋是可靠的吗？》一文中，别有用心地说我们党“自作聪明，看不起群众”，“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这完全是瞎说，完全是恶意的诬蔑。大家都很清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从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了广大人民的要求。毛主席从来就强调调查研究，要我们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倾听群众意见。
在人吃人的旧社会，我在抚顺石油一厂当了多年小工。那时候，我们工人干的牛马活，吃的猪狗食，受尽了种种阶级压迫。资本家把工人当作只是会说话的牲口，工人只有挨打挨饿的份儿，根本没有出面讲话的权利。资产阶级就是这样对待我们人民群众的。地主阶级和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和资产阶级是一丘之貉，他们最不相信群众，最看不起群众。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把我们从地主、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使我们翻身作了国家的主人。我象许多翻身工人一样，被党从一名普通的小工，逐步培养、提拔成为企业的领导人。一九六四年，我还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旧社会的一名普通小工，在新社会居然跟党和国家领导人坐在一起，共同讨论国家大事，这能说党看不起群众吗？事实证明，党最相信群众，最看得起群众。
再拿我们兰州炼油厂来说，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总路线的指引下，这几年把过去只能生产少量品种的石油加工企业，改造成为一个具有先进技术的、中国式的大型炼油基地，建设成为一个大庆式企业。现在可以成批生产一百多种石油产品，有力地粉碎了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对我国石油产品的封锁。这些成绩的取得，正是由于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依靠群众的结果。举个例子，国家急需一种特种润滑油，我们原先不会生产，既没有技术资料，又没有生产经验。面对着这些困难，我们按照毛主席关于到群众中去，向群众学习的教导，深入发动群众，召开“诸葛亮会”，人人提措施，个个想办法，经过了上百次的讨论和反复的试验，终于试制成功了，支援了工农业生产和国防建设。这难道不正是“广谋从众”的胜利吗？
在企业管理上，我们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一套，依靠工人群众自己管好社会主义企业。我们厂的各种机械动力设备，大部分是温度高、压力大、转速快的机器，要把这些设备管好，单靠几个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是不行的。我们大搞了群众性的“五好”设备活动，广大职工象战士爱护武器一样地爱护设备。有的工人，发现润滑油中有水，恐怕损坏设备，硬是用嘴把水从油里吸出来。就是靠群众的这种高度的主人翁精神和革命自觉性，全厂的设备完好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二，其中“五好”设备达百分之五十五点四，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我们还从“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上，来保证党的群众路线的贯彻，做到有事同群众商量，注意听取群众意见。
这样的事实是说不完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要我们党“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这是什么用意？邓拓笔下的“群众”，指的是他们一伙资产阶级“权威”，“专家”，指的是地富反坏右分子。邓拓就是要我们接受这一小撮牛鬼蛇神的“意见”，就是妄想要我们听取“三家村”的黑话，采纳修正主义路线，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从而把我们拖回受剥削受压迫的黑暗世界。阶级敌人这一险恶的阴谋，是永远不能得逞的。我们一定要站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前列，紧握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器，瞄准敌人狠狠地打，彻底打垮他们，使他们再也不能兴妖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