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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假座谈之名 行反党之实
邓拓召开了一次为吴晗开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座谈会。他在会上反复强调，对《海瑞罢官》不要“千篇一律”地作政治批判，企图把人们引向迷途。他还鼓动人们要“解放”资产阶级“思想”，不要有什么“顾虑”，不要怕自己和吴晗有共同之处。
黄义昌 张祥辉 王会业 刘增起 金漪涟
五月八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高炬和何明的文章以后，《北京日报》包庇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幕已经被揭穿了。我们再揭露一件邓拓和《北京日报》一起干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勾当。去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邓拓以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之名，在市委召开了“北京市高等院校文科学生关于《海瑞罢官》讨论的座谈会”。
在座谈会上，邓拓作了开场白和结束语，《北京日报》某负责人也参加了。这实际上是一个为吴晗开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会议。
邓拓在开场白中便别有用心地要我们“不要随便听谁的话”，并且极为恶毒地说：“以前就有这种情况，一个支部书记说错了话，你反对他，他就给你扣上‘反党’的帽子，实际上是反他。”接着，他虽然不得不说真正听党的话是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话，但是又说：“毛主席从来没有叫我们谁一定要听他的话，而是要求我们克服盲目性，……大可不必盲目地去听。”这不是仍然叫我们也不要听毛主席的话吗？难道听毛主席的话就是盲目性吗？难道听党的话只是听党中央的话而不应该听基层党组织的话吗？邓拓还说：“姚文元的文章不是结论，吴晗同志也不是一无是处。”
邓拓还竭力为吴晗的政治错误进行了辩护。当时，中央民族学院有一位同学在发言中举例说：吴晗在《海瑞罢官》中宣扬退田，就是煽动人民搞“单干”，要挖社会主义的墙脚。邓拓听后就沉不住气了，他反问道：“是吗？一九五九年就有‘单干风’了吗？在什么地方？”那位同学回答说，一九五九年他在一个地方工作，那里就闹了“单干风”。邓拓还故意再三反问“是不是真的”。那位同学肯定说“一点不假”。这时，邓拓才装糊涂说：“啊！真有这么回事，我还不知道。”
邓拓在会上反复强调这次大论战是“学术问题”，“必须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办事”，并且恶毒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他说：“过去在这方面的方针执行得很不够，有的地方，报纸上一批评某人”，“被批评的人一下子被打到海底去了”。他还鼓动我们“思想要解放，写文章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自己和吴晗有共同之处，要摆事实，讲道理，采取商榷的态度，不扣帽子，力求创造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空气，有什么看法就写什么看法”。《北京日报》某负责人当时也跟着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很显然，他们是打着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旗号，要我们去“独立思考”，企图把我们引向迷途，要我们跟他们一道去为被人民“打到海底去了”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也是要我们跟他们一道去为吴晗之流作辩护。
邓拓还“告诫”我们“要避免连篇累牍，千篇一律”，口气显然是觉得很多报纸批判吴晗的问题是“连篇累牍”了，是“千篇一律”了。《北京日报》某负责人也不厌其烦地重复，文字“不要一般化”，“要具体分析一个问题，从一点突破全局。如平冤狱，平的是谁？海瑞有八个案子，有争财产的……”。要我们回校后把《海瑞集》多看看。两人同出一辙！其目的是要我们在这场阶级斗争中，放下阶级斗争的武器，不要谈政治问题，单纯谈学术问题。
邓拓说：“你们不要先有框框。谁的意见是对的？谁的意见是错的？如果先有框框，走下去，一定要犯错误的。一边倒是不是能分辨出真理来？不一定。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正确。”又说：“你们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研究历史的，如果你们不研究和解决《海瑞罢官》讨论所涉及的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等问题，那末你们就无法谈历史，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也就只能成为虚无主义的空白点了。”邓拓就是这样地企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拉到具体历史问题的争论上来，避开《海瑞罢官》中的核心问题——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北京日报》某负责人也说：“这个问题涉及的面是很广的，包括历史观、道德观等问题，而不仅只是《海瑞罢官》的问题。”并且还给这场革命加了许多“罪名”，胡说什么中学教师现在“感到不好教书”啦，“有人不敢写历史剧了”啦，“有人不敢谈继承了”啦，等等。总之，所有这些充分暴露了他们对已经开展的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敌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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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拓在《北京日报》一次会上放毒
蔡少卿
四月十六日《前线》和《北京日报》的编者按说，在这一场斗争中，“我们放松了文化学术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丧失立场或者丧失警惕”。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从去年批判《海瑞罢官》以来，他们不但没有改正错误，而且继续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坚持资产阶级的方向，包庇、掩护、开脱反党分子。请看事实：
邓拓说，吴晗有对的地
方，姚文元同志有错的地方
（一）去年十一月十日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对《海瑞罢官》的政治错误提出严正的批判。十一月二十九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在编者按语里明确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十二月二日，邓拓在《北京日报》的一个会上就说：“《解放军报》说《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是因为军队搞内部教育，军队内部不能争鸣。其实，现在并没有肯定《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又说：“吴晗并没有写过戏，他这次写戏是有感情的，他把自己比作海瑞。现在，我们的的确确还要在学术界提倡好的风气，首先要把《海瑞罢官》当作学术问题来讨论，姚文元的文章是谈了政治问题，吴晗也会作回答。但主要问题还是在学术问题上，所以我们写文章的语调、口气要注意，不要加大帽子，要用商讨的语气，探讨的语气。这次恐怕还是作学术探讨为好！”他还说：“文章可以说明吴晗错的地方，也可以举出他对的地方；对姚文元也一样。”很显然，邓拓在这场斗争一开始，就极力把吴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全部掩盖起来，把这场政治斗争拉到“纯”学术的争论上。这样既可以开脱吴晗，又可以使自己蒙混过关。过了几天，《北京日报》负责人在一次会上又说：“要从学术问题谈起，但不避免涉及政治。”十二月十二日，《前线》和《北京日报》果真发表了向阳生即邓拓对吴晗的假批判。邓拓在这个假批判中，把吴晗反党的滔天罪行，说成是什么“道德继承论”的学术问题，就这样演了一出“周瑜打黄盖”的丑剧。
《北京日报》认为，别
人从政治上批判吴晗，“我们
有我们的做法”
（二）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发表以后，《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两篇文章，集中批判了吴晗的政治问题。有人建议《北京日报》也要着重批判吴晗的政治问题。可是，该报理论部的一位同志转达该报社领导的意图说：“我们有我们的做法”。一月十二日，《前线》和《北京日报》又抛出了吴晗的《关于道德讨论的自我批评》，力图再次把这场政治斗争拉向什么“学术问题”上去。
《前线》和《北京日报》长期以来，决不是什么“丧失立场”、“放松了”阶级斗争，而是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坚持资产阶级方向。我们必须彻底加以揭露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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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拔掉大毒草 捣毁大黑店
西安市工农兵声讨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
《前线》和《北京日报》猖狂地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的路线，成为邓拓一伙的向党和社会主义进攻的阵地，受到了各地人民的谴责。连日来，陕西省西安地区的广大工农兵群众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声讨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下面是五月八日的一次座谈会上工农兵群众的发言纪要。
戳穿他们的种种诡计
西安高压电磁厂生产组长刘明德说：《前线》、《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长期以来大量推销邓拓等人反党反社会主义黑货。这些报刊早已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喉舌。在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深入发展的形势下，他们看着风头不妙，急急忙忙地搬出一大堆烂货来装点门面。《前线》和《北京日报》是一贯地遵照他们的掌柜邓拓的授意办事的。邓拓的三十六计，也正是《前线》和《北京日报》玩弄的一套手法。过去，他们推销邓拓等人的黑货，采取“暗渡陈仓”的手段，放毒杀人；今天，他们又打着“批判”的幌子，施用“虚张声势”的诡计，掩护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退却。邓拓明明是他们黑店的掌柜，他们却把他打扮成一个小伙计，而把吴晗搬出来充当掌柜，这不正是“金蝉脱壳”、“反客为主”的诡计吗？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要想和他们的黑店掌柜一起溜之大吉，这办不到！
长安县细柳公社生产大队长田文治说：在邓拓这个“三家村”伪村长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暴露出来以后，《前线》和《北京日报》赶忙出来，装着批判的样子，小骂大帮忙，企图掩护邓拓过关。但是不论你们用“瞒天过海”也好，“苦肉计”也好，还是用其他什么阴谋诡计也好，你们总是逃不脱人民的眼睛的。一切阶级敌人总有他的共同点，有在幕前的，又有在幕后的。不论是在幕前的还是在幕后的，我们一定要把你们揪出来！
不许攻击我们伟大的党
驻陕空军某部五好战士邹俊人说：看了《解放军报》等揭发的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们人民战士非常愤慨。我们要大喝一声：不许你们这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家伙，攻击我们伟大的党。你们要武打，我们完全可以把你们打得稀巴烂；你们要文斗，我们就彻底撕下你们的画皮。邓拓在《燕山夜话》这堆毒草中，恶毒地攻击我们党。他用诸葛亮影射党中央，诬蔑党中央“缺乏先见之明”。以毛主席为首的、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有科学的预见。邓拓想用诬蔑改变这一铁的事实，真是“愚夫的幻想”！邓拓在《八股余孽》中，诬蔑我们的工作总结“比旧式的八股文还要讨厌”。他讨厌什么呢？讨厌我们谈成绩，讨厌我们表示克服困难的信心。中国人民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搞革命，搞建设，成绩是空前未有的，为什么不能讲呢？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大家有战胜困难的充分信心，为什么不可以表示呢？他在一九六一年放出的这株毒草，只能说明邓拓是在我们遇到一点暂时困难的时候“趁火打劫”，妄图抹煞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绩。
长安县杜曲公社西韦大队贫协委员邹耕夫说：解放十六年来，我们伟大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在旧社会遗留下的破烂摊子上建设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邓拓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头目，却跑出来狂妄地叫嚷要我们党“公开承认错误”。我们要质问邓拓，你要我们党“公开承认”什么“错误”呢？你要我们向谁“承认错误”呢？很明白，你所说的“错误”，正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这正暴露了你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真面目。你要我们向你们这一伙牛鬼蛇神“承认错误”，你的如意算盘完全打错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我们心里是清清楚楚的。
驻陕空军某部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赗凤琴说：邓拓的《三种诸葛亮》这棵毒草，是借诸葛亮的形象明目张胆地攻击党中央的。他说什么“有的人对于诸葛亮不但没有好感，反而很有恶感”。谁对我们的党有好感，谁对我们的党有恶感呢？什么阶级说什么话。邓拓你们这一小撮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坏家伙，当然对我们的党“很有恶感”。可是，全国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都热烈地拥护党。邓拓，你想挑拨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完全是痴心妄想！你们采用各种毒计攻击我们的党，我们一定要把你们这伙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斗倒斗臭。
要复辟资本主义是妄想
西安机务段司机长苏金河说：我们机务段的工人在报纸上看到了邓拓等一小撮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十分气愤。邓拓，这个“三家村”黑店的掌柜，恶毒攻击我们党的总路线、大跃进是“吹牛皮”、“说大话”、“想入非非”、“用空想代替现实”、“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等等，完全是胡说八道。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广大职工在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实现了多快好省全面跃进，这难道不是现实而是空想吗？就拿我们铁路交通系统来说，过去火车车轮的轮箍都是靠苏联进口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想用经济封锁搞垮我们。可是，我们中国工人奋发图强造出了质量更好的轮箍，这难道也是“吹牛皮”、“说大话”吗？邓拓想让历史车轮倒转，复辟资本主义，这是大白天作梦！我们工人一定永远听党的话，按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把历史的火车头开向共产主义。一切阻碍历史前进的牛鬼蛇神，都将在历史的铁轮下被压得粉身碎骨。
长安县甘河公社张牛大队社员牛雯慧说：大家看！邓拓是多么阴险毒辣，他把我们的党比成封建帝国的皇帝成吉思汗，并用丘处机的话含沙射影地要党“敬天爱民”、“清心寡欲”。我们的党从成立那天起，就是为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闹革命的，为全世界的劳苦人民而战斗的。邓拓装出同情劳动人民的样子，讲什么“为民请命”呀，“爱护劳动力”呀，实际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请命”。这也说明邓拓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修正主义的走卒。我们决不允许他借古骂今，反对我们伟大的党。
西安南昌综合材料厂工人范兴加说：邓拓在《爱护劳动力的学说》、《咏蜂和养蜂》一些文章中，诬蔑我们的党“不爱惜民力”，直接攻击大跃进。这是恶意挑拨党和群众的关系。为了迅速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伟大强国，我们工人恨不得把一天当两天用，倒是党处处关心我们的生活，一再强调要劳逸结合。邓拓，你想拉拢工人阶级跟着你们这些从头到尾都坏透了的家伙走，这是妄想！
打垮反党的“骨气”
解放军驻陕某部五好战士王连坤说：邓拓在《替〈宝岛游记〉更正》这篇文章中，说苏东坡在“被贬谪”以后，“有司”限制他的活动，并没有去写“天涯”二字，并且大喊大叫“千万不要道听途说”，
“尤其不应该想当然地把不可靠的材料乱作宣传”。邓拓是在替被人民赶下台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撑腰，鸣不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被我们打退了；邓拓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我们也一定要打退它！
解放军驻陕某部战士苗新贵说：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九日邓拓写的《人穷志不穷》和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四日写的《老鹰能比英雄吗？》，就是在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摇旗呐喊，要他们向党进攻。邓拓在前一篇文章里，吹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骨气”，要他们“应付”周围的“恶势力”；在后一篇文章里，又嘲骂“极听人命令”的“兔鹰或雀鹰”，赞美“专攫大鸟，不屑于小雀”的山鹰，“确有英雄气概”。这些恶毒的黑话正是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攻击工农兵群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打气。我们人民战士最听党的话，最听毛主席的话，是党的最驯服的工具。他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反党的“骨气”，我们就要用无产阶级的硬骨头精神，打垮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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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看《北京日报》成了谁的工具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燕山夜话》批判小组
《北京日报》在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开始以后，和我们保持一些联系。通过一系列来往，我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北京日报》不是无产阶级思想阵地，而是资产阶级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堡垒。扣压批判吴晗的文章，
吹捧包庇吴晗的文章
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后，《北京日报》和我们联系，说我们是搞教育的，希望我们写道德继承问题的稿子。当时，我们对吴晗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猖狂向党进攻十分愤怒，写了几篇文章。虽然大部分偏重于道德问题，但我们还是从政治上批判吴晗的。这些文章送到《北京日报》之后，《北京日报》不予发表，说我们“太简单化”。事隔不久，一天《北京日报》通知我们，明天要发表一篇“重要文章”。因此第二天我们买了一大批报纸，准备认真学习。可是一看，原来就是那篇臭名昭著的向阳生（即邓拓）写的《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当时，我们没有能识透邓拓之流及《北京日报》的阴谋。但是，这篇文章回避政治问题，把吴晗的猖狂进攻归结为什么“道德继承论”，我们很有意见，想写文章反驳。后来，我们看清了这是邓拓为吴晗开脱、保护自己的大毒草，才知道《北京日报》告诉我们这是一篇重要文章是有极为恶毒的用心的，就是要我们跟着邓拓跑，大写什么“道德批判继承”问题，配合他们扭转斗争方向。
反对从政治上批判吴晗
出了一大堆无聊的选题
以后，《北京日报》又陆续发出了许多有关道德问题的批判文章题目，希望我们写稿。他们出了一些什么题目呢？摘录一部分供大家欣赏：
封建孝道与瞻养父母有什么区别？
“父母在不远游”这种说法对不对？
对父母提意见就是“不孝”吗？
“师徒如父子”这种说法对不对？
“同志间互相帮助”和“哥儿们讲义气”有什么区别？
“向领导汇报情况”是“出卖朋友”吗？
怎样分析《水浒传》中的“讲义气”？
够了！这是打退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吗？当然不是。《北京日报》在这里把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化为学术讨论，再把学术讨论化为一般思想问题的讨论，企图用这种“逐步降级”的手法，掩护阶级敌人的进攻，转移群众视线，要我们放下武器，放弃斗争。更恶毒的还是，他们借口肃清所谓封建道德对人民群众的影响，要把针对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的矛头，巧妙地转向对人民开火。
当时，我们虽然感到这些东西不大对头，但是由于我们一时尚未能弄清这种恶毒阴谋，所以我们的批判斗争也受到一些影响。
采取种种手法，阻挠对吴晗的批判
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我们逐渐认识到《北京日报》这样做的结果是放走了敌人，搅乱了阵线。于是，我们又写了一些从政治上批判吴晗的文章送到《北京日报》。《北京日报》又同样压下不发。例如，其中有一篇《吴晗向谁“投枪”》，写成于《人民日报》发表吴晗解放前反动历史材料之前。文章的内容是揭露吴晗解放前反共反人民的本质，着重揭露吴晗在一九五九年出版《投枪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枪”。《北京日报》把稿件压了好几天，说“没有看见”，而在《人民日报》公布吴晗解放前反动历史材料之后，却告诉我们不准备用了，因为《人民日报》已经揭露了这些材料。这样处理好象是无可非议，实际不然。就在他们说这种话的后两三天，《北京日报》发表了《四十年代吴晗干的是反共反人民的勾当》一文。这正暴露了《北京日报》编辑部的马脚，因为既然他们是从“材料”的观点着眼，那么《人民日报》的材料对吴晗四十年代的反动历史揭的不为不多，上述文章从材料上看基本上没有超出多少，他们为什么还要发表同类性质的文章？这只能证明《北京日报》在形势的逼迫下，也只愿发表一些别的报纸发表过的揭露吴晗的材料，而害怕发表揭露吴晗的新的材料。
这时，我们对向阳生的进攻，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因此，我们打电话告诉《北京日报》，我们要写批判向阳生的文章。《北京日报》公然反对我们写这篇文章。他们说：“我们今天不是已经发表了批判向阳生的文章了吗？”公开阻挠我们写批判邓拓的文章。请看：《北京日报》已经猖狂到了什么程度？
我们正告《北京日报》，你们的反动企图是不会得逞的，你们必须交出你们与邓拓等人勾勾搭搭、狼狈为奸的黑心，老老实实向人民缴械，滑是滑不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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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你们是哪个阶级的喉舌？
秦殿杰
我把最近报纸发表的《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同《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发表的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作了一个对照和比较，愈读愈感到气愤。从《北京日报》发表的材料中可以明显看出，对于邓拓这样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首脑”，《前线》《北京日报》编辑部不是把他揪出来给以彻底的揭露和无情的批判，而是居心叵测地在假墙外面轻描淡写地敲打敲打，妄图转移人们的视线，掩护这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的“首脑”混过关去，“化大恶为小错”，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大政治问题化为思想意识和纯学术性问题。我们要问一问《前线》《北京日报》，你们的屁股坐到哪一边去了？你们哪里还是党的无产阶级的喉舌？
乍看上去，《前线》《北京日报》编者按语调子也是革命的呀，也表示承认错误，接受教训，投入这场斗争呀！但这只是空洞的幌子，没有真实货色。一九六一年以来读者对《燕山夜话》的批评信件不断递增，你们不予发表，而这次仅选发了一封一九六四年的读者来信，这是什么道理呢？事实上，《燕山夜话》刊出后，不少读者去信提出批评，但都被你们一棒打回去了。我就有过一次亲身经历。一九六二年初，《北京晚报》上发表了《提倡养狗》一文，我嗅到了这篇文章的资产阶级气味，当时不知道“马南邨”系何许人，便写了一首诗，大意是批评马南邨背离革命精神，玩的是资产阶级茶余酒后的一套玩艺，要把人们引到什么方向去。这件批评稿经报社办公室沈同志转给了一位负责同志看了，当天就退给了我。沈同志告我：“我们的负责同志说这是邓拓同志写的，你的诗退给你！”当时我还只是认为报社领导人是一味崇拜名人，迷信权威。现在才知道，原来他们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站在一条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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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锄草集
邓拓叫嚷要用“狗血淋头”、“一根特制的棍棒”来“专治”所谓犯了“健忘症”的革命者。邓拓这味“药方子”不是抄自《灵枢经》，也不是抄自《黄帝素问》，而是抄自“中美合作所”、“中央情报局”。在渣滓洞，在上饶集中营，美蒋特务分子对待我们的革命志士，就是用的冷水浇身、打成休克的恶毒手段。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师 李崇谦
邓拓说我们害了“健忘症”，其实我们并不健忘，我们的记性很好。我们清楚地记得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时就要“共产党下台”，现在邓拓又要我们党去“休息”。这不是同右派分子的谬论一模一样吗？因此，倒是邓拓很健忘，他忘了那些右派分子的下场。
解放军某部 罗忠纯
我们说是对的，邓拓却说是错的；我们说是好的，邓拓却说是坏的；我们喜欢拥护的，邓拓却是反对咒骂的。这就叫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因为他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是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鼻孔出气的。
四川商业战线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 樊光荣
邓拓假装“仁慈”，为我们劳动人民叫“苦”，说什么“采得百花成蜜后，不知辛苦为谁甜”，说什么“世间多少伤心客，何惜捐输一滴甜”，等等。这是对伟大工人阶级的侮辱，把我们当做只为自己生活，没有政治理想的奴才。告诉你，我们在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下，完全懂得劳动是为革命，为了建设社会主义，为了全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我们甘愿吃大苦，耐大劳，在这种情况下，越苦心里越甜。
成都某机械厂工人 周作志
邓拓污蔑我们党“不得人心”。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党在人民群众中是最得人心的，只是不得邓拓之流的反党分子的心。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我们不得邓拓之流的心，正说明我们做对了。我们要告诉邓拓，我们不但今天不会得你们的心，明天也不会得你们的心，永远永远不会得你们的心。
沈阳市百货公司营业员 沈纺娟
邓拓说什么“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力的重要意义”，指责我们党“生长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好象还不如古代的大政治家似的，我们要问：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的制度，是爱护劳动人民的政权和制度，难道还不如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地主和资本家“爱护”劳动人民吗？
沈阳重型机械厂工人 黄石荣
几年前，西藏的反动农奴主大叫大嚷民主改革搞“糟”了，人民生活“今不如昔”。邓拓和吴晗也说，我们把“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毁掉了”；人民公社“弄得老百姓穷光光的”。反动农奴主吹捧的是认贼作父的叛国大头子达赖，邓拓、吴晗大肆宣扬的是统治阶级的忠实走狗——所谓“清官”。他们的目的是一个，就是用颠倒黑白的手法，达到复辟旧制度的目的。
拉萨百货公司守门员 遵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