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阴谋家
中国人民大学 萧前 李秀林 董新民 方克立
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迅猛地、深入地向前发展。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工农兵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直接投入了这场战斗。他们的斗争性最强，火力最猛。文化领域中无产阶级的、毛泽东思想的阵线空前增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魑魅魍魉，牛鬼蛇神，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已经被和将要被揪出来，置放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最近邓拓一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败露，《前线》《北京日报》竭力掩护包庇邓拓一伙坏人，并为自己寻找退身之计的罪恶勾当的被揭穿，就是这个胜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家村”黑店的阴谋
在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国内外的阶级敌人掀起了一股反对我们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黑风。在这股黑风中，身
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的邓拓，利用他所窃踞的要职，在首都的论坛上，展开了对党对社会主义猖狂的进攻。他除了独资经营《燕山夜话》毒品商店以外，又纠合了吴晗和廖沫沙，合股开办了“三家村”毒品公司。邓拓把《前线》《北京
日报》和《北京晚报》变成了这家股份公司的门市部，变成他们一伙阴谋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宣传机器。
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激烈而复杂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不断地总结革命的经验，资产阶级也不断地总结反革命的经验。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表明，资本主义的复辟，总是先从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开始，从理论、学术、文艺等等精神方面的东西开始，为自己制造舆论、鸣锣开道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是这样。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乱，也是一批修正主义的、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和知识分子，搞了个裴多菲俱乐部，做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邓拓一伙，以其反动的阶级敏感，从国际上反革命复辟的事实中，吸取政治营养，也妄想首先从无产阶级的文化阵地上打开缺口，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上去。
在邓拓看来，一九六一年前后的政治形势，又是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社会主义大势不好了，马克思主义不那么行时了，由他们这一伙反党修正主义分子取而代之的时机成熟了。于是，《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开市大吉了。
《燕山夜话》开张伊始，邓拓就打出了《欢迎“杂家”》的招牌，呼朋引类，招兵买马。这篇文章，在提倡“要有广博知识”的名义下，对古代“合儒墨、兼名法”的“杂家”，“旧时代知名的学者”，推崇备至；特别鼓吹“杂家”在今天不仅对于“科学研究工作”，而且对于“各种领导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以大“杂家”自命的邓拓，得意忘形，他要大大小小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杂家”，篡夺“各种领导工作”。这就是邓拓阴谋的要害。
什么是邓拓欢迎的“杂家”呢？“杂”者，乌七八糟也，牛鬼蛇神也；杂家者，全把式也，全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多面手”也。毛泽东同志说：“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合儒墨”、“兼名法”的“杂家”，在古代就不是超阶级的。在现实的阶级斗争中，邓拓所说的“杂家”，当然也不可能是超阶级的，而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一家，只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专家。邓拓欢迎“杂家”，就是阴谋把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篡改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策，鼓动牛鬼蛇神赶快出笼。他公开号召，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首先占领文化阵地，在“思想界大放异彩”，进而篡夺“各种领导工作”，全面实现其复辟资本主义的美梦。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于这个指示，邓拓怕得要命，恨之入骨。他尖刻地讥讽说：“有许多人学问不深而性好挑剔，评长论短而不中肯要”，“有一班喜欢挑剔的人，动辄加以讥评，使作者十分寒心。”（《多学少评》）他甚至极其恶毒地把我们对毒草的批判斗争，比作鲧用堵塞的方法治水，“以致洪水越闹越大，人民不满，后来舜把他作为四凶之一，杀死在羽山。”（《堵塞不如开导》）胆大包天的邓拓，你究竟想要杀死谁呢？只许你们放毒，不许我们消毒，这就是你们这伙黑帮的妄想！革命的人民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理：见毒草就锄，见牛鬼蛇神就打，决不容许资本主义的污水浊流自由泛滥。
邓拓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特别寄托在被罢的“清官”、反上的“傲士”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身上，极力吹捧他们“自作主人，不当奴才”的“骨相”。他一再推崇明代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东林党，十分欣赏他们“在政治上的抱负”。号召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结成当代的“东林党”，莫发“书生空议论”，而要“关心政治”，为了“他们的政治目的”，那怕“头颅掷处血斑斑”，也要“力争权奸志不移”。这里，“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的“怨士”——邓拓，露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阴谋家的凶相。
邓拓仅仅是发泄发泄自己的怨气，说说而已吗？不，绝对不是。在邓拓那里，是“敢说敢干”、“言行一致”的。他不仅这样说了，而且这样做了。他已经组成了“三家村”黑店，已经夺取了北京市委的报刊。他还要交朋结友，组织黑色俱乐部。他阴谋组成一支庞大的、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业余创作”队伍。他通过种种关系，同《海瑞骂皇帝》、《海瑞罢官》、《谢瑶环》、《李慧娘》等毒草，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黑线串联在一起，使人觉察到帅上有帅，“村”旁有“村”，这个黑色俱乐部岂止三家而已！要而言之，邓拓一伙，不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者，而且是结党合帮、阴谋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行者。“言者无罪”对他们是不适用的。
这些怵目惊心的事实，似乎令人莫解，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毒攻击
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三家村”，打着“红旗”，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外衣，狠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射出了一支支暗箭。他们旁敲侧击，指桑骂槐，颂古非今，借古讽今，采用各式各样隐晦曲折的咒语、黑话，攻击辱骂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邓拓作为“三家村”的一个头目，竭尽全力施展了他的“博学”和“才华”。
在“三家村”的开场锣鼓《伟大的空话》里，在《专治“健忘症”》、《一个鸡蛋的家当》、《说大话的故事》、《两则外国寓言》等一阵阵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紧鼓密锣里，邓拓一再把反对“说空话”、“吹牛皮”、“言过其实”、“想入非非”、“空想”、“健忘”，作为议论的一个中心，极其刻毒地把这些脏水泼在党的领导身上，把它说成是：“直到如今，这样吹牛的人物，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他们之中，牛皮吹的大小虽然有所不同，但是，其为吹牛则一。”（《两则外国寓言》）“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不少。如果你随时留心，到处都可以发现。”（《伟大的空话》）他极尽歪曲、诬蔑之能事，把党的领导，毛泽东时代的新人，刻划成一副十分丑恶的形象：一个个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擅长说空话，专爱吹牛皮；而说过之后，又很快忘记，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装疯卖傻，不堪信任；这样的人，却偏偏还喜怒无常，春脉太过，容易发火，咋咋呼呼，主观武断，一意孤行，横行霸道……。总之，一切人间的恶德污行，几乎样样俱全，简直是罪不容诛了。
是什么引起邓拓如此刻骨的仇恨呢？是因为社会主义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势，冲击着他所代表的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荡涤着一切旧世界的污浊，动摇了他们历来借以安身立命的殿堂，宣告了他们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一九五八年以来，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中国人民进一步摆脱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强加的精神负担，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誓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闯出一条路来。毛泽东同志说：“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象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介绍一个合作社》）现代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把我国人民的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污蔑为“升虚火，发高烧”，搞“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运动”。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相呼应，邓拓也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说空话”、“吹牛皮”，是“春脉太过”，“心血上冲”，“血气上逆”，“容易发火，最后就发展为疯狂”（《专治“健忘症”》）。
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国劳动人民，革命干劲空前高涨，劳动热情大大发扬，决心要摘掉我国“一穷二白”的帽子，一定要用勤劳的双手，在自己的国土上，写下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国内外阶级敌人则胡说这是“强迫劳动”，“奴隶制度”，“使人丧失自由”。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随声附和，说这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甚至是“有失无得”。邓拓和这些人一鼻孔出气，跟这些家伙一起诬蔑我们党不爱惜民力，连封建的帝王将相都不如！他说：“爱护劳动力是发展生产、使国家富强的重大措施之一。我们的古人，就已经懂得这个道理了。”“纪元前七世纪的古人尚且懂得这些道理，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当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爱护劳动力的学说》）
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讥笑我国的大跃进“主要是纸面上的东西”，是“左倾空谈”，是“漂亮的口号和令人目眩的空洞计划”。国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缺乏客观物质基础，并不是客观必然的产物，而只是少数人主观愿望的产物，是少数人轰起来的。”邓拓则讽刺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想用拾来的“一个鸡蛋的家当”去发大财。恶毒地咒骂我们党制定的建设计划，“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一个鸡蛋的家当》）他还把人民比作蜜蜂，取蜜好比收税，影射我们党中央还不如养蜂人知道“艰难生计不须占”，不知“什一而税”，使得“蜂饥而不蕃”（《咏蜂和养蜂》）。结果，弄得连“一个鸡蛋的家当”也“全部毁掉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完蛋了”。呸！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决不是你们的几句咒语所能否定得了的。狂犬吠日，不改其光辉。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的铁的事实面前，在辛勤建设社会主义的广大工农兵群众的严正声讨之下，完蛋的不是别人，正是你们这些坏家伙。
邓拓还疯狂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说我们党实行“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使，巧取豪夺”的“霸道”。他认为，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群众自觉自愿的原则，强迫命令，是“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他摆出一副卫道者的面孔训诫党：“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要我们党向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学习，改变“霸道”而实行“王道”，一切“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王道和霸道》）。这就是说，无产阶级专政应该取消，大跃进应该停顿下来，人民公社必须立即解散，一切按照过去“通行的”方式办理：“退田”，“单干”，“三自一包”。这也就是邓拓的“王道”，他的复辟资本主义的纲领。广大劳动人民热情歌颂：“人民公社是金桥，通向天堂路一条”，邓拓则把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暂时困难，恶毒地比作瞎子从桥上“失手下坠”，“抓住了桥楯”不放。他劝我们不要抓住三面红旗的“桥楯”“不肯撒手”，“不要害怕，放下就是实地。”（《放下即实地》）这个实地，也就是邓拓梦寐以求的资本主义的“王道”“乐土”。
邓拓对党、对社会主义、对三面红旗的攻击，最后都集中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上。正当刘少奇同志在庆祝我们党成立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号召我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邓拓即刻起来，反对“把‘时文’当作八股公式”。他挖空心思地找到了宋代崇尚苏氏父子文章时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他说：“历代几乎都有一些人擅长于‘时文’，这种人在当时往往很吃得开。另外有许多人，因为不喜欢‘时文’，就往往很吃不开。”他极其恶毒地把毛泽东思想诬蔑为八股，把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为“崇尚时文”。由此得出结论：“假若不幸而出现了八股，不管它是新的还是旧的，即便对它熟可以吃羊肉、对它生只能吃菜羹的话，有觉悟的人也一定不愿吃羊肉，而宁愿吃菜羹。”（《不吃羊肉吃菜羹》）邓拓就是这样用这种黑话，猖狂地号召人们抵制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毛主席说什么，邓拓就反对什么。毛主席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邓拓便假借几句小孩子的诗——“东风是我们的恩人，西风是我们的敌人”，攻击说，这是“伟大的空话”，这是“陈词滥调”。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叫嚷，“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西风和东风’的竞争的教条主义理论”。邓拓听了觉得还不够劲，不解气，他喊道：“把这种话叫做‘八股’并不确切，还是叫它做‘伟大的空话’更恰当一些”（《伟大的空话》）。
毛主席在《关于诗的一封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邓拓却说：“人们往往认为，旧的词牌或曲牌，徒具形式，与内容不一致，而且韵律太严，很不自由，要发展创作，决不能走这条路子，现在看来，这些理由也不见得都对”。（《创作新词牌》）。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邓拓却说：“一定要好读书，这才有起码的发言权”（《不求甚解》）。毛主席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邓拓却说：只要把书本读得烂熟，就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半部论语”》）毛主席说：与天斗争，与地斗争，与人斗争，其乐无穷！邓拓却提倡“清心寡欲”，“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谈养生学》）。毛主席说：猪为六畜之首，“养猪是关系肥料、肉食和出口换取外汇的大问题”。邓拓却大谈其养狗的好处，说什么“似乎古人把狗看得比猪更重要”，“在食用肉类中，狗肉的营养价值很高”，“狗屎能治诸病”（《谈谈养狗》）。毛主席高度赞扬了新中国妇女的革命战斗精神：“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邓拓却穷极无聊地赞扬“长发的奇迹”，大谈其长发美人，以及堕云髻、流发髻等发式（《长发的奇迹》）。等等，等等。这类例子，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从这里我们看到，邓拓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是无孔不入，无微不至，无所不用其极的。
邓拓的“骂”和“罢”
一切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牛鬼蛇神，都对我们伟大的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怀着刻骨的仇恨。何以泄恨？首先就是骂。
吴晗的《海瑞骂皇帝》一文，通篇皆是骂、骂、骂。他借亡灵海瑞之口，恶毒地咒骂党中央和毛主席，什么“政治腐败到极点”啦，什么“家家穷得干干净净”啦，什么“你的错误太多”啦……，倾盆大雨地浇了下来。吴晗提倡“敢骂”的精神，号召人们学习敢“骂皇帝”，而且“骂得非常之痛快”的海瑞。“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是在为向党猖狂进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擂鼓助威。
邓拓也提倡骂。不过，掌柜的到底要比伙计的功夫见深一点，他不只是“非常之痛快”地骂你一顿，而且硬要骂你个“狗血淋头”，一次不行，就再次、三次地骂下去。在《专治“健忘症”》一文中，他把我们亲爱的党，恶毒地比做一个“自食其言”，“言而无信”，“装疯卖傻”，“不堪信任”，“喜怒无常”，“容易发火”，最后“发展为疯狂”的“健忘病者”。病到如此地步，还有什么“积极治疗的方法”吗？有的。邓拓为“病人”开出的第一个药方就是骂。他说：“在发病的时候，马上用一盆狗血，从病人头上淋下去，然后再用冷水冲洗，可使神志稍清，一次不愈，则连治三次。”你看，一副多么猖狂，多么凶恶的面孔！
《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里的文章，几乎篇篇都在骂。他说到那里，骂到那里，采取一切卑劣的手法，使尽一切人间最恶毒的字眼。从毛泽东思想、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三面红旗、“双百”方针，直到养猪、养蜂、握手、计划生育、文字改革、儿童教育，等等，等等，无不成为他冷嘲热骂的对象，任何机会也不放过。即便在看来穷极无聊的烦琐的文字考证里，他也没有放过对于党的恶毒攻击和咒骂。例如，在《“烤”字考》一文中，邓拓借着考证北京西城宣武门内大街的一家饭馆“烤肉宛”的“烤”字的名义，特意引证了《诗经·大雅》中攻击周厉王的一首诗：“天之方虐，无然谑谑。老夫灌灌，小子跷跷。匪我言耄，尔用忧谑。多将熇熇，不可救药。”这首诗的大意是说：厉王实行苛政，祸害人民，大臣们不应该用嘻嘻哈哈的谗言去奉承他。老夫我情至义尽地给他提出批评，你们却用小伙子的傲慢态度对待我。你们不要以为我老糊涂了，说话不沾边，因而把我告诫你们的值得忧虑的事情当作儿戏。如果不听我的批评，继续把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那就不可救药了。显而易见，邓拓在这里是假借考证“烤”字之名，借古讽今，咒骂三面红旗把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咒骂党中央已经“不可救药”了。令人不可容忍的是，千方百计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打掩护的《前线》《北京日报》编辑部，在他们编的《〈燕山夜话〉究竟宣扬了什么？》的材料中，竟把这样露骨地咒骂党的领导的东西，排在“烦琐考证，宣传资产阶级的治学方法”的标题之下，让它轻飘飘地溜过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这不是把你们玩弄假批判、真包庇的欺骗手法一下子暴露出来了吗？
在邓拓看来，我们敬爱的党中央已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了，用骂得狗血淋头的方法，还不足以达到“积极治疗”的目的，于是他又介绍了一种有“科学根据”的治疗方法，这就是打。他说：“现代西医的办法，有的是在发病的时候，用一根特制的棍棒，打击病人的头部，使之‘休克’，然后再把他救醒。”这完全是胡说！西医根本没有用“打棍子”的办法治疗“健忘症”的。实际上，邓拓在这里也根本不是讲什么医学问题，而是提出了一个对付我们党的“政治药方”，这就是匈牙利式的反革命暴乱。裴多菲俱乐部用了，他们积极谋划的就是通过制造舆论，到直接用暴力推翻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鉴于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失败的“教训”，慑于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邓拓自己也不得不说：“这种办法一般的也不敢采用。”“不敢采用”不等于不想采用。当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觉得“和平演变”的阴谋不能得逞的时候，或者错误地估计形势，认为不“一般”的时机到来的时候，他们就会走上街头，煽动群众拿起武器，公开地实行反革命武装暴乱。这一伙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们千万不可忽视这些不拿枪的敌人，他们的笔有时比反革命的黑枪还要厉害，而且到了一定时候，他们也会拿起枪来的。
吴晗有一“骂”一“罢”，邓拓也有一“骂”一“罢”。邓拓不仅在“骂”上比吴晗功夫更深，而且在“罢”上也比吴晗走得更远。真不愧为他们“三家村”黑店的大老板。
当吴晗的《海瑞罢官》在全国受到批判之后，邓拓居然出来表白说：“我一直没有看过这出戏”，好象他压根儿不知道有这回事似的。这是撒谎！这是明目张胆地欺骗人民！《海瑞罢官》这出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的所谓“新历史剧”，实际上是“三家村”黑店的集体创作：吴晗在前台演出，邓拓在幕后导演，还有廖沫沙等一伙人在台下“捶椅顿足”，大捧其场，他们共同演出了一幕令人作呕的丑剧。
在一个时期，邓拓、吴晗等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大发“思古之幽情”，从故纸堆中扒出了一个一个“罢官”、“罢帅”的历史故事，写成历史论文、历史小品和历史剧，大量地抛到市场上来了。在一九六一年前后的两三年中，吴晗抛出了“海瑞罢官”，“周忱罢官”，“于谦罢帅”，“廉颇罢帅”。几乎在这同时，邓拓也连续抛出了“郑板桥罢官”，“李鱓罢官”，“米万钟罢官”，“李三才被迫辞官”，“苏东坡被贬谪”等等。他们紧密配合现实斗争的需要，趣味那末投合；他们笔下的被罢了官的“英雄”，面貌又何其相似！什么“为政清廉，关心民刑”啦，什么“不畏权贵，敢于疏谏”啦，什么“骨相难更，自作主人”啦，完全是按照现实生活中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及他们自己的怨气捏造出来的。邓拓笔下的“罢官”，不仅同吴晗有异曲同工之妙，而且更加露骨地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辩护”，为他们“翻案”，说他们是“理直气壮”的，叫嚷要对他们进行“重新评价”。他还借郑板桥之口，向党发出了“抗议”的呼声：“难道天公还拑恨口，不许长吁一两声？”这种感情，这种腔调，什么人才发得出来？其中包含了多少仇恨！据现已揭发的材料，原来邓拓这个党的叛徒、漏网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应声虫，曾在一九五九年被党中央“罢”了他的“官”，以后他又重新钻到北京市党的领导位置上来，他那满腔的愤懑，自然地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发生共鸣，一齐倾注在党中央的身上。
邓拓不仅同吴晗一样，大做“罢官”文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叫屈，而且他还更进一步，写了另一种“罢官”，要把我们伟大的党赶下台去。一方面，他和吴晗一起大叫：你们把不该罢的好官罢了，真是岂有此理！另一方面，邓拓进一步高喊：应该罢的坏官你们又不罢，更加岂有此理！他的结论就是：必须罢去那些爱说“伟大的空话”，而又“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的人，让他们完全休息。他说：“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遇着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伟大的空话”》）“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专治“健忘症”》）休息以后怎么办？据说还有药可治，于是邓拓扮成一副“高明医师”的样子，为病人开了两剂“特效”药方。药方我们姑且不论，值得玩味的是附在药方后面的一段话：“这两个药方，对于健忘病者是否完全适用，需要请高明的医师指导，病家不要自己做决定，尤其是健忘病者本人切不要乱加干涉。”（同上）言下之意，一切都得听候邓拓之流的“高明医师”任意摆布，那就是要罢掉“健忘病者”的官，由他们这些“高明医师”篡夺领导，取而代之。这正是邓拓比吴晗还要“高明”之处。
好梦不长。一九六二年，党的十中全会快开了，牛鬼蛇神慌了手脚。邓拓看到形势不妙，准备拖刀溜走。他写出《燕山夜话》的最后一篇文章《三十六计》，准备“瞒天过海”，“走为上计”。反动透顶、顽固不化的邓拓，走不甘心，不走不行，临行前还放了一个《马后炮》，妄想“致对方于死地”。这是白日作梦！在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我们党和广大革命群众面前，“马后炮”也好，“马前炮”也好，都是无能为力的。想溜走吗？没有那么便宜！
邓拓，你在《两则外国寓言》里不是说过吗？“山雀在牛皮吹破以后，只不过害羞地飞走了，这当然是幸运的；应该看到，在另外的情况下，牛皮既已吹破，受骗的人们就决不会放走吹牛的骗子”。好，现在是揪住不放的时候了！不过，“吹牛的骗子”不是别人，而恰恰是邓拓自己和他们“三家村”以及所有黑色俱乐部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伙。我们共产党人从来都是说到做到的。这几年来，只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你们这伙人，才颠倒黑白，拨弄是非，真正欺骗了人民群众。你们的“牛皮既已吹破”，“害羞地飞走”是不行的。革命人民“决不会轻易地放走吹牛的骗子”。不肃清你们散布的反动影响，不铲除一切牛鬼蛇神，我们决不收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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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晚报》反对革命的“火药味”
晓白
《北京晚报》是邓拓一伙向党向人民进攻的《燕山夜话》主要阵地，是邓拓一伙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御用工具。它在北京以至全国施放了大量毒气，散布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早就受到广大工农兵读者的愤责和不满。
这些年来，我由于经常给《北京晚报》写些革命文物的稿件，深深地感到《北京晚报》领导完全是按照邓拓一伙的指挥棒转的。他们有时也登点革命的稿件，这只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我们写革命文物的稿件的指导思想，是强调毛泽东旗帜的鲜明性，突出无产阶级的战斗性，注意革命传统教育的针对性。而《北京晚报》却一再要我们首先注意它的“故事性”，也就是要作者去迎合他们的“邓老板”的趣味。
我曾写了一篇《血染的发辫》的稿件，记述一个贫农姑娘参加抗日游击队后，剪去了自己的发辫，以表达她革命到底的决心，后来她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战友们从她怀中发现了这条血染的发辫，并永久保存下来，教育后代永远不忘记阶级仇恨。这篇稿件寄到《北京晚报》，该报领导“审阅”后说：“剪掉辫子不能算表示革命决心”。这样，稿件就被退了回来。不久，我把这份稿件送到《解放军报》。他们很快就把它登载了，并且还把它编入《解放军报文选》第四集中。可见，《北京晚报》领导口口声声离不了“革命”，其实他们最不愿意闻革命的“火药味儿”。而邓拓写的“美”的“长发”，在他们心目中，却是捧为至宝的“杰作”。所以，他们就大登特登那些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反动腐朽透顶的东西。从这个具体的事例中，我们看透了《北京晚报》是谁家的天下，谁人的阵地！
还有一次，我写了一首诗，配合革命文物“红军家属证”，寄给《北京晚报》。该报领导看过后说：“写诗不如故事好。”于是，这篇稿件又被退回来了。过了一年，我翻出了这首诗，又寄给《解放军报》。这首诗也很快就被刊出了。原来《北京晚报》不登这首诗，并不是什么“诗不如故事好”，真正原因是这首诗是宣传革命的，当然使《北京晚报》受不了。《北京晚报》所要的是象邓拓那样的什么“春风吹梦、湖波送暖”之类的“黑天鹅”，以及什么“风声、雨声、读书声”之类的黑货毒品！
看，在邓拓这一小撮黑店掌柜的把持下的报纸，那里有宣传革命斗争和革命传统的真心！我们工农兵写给他们的稿件，想在他们的阵地上争夺一块地盘，是何等地不易啊！即便是有的被登了出来，经他们狠挖大割，也变得面目全非、软弱无力了。如果你要问他们为什么如此大删大改，他们会“理由十足”地说：“版面太挤了！”实际上，要是我们工农兵的稿件占满他们的阵地，那末邓拓之流的毒草往那儿栽呀！
这些年来，我们总感到《北京晚报》的味儿不对劲。因此，我曾多次以书面和口头向《北京晚报》指出他们刊登的稿件中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反毛泽东思想，诋毁解放军，歪曲革命历史。但是，《北京晚报》根本不敢公开向读者交代。《北京晚报》不听取读者的意见，却又装出一副“虚心”的态度，多次要求我为他们在我们连队战士当中建立一个直接由他们控制的“读报小组”，名为听取战士对《北京晚报》的反映，实则企图扩散他们的毒气。我当然不能同意这种做法，把他们顶了回去。如果我去帮他们在连队里去建立什么“读报小组”，让战士们大量地去读他们的“黑话”，那末我不也要成了他们的“三家村”的良民了么？
我们要正告《北京晚报》，你们至今还仅仅是空喊要揭露呀，要清算错误呀。这是远远不够的！听其言必观其行，你们必须首先把黑店的户口本交出来，把“三家村”掌柜的邓拓交给你们的黑账翻出来，把一切见不得人的黑事揭出来，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幕完全打开。我们工农兵群众一定要捣毁“三家村”，一定要夺回《北京晚报》和《前线》《北京日报》的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