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18日人民日报 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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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社论

中巴友谊是经得住考验的
刘少奇主席对巴基斯坦的友好访问结束了。在访问过程中,刘少奇主席受到巴基斯坦总统穆罕默德·阿尤布·汗、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的隆重、热烈的欢迎。在巴基斯坦临时首都拉瓦尔品第,数十万市民冒着倾盆大雨,迎接中国客人。在曾经英勇反击印度侵略者的光荣城市拉合尔,百万人民拥上街头,高呼“友好,友好”。无论在西巴或东巴,中国领导人所到之处,“巴中友好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对我国领导人的这种热情洋溢的欢迎,充分体现了中、巴两国人民之间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人民的盛情厚意,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巴友好不是权宜之计,是有牢固的基础的。”中巴两国领导人会谈联合公报明确地指出这一点,对于发展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着重要的意义。
为什么说中巴友好不是权宜之计呢?过去十多年的历史,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事实证明,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是有原则的。十多年来,中、巴两国没有因为这种情况或那种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各自对对方的立场。
事实证明,中、巴两国人民在根本上有着共同利益。我们都要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反对外来的侵略和威胁,并进一步发展民族经济,使自己的祖国繁荣和富强起来。这种共同的斗争和共同的愿望,把中、巴两国人民联结在一起。
事实也证明,中、巴友谊已在两国人民的心灵深处扎下了根。不管国际局势怎样变幻,中、巴人民是要世世代代地友好相处的。中、巴两国人民的这种亲密关系,是任何势力所难以破坏的。
中、巴友好不仅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完全符合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的利益。但是,印度扩张主义者和某些国家的宣传机器,竟然诬蔑中、巴人民“好战”和“侵略”。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对于什么是侵略,谁是侵略者,站在不同的立场上,就有不同的说法。不久以前,巴基斯坦人民奋勇抵抗了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武装进攻。同样,中国人民为了保卫国家主权的不受侵犯,也对印度扩张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印度扩张主义者和它的后台老板,却把侵略的罪名加到中国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头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总是只许它们欺负和侵略别的国家,不许别人起来反抗。如果被侵略国家的人民奋起抵抗,保卫祖国的独立和主权,就被它们认为是大逆不道。但是,真理自在人心。在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看来,印度反动派发动对巴基斯坦的武装进攻,是赤裸裸的侵略罪行,破坏了次大陆的和平。巴基斯坦人民起来反击印度军队的进攻,是反对侵略、保卫和平的正义行动。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巴基斯坦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正是为了伸张正义、维护亚洲和平。而那些包庇和支持印度侵略者的势力,才是危害和破坏和平的罪人。
在阿尤布·汗总统的欢迎宴会上,刘少奇主席说:“我们一贯认为,克什米尔争端应当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加以解决。任何剥夺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埋葬克什米尔问题的企图,在克什米尔人民当中是通不过的,在巴基斯坦人民当中,也是通不过的。”人所共知,巴基斯坦和印度曾经向克什米尔人民作过保证,要按照克什米尔人民的愿望来解决克什米尔问题。但是印度当局背信弃义,企图剥夺克什米尔人民的自决权利,妄图永远霸占克什米尔。这就必然激起克什米尔人民的反抗。中国政府和人民支持巴基斯坦对于克什米尔问题的严正态度,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正义斗争。中国的这个原则立场,是绝对不会改变的。
巴基斯坦的朋友们常常说,巴基斯坦人民感谢中国人民对他们反抗外国侵略斗争的支持。我们一向认为,这种支持和援助是相互的。巴基斯坦人民反侵略斗争的胜利,也是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援助。
现在,印度反动派和某些国家的宣传机器,对中、巴人民在反对侵略、维护和平的斗争中的相互支持,大放厥词,说什么中、巴人民的友谊使它们感到“不安”啦、“恼火”啦,等等。新德里等地的老爷们,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得你们如此惶惶不可终日呢?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到自己的邻邦进行友好访问,这本来是国际关系中的正常的事情,你们为什么要感到“不安”和“恼火”呢?中国和巴基斯坦都是主权国家。中国人民和巴基斯坦人民,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有权选择自己的朋友,不容许任何人加以干涉。你们对中、巴人民的友谊表示莫名其妙的担忧,恰恰说明你们害怕中巴人民的团结。因为有了这种团结,你们的侵略阴谋和扩张计划就难以得逞了。
中巴人民的友谊是经得住考验的。这种友谊必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加强。刘少奇主席这次访问巴基斯坦,在中、巴两国的友谊史上,写下了新的灿烂的篇章。中、巴友谊的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是对亚非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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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巴基斯坦报纸热烈报道刘主席访问达卡盛况欢呼巴中友谊
巴中友谊经过考验奠定了牢固基础
各报热烈欢迎陈毅副总理关于中国继续支持巴基斯坦人民斗争的讲话
据新华社达卡十六日电 巴基斯坦报纸十六日以显著的篇幅登载了刘少奇主席十五日到达东巴基斯坦首府达卡时受到盛大欢迎的消息。
《晨报》达卡版在《对中国贵宾的热烈欢迎》的标题下报道说:“人们一定要看到了才会相信,人民自发的欢迎和他们用来表达自己感情的方式的多样化,超过了过去其他类似的场合中出现的情景。”“九点三十分前后,在从机场到总统府的道路上,两旁站满了一眼望不到尽头的人群,有些地方,密密麻麻的人群有二十层,各种颜色的彩旗在微风中招展,他们耐心地等着要看一看在巴基斯坦最紧急的时刻那样坚定地支持了他们的那个国家的领导人。”“到上午十点,在浩浩荡荡的车队经过的道路上,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人,连屋顶上也是这样。”
《传信日报》记者写道:“数十万男男女女都出来欢迎刘少奇主席,几乎全市的人都出来了。从男男女女,儿童,学生,工人和农民的脸上,可以看到由于在去年九月的战争中所得到的帮助而产生的感激和挚爱的表情,以及他们要表达这种感谢的殷切心情。”
《巴基斯坦时报》在一篇报道中说,“在中国贵宾到达这里时,一百多万欢呼的人民对他们的接待是达卡历来对任何贵宾的接待中规模最大和最欢腾的一次”。
据新华社达卡十六日电 《巴基斯坦日报》十五日发表社论说:“中国和巴基斯坦人民心心交融将使亚洲伟大的反帝斗争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并且加强世界和平。”
社论指出,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它们的走狗竭力要使巴基斯坦同中国分开。他们用大规模的宣传企图歪曲和丑化中国的形象。社论指出,但是,中国人民在各方面的成就使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它们的走狗受到挫败。社论说,“中国的革命是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在亚洲的政治和经济剥削的挑战。帝国主义的阴谋没有迷惑住巴基斯坦人民,他们打破一切障碍,同中国人民建立了亲密的联系。”
社论说:“巴中友谊是以互相合作、信任与和平共处为基础的。因此,这种友谊是非常牢固的。中国毫不含糊地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利的斗争,在去年九月印度侵略期间站在巴基斯坦一边,这就证明了它对巴基斯坦的友谊是真诚的。”
《传信日报》十五日的社论说,“中国果敢地支持克什米尔人民争取自决权的斗争。这种经受过一切暴风雨考验的政策为两国的友谊奠定了坚固的基础。巴中两国在任何情况中一直是互相支持的”。
社论在提到刘少奇主席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写道:“人民这种热烈动人的欢迎不只是对于今天,而且对于将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我们希望此情此景永远不会被人忘记,将被载入史册。”
据新华社达卡十六日电 巴基斯坦报纸十六日都在头版显著地位刊登了陈毅副总理十五日在达卡举行的市民招待会上的讲话。许多报纸都刊登了讲话的全文。
《晨报》达卡版的通栏标题是:《陈毅说:中国支持巴基斯坦。对待侵略政策毫不含糊》。
《黎明报》的通栏标题是:《如果侵略者再次发动进攻,中国将支持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时报》的通栏标题是:《中国一向支持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日报》的标题是:《不管东巴基斯坦或者西巴基斯坦受到攻击,中国都将帮助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国家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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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达卡妇女团体茶会欢迎刘主席夫人
新华社达卡十六日电 东巴基斯坦达卡各妇女团体十六日下午联合举行茶会,欢迎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
陈毅副总理的夫人张茜和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丁国钰的夫人常乃志也出席了茶会。
全巴基斯坦妇女协会东巴基斯坦分会主席萨利马·艾哈迈德夫人在茶会上的讲话中,表示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和夫人、陈毅副总理和夫人访问巴基斯坦。
她说,巴基斯坦妇女感谢中国人民对巴基斯坦的支持,她们对中国妇女和人民怀有深情厚谊。她表示希望,刘少奇主席和夫人的访问将使两国妇女和人民的友谊继续发展。
王光美在讲话中说:“在我们这次访问巴基斯坦期间,我们同巴基斯坦的姊妹们和朋友们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你们的生活,你们的活动和愿望。”她说:“我们高兴地看到,巴基斯坦姊妹们在维护民族独立和参加社会生活方面已经有了愈来愈广阔的天地来发挥她们的聪明和才智。巴基斯坦伟大的人民和妇女热爱祖国,有崇高的志向,他们是令人钦佩的。”
她说:“最近几年来,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有了新的发展,并且经受了困难的考验。在我们这次访问期间,不论在西巴基斯坦还是在东巴基斯坦,我们到处听到人们欢呼称赞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友谊。中国人民和妇女十分珍视这种友谊。我们深信,我们两国人民和妇女之间的友谊,在今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外国侵略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中将会起更大的作用。”
参加茶会的四百多名妇女中有:巴基斯坦外交部长布托的夫人,东巴基斯坦各妇女组织的领导成员和妇女界知名人士。今天早些时候,刘少奇主席的夫人和陈毅副总理的夫人由布托夫人陪同,参观了这里的东巴基斯坦工艺美术学院。
中国客人由学院院长载努尔·阿贝丁带领参观了学院学生的绘画、陶器和其他艺术作品展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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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奈温主席将访问巴基斯坦
新华社仰光十七日电 缅甸外交部十六日在这里发表的一项新闻公报中宣布,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奈温将军,将于五月七日到十一日对巴基斯坦进行友好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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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缅甸人民欢庆泼水节
新华社仰光十六日电 缅甸全国各地从十四日到十六日都在欢庆缅甸泼水节。泼水节标志着缅甸新年的开始。
今年仰光搭起了四百个五彩缤纷的泼水彩棚。在每个彩棚里,都用大桶装着清水。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他们都参加庆祝活动。他们互相泼水,表示祝福。在有些彩棚,来自各校的学生用优美的古典和民间舞蹈来欢迎泼水的人。
有一百多辆彩车在街上游行。凡是经过彩棚的人都会被人泼得湿漉漉的。在彩车上的人敲锣打鼓,有些人吹奏各种乐器。在曼德勒和其它地方也举行同样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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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缅甸比林糖厂建成并投入生产
缅甸朋友们称赞新糖厂是中缅友谊的新花朵
据新华社仰光十七日电 缅甸新建的比林糖厂已在最近建成并正式投入生产,第一批食糖已在市场上出售。
这座糖厂是缅甸政府为了解决食糖自给自足所作的努力之一。独立以后,缅甸食糖生产有了发展,但仍不能满足市场的需要,每年要花外汇从国外进口大量的食糖。
比林糖厂是在中国的帮助下兴建的,去年三月八日开始施工,今年三月底完工。在施工期间,两千多名缅甸工人和技术人员在中国专家的帮助下进行了积极的努力,因而全部工程只用了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比原定计划提前三个月完成。缅甸朋友们称赞这座新糖厂是“中缅友谊的又一个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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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参加新西兰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后
刘宁一同志率领代表团回国
新华社十七日讯 奥克兰消息:参加新西兰共产党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团长刘宁一率领下十六日离开新西兰回国。
前往欢送的有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和其他负责同志纽恩斯、奥斯特勒、麦克劳德等。刘宁一等在参加新共第二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参观访问了罗托鲁阿和克赖斯特彻奇等城市,受到当地新共同志们和各方面朋友们的热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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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记协宴请北欧四国新闻工作者
新华社十七日讯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今晚举行宴会,欢迎来自丹麦、芬兰、挪威、瑞典等北欧四个国家的新闻工作者。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范瑾在宴会上讲了话。挪威新闻协会主席斯莱顿代表北欧四国新闻工作者也讲了话。他们祝愿中国人民和北欧四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增强。
出席宴会的,有周新武、陈维帆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以及首都新闻界人士。芬兰驻中国大使托依伏拉,挪威驻中国大使阿克雷,瑞典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沃尔奎斯特,丹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培林等出席了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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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纪念阿尔巴尼亚著名诗人恰佑比诞生一百周年
首都文艺界举行集会
据新华社十七日讯 首都文艺界今天下午在北京大学礼堂集会,纪念阿尔巴尼亚著名诗人安东·扎柯—恰佑比诞生一百周年。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阿尔巴尼亚友好协会副会长刘白羽主持纪念会。中国作家协会理事、诗人冯至在纪念会上作了关于恰佑比生平的报告。
冯至在报告中说,恰佑比是阿尔巴尼亚民族复兴时期的杰出的诗人,是阿尔巴尼亚战斗的、革命的文学传统的卓越代表。他在阿尔巴尼亚的诗歌和文学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他的光辉的名字已经远远超越了阿尔巴尼亚的国境,他的作品为中国广大的读者所传诵。
冯至说,自安东·扎柯—恰佑比诞生起,整整一百年过去了,在阿尔巴尼亚,这一百年是一个十分伟大的时期。阿尔巴尼亚的千千万万爱国英雄驱逐了土耳其人,打退了塞尔维亚和希腊人,最后,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同志的领导之下,打败了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军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的国家。目前,阿尔巴尼亚正在沿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光荣道路前进,新的现实早已经远远超过了恰佑比的希望。但是,由于恰佑比过去在斗争中对祖国人民的贡献,他至今仍然受着英勇的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尊敬,他的诗歌也继续在发挥着振奋人心的作用。
冯至说,今天,当我们两党、两国人民之间的这种战斗友谊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上愈益加强的时候,在我们两党、两国人民手携手、肩并肩同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坚决斗争,并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来纪念兄弟之邦的杰出诗人,就更为我们增加了亲密的感情,象征着我们两国在文学交流方面,也将更进一步地加强。
参加纪念会的有对外文协会长楚图南,北京大学副校长魏建功,以及诗人林林、陈残云等。
应邀参加纪念会的,还有阿尔巴尼亚驻中国大使瓦西里·纳塔奈利和使馆外交官员。在北京的阿尔巴尼亚同志也应邀参加了纪念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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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少奇主席和夫人十七日到达缅甸进行友好访问。图为仰光市民挥动中缅两国国旗,在机场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和夫人。
新华社记者 杜修贤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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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缅文化的交流
尹达
中国和缅甸是紧密的邻邦,有二千多公里绵延不断的共同边界。虽说隔着崇山峻岭,山高水急,却是山连着山,水连着水,二千多年来,经过两国各族人民世世代代的友好往来,早已开辟了水陆往还的通道。沿着这些水陆通道,两国之间久已进行着经济文化的交流。

我国的《史记》里①,曾记载着这样的事情:
大约是在公元前一三八年(汉武帝建元三年),张骞出使西域时,在大夏看到中国的邛(邛崃)竹杖和蜀(四川)布。他问这些东西是从那里来的?大夏的人说是来自东南几千里的身毒国,从那里蜀商手中买到的;他还听说邛西二千里就是身毒国。公元前一二六年(汉武帝元朔三年),张骞回国之后,说大夏在中国的西南,想来中国通商,但是,匈奴遮断了东来的道路。他认为如果开通了西南边地的路,就可以到身毒国(印度),这是一条近道。汉武帝派人开辟这条路线,走到滇(云南),被滇王留下了,没有能到身毒国。
这次汉朝使者虽说没有能够从中国的西南到达印度,实际上说明在二千多年以前,西南人民从四川、云南到达缅甸,再经过缅甸通往印度及南海各国的交通线就早已存在了。
我国《汉书》里又曾记载着由海道通往缅甸②,经过缅甸再往南海诸国的航线: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八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里所说的邑卢没国、谌离国和夫甘都卢国,大都在现在的缅甸境内③。由此可知,纪元前一世纪,在缅甸境内已经建立了一些古代国家,且已和我国有了交往。鱼豢在《魏略》④里曾经说:
“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北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前世但论有水道,不知有陆道,今其略如此。”“有水道通益州、永昌”,这就是说,当时从中国的永昌通过太平江或瑞丽江,顺伊洛瓦底江,到缅甸去。
这里,我不准备作详细的地理考证,只是想通过这些记载,说明在两汉、三国时代,不管从内陆或海上,我国和缅甸都已经存在着友好往来的通道。
从此,我国和缅甸的交往,适应着两国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或经陆路,或经海道,时而陆路较多,时而海航往返,彼此之间的交往,一直不曾间断。
到了唐代,我国和缅甸的交往日益频繁,海陆交通,皆已大备。关于交通路线的记载,也就更加详细了。贾耽的记录就是有力的论据⑤:
“自羊苴羊城(大理)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西渡怒江(Sal-woon)至诸葛亮城二百里,又南至乐城二百里,又入骠国境,经万公等八部落至悉利城七百里,又经突旻城至骠国(Pro me)千里,又自骠国西度黑山,至东天竺迦摩波国(Kamarupa)千六百里,又西北渡迦罗都河(Karatoya)至奔那伐檀那国(Pundavarhana)六百里,又西南至中天竺国东境恒河(Gangos)南岸羯朱?罗国(Kajangala)四百里,又西至摩羯陀国(Magdha)六百里。“一路自诸葛亮城西去腾充城二百里,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Iravaddy)、龙泉水二百里至西安城,乃西渡弥诺江(Chidwin)水千里至大秦婆罗门国,又西渡大岭三百里至东天竺北界箇没卢国(Kamapupa),又西南千二百里至中天竺东北境之奔那伐檀国,与骠国往婆罗门路合。”
上面所记,虽说是唐代的路线,实际上,它必然是唐以前存在着的路线之记录。在唐代的前后,两国习惯交界处的人民沿着群山中的河流、山路,来来往往,互通的道路决不止此,这只不过是一个不完全的记录而已。我们透过这段记录,可以看出当时我国的大理、永昌已经成为通往缅甸的重要城市,同时,经过缅甸伊洛瓦底江一带和其他各国频繁交往;在当时伊洛瓦底江的口岸不仅是缅甸和各国交往的要地,而且为我国通往海外各国给予极大的便利。
我们可以说,自唐代以来,我国和缅甸的海陆交通已经大体上形成了。从此历经宋、元、明清,两国的交往日益密切,海陆交通的路线也逐渐比较完备了。
自古以来,通过这一些海陆交通的路线使两国人民的经济文化的友好往来,一天天的密切起来。

从古以来,我国和缅甸两国人民在经济上互通有无,经历了千辛万苦,开辟了来往的通路;道路的开辟,又促进了经济的以及文化的交往。这些道路,经过长期的往还,逐步形成为我国和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的畅通的路线之一。
我国魏晋时代,云南的永昌成为通向缅甸伊洛瓦底江的必经之地,大量的商品经过这里运往东南亚各国,同时,把缅甸及东南亚各国的商品送往内地。所以,当时的人说:“永昌出异物。”
骠国是那时缅甸境内的国家之一,它的都城——室利差咀罗(今卑缪Prame)成为贸易集散的要地;沿伊洛瓦底江,溯流而上,江畔的缅甸古都太公城(Taganng)成为往来商人休息站,海岸上的直通城成为当时缅甸和我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各国贸易往来的商业城市。⑥
缅甸所产的棉花,在很久以前,就传入了我国;缅甸出产宝石,最著名的有琥珀、瑟瑟等,很早就输入到我国来了。
棉花,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在晋朝就确知骠国产棉。郭恭义说:“梧桐有白者,骠国有白桐木,其华有白;取其毳,淹渍缉绩,织以为布。”⑦
桐木,也就是棉花。这里说明棉花在缅甸已有很久的历史,且久已从永昌传到了我国的内地,诗人左思还以“布有橦华”称赞过这种棉花织成的布。
缅甸棉花一直是输入我国西南的主要商品之一。一八二六年还输入一千四百万磅。价值二十二万八千英镑⑧。此后,帝国主义侵入我们两国,这种情况才起了变化。
汉朝的皇帝曾派人带着“黄金、杂缯”,经海道去东南亚各国,换取“明珠、璧琉璃、奇石、异物”⑨,到了当时缅甸境内的国家——邑卢没国和夫甘都卢国,就已经知道那里产宝石。
元、明两代,我国和缅甸的玉石珠宝贸易,极为繁荣,云南的腾冲成为缅甸北部玉石的加工场所。经过缅甸的许可,我国有不少人到缅甸去开采玉石,运到腾冲,制成装饰品,运销我国。那时期,在缅甸的云南玉石珠宝商竟达百多家。缅甸的阿摩拉普拉古城的一个庙里,还保存载着清代的五千中国玉石商人名字的刻石。在过去,缅甸缺乏铜铁。缅甸商人以玉石珠宝换取铜铁;我国每年有上千的人把大量的剪刀、缝纫用针、铜罗、铁锅等用具运往缅甸⑩。这种互通有无的友好往来,丰富了两国人民的生活,加强了两国人民的友谊。
象是缅甸的特产,白象,缅甸认为最高贵的动物;在两国使节相互交往的时候,缅甸常常用这类珍贵的特产作为礼品,赠送我国,这正体现着两国人民之间的深厚的友情。
正因为我们两国有着绵长的边境,那里,山连山,水连水,村寨毗邻,两国边民之间,往往有着相同的血统语言,风俗习惯;早已是亲友往还了。我们正是通过交界的两国人民的推动,展开了长期的频繁的经济往来,这就必然促进两国间的文化上的交流。

缅甸和我国在文化艺术的交流上,有着悠久的历史。
公元九七年(汉和帝永元九年)的时候,掸国——当时缅甸境内的国家之一,曾经派使臣来到汉朝的都城;一二○年(汉安帝永宁元年),掸国又派遣使节,随之而来的有乐队和演幻术的人。这些幻术的演员能够“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缅甸自古以来就是爱好音乐的国家,音乐家之来,对我国古代的音乐当然会有一定的影响。在这些记载里,还记着这些演幻术的人“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的话,所以有人也怀疑这些幻术家可能不是掸国的人;他们是随同掸国的使者来的。但,即使是大秦的幻术家,而掸国竟选了他们前来汉朝表演,足证这种幻术在掸国已经有了相当影响。我想,这种为人民所爱好的幻术——艺技,很可能在当时的掸国已成为一种民间艺术。
说到这里,我联想起汉代所流行的“都卢寻橦”之戏。张衡曾提到“都卢寻橦”,并说:“橦末之伎,态不可弥”?,且说:“非都卢之轻趫,孰能超而究升”。“寻橦”是一种缘竿的艺技。这种杂技,为什么称之为“都卢寻橦”呢?都卢是国名,因为都卢国的人“劲捷善缘高”,所以称云“都卢寻橦”。都卢国就是夫甘都卢国?。它正是当时缅甸境内的国家之一。当时把这种缘竿的艺技和缅甸境内的国家之一联系起来,说明那时候的都卢国存在着这种艺技。傅玄曾经绘形绘色地描写这种艺技:
“乃有材童妙伎,都卢迅足,缘修竿而上下,形既变而影属;忽跟桂而倒绝,若将堕而复续,虬萦龙蜓,委随纡曲;杪竿首而腹旅,承严节之繁促。”?
至于跳丸的艺技,在文人的笔下也常常见到,李尤说:“临高履索,踊跃旋舞,飞丸跳剑,沸渭回扰?。
这种“都卢寻橦”、“跳丸跳剑”的艺技,在汉代是相当普遍的。直到现在,在汉代遗留下来的石刻画象及画象砖上,还常常发见这些艺技的各种图象?。
这里,我们不必要去探讨这种“吞刀吐火”、“都卢寻橦”、“飞丸跳剑”等等艺技“起源那个国家,传播到那个国家”的问题,也不想去摸索谁影响了谁”的问题;我们所重视的,却是在纪元前,两国之间就相互交流着这种民间的艺技,那么,在这种艺技之外,必然会存在着其他方面的文化交流。
大约在五世纪左右,缅甸境内的骠国相当繁荣,它离我国的永昌约二千里。它“东邻陆真腊,西接东天竺,西南堕和罗,南属海,北南诏。地长三千里,广五千里。”“往东通联加罗婆提等二十国”。?后来骠国和唐朝的往来也多起来了。
公元801年(唐贞元十七年)骠国的使节舒难陀来到唐朝的都城长安。这次他带来了一个三十五人组成的大音乐舞蹈团。这里包括他们的国乐十二曲:“佛印”、“赞婆罗”、“白鸽”、“白鹤游”,“斗羊胜”,“龙首独琴”,“禅定”,“甘蔗王”,“孔雀王”,“野鹅”,“宴乐”和“涤烦”:携有二十二种不同的乐器:有铃钹四,有击礚应节铁板二,有螺见四,有凤首匏二,有鼍首筝二,有龙琵琶一,有云首琵琶一,有大匏琴二,有独弦匏琴,有小匏琴二,有横笛二,有大匏笙二,有小匏笙二,有三面鼓二,有小鼓四,有矛笙,有三角笙,有两角笙等。这个音乐舞蹈团在长安演出之后,真是轰动一时,不少著名的文学家为此留下了诗篇;元稹、白居易都写有“骠国乐”。白居易用这样的诗句形容骠国的歌舞:
“玉螺一吹椎髻耸,铜鼓一击文身踊;珠缨炫转星宿摇,花鬘斗薮龙蛇动。”?胡直钧在太常观看了这种歌舞的表演,曾说:
“才可宫商辨,殊惊节奏新,转规绣面,曲折度文身。”?
在《新唐书》的《骠国传》里用相当大的篇幅叙述这次演出,从乐曲的配合,舞蹈的情形、乐器种类等等,各方面都有详细的记录。当时还记载着他们且歌且舞的姿态:
“每为曲皆齐声唱,各以两手十指,齐开齐敛,为赴节之状,一低一昂,未尝不相对,有类中国柘枝舞。”?
西川节度使韦皋在成都曾经看到骠国歌舞团的“舞容”和乐器都很新颖,还绘成“骠乐图”,送到长安。这样歌舞的演出,当然会给我国的音乐和舞蹈以相当的影响。
在史籍里曾说这些“乐曲皆演释氏经论之词意。”?
骠国和天竺国是近邻,所以它的音乐和舞蹈都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佛教在汉代就已传入中国,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印度和中亚细亚的佛教徒从海路或陆路前来中国传教,而中国的佛教徒也常常从陆路或海路前往西域。佛教在南北朝到隋唐可以说是极盛的时期,对我国以后的文化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那时期,永昌既已成为我国经缅甸通往东南亚及西南各国的陆行要道之一,印度和我国的佛教信徒,完全可能经过这条路把佛教经典介绍过来。东晋的僧徒慧睿曾游方而学”,“经行蜀之西界”,“游历诸国”,“至南天竺界”?。他当然是经过缅甸到达印度的。
缅甸是小乘佛教通行之地,某些小乘佛教经典很可能曾从缅甸传入中国?。唐代的玄奘和义净,曾先后在印度游历多年。他们虽说没有到过缅甸,但是,在他们的著作里都记载着室利差咀罗国?。义净为僧徒慧轮作的传里,曾提到印度的支那寺。他说:“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且说:“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戕道而出,向摩呵菩提礼拜”。他推测“至今可五(疑为三字)百年”?慧琳认为这里所说“牂戕道”,就是经道缅甸向北部去印度的一条路?。这就是说:大约在东晋初年,曾经有僧徒二十余人,取道西蜀,过大渡河南下,渡金沙江,至今姚安、大姚,然后西行,经过保山,入缅甸北部,经阿拉甘一带,至印度东部的阿萨密地方。可见,唐代以前就有僧徒从这条道往来了。
宋代的时候,在缅甸统一的蒲甘王朝业已建立。一○四四年蒲甘国王到大理求取佛牙,受到大理的友好接待。一一○六(宋徽宗崇宁五年),蒲甘派来了外交使节和僧人,宋朝以大国视之,礼遇甚崇?。一一五六年(宋绍兴二十六年)蒲甘使者赠送了金银书金刚经三卷,金书大威德三卷;宋朝回赠绣衣、金剑等。这时候,两国使节并未中断?。
到了元、明、清时代,两国统治者之间虽说曾经发生过几次不愉快的事件,但是从整个时期看来,人民间的友好往来还是经常的,双方使节,从未间断。
从工艺美术上看,两国的漆器、象牙雕刻、彩伞以及扇子等等,虽说具有各自的民族风格,但是,无论在风格上、制作的手法上,以及彩画上,都有不少相似之处。缅甸的古代建筑,在我们看来,并不是那么生疏,反而感到相当熟悉。所有这些都充分说明,我们两国长期的友好往来中,相互影响,相互观摩,这里面早已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因素了。
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者先后侵入了我国和缅甸,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压迫、奴役、掠夺、剥削我们,也同样的压迫、奴役、剥削、掠夺缅甸。殖民主义者企图把我国和缅甸逐步变作它们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同时,它们用尽一切办法,隔断中缅两国悠久的历史的友好关系。由于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和压迫,使中缅两国长期陷于经济落后、生活贫困的状况。
从那时起,中缅两国的人民就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前赴后继,一直没有停止下来。在为着独立和自由而进行斗争的历史中,更加使两国人民互相同情,互相关怀,因而也就加深了两国人民间的传统的友谊。
由于在整整一世纪的共同遭遇,同样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历史,这就更加激发中缅两国的人民,回忆并珍重相互间的悠久的历史友情。正因为有着遭受殖民主义侵略和压迫的相同的历史,中缅两国人民同样会珍视共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业绩,同样将继续为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斗争,这正是今后友好合作的共同基础。
中缅两国的悠久的历史关系,二千多里的共同边界的近邻,使两国人民之间,在连绵不断的长期的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日子里,互通有无、相互促进,丰富了双方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这就日益加深了相互间的友情。
伊洛瓦底江象征着两国间的历史的深厚的友谊,万古长流。注:①《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版,第二九九五至二九九六页。
②《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中华书局版,第一九七一页。
③藤田丰八:《前汉时代西南海上交通之记录》,见《中国南海古代交通考》,何健民译,商务版,第九九至一○六页。
④裴松之注的《魏志》中引鱼豢:《魏略·西戎传》,见《三国志》卷三十,中华书局版,第八六一页。
⑤《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引贾耽记载。见商务百纳版。参考冯承钧译伯希和:《交广印度两道考》中《骊水及骠国》,《云古入缅甸之西南一道》,《云南入缅甸证西一道》;向达:《蛮书校注》,第五一至五四页、第二三一至二三八页、第三四二至三四四页。
⑥陈炎译波巴信:《缅甸史》,商务印书馆版,第十五页。
⑦见《后汉书》、《西南夷传》、《艺文类聚》卷八八;《太平御览》卷九五六。
⑧周一良:《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第四五页。
⑨《汉书·地理志》。
⑩周一良:《中国与亚洲各国和平友好的历史》,第四五至四六页。
?《后汉书》卷八六,《西夷传》及《后汉书》卷五一,《陈禅传》。
?《文选》,张衡:《西京赋》。
?参考:《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西域》志注。
冯承钧译费瑯的《昆仑及南海古代航行考》,第一一三至一一五页。
何健民译藤田丰八的《中国南海古代交通考》第一○○至一○六页。
?傅玄《正都赋》,《艺文类聚》卷六一引。
?汉李尤《平乐观赋》,《艺文类聚》卷六三引。
?参考:赵邦彦《汉画所见游戏考》;曾昭燏等:《沂南古画象石墓发掘报告》;刘志远:《四川汉代画象砖艺术》。
?《新唐书》卷二二二,下《骠国传》。《旧唐书》卷一九七,《骠国传》。
?《白氏长庆集》卷三。
?《全唐诗》卷四六四。
?王溥《唐会要》下册卷一○○,中华书局版,第一七九五页。
?王溥《唐会要》中册卷三三,中华书局版,第六二○页。
?《高僧传》初集,卷七。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三 七五页,商务版。
?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十,三摩嘴吒国条。义净:《南海寄旧内法传》卷一,东裔诸国注。
?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一。
?《宋史·列传》卷二四八。
?龚鼎臣:《东泉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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