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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抬出于谦来干什么？ 张静如 彭万春 曲家齐
继《海瑞罢官》出笼以后，一九六一年六月，吴晗同志又抛出了他的《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一文。为什么这个时候，热心研究海瑞的吴晗同志又突然对于谦发生了兴趣呢？吴晗同志向来是主张“古为今用”的，那么我们就要问问吴晗同志在这个时候抬出个于谦来究竟是干什么用的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知道吴晗同志在这篇文章中宣扬了些什么东西。这篇不到一万字的文章，从表面看来似乎只是平淡地描述了于谦的生平，但是认真读一下，就会发现吴晗同志着意渲染了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吴晗同志自己加的注）于谦是个一心为人民的人，给国家“立了大功”。文章说，于谦为官“清正”，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比如，于谦巡按江西的时候，“发见有几百件冤枉的案件，都给平反了”。又如，于谦作河南山西巡抚的时候，“极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一上任便骑马到处视察，所到地方都延请当地有年纪的人谈话，了解地方情况，政治上的得失利弊，老百姓的负担、痛苦，该办的和不该办的事，发现问题，立刻提出具体意见，写报告给皇帝，遇有水灾、旱灾，也及时上报，进行救济。他对地方的情况很清楚，政治上的措施也很及时，因之，得到人民的歌颂和支持。”文章分析说，于谦所以能办好事，是因为先得到英宗和“比较正直”的“元老重臣”三杨的支持。后又得到景泰帝的支持。在皇帝的支持下，于谦升为兵部尚书，领导了“北京的保卫战”，“保住了北京城”，“立了大功”。文章力图使人相信，这位“国防部长”“生性朴素俭约”，“日日夜夜为国家操心，不问家庭生活”。
第二，“老百姓虽然很喜欢”于谦，“权贵”们却因为他妨碍了自己争权夺利，所以“恨死了他”，处处反对他，并且在英宗复位后杀害了他。明显的结论是，由于英宗昏庸，于谦才被坏人害死，这是一件大冤狱。
第三，最后胜利的还是于谦。吴晗一方面力图使人相信，于谦虽然死了，“广大人民”却“深深悼念”他；另方面还告诉人们，到了宪宗的时候，于谦终于被恢复了“名誉”。
那么，于谦究竟是不是象吴晗同志所说的这样一个人物呢？我们认为，只要不带什么偏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真分析一下现有的历史材料，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作过明朝“国防部长”的于谦只能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仆，他的一言一行都是为巩固明朝反动统治服务的。他同所谓“权贵”之间的斗争只不过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无论哪一方都丝毫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于谦之死，从人民的立场上看，根本没有冤与不冤的问题。奇怪的是，为什么自封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吴晗同志却完全按照统治阶级的“官书”的观点极力美化于谦呢？是偶然的吗？是毫无目的的吗？完全不是。要想弄清事实的真相，必须从政治上寻找原因，从阶级斗争中去跟踪追击。
正如许多同志已经正确指出来的，吴晗同志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开始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写了《海瑞骂皇帝》，借海瑞之口大骂我们敬爱的党中央，鼓励牛鬼蛇神向党进攻。后来，在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批判，“罢”了
“官”，于是，吴晗同志就赶紧写《海瑞罢官》，歌颂他们丢了官“并不屈服，不丧气”，鼓励他们
“失败了再干”。到了一九六一年初，党召开了八届九中全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这个时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认为有机可乘，力图歪曲党的八字方针的实质。他们诬蔑过去党的路线错了，胡说什么八字方针就是用来纠偏的，从而散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批判是错误的，必须翻案。于是，“翻案风”就越刮越凶。在这种情况下，吴晗同志感觉到只是抛出《海瑞罢官》还不足以适应这种“大好形势”，特别不足以说明刮“翻案风”的前途。于是，吴晗同志就又苦思苦想，终于找出个明代的“国防部长”于谦来帮忙。六月，吴晗同志自己写了《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十一月，在吴晗同志主持下，《中国历史小丛书》出了《于谦》；接着一些人响应吴晗同志的号召，写文章，出小册子，形成大讲于谦之风。
吴晗同志花这么大力气宣扬于谦，究竟怎样为其政治上的需要服务呢？说穿了，不外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吴晗同志在这里告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仅要有海瑞的“失败了再干”的精神，而且还要象于谦那样，“不怕烈火焚，不怕粉骨碎身，要留下清白在人间”；不仅活着要翻案，就是死了也要让自己的儿子翻案。吴晗同志还告诉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人民是“很喜欢”你们的，人民对你们念念不忘，你们的“政敌”都会“先后失败”，你们的“名誉”终究会“恢复”，最后胜利是属于你们的。吴晗同志的全篇文章都是在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壮胆，要他们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继续向党进攻，乘机大闹翻案。
第二，吴晗同志在这里力图使人们相信，我们敬爱的党象明朝的“权贵”一样，是个争私利的集团，而象于谦一样的“为国为民”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成为“权贵”的眼中钉，所以才受批判，才被罢官。吴晗同志竭力渲染这一点的目的，不过是妄想煽动人民起来支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闹翻案，进行反党活动。
第三，这篇文章是吴晗同志直接向党的挑战书。文章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喊冤，说他们是象于谦一样的“清官”，是“日日夜夜为国家操心”的人，是“立了大功”的人。党不仅不重用他们，反而罢了他们的官，这是天大的错误。吴晗同志要挟党赶紧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否则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吴晗同志是搞历史的，最善于用历史的比拟为现实服务，经常以这种手法达到其政治目的，并且自以为非常巧妙。但是，只要我们剥开了他的画皮，就会赤裸裸地暴露出他的反动本质。
吴晗同志在《明代民族英雄于谦》一文中，妄图利用于谦煽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闹翻案，以改变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是根本办不到的。他的这种恶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嘴脸，必须彻底予以揭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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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彻底清除吴晗对我们的毒害
北京师范大学政教系学生董薇园 焦黄先 任惠元 郑秀梅 马霭云
一九六一年正是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时刻。国际上阶级敌人大肆反华，国内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出笼，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斗争十分激烈，成为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在这关键时刻，吴晗以一个“权威者”的姿态，伪装出一副“关心”青年进步成长的嘴脸，到处演讲、写文章、著书立说，充当资产阶级争夺青年一代的急先锋。
吴晗在许多文章中，大肆散布资产阶级的毒素，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教育战线上出现了一股逆流。一些人“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个人名利思想，又重新抬头。吴晗也站出来，拍手叫好。他说什么“这半年多来，特别是高等学校的学生……都用功读书，这股浪头可真大”。又说：“一浪催一浪，后浪催前浪，劲头越来越大，滚滚滔滔，无穷无尽”，“这真是学术文化界的大好形势”。从这里就不难看出，吴晗所指的浪，不是为革命读书的浪，而是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死读书本的浪；也不是为党的事业而勤学的浪；而是为个人成名成家而“关门”勤学的浪；也不是为人民利益而求知的浪；而是积累资本，向党讨价还价的浪。由此可见，吴晗的所谓“浪”是反对党的教育方针、反对毛主席教育思想的一股逆流。
吴晗在一些文章中，还说什么“青年们参加了很多政治运动”，但是“书读得不够多，也不够扎实”。他还特别恶毒地指责青年们“教学经验少，研究工作还没有入门，其中有的连工具书也不会用”，“一不老、二不专、三还不成家”。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否认政治运动的伟大意义，反对青年参加政治运动和社会实践吗？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毛主席还教导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从书本上学，主要地还要通过阶级斗争、工作实践和接近工农群众，才能真正学到”。吴晗的论调完全是和我们党和毛泽东思想唱反调的。
吴晗为了使青年步他的后尘，还要青年们埋头于故纸堆中，通过“三勤”即“勤读、勤抄、勤写”成名成家。吴晗所说的“三勤”，实际上就是三脱离：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就是反对知识分子参加政治运动，反对理论学习同当前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实际相联系，反对青年知识分子到工农兵中去，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尤其恶毒的是，吴晗向青年们公开地说：“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努力，是否能克服挡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难”。他狂妄地叫嚷：“人要掌握环境，而不能被环境所支配”。这就是煽动青年们不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为了成名成家不惜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
一九六三年二月，吴晗还跑到我们学校作报告。吴晗在这个报告中大肆贩卖资产阶级私货。他说什么“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过三关：文字关、理论关、专业关”。他还别有用心地说，“抓紧每一小时进行学习，化零为整，浪费时间就是一生中的损失”。为了提供样板，吴晗特意介绍了他自己就是利用空余时间写出了二十万字《学习集》的所谓经验。当会上有同学问他是怎么写文章的时候，他毫不掩饰地说：“这是因为当时我太穷了。”你看，赚钱就是吴晗成为专家学者教授的指导思想和巨大动力。
当时，由于我们阶级觉悟不高，自觉不自觉地受了他的影响，以为现在关键的关键是努力读书，业务上要过好三关，因此，有的同学整天热中于找资料，抄卡片，真是勤抄勤写，忙个不停。有的同学把古今中外所谓名人刻苦学习的故事收集为一个小册子，作为自己的榜样。我们在资产阶级浪头的冲击下，没有站稳脚跟，喝了几口苦水。
在这紧要关头，党和毛主席再一次敲起了警钟，指出社会主义时期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并且指示我们到实践中去，到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在阶级斗争的大风浪中锻炼成长。我们按照党和毛主席的教导，先后参加了两次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半年下乡的教育实习。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在和贫下中农“三同”中，在贫下中农革命品质的感染下，我们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变化。学习了许多在学校里根本不可能学到的东西，真正学到活的马列主义，开始懂得了：知识是由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是属于劳动人民的。我们学到的知识应该还给劳动人民、为人民服务。在革命实践中，我们更进一步认清了象吴晗那样把知识当作私有财产和获取名利的资本就是对劳动人民财富的掠夺，就是对广大劳动人民的背叛。
现在，我们认识到，无产阶级从来没有反对掌握专业知识。为了革命而发奋读书，这是党和毛主席向来就提倡的。而吴晗要我们认真读书过“三关”的政治目的在于反对青年学习毛泽东思想，参加三大革命运动，这是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目的服务的。
再过几个月，我们就要毕业了。我们一定要彻底清除吴晗对我们的毒害，坚决不走吴晗所走过的道路。我们要更加坚决地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到农村中去，到半工半读的学校去，到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方去，坚决走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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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暴露“黑暗面”的幌子下 楚瑞杰 陈琳国
一向把帝王将相说成是历史的“光明面”，反对“刻划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活动”的吴晗同志，在我国国民经济遭到暂时困难的年月中，一反常态，突然对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活动有了浓厚的兴趣，悲天悯人地关心起他从来不放在眼里的“一辈子没有什么成就”的“贫雇农”的生活来了。你看他对统治者有多“愤慨”，对人民有多“同情”！
请看看吴晗同志写了些什么吧：
隋焬帝大业七年，“田地无人耕种，很多都荒废了。加上又闹灾荒，粮价飞涨，百姓活不下去了”。
况钟的时候，“这个时期的全盛都只是表面上的，内部却包含着严重的危机。”“官田就越来越多，民田就越来越少了”。
海瑞的时候，“土地更加集中了”，“农民的土地被地主侵夺，沦为佃客、庄客，过着牛马般的生活”。“大地主的兼并，官吏的贪污，倭寇的侵略，使得农民生活日益困苦。表面上熙熙攘攘，一片繁荣景象，骨子里却蕴藏着被压抑的千千万万农民的愤怒，一触即发。”
于谦的时候，“于谦被派巡按江西，发见有几百件冤枉的案件”。
在吴晗同志的文章中，诸如此类的例子俯拾即是，不再一一列举了。历史“光明面”的捍卫者忽然变成历史“黑暗面”的揭露者了，多么矛盾，多么不调和的现象呀！其实，吴晗同志又何尝愿意在他自己的祖宗脸上抹黑，但是这时，吴晗同志有着一种不便明言的特殊需要。为了适应这种需要，暴露统治阶级的罪恶就成了他的当务之急了。
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人民在党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实现了一日千里的大跃进。“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这是何等壮丽的情景，何等的英雄气概！但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却对党和三面红旗进行了恶毒的攻击，对个别的缺点加以任意的歪曲、夸大，而对于伟大的成绩却熟视无睹，一概否定。不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并未得逞，他们的进攻彻底失败了，党和人民“罢”了他们的“官”。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被打退了，阶级斗争却依然继续进行，对党对社会主义心怀仇恨的人把自己隐蔽起来，伺机而动。在我国暂时困难的时期，他们以为机会来了，就配合着国际上的反动派，向党、向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他们就需要尽量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困难，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以图东山再起。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吴晗同志才大谈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其实，他绝对无意于暴露封建统治阶级的黑暗面，而是以此为幌子，来影射着社会主义社会，影射着党。他采用了隐晦曲折、指桑骂槐的手法，把社会主义社会描写成为一片悲惨、阴暗的景象，以便为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者打气，鼓励他们失败了再干。
吴晗同志暴露“黑暗面”的目的只是在于丑化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把我国暂时困难的原因归结为党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从而把矛头指向了党和社会主义，指向了三面红旗。
了解了这点，我们也就懂得一向把帝王将相说成是历史“光明面”的吴晗同志，为什么在前几年忽然大谈统治阶级的罪恶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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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右倾机会主义者的丑相 刘宗明
吴晗同志在他的许多文章及剧本《海瑞罢官》中，拼命吹捧海瑞。一部《海瑞罢官》，写了几年，七易其稿，很是下了一番苦功夫！吴晗同志笔下的海瑞，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呢？我们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英雄”形象。
请看，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之前，一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骂党中央，但吴晗同志还觉得骂得不够痛快，叫他笔下的海瑞出来“骂得非常之痛快”。在党中央庐山会议之时，自命“海瑞”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被击败了，有些人觉得完蛋了。可是吴晗同志笔下的海瑞却是“不屈不挠，从不灰心丧气，勇敢地把全生命投入战斗”。有的人被“罢了官”灰溜溜地下台了。可是，吴晗同志笔下的海瑞，却是“傲骨依然在”，“并不屈服”，丢了官，也要杀他几个人出气。甚至高声大喊：“我海瑞丢纱帽心胸开朗，有一日再居官重整纪纲”。这样一个海瑞形象，不正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急先锋吗？不正是敢于“豁出去”和我们拼的反动分子吗？不正是死不低头认罪，反革命到底的“英雄”吗？
吴晗同志努力塑造这样一个反革命的形象，正是要给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树样板，指方向，怎么能说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呢？吴晗同志号召学习海瑞，就是要每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海瑞赛着干，赛着反党、反人民。这正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政治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服务，又怎么能说是“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呢？
吴晗同志在“自我批评”中，还说他“政治上的立场是站稳了的”。我们要问问吴晗同志：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大肆攻击三面红旗之时，你却大写“退田”，宣传“单干”。在我国三年自然灾害之时，党告诉我们困难是暂时的，你却叫喊“家家穷得干干净净”。党号召我们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你却号召人们要学反革命的“傲骨”。如此种种，说明你站稳了哪个阶级的立场了呢？
吴晗同志笔下的海瑞确实是“有血有肉”的。这说明吴晗同志的感情和这个“海瑞”太一致了。吴晗同志不过是借海瑞之口，抒自己之情罢了。
对于吴晗同志的花招，我们是分得清，认得明的。我们愿意告诉吴晗同志，党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命根子，任何人想损害党的一根毫毛，我们都不能答应。如果吴晗同志继续象海瑞一样，“失败了再干”，我们一定和你斗争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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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撕破“清官”的画皮
解放军空军某部战士 李庚辰
看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心都要气炸了。吴晗同志如此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借古非今，逼得我们不能不站出来坚决地反击了。他口口声声说什么海瑞是“站在农民一边”的“清官”，说他“清廉正直”，“反对”坏人坏事，“支持”好人好事，等等，又号召人们“研究海瑞，学习海瑞”，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海瑞，这个封建帝王的忠臣孝子，地主阶级的奴才走狗，难道能是离开这个规律的超阶级的人物？不！他只能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只能为封建地主阶级政治服务，而决不会“为民请命”，决不会代表劳动人民说话。不管吴晗同志如何挖空心思地替海瑞涂脂抹粉、吹破牛皮，关于“清官”的评价，我们工农兵群众是自有见解的。
就以我家为例吧。解放前，伪保长姚克温狠施毒计，一次抓走我家赖以维持生活的两个壮丁，还把那一点可怜的所谓“壮丁安家费”也侵吞掉了，逼得我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爷爷气愤不过，就不顾一切去找伪保长讲理要人，结果，又被他一脚踢得口吐鲜血，昏倒在地。抬回家以后，爷爷伤病贫愁，不久即含冤死去。后来，奶奶听一些人说伪区长是“铁面无情”的“青天”，就抱着满腔希望跑到伪区部喊冤告状。不想这个“青天”大老爷，官官相卫，不但不判伪保长非“法”抓人、侵吞壮丁“安家费”，竟说我家破坏兵役、无理取闹，连拖带拉地把奶奶赶出了“公堂”。看吧，这就是被吴晗同志说成是全心全意为百姓办事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清官”，这就是他们的“为民请命”！请问吴晗，你到底是站在什么阶级的立场上说的什么话？
人们不禁要问：吴晗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卖劲地宣扬一个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其存在的“清官”呢？撕破画皮来看吧！原来吴晗同志并不是由于发昏糊涂了，而是有他非常恶毒的政治目的的。他借海瑞之口，为当时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锣开道，撑腰打气，借海瑞之口发泄他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毒气。
告诉吴晗同志，我们工农兵被象你这样的“历史家”愚弄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毛泽东思想擦亮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有了理论，有了辨别香花毒草的能力。你借海瑞之口大骂我们党、大骂社会主义，正好再一次说明了党的英明正确，社会主义无限光明美好。和你的愿望恰恰相反，我们将更加拥护党，更加热爱社会主义。
（摘自四月十七日《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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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那一“流”的“敢”？
张金城
吴晗同志说：“一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那些敢想、敢说、敢做的人们的历史。”“我写剧本，看来也属于‘敢’的一流。”不同的阶级对“敢作敢为”有不同的理解。无产阶级理解的“敢”，是敢于革命、敢于胜利，敢于批判历史上一切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陈腐思想，敢于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创造崭新的历史。而吴晗同志所理解的“敢”，究竟属于那个阶级、那一“流”呢？他以自己的言行作了回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一“流”。
当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时，他不是敢于站出来擂鼓助威，一迭连声地叫嚷“骂，骂，骂”，
“骂得好，骂得痛快”么！当党击退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进攻，撤了他们的职，他不是敢于为这些人请命，骂党残害“忠良”么！他不是敢于为这些人打气，要他们不要泄气，失败了再干，把“乌纱帽”再抢回来么！当我们用毛泽东思想重新研究历史，恢复被历代统治阶级所歪曲的历史本来面目，而把人民群众当成历史的主人时，吴晗同志不是敢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必须坚决反对”，否则历史就“几乎成为漆黑一团”了吗！当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到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与封建主义、资产阶级彻底决裂的时候，吴晗同志不是敢于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文章，大力主张继承封建道德、资产阶级道德，并且要将它们“移用在今天”，“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吗！当他感到这些“理论”在群众中的影响还不够大的时候，作为历史学家的吴晗同志，不是敢于“破门而出”、修改七次，写出了他的《海瑞罢官》么！……吴晗同志和一切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一样，就是企图用这种“敢作敢为”的精神来复辟他们那失去了的资产阶级的“天国”，创造一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历史！
他写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乍一看，似乎很缺乏“勇气”：不敢触及问题的实质，不敢承认已经在剧本中充分反映出来了的一系列错误思想。但只要细一分析，就发现这种“不敢”只是一层外衣，它是吴晗同志“敢作敢为”精神的一种新的表现形式。他以“不敢”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为掩护，替自己百般辩解，以退为进，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这种坚持错误、拒绝革命的“勇气”，不是的的确确也“属于敢的一流”么？这种“勇气”，说穿了，就是封建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顽固性，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性。
（摘自四月十六日《陕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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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替谁喊冤叫屈？ 上海市长宁区公安分局 邢云龙
在《海瑞罢官》问题的大辩论中，吴晗同志作了关于《海瑞罢官》的所谓“自我批评”，挖空心思地替自己辩护并进行反扑。他口口声声说：“政治上的阶级立场是站稳了的”，“对过去的反动统治阶级和当前的五类分子，怀有强烈的憎恨，能够划清界线”。
吴晗同志在政治上果真是和阶级敌人“划清界线”了吗？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判断一个作者的政治立场，不是看他说得如何漂亮，而主要是看他的行动（作品）代表谁的利益，为谁服务，对谁有利。《海瑞罢官》适应哪个阶级的需要呢？这个剧本在演出后深受一些四类分子的赞扬，这是我所亲见亲闻的。当时我们长宁区有个反革命分子看了《海瑞罢官》的剧本，洋洋自得地称赞说：
“这是多么好的一篇文章！”他看了《海瑞罢官》的戏以后又赞不绝口，到处宣扬“这是一出多么好的历史戏，我举起双手赞成”。还有一个特务分子因反革命罪行被送去劳动教养，他的父亲在一九六二年也抬出海瑞来为这个特务分子翻案，在要求“平冤狱”的“状纸”上面公然写道：“在现世除非海瑞重生，方能昭雪，否则就此埋送。”这是什么声音？这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对吴晗同志万分感激的声音，这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喊冤叫屈向我们反扑的声音，这是无产阶级的敌人借尸还魂的咒呓声音。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而吴晗同志在《海瑞罢官》里所唱的“冤狱重重要平反”，竟然得到阶级敌人如此热烈的拥护，这岂不是证明吴晗同志通过“海瑞”的嘴，唱着同阶级敌人同一个曲调吗？
再以吴晗同志在剧本中所讲的“平冤狱”来说吧！他费了那么多的笔墨，把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描写成为劳动人民的“救星”，这难道是“对过去的反动统治阶级”“划清界线”了吗？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是劳动人民的死对头，他们不但不会替劳动人民“平冤狱”，恰恰相反，他们正是劳动人民冤狱的制造者。吴晗同志所以捏造海瑞“平冤狱”，无非是污蔑“今不如昔”。我们坚决要揭露他的这个阴谋。谁都知道，在我们无产阶级的国家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根本没有什么“冤狱”。那么国内有没有人喊冤叫屈呢？有，那都是些顽固不化、坚决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分子。他们幻想海瑞重生，替他们伸“冤”。吴晗同志竭力宣扬海瑞，还要我们向封建官僚海瑞学习，他的用心是非常恶毒的。如果我们公安人员真的向海瑞学习，去为反动阶级“平冤”，那岂不是要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使无产阶级的天下大乱吗！
我们广大公安人员坚决要同广大人民一起，在毛主席思想的指导下，拔掉这棵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摘自四月十七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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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从爱皇帝到骂皇帝
天津第二印染厂 李培江
我听过吴晗在天津的一次讲话，他说：“不能一见到历史上的奴隶主、地主、资产阶级等，就笼统地喊打倒，大骂起来。我们不能无是无非的谩骂。我们要骂落后的，打倒落后的，绝不许连进步的也骂，也打倒。”还说什么“每一个皇帝只要能使国家的政治上轨道，老百姓的生活安定，生产不断地发展和提高，就是好皇帝”。
看！吴晗在天津贩了多么大的毒！他的阶级调和论多露骨！从这里又可以看出他对帝王将相的感情有多深！他为皇帝大喊大叫，让人民别打倒他们，好象帝王将相也可以代表人民的利益，好象只要有个好官、好皇帝，社会就会发展，人民就会幸福！真是白日里说梦话，故意颠倒黑白。翻开旧社会几千年的历史看看，那朝那代不是统治阶级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那时那刻没有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阶级斗争！天下乌鸦一般黑，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好皇帝。什么人说旧社会好？是封建地主、资产阶级，不是劳动人民。吴晗同志说他们好，说明吴晗和这些人坐在一条板凳上。吴晗想抹煞尖锐的阶级斗争，让我们不要打倒帝王将相，世世代代当牛马，简直是痴心妄想！吴晗同志贩卖的完全是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
在吴晗的报告里，通篇讲的是帝王将相的功劳，好象只有帝王将相才能使生产发展和提高。这是对历史的歪曲。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社会上一切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一切生产斗争的经验都是劳动的结果。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帝王将相只会剥削人民。我们决不允许吴晗美化帝王将相，丑化劳动人民。
从吴晗在天津的报告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出来，他眼睛里只有帝王将相，根本没有劳动人民。一九五九年，一贯对皇帝歌功颂德的吴晗忽然骂起皇帝来了。这怎么解释呢？我们把它和当时的具体情况联系起来看一看，就知道他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了。吴晗同志“骂”的正是我们党。那时候，一小撮右倾机会主义者正在活动，准备向党进攻，骂我们伟大的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皇帝》出笼了，一向爱皇帝的吴晗竟大骂起皇帝来，而且“骂得非常之痛快”。只要用阶级分析的眼光一看，一下子就可看出其中的阴谋。不是海瑞在骂皇帝，是吴晗含沙射影，借古非今。历史上的海瑞并没骂皇帝，是吴晗骂了我们敬爱的党。
作为一个工人，我决不允许任何人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我们要站出来，维护党的利益、社会主义的利益，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紧紧掌握住毛泽东思想这个战无不胜的武器，把那些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妖魔鬼怪统统扫清！
（摘自四月十九日《天津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