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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战报
工农兵群众口诛笔伐围攻坏影片《兵临城下》《抓壮丁》
自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影片《兵临城下》的文章，四月二十六日《解放军报》发表批判影片《抓壮丁》的文章以来，《光明日报》、《工人日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以及《解放日报》、《文汇报》、《河北日报》、《新华日报》、《吉林日报》、《四川日报》等中央和地方报纸，相继发表文章，对这两部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坏影片进行了严肃尖锐的批判。这次批判，是在当前学术、文艺战线上向着资产阶级思想英勇进攻的形势下展开的，是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不夜城》等坏影片批判的继续和发展。
《光明日报》、《四川日报》、《河南日报》等报，在发表批判文章的同时，都加了编者按。这些按语正确地指出：这两部影片“是解放后文艺界的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影响下的产物。”有些文章也谈到了这两部影片同这条黑线的关系，有的并特别点明了它们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联系。分别发表在《光明日报》和《四川日报》上的两篇文章都指出：《兵临城下》、《抓壮丁》和《林家铺子》是一丘之貉。《林家铺子》同情资产阶级；《兵临城下》美化国民党反动派高级军官；而《抓壮丁》里的地主阶级又被描绘成“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从这种对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所谓三十年代文艺对这两部影片的影响。
在批判影片《兵临城下》和《抓壮丁》中，广大工农兵群众积极投入了这场战斗。《人民日报》、《天津日报》、《河南日报》等分别开辟了专栏，刊登工农兵读者的文章。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建国十几年来文化战线上存在的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们怀着强烈的阶级感情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对这两部影片进行了尖锐有力的批判。工农兵群众直接掌握文艺批评这个武器的时代已经开始了。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不少革命的知识分子，也同工农兵群众一道，积极参加了这场战斗。
广大工农兵群众一致认为：《兵临城下》和《抓壮丁》是两部宣扬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站在什么立场？歌颂谁？反对谁？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影片《兵临城下》和《抓壮丁》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完全背离了毛泽东思想。许多文章指出，这两部影片不让革命的工农兵在舞台银幕上唱主角，而是把反动阶级当作主角，让他们霸占了我们的舞台银幕。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高炬同志的文章——《影片〈兵临城下〉是一棵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指出：《兵临城下》在描写敌人时，竭力避开他们反共反人民的本质，集中力量描写和渲染他们的“光荣历史”和“优秀品德”，把本质上同样是蒋介石反动政权支柱的国民党杂牌军，写成了“受压迫阶级”，把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蒋匪军官，塑造成了完美的“英雄”。相反，对我方人员则竭尽了歪曲之能事。在敌人面前，他们不是理直气壮，义正词严，而是低声下气，媚态十足，以私情代替革命的原则，以乞求代替严肃的斗争，以吹捧来迎合敌人。许多文章指出，无独有偶，影片《抓壮丁》编导者的同情，也是倾注在地主阶级方面的。从这部影片里，既看不到农民们因抓壮丁而受到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更看不到农民们所进行的反抗和斗争。影片编导者津津有味地描写地主李老栓与国民党伪保长之间的矛盾。好象国民党抓壮丁，受苦受难的不是广大的劳动人民，倒是反动的地主阶级。这部影片用一连串的笑料打掩护，实际上是替地主阶级说话喊冤。广大工农兵群众以自己血泪斑斑的亲身经历，尖锐地驳斥了影片编导者的谎话。发表在《工人日报》上的成都工人工程师蒋炳荣的文章《地主阶级是抓壮丁的凶手》说：解放前为了挣碗饭吃，我走了二十多个大小县城，看到和听到的，都是地主阶级和反动政权狼狈为奸，抓农民的壮丁，根本没有抓壮丁抓到地主少爷头上的事情。在旧社会，地主阶级和国民党反动派是一个鼻孔出气，他们谁也离不开谁。
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进行着激烈斗争的时候，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突出阶级和阶级斗争，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鼓吹人性论，宣扬阶级调和，这是检验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试金石。影片《兵临城下》和《抓壮丁》恰恰在这个原则问题上，同毛泽东思想唱反调。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战士姚葵的文章《不能以“人性论”代替阶级斗争》指出：《兵临城下》中的姜部长，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领导者，他在敌人面前，不是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出发，严正地指出敌人必然失败的命运，相反地，企图以所谓人人相通的“人情”来“启发”敌人的“良心”。对于敌军团长郑汉臣，姜部长是以“宽大”的“胸怀”，感化他“放下屠刀”；对于敌军师长赵崇武，姜部长是以畅叙当年的情谊，乞求他“回心转意”。这是明目张胆地宣扬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人性论和阶级调和论。不少文章指出，《抓壮丁》也大肆鼓吹了阶级调和论。影片中的地主李老栓没有压迫农民、剥削农民的本性，而是同样受着国民党的压迫，这里，对立的阶级没有本质的区别，而是有着同样的遭遇，同样的命运，地主与农民“合二而一”了。
目前，许多报纸还在继续批判这两部坏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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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破立集
“破”字当头
辛午
世界上任何一个新事物，它的出生，都是要经过同旧事物的严重斗争才能实现的。要“立”新的，就得先“破”旧的。这是一条规律。
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在这场大革命中，要“立”，就得先“破”，就得“破”字当头。
“破”什么？“破”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思想，“破”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破”资产阶级的“权威”、“学者”、“专家”在文化界的垄断地位，“破”文化界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对于这一切牛鬼蛇神，必须坚决的“破”，狠狠的“破”，彻底的“破”。
“毒草不锄，庄稼不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是势不两立的，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是不共戴天的，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是不能“和平共处”的。不“破”掉一切牛鬼蛇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不能占领文化阵地，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就不能确立。总之，不彻底“破”，就不能真正“立”。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历史，实际上是一部“破”字当头的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破”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才“立”起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破”了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才“立”起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破”了空想的社会主义，才“立”起了科学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地阐明了“破”和“立”的关系：不把反动的文化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事情就是这样。解放后的十几年来，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好作品为什么不多呢？就是因为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控制了文艺界。如果不把这条黑线“破”掉，社会主义的新文艺就休想真正“立”起来。这个道理难道还不是一清二楚的么！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只有“破”字当头，“奋起”无产阶级的“千钧棒”，才能打倒牛鬼蛇神，才能在文化领域中“澄清万里埃”，为建立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扫清道路。“破”的意义，当然还不只是为“立”扫清道路；“推陈”可以“出新”，在“破”旧的过程中也必然会“立”出“新”的东西来。毛泽东同志说过：“有斗争，才能发展。”在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工农兵群众拿起了文艺批评的武器，积极参加了战斗，在我国开始建立起一支革命的战斗的群众性的文艺批评队伍。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立”，不正是在“破”中发展起来的么！
大“破”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是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最迫切的任务。
“破”，就是斗争；“破”，就是革命。“破”拿枪的敌人，必须进行“武器的批判”；“破”不拿枪的敌人，就得掌握“批判的武器”。“到中流击水”！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拿起“批判的武器”，投到这个兴无灭资大斗争的“中流”去，坚决击破黑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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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贩卖修正主义的《兵临城下》
——唐天际同志访问记
在广大工农兵群众痛斥美化敌人，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兵临城下》的时候，本报记者访问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唐天际同志。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唐天际同志是我军某部的一位负责同志，他参加过著名的辽沈战役，参加过“和平解放”长春的领导工作，对影片故事发生的背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形势和敌我斗争的情况，对我军争取敌军和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是相当熟悉的。
唐天际同志根据他亲身的战斗经历，根据他对毛主席军事思想的体会，严正地批判了这部影片。
他说：影片描写的是东北解放战争中某城蒋军起义的故事。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中，只有两起大的正规军起义：一起是海城某师的战地起义，一起是长春部分蒋军的起义。影片主要取材于东北解放战争时期长春的“和平解放”（见同名话剧“后记”），这里就谈谈解放长春的大略经过吧。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我们根据毛主席关于建立农村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战略思想，深入到了东北广大的农村。经过两年多艰苦的斗争，大大地打开了东北的局面，根本改变了东北的形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反攻，迫使敌军孤立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几个据点上。长春是东北敌军伸出最远的战略据点，城内外集结着十万兵力。论装备，大多是美式的，论工事，大多是钢筋水泥的，但在我军步步压缩和沉重打击之下，纷纷向长春狼狈麕集，成为陆上孤岛、瓮中之鳖。长春解放前几天，锦州又被我军打下，歼灭敌军十万主力，北宁线中段已为我军占领，整个东北敌军，都已处在我军重重包围之中。蒋介石急忙赶到沈阳，企图挽救东北危局，并逼令长春守敌，全部弃城突围。在突围问题上，由于敌军都贪生怕死，又产生了先突围后突围的矛盾，敌军更处于矛盾重重，分崩离析的局面。这时，我军在军事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同时，又加强了政治上的攻势。长春守敌，眼看大势已去，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七日至十九日，相继各自起义、投诚，至此，长春全部解放。
长春部分蒋军起义投降的经过说明了什么呢？是敌军大发善心的结果吗？是敌军自行分化的结果吗？是我军人性感化的结果吗？不是。长春解放的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敌军的起义，是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的结果，是我军大兵压境迫使的结果，是我军实行军事包围、政治攻势和经济封锁的结果。辽沈战役中长春的解放，是人民解放战争中解放的第一个大城市，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长春的解放，也说明了敌军是不会轻易起义投降的。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了这一点，只要他们还有本钱，还有地盘，还有挣扎的希望，他们就会观望、拖延或顽抗下去；老本快输光了，看到再挣扎下去没什么指望了，在我军政治工作积极的影响下，他们才有可能起义。长春的情况是这样，海城的情况是这样，其他地方起义敌军的情况大致也是这样。从东北打到海南岛，我们转辗了十几个省，和不少敌军打过交道，但是敌军起义投降的情况却大同小异，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扫帚不到，影响不到，敌人没有自行分化起义的。《兵临城下》主要取材于长春的“和平解放”，却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在这部影片中，看不到伟大的人民战争的场面，看不到我军对敌人的严重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的强大威力，看不到广大人民支援人民解放战争以及对敌斗争的各种轰轰烈烈的活动，看到的只是美化、同情和歌颂国民党反动派的一些场面。这就抹煞了伟大的人民战争的实质，掩盖了敌人反共反人民的阶级本质，对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作了严重的篡改。
唐天际同志说：这部影片，我去年看过一次，感到调子不对，当时就提出了意见。这回重新放映，我又看了一次，问题也看得更清楚了。我觉得在严正批判这部影片的时候，重温一下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认真学习一下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是大有好处的。在这篇文章里，毛主席对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作了最全面、最正确的历史性的总结。一部以解放战争为背景，以表现瓦解敌军工作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作为创作的指导思想。但是，影片却完全背离了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这篇文章里教导我们，所谓和平方式，就是“迫使敌军用和平方法，迅速地彻底地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既然是“迫使”，就必须以我军强大的武装力量作后盾，或则以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为背景。影片《兵临城下》有没有表现我军军事力量的“迫使”呢？没有，从影片里，我们根本感觉不到十万大军兵临城下所造成的强大声势和强大压力。一九四七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毛主席说：“现在是一切国内外敌人都被他们的悲观情绪所统治的时候。”然而影片中的敌军不是“唉声叹气”，而是趾高气扬；不是“大叫危机”，而是摆筵席，开舞会，泰然自若。从敌军神气的情绪里，我们能看出什么敌我力量对比的根本性的变化呢？能看出什么兵临城下所造成的强大压力呢？影片名曰《兵临城下》，但没有表现我军武装斗争对于迫使敌军起义的决定性的作用。敌军的高级军官赵崇武虽然说过城市已被我十万大军所包围，但是颇为乐观地说：“两虎相争，胜负未定，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敌军的中级军官郑汉臣虽然为我军所俘，但是临畏不惧地说：“决不投降！”敌军的下级士兵小个子兵虽然被我军俘获过三次，但是满不在乎，依然回去当他的兵。敌军的上、中、下三种人物，都没有感到大势所趋、走投无路，更不用说感到起义投诚是唯一的出路了，从这里我们能得出敌军的起义是我军迫使的结果吗？否定枪杆子解决问题的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影片根本性的错误。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教导我们，“北平方式，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影片里的所谓政治争取，却既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也没有坚持原则的“争”。对于叫嚷“不成功便成仁”的敌军死硬派郑汉臣，我军联络部姜部长完全丧失了革命的立场，首先以美化他的历史来加以软化，接着又以“不杀之恩”的“宽大胸怀”来激发他“感恩报德”。对于叫嚷“纵使国军退至长江以南，也还有半壁河山”的敌军高级将领赵崇武，姜部长也完全放弃了革命的原则，首先从政治上迎合吹捧，企图使他回心转意，接着又从感情上徇私叙旧，妄想使他“大彻大悟”。毛主席说，对于敌军的顽固派，只有通过斗争，才能使他们“顽”而不“固”，影片中的所谓政治争取，却没有一点斗争的火药味，有的只是感化的人情味。把一场瓦解敌军的艰巨的斗争，缩小为仅仅争取一小撮上层人物；在争取这些上层人物里，又抽去斗争的内容，偷换上媚态十足的吹捧和低声下气的乞求，这是影片又一严重的错误。
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教导我们，用和平方式解决了敌人，“决不可以认为反革命力量顺从我们了，他们就成了革命党了，他们的反革命思想和反革命企图就不存在了。决不是这样。”影片却与毛主席的教导大唱反调。赵崇武、郑汉臣在还没有顺从我们以前，已经是有着北伐和抗战的“光荣历史”，有着爱护士兵、体贴百姓的“善良心肠”的“好人”，顺从我们以后，反革命的思想和反革命的企图更是一扫而光，变成了枪口对着蒋介石的亲信胡高参，嘴里喊着“反对你们制造内战，反对你们把中国卖给美国人”的革命英雄。为什么郑汉臣被俘以后，姜部长对他一开始就那么和颜悦色、低声下气，为他的“光荣历史”作鉴定，对他的顽固态度不加斗争就轻易释放回去？就在于他的头脑里根本没有敌情观念，对敌人寄托着无限的幻想。为什么他敢于冒险进城去见郑汉臣？就在于他相信自己的“不杀之恩”，郑汉臣一定会“感恩报德”，敌人有着“善良的人性”。篡改敌人反革命的历史，抹煞他们反革命的本质，影片在歌颂谁，反对谁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完全站在敌人那一边。
毛主席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是对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历史总结，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造性的发展。毛主席反复教导我们：“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历史的进程完全证明了毛主席的光辉论断。影片《兵临城下》却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叛人民战争之道，竭力美化敌人，宣扬敌人不打自倒，以取消武装斗争。这是反动的“离经叛道”论的艺术标本，这是宣扬修正主义的毒草，我们必须彻底铲除。
本报记者 蒋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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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准为剥削阶级招魂
——评《抓壮丁》
万川
毛主席教导我们：“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那么，电影《抓壮丁》究竟是为谁服务的呢？影片《抓壮丁》的编导者们在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究竟是站在那一边呢？对地主阶级是打击还是保护？
影片《抓壮丁》是以地主李老栓一家为整个作品的中心而展开描写的。以李老栓受困为“起”，受骗受逼为“承”，忍无可忍全家痛打王保长为“转”，李老栓大儿子回家，大打出手出气复仇为“合”。如把整个戏剧故事概括为一句话，可以叫做：地主李老栓受害复仇记。
毛主席说：“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那么，《抓壮丁》是怎样来描写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李老栓的呢？
在政治上：李老栓受着保长王麻子的严重迫害。为逃避抓丁大儿子远走高飞了，二儿子躲着不敢见人，出了壮丁费，还被迫离乡背井去提篮叫卖，三儿子被逼去当童子军成天受气挨骂。在经济上：苛捐杂税搞得爱财如命的地主李老栓竟然连过节的月饼也办不起了，打发二儿子出门还要三媳妇“掏私房银子”。在文化上：堂堂的地主老爷目不识丁，甚至全家老幼都无一人认字，白白看着到手的汇款让保长骗走。李老栓受迫害尚不止此，连“人格”上也失去了保障，他的三媳妇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受到王保长的调戏……。你看，在编导者的“苦心”安排之下，作为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农村政治经济基础的地主阶级却变成了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以至生活上全面受压迫的对象。作者告诉人们说，在旧社会最受压迫的不是劳动人民，倒象是李老栓这样的地主阶级，这不是对阶级斗争现实的绝大歪曲吗？
也许编导者会说，影片不也写了李老栓对贫农姜国富的迫害吗？不是写了李老栓逼债，甚至连姜国富的锅都揭走了吗？但是，我们要反问，既然你有心要表现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为什么不以姜国富一家为中心，正面写姜国富和地主保长的斗争？为什么将所有的劳动人民受迫害的情节，都轻轻地一笔带过？
一句话说穿作者，写姜国富受压迫不过是一种障眼法，是一点陪衬。作者的真正目的，根本不是替贫农申冤说话，他们的兴趣和同情是在李老栓这一边的。影片处处在为他们开脱，为他们“诉苦”，为他们鸣不平。整个《抓壮丁》可以说是地主李老栓的一本“苦难家史”。
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
揭露还是开脱？
《抓壮丁》打着揭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旗号，描写的是抗日战争年代国民党统治区的生活。林彪同志在《人民战争胜利万岁》一文中指出：“在日本侵略者大肆进攻和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面前，国民党被迫参加了抗战，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抗日战争的重担，落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区人民身上。”影片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揭露了没有呢？根本没有。影片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日的伟大斗争只字未提，却一再地宣扬国民党“打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好象蒋介石国民党真的在为抗战而努力似的，这样，就完全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实际上是在替国民党反动派涂脂抹粉。
作者对双手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反动头目的蒋介石，不是以强烈的阶级仇恨去揭露他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本质，而是以无聊的辱骂代替战斗，用一系列什么“总裁”——“种菜”，“蒋总裁”——“总发财”等等的谐音字来博取廉价的笑声，让人们在哈哈一笑之中，忘记对大刽子手蒋介石的阶级仇恨。这能算是“揭露”吗？有人批评影片对蒋介石反动政权是“小骂大帮忙”，这话说得很对。对劳动人民是暴露还是歌颂？
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占中国农村人口百分之七十的贫雇农，“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是无产阶级的天然的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
《抓壮丁》中描写的劳动人民主要是贫农姜国富和他的一家。可是我们在姜国富身上却丝毫也看不到贫农所具有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在整个影片中他几次出场，除了乞求，送礼，就是苦苦哀告甚至让孙子下跪。他低声下气地对地主李老栓说：“把我儿子留下来，还不是为你老人家出力，为你老人家效死么，你老人家的钱，往后一定办，有了骨头还怕熬不出油么。”他忍气吞声地对王保长说：“我也是快进棺材的人了，就不看在老头子份上，也看小娃儿可怜，来，跪下叩头求保长的情！”从虎口中逃出的儿子要上山打游击，姜国富竟说他是去“当土匪”。影片中出现的姜国富的媳妇，在公爹被逼死又被扫地出门之后，却仍然对地主阶级存在幻想，跑到李家乞求李老栓施舍口棺材。就是连姜国富的孙子，作者也没有放过，竟让他在与自己仇深似海的地主家里偷猫食吃。在作者笔下，劳动人民无一例外地对统治阶级充满了幻想，不但没有针锋相对的斗争和反抗，甚至连背过身子咒骂一句也没有。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对幕后的“征属”芋子娃媳妇的悲惨遭遇的描写，作者通过卢队长和王保长之口，把一场国民党匪帮逼死人命的惨案描绘成了桃色新闻之类的东西，说什么“很有情意”，王保长与卢队长二人抓住“情意”二字挤眉弄眼，大做文章，下流已极。这是站在反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对劳动人民的肆意侮辱！
整个作品是为剥削阶级诉苦，是为剥削阶级说话，是侮辱劳动人民的。尽管作者也写了所谓壮丁暴动，但那是虚假的一笔，丝毫也掩盖不住整个作品反动的政治倾向。 为反动思想内容服务的“艺术性”该不该排斥？
有人曾认为这部作品在政治上虽坏，但艺术上尚有可取之处。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抓壮丁》这部作品的艺术性是些什么样的货色。
首先，作品中有许多情节是荒诞离奇的，是不真实的。例如贪财如命饱经世故的李老栓一再受王保长的欺骗，愚弄等等情节，就十分不合理，不能令人置信。这纯粹是作者为了自己的需要而编造出来的。其次，所谓喜剧风格。我们说，形式是由内容决定的。把抓壮丁这样一个具有尖锐阶级斗争内容的题材用讽刺喜剧形式表现，本来就十分荒谬。影片一开头，导演就在“抓”字上大做所谓喜剧文章，让“壮丁”两个字逃走又被“抓”回来。这种艺术手法的本身，就暴露了编导对在旧社会被蒋匪帮抓去的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没有任何同情心，而是一种对劳动人民悲惨遭遇肆意嘲笑的贵族老爷式的态度。《抓壮丁》中充塞着大量不堪入目趣味低下的噱头，只能冲淡人们对地主阶级仇恨，在社会上散布毒素，毒害人们的心灵，这正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抓壮丁》的内容是反动的，有害的。它的所谓艺术性，也都是为其反动思想内容服务的，这样的所谓艺术性，正是我们应该坚决排斥的。
彻底清除“黑线”的影响
《抓壮丁》是一部歪曲历史，丑化劳动人民，抹杀和调和阶级斗争，公开为地主阶级辩护、开脱的坏影片。这样一棵大毒草，居然由我们军内的八一电影制片厂生产出来，也决不是偶然的。正如四月十八日的《解放军报》社论所指出的：“建国后的十几年来，文艺界存在着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又说，“社会上文艺战线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要反映到军队中来，军队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决不可能例外。”看来，正是在社会上那条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影响下，我们部队的某些文艺工作者在方向上产生了动摇，没有压住阵脚，因而使得象《抓壮丁》这样的毒草冒出来。它的出现，不仅在军内，而且在整个社会上散布了很坏的影响，严重危害了革命事业。这是深刻的教训。毛主席说：“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毒草的出现是坏事，通过进行严肃的批判和斗争，从而提高我们的政治嗅觉，进而全面地清除黑线在我们部队的影响，这样坏事就又会变成好事。让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为彻底清除黑线，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艺而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