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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编者按：当前，在我国的文艺战线上，正进行着一场广泛深入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一场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广大工农兵群众已经拿起文艺批评这个武器，积极参加斗争。世界上从来是新生力量战胜腐朽力量，在文艺批评战线上，工农兵群众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本报今天发表的战士和工人批判《兵临城下》的文章，就是工农兵来稿的一部分。
我们的文艺评论要走群众路线，要把文艺批评的武器交给工农兵群众去掌握，使评论工作者的评论同工农兵群众的评论结合起来。工农兵群众的阶级立场最坚定，阶级观点最鲜明，阶级爱憎最强烈。他们对于看过的电影、戏剧、小说，听过的评弹、说唱，等等，有各种评论和意见，这就是开展群众性文艺批评的坚实基础。坚定地依靠这支力量，团结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就一定能够彻底打倒文化战线上的一切牛鬼蛇神，从根本上消除一切剥削阶级毒害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为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而奋斗。
《兵临城下》宣扬投降主义
陶岭（五好战士）、李连君 曾家祯
电影《兵临城下》表面上是在描写敌军起义，实际上却是在宣扬对敌投降主义。不信，请看影片中仅有的一位我军高级干部——姜部长的形象，他从头到尾负责联系和组织这一次的瓦解敌军、策动起义的工作。这样的一位领导人，本来应该按照毛主席关于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原则去办事，他的言行要体现党的政策。可是，影片编导者笔下的姜部长，竟是一个处处被动，处处失败，处处乞求和平的投降主义者和人性论者，编导者通过这个形象，严重地歪曲了我军对敌军的政治工作。
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而姜部长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他是那样地敌我不分，认敌为友。
请看姜部长对郑汉臣的态度。
郑汉臣是一个国民党反动派的中级军官，是人民的敌人，他在对我军的顽抗中被俘。按道理说，姜部长应该是用对待阶级敌人，对待俘虏的严正态度，向他讲明我党我军的政策，晓以大义，给郑汉臣指明出路。但姜部长没有这样作，他却以对待阶级弟兄，对待好朋友似的感情，笑容可掬地安慰他，体贴他，无微不至地关怀他，并想不通过斗争，只通过人情的感召来使郑汉臣投降。收到的效果是什么呢？是郑汉臣的狡辩。接着姜部长又拿出特意为郑汉臣准备好的，记有郑汉臣“赫赫战功”的报纸，温和地等待着郑汉臣的转变，谁知郑汉臣不仅不投降，反而说出了“不成功便成仁。要杀就杀！要毙就毙！”的话，以他顽固的反动立场对姜部长公开地进行了政治性的挑战。面对着这个阶下囚徒的挑战，姜部长本应还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他却以“我们不勉强你投降”为词，不明不白地把郑汉臣放了。这完全不是对待俘虏的正确态度。
再看姜部长和赵崇武的谈判。
赵崇武虽然是个杂牌军的头目，但他毕竟是蒋匪的少将，毕竟是蒋匪的走狗。他那颗“少将”星花上，不知沾满了多少革命者的鲜血。争取这样的人起义，应当认识到他的反动阶级本质，根据党的政策进行工作。但姜部长不是这样，他抱着迷信谈判、希望敌人发善心的幻想来到了赵家。他用对待好同志，对待好朋友的极端热情的言词规劝，吹捧赵崇武，甚至低声下气地哀求赵崇武。在和赵崇武谈判时，左一个“崇武兄”，右一个“崇武兄”，并进一步和赵崇武共忆过去的“光荣历史”，叫赵崇武实现“当年的理想”。当赵崇武说到“现在环境不同了”时，他又温和地、笑咪咪地给赵指出“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请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在我军指挥员和敌军反动军官之间，能够有共同的“光荣历史”和共同的“理想”吗？难道说，我军指挥员竟可以如此这般地跑到敌军将领的家里同他们共忆旧情吗？难道说，我军的政治工作就是这样的感情拉拢吗？总之，在这里充满着温情主义，充满着“人情味”。也正是在这种“人情”的说教之中，我军指挥员的阶级立场和革命原则被抹煞得干干净净，变成了一个十足的“人性论”的化身。但是，尽管姜部长和赵崇武“推心置腹”地谈了那么多，往赵崇武脸上贴了那么多金，而赵崇武却只送给姜部长一句“让我好好考虑”。以后姜部长还没省悟，还没认清敌人本质，还在苦苦地等着他的“崇武兄”，以致被敌人搜捕而逼到了“崇武兄”的家里躲藏起来，最后竟连“崇武兄”的面都没见上就被逼得灰溜溜地逃走了。临走时，还念念不忘地幻想着“崇武兄”受了自己的感召而起义呢！
影片编导者笔下的姜部长是个十足的投降主义者，这不仅是对姜部长形象的歪曲，而且是对毛主席有关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原则的严重歪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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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者能和敌人握手言欢吗？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中央戏剧学院编剧进修班学员 赵本才
电影《兵临城下》竭力宣扬了阶级调和论，费尽心机地在敌我之间搭起一座现实中根本不能存在的“友谊的桥梁”，借艺术手段大肆渲染，企图骗取人民群众的承认。这种政治性的欺骗，必须拆穿！
影片中有这么几个镜头：我东北民主联军的高级干部姜部长，曾三次和蒋匪的高级军官握手。这些握手是在什么情况下发生的呢？作者又为什么要用特写镜头去表现它呢？
第一次握手，是蒋军团长郑汉臣被我军俘获，拒不投降，公开挑衅地表示“不成功便成仁”之后。姜部长不仅不以我军严肃的政治原则教育郑汉臣，反而一味退让和迁就，低三下四地表示“不强迫你投降”“送你回去”等等。他主动言和地伸出自己的手，握住了郑汉臣那只沾满人民鲜血、而今仍不肯放下屠刀的手。两只不分敌我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敌我的界限在一握之中消溶了。这是第一次握手的特写，也是这座“友谊桥梁”的第一个桥墩。
事情还不止于此。姜部长又主动地第二次去握敌人的血手。姜部长为了策划孤城守敌三六九师师长赵崇武起义，不请自去地身入狼窝去会见赵崇武。这次的会见，姜部长不是在敌军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现实下，因势利导，晓以利害，迫使其起义，而是以故友身份，用重温旧好的手段乞求赵崇武容纳他的拜访。他向赵崇武伸出了热情的手，而赵崇武却是立场鲜明的，完全无视这位故友，只看到他是民主联军中的共产党人，于是从姜部长的手中抽回了自己的手。银幕上我们看到的是姜部长一厢情愿所伸出的手，一只文弱可怜的手，敌我不分的手，这只手形成了对我党我军瓦解敌军工作的刻骨的讽刺。一再的妥协迁就并没有寻求到友谊。
但是姜部长“不念旧恶”，当赵崇武战胜了他的政敌胡高参，依靠民主联军，以胜利者的态度出现在姜部长面前的时候，姜部长又赶忙转身向前，与身着国民党将官制服的赵崇武主动握手。这握手不是表明接受赵崇武的投诚，而是感谢赵崇武终于为完成“友谊的桥梁”，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地方军的“合作”立下了汗马功劳。
三次屈就，三次妥协，三次谦卑，终于用原则完成了对所谓“友谊”的交易。
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可是电影《兵临城下》却千方百计在敌我之间搭起“友谊的桥梁”，露骨地宣扬阶级调和。
革命者能和敌人“握手言欢”吗？不！决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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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敌人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北京汽车分公司工人 王中均 于世河
《兵临城下》完全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毛主席说，我们要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但影片表现的却是通过敌人的内部矛盾和斗争，敌人可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根本抹煞了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更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一场一个阶级消灭另一个阶级的革命战争，在影片里见不到一点暴烈的行动，而是那样的雅致，那样的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的温良恭俭让。编导者实际上是站在敌军立场上来描写的。
影片中的姜部长是被严重歪曲和丑化了的人物，这不是党的领导干部的形象，简直象个说客，他只是一味地对敌人妥协、乞求、感化。姜部长曾深入虎穴，但他是从容而去，狼狈而归，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你看，他去时衣冠楚楚，到了敌军内部，除了向赵崇武和郑汉臣说教外，就是成天躲起来，最后又被迫化了装，穿上国民党军官的衣服逃了回来，而赵崇武并没有因为他去而起义，最后还是因为看到蒋介石的一封密电才起义的。
编导者对我军竭力丑化，而对敌军却尽力美化，在兵临城下时敌人应当是惊慌失措，惶恐不安的，但是，许多表现敌人的镜头却把敌军写得泰然自若，那个胡高参下飞机时正赶上我军打宣传弹，他只是轻蔑地笑了笑，甚至连舞会上的太太们听到解放军的炮声也轻蔑地说，他打他的，我们跳我们的。这样的描写实在令人气愤。
我们认为，更严重的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指出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后，影片编导者偏偏要告诉人们：敌人可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能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按照他们的谬论，敌人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现在解放十六年了，那些已经放下屠刀的阶级敌人岂不早就已经成佛了吗？我们今天岂不是不必进行阶级斗争了吗？编导者创作这部影片显然是别有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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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反动派决不可能“立地成佛”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战士 房国忠
《兵临城下》中的赵崇武和郑汉臣，这两个国民党军官，虽然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但同样都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的。他们在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这点上，和国民党中央军一样，本质上丝毫没有差别。姜部长对这两个凶恶的敌人，却说“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不错，历史上是有过一些反革命将领起义的事，但必须要认清这样一个事实，历来的反动派都是不甘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他们所以起义，是为形势所迫。他们手里的屠刀虽然放下了，决不可能立地成佛。编剧所以要借姜部长的口说这样的话，无非是要向观众宣传：敌人是可以用私情的拉拢，用资产阶级的“人情味”去感化，他们会很快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的。这种观点，是阶级调和论的观点。
这部影片，极力美化敌人、丑化劳动人民。影片有个情节：郑汉臣阻止部下抢老百姓的粮食，宁肯让自己的部队挨饿。这完全是为国民党反动派开脱罪责，歪曲事实。我是长春人，一九四七年长春被解放军围困时，我就在长春。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到处抢劫，胡作非为。我家六口人，生活苦得吃不上饭，吃哥哥姐姐挖的野菜，吃麸子过活。家里只剩下几斤黄豆，父亲舍不得吃，又怕国民党军队来抢，就把它埋在地里。后来，全家人实在饿得不行了，父亲才把豆子挖出来，想炒炒分给大家吃一点，不料炒的时候，国民党军队里的张大麻子闻到香味，就把豆子全部抢走，我们一家人只得挨饿。反动军队里象张大麻子这样的家伙多的是，象郑汉臣这样的“好心人”我没见过。
影片不但美化了郑汉臣这个反动家伙，更可恨的是让老百姓向郑下跪，感谢郑的恩德，说什么：“长官，您可积了大德了。”把劳动人民写得没有一点骨气，这是对劳动人民最大的丑化。又譬如，国民党军队四处逃窜时，郑汉臣夫妇把“少爷”寄养在老百姓家，而我们的劳动人民，也居然愿意为反动派抚养他们的“少爷”，你看，反动派和劳动人民之间的关系多么融洽！这不是阶级调和又是什么？
总之，这部影片的主导思想是修正主义的，它极力提倡超阶级的“人性”。影片企图向观众证明，我们和敌人之间，只是服装不同，本质上没有多少差别，敌人的反革命本性是很容易改变的……。眼下，世界形势正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之际，革命人民更加需要革命文艺来鼓舞他们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作斗争，《兵临城下》这棵毒草，却起了完全相反的作用。我们必须彻底加以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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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互相学习”什么？
公安部队某部副团长 李连水
在影片《兵临城下》的结尾里，编导者别有用心地安排了一个小插曲：三六九师起义后，国民党小个子兵与我军大个子兵相逢，在一片和谐的戏谑声中，小个子兵郑重其事地说：“往后多关照！”大个子则“谦逊”地回答：“互相学习嘛！”
国民党小个子兵与我军大个子兵可以互相学习，国民党军队与人民的军队可以互相学习，这真是奇谈怪论！国民党军队是反共反人民的军队，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我军是人民的军队，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是两种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军队，我们人民的军队能向它学习什么呢？学习它反对人民的利益，去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效劳吗？学习它反共反人民，去为法西斯卖命吗？学习它欺压和榨取人民，与它同流合污吗？不能。向国民党军队看齐的结果，只能使我们的军队改变颜色，把我们革命的军队改变为反动的军队。
也许影片编导者会说，这里指的是大个子兵和小个子兵个人之间的关系。这样说似乎可以救影片编导者的驾了，但仍然无济于事。小个子兵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兵痞。三次俘虏，三次又回国民党军队；对郑汉臣忠心耿耿，鞠躬尽瘁；“做梦也在想当官”；特务团副施舍给他一支烟，丢在地上了，他还要拣起……。这样的兵痞难道也值得“学习”吗？
也许影片编导者又会说，这里讲的“互相学习”，指的是我军与敌军起义部队的关系。这样说也并不能救影片编导者的驾。要知道，敌军起义了，投降了，并不等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已经得到改造。从反动的立场转向人民的立场，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改造，脱胎换骨的变化。以为敌军放下了武器，我们就可以与他们称兄道弟，互相学习，这不是放弃革命原则，模糊敌军和我军的本质区别，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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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容许美化刽子手
北京市东城区服务公司 程满麟
《兵临城下》这部电影我越看越生气。它处处给敌军脸上搽粉，给我军脸上抹黑，为国民党高级军官大唱赞歌。
毛主席说敌人不打不倒，影片说敌人不打可以倒，自己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应该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认清敌人本性，敌人是反共反人民的，影片说国民党高级军官是爱国、爱人民的。敌师长赵崇武、团长郑汉臣真的象影片中所宣扬的那样爱国爱人民吗？真的会自动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不。剥削阶级就是剥削阶级，他们的哲学是不杀穷人不富。反动军官就是反动军官，他们都是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是压迫群众、抢劫人民的强盗。而影片中对杀人的强盗赵崇武、郑汉臣却进行了百般美化。
影片中的赵崇武、郑汉臣并不是残酷的刽子手和野蛮的强盗，而是忠厚善良、爽快正直、爱民如子的菩萨，是受部下士兵拥护，受群众爱戴的“清官”。赵崇武为了一万名家乡子弟可以忍气吞声；郑汉臣宁可让自己的部队忍饥挨饿，冒险抢空投也不侵犯群众利益，让部下把抢来的粮食退给老百姓，赢得了“老乡”的叩头感恩。正因为这样，小个子兵才遇水背郑太太过河，冒生命危险为郑汉臣隐瞒真情，以至三次被我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不投降，永远追随于郑汉臣。
可以清楚看出，编导者不是爱人民之所爱，恨人民之所恨，完全把屁股坐到反动军官赵崇武、郑汉臣那一边了。这样美化敌人无非是让观众相信：阶级敌人并不都坏，也还有象赵、郑这样的好人，他们会自动放下屠刀的。这样，我们还需要搞什么武装斗争和阶级斗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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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敌军起义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政治干事 郭锠
《兵临城下》在描写敌军起义过程中，没有表现出我人民战争的威力，否定了武装斗争的决定作用，歪曲了我军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原则。影片把三六九师起义的主要因素，归结于敌军内部矛盾：蒋介石嫡系部队吃得好，三六九师吃得不好；嫡系部队装备好，三六九师装备不好。从根本上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毛主席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基本原理；违背了毛主席的军事思想。
敌人起义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敌人内部矛盾可以成为起义的因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原因。敌军所以起义，归根到底，主要是由于形势所逼，不投降只有死路一条。
影片的背景是一九四七年。一九四七年是怎样的一年呢？是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伟大转折点的一年。那时，我们已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一片进攻的有利的大好形势。在东北更是敌弱我强。战争的主动权完全操在我们手里，要怎么打就怎么打，要怎么攻就怎么攻，要怎么歼灭敌人就怎么歼灭。敌人方面情况相反。在蒋管区内，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的民主浪潮一浪高一浪；蒋介石的正规军被我歼灭了九十七个半旅，七十八万人，伪军、保安队等杂牌被歼三十四万人。我们的胜利引起敌人内部极端深刻的失败情绪，想逃也逃不了。所以毛主席说：“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敌人所以起义，与当时的形势分不开，只有起义，才是唯一的出路。影片就没有表现出这一伟大转折点的形势，而左一个镜头，右一个镜头所描写的是敌人内部矛盾。这是对历史严重的歪曲。
三六九师所以起义，是大军压境、兵临城下的结果，决不象电影所说，由于敌军对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性质有所认识。郑汉臣最后竟然拿着手枪对着胡高参说：“反对你们内战……”这是完全不真实的。敌人毕竟是敌人，敌人不到绝路之时，决不投降；不掐住敌人脖子，他不会放下武器，这是由敌人的本质决定的。正如毛主席所说：“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当时，摆在敌人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死，一活。所谓活，就是投降人民，立功赎罪，走起义的光明大道；死，就是顽抗到底，自绝于人民，最后被我们消灭。
人民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人民的战争，人心是向着我们的。编导者却根本歪曲了这一点。影片中的孤城犹如一潭死水，群众没有迫切要求解放的强烈愿望和热烈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正义行动，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也没有在群众中做任何政治动员工作。从敌军广大的下级官兵来说，本来他们是起义的群众基础，影片中的我军指挥员、地下工作人员却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国民党高级军官身上，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没有进行任何政治争取工作。从影片里根本看不到广大下层官兵对于起义的推动力量。
总的说，敌人起义是我军军事打击的结果；是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的结果；是形势所迫的结果。把敌军起义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敌军内部矛盾，就掩盖了敌人的阶级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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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掩盖了敌军的反动本质
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连长 陈泽民
影片《兵临城下》掩盖了敌军将领的反人民的反动本质，掩盖了敌我之间的阶级矛盾，极力美化了敌人。
象赵崇武、郑汉臣这样的国民党地方军头子，都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残害人民的刽子手，要不然，他们是爬不到这样高的职位上去的。他们的历史，只能是反共反人民的罪恶史，影片不去揭露他们的罪恶，反而处处加以美化。就连郑汉臣的部下，抢老百姓的粮食这一点点罪行，编剧也为他开脱了，因为这些国民党士兵，实在是饿得没有办法，才抢老百姓的粮食的，情有可原。而且，当抢粮的事被郑汉臣知道以后，郑汉臣居然大发善心，责骂部下不该抢，命令部下把粮食还给老百姓。看，郑汉臣明明是个反共反人民的刽子手，硬要把他说成是关心人民利益的好心肠人，这怎么可能？
赵崇武，在编剧的笔下也是个爱国爱民的英雄人物。年轻时有抱负——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为国家立过汗马功劳，不愿打内战，对部下体贴关怀……，并且为赵崇武编写了这段光荣的历史。同时，影片还美化了敌军官兵之间的关系。
毛主席说，国民党军队“官兵之间在政治上是分歧的”，他们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完全是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关系。政治上的分歧，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必然会造成敌军官兵之间的矛盾，引起士兵对官长的愤恨和不满。影片完全违背了这个事实，把敌军官长和士兵的关系，描写成那样团结一致，那样体贴、亲密，真是亲如家人。当郑汉臣的妻子过不去河的时候，小个子兵马上殷勤地要背她过河，还说什么：“郑团长平时对待弟兄们挺好的，这点心意还不该尽吗？”赵崇武也是为了部下和一万多家乡子弟的前途，宁愿自己受煎熬，受歧视和排挤，也不肯放弃戎马生涯，解甲归田。这就把敌军官长和士兵的关系美化了。
党教导我们：永远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这部影片，不去揭露敌人的罪恶，还处处加以美化，其结果，观众看了以后，只会同情敌人，只能模糊阶级界限，放松革命警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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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兵临城下》宣扬了阶级调和论
北京长辛店机车车辆工厂工人 齐振环、左绍仁
电影《兵临城下》宣传敌军嫡系部队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相反，解放军与杂牌军之间的矛盾倒是可以调和的。这样就完全抹煞了阶级矛盾、阶级斗争。这是十分错误的。
首先不管嫡系部队还是非嫡系部队，他们的枪口都是朝着人民的：不管是胡高参还是赵崇武，都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大刽子手，都是依靠反共反人民爬上高位的。从阶级实质上说，嫡系部队与非嫡系部队是一丘之貉，没有本质的区别。影片编导者把嫡系部队与非嫡系部队的内部矛盾写成不可调和的样子，实际上是把敌人分成“好人”和“坏人”，要人们在敌人里面找“好人”，找“明智派”，这和吴晗要人们在封建官僚里面找“清官”是同样的，都是在欺骗人民。
其次，敌人之间是有矛盾的，但这不过是狗咬狗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这些矛盾，但不能依赖这些矛盾。要消灭敌人或争取敌人起义投降，都必须建立在武装斗争的基础上，我军的强大军事力量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是我们取得胜利的关键。而影片中却认为敌人内部矛盾是促成敌人投降的关键，是把赵崇武等推向人民一边的决定因素。赵崇武他们好象不是我们的敌人，而是我们的朋友，这是严重的敌我不分。
再次，拿我军的政治工作来说，姜部长对赵崇武等也不是晓以大义，交代政策，指明出路。而是拉拉扯扯，讲人情，套关系。好象通过人情就可以改变敌人的阶级本质。姜部长与郑汉臣谈到寻找郑的孩子时说：“只要你信得过我们”，根本不象是敌对的阶级，倒象是朋友。姜部长进城会见赵崇武，“崇武兄”“崇武兄”的不离口，先是忆旧情，念故交，接着诵诗论画……。姜部长完全不象个老干部，倒象个书生。这是对党的政治工作干部的歪曲，也是以人性论代替了阶级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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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白颠倒 敌我不分
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 解平
《兵临城下》是一部反现实、反历史的影片。
一九四七年，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明确地向我们指出：“现在是一切国内外敌人都被他们的悲观情绪所统治的时候。他们唉声叹气，大叫危机，一点欢乐的影子也看不见了。”在我人民解放军排山倒海势如破竹的强大攻势面前，敌人虽在垂死挣扎，但已不可能挽回其灭亡的命运。
《兵临城下》正是以这一历史阶段为背景的。但从影片里，我们看不到这种形势。相反，敌人在我大军压境之下，竟是那么泰然自若，坚定沉着，临危不乱，甚至还在豪华的大厅里，兴高采烈，手舞足蹈地饮酒祝寿，看不出我临城大军对他们的强大压力，更看不出敌人将要灭亡的趋势。影片的作者完全背离毛主席的指示，硬要让人们相信，敌人主要不是在我大军压境，已濒于消亡前夕的形势之下被迫起义投降的，而是通过什么内部派系之争，就会心甘情愿放下武器，归降人民。企图造成一种幻想：认为不用阶级斗争，敌人就会自行瓦解。这实在是一种颠倒黑白、不顾历史事实的歪曲。
毛主席指示我们，对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兵临城下》的作者，又完全背离毛主席的指示，对敌人大加美化，大加颂扬，把国民党的高级军官赵崇武、郑汉臣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描绘得那么气宇轩昂，正义凛然；爱国爱民，忧国伤时，甚至在最危急的情况下，赵崇武们考虑的也不是个人的下场，而是“民族的元气”，“国家的前途”。这就等于说，只有赵崇武们才是最同情人民的疾苦，最关心人民的命运的。他才是人民的忠实代言人，而党所领导的伟大的解放战争，不过是毫无意义的不顾人民死活的“两党之争”。相反，影片的制作者们对我军姜部长这样负责的政治工作干部，却恣意丑化。把他描绘成一个不讲党的政策，不顾革命干部尊严，只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游说的政客。他在敌人面前是那么低声下气，称兄道弟，不敢对反动派理直气壮地进行斗争。这实在是对我军瓦解敌军的政治斗争恶意污蔑，对革命干部形象的极大歪曲。
《兵临城下》歪曲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真相，否定了阶级斗争的决定作用，是一部颠倒黑白、敌我不分的坏影片，我们必须对它进行严肃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