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学术研究
请看吴晗同志解放前的政治面目！
王正萍 丁伟志
编者按：本报于四月十日发表了《吴晗同志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和学术观点》的材料，披露了吴晗同志在全国解放以后的反动言论。现在再把王正萍、丁伟志等同志整理的吴晗同志在全国解放前公开发表的主要言论，发表于下。
在三十年代，吴晗同志奔走于胡适、蒋廷黻、傅斯年之流的门下，成为他们精心培养的一个标本，这是人所共知的。
解放以前，吴晗同志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大家从这个材料中可以看出，原来他是站在亲蒋、崇美、反共的立场的人，是一个一心想走第三条道路即资产阶级专政道路的人。吴晗同志白纸黑字写下来的东西，将擦亮很多人的眼睛。
希望大家认真读一读这个材料，这将有助于大家理解吴晗同志在六十年代走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是偶然的。同时，这个材料也有助于大家进一步揭露、批判吴晗同志的反动的立场和思想。
攻击抗日救亡运动，为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效劳
胡适反动主张的忠实追随者和积极的宣传员
据吴晗自己讲，他是一九三○年在中国公学胡适的文化班上写出了第一篇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这篇文章，很受胡适赏识。他还说，由于胡适离校，觉得再念下去也“无聊”了，于是跑到北平。凭靠胡适的人情，一九三一年，他考进清华大学，系主任蒋廷黻还特别给了他“工读生”的优待。在胡适、蒋廷黻之流加意训练和扶植下，吴晗走上了“治学”的道路。①胡适曾在一封信中，指示他要“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要“小题大做”、“脚踏实地”等等。吴晗在回信里，把胡适的指点，肉麻地颂扬为“一颗天际明星”。他说：“凭着先生的好意，得入清华，一眨眼又是三星期了。上次先生所指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在上星期已托人买了一部崇文本的明史，逐日点读，……准备先把明史念完后，再照先生所指示的逐步做去。”②
从“九一八”起，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蒋介石正在实行卖国的不抵抗政策。这时，胡适等人，适应蒋介石反动派的政治需要，大力鼓吹“整理国故”，要青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埋头“治学”。
吴晗当时是胡适这种反动主张的忠实的追随者和积极的宣传员。他在胡适具体指导下写了一篇《胡应麟年谱》，竭力推崇明朝人胡应麟钻故纸堆，闭门著书，“与蠹鱼醯鸡争雄长鼠穴中”的精神，表扬胡应麟“锐意成一家言”，“世间事无足上眉尖胸次者”，“是非臧否，一切置之罔闻”。③
吴晗自己也身体力行，躲在图书馆里，致力于烦琐无聊的考证。一九三一年底到一九三二年，他一口气写了三篇考据“西王母”的文章，旁征博引，考证了传说中“西王母”的相貌、婚姻、儿女、服饰，乃至“西王母簪”、“西王母席”、“西王母枣”、“西王母桃”；考出了“西王母”至少有“二十四个女儿，二十四个女婿，几百十位外孙”。④
吴晗还积极参与了傅斯年发起的“明成祖生母考”的“学术讨论”，长篇大论地考证，只是为了证明成祖并非高皇后嫡出，乃唝妃所生。⑤
一九三四年，吴晗写了《胡惟庸党案考》。这就是一九六二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掀起一股“翻案风”的时候，吴晗兴致勃勃地向人们推荐的那篇文章。在那篇文章里，他说，“胡案”以及以后的几桩大案，都是由于朱元璋对“功臣宿将”不放心，而
“和他的秘书们”“巧为造作”出来的冤案。并且说，“胡惟庸党案”，“含有重大意义，其影响及于有明一代。”⑥
辱骂抗日救亡运动是“装门面”、“显时髦”、“一窝蜂”、“鸟兽散”
“九一八”、“一二八”的炮火，激起了全国人民无比的愤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地学生掀起了一个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政府”的口号响彻了大小城市，爱国的标语、传单贴满了街头。所有这一切，非但没有打动埋头于故纸堆，一心要当学者、教授的吴晗的心弦，反而招致到他的恶毒的冷嘲热骂。
一九三二年三月，他在《清华周刊》上用酉生的化名发表文章，⑦污蔑学生的救亡运动是为了“装门面”、“显时髦”，在“社会上露脸”，故作“爱国的表现”。讽刺爱国学生的集会、游行、示威、请愿和组织义勇军，是“一套公式”，“三星期后”，仍旧“上课、睡觉、吃饭”，“抱起参考书预备大考”，仍用“有光纸”而不用国产纸张写字。
他用极其刻毒的词句，谩骂请愿的学生，去时“一窝蜂”，回来“鸟兽散”；嘲笑徒步请愿象“妙峰山进香者”那样“徒步瞻礼”，南下请愿坐的是“国家的火车”，“用不着自己掏腰包”。他恶狠狠地质问宣告绝食的学生：“假使你真饿死了，谁能来替你呼冤”？
青出于蓝。吴晗的这篇《过去种种》的大作，与一九二五年胡适发表的《爱国运动与求学》⑧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胡适污蔑五卅运动中的“民气”，是“五分钟的热度”，讽刺参加爱国运动的青年是因为“忍不住”别人的“引诱与讥笑”而跑出了课堂。吴晗的冷嘲热骂，完全是承受了胡适的一套衣钵。
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长治久安”出谋划策
说“士”是效忠于主人的，要蒋介石提高“士”的地位，发挥“士”的作用
一九四三年前后，吴晗觉得自己当了几年教授，已经挤进“士”的行列，应该“学而优则仕”了，于是便大谈起“士”在政治上的重要作用来，借以向蒋介石集团毛遂自荐，讨个官做。
一九四三年，吴晗发表了《说士》，拼命宣扬“士”在历史上的作用。他说：“在春秋时代，金字塔形的统治阶级，王诸侯大夫以下的阶层就是士，士和以上的阶层比较，人数最多，势力也最大。其下是庶民和奴隶，是劳力者，是小人”。“士介在上下层两阶级之间，受特殊的教育，在平时是治民的官吏，在战时是战争的主力。就上层的贵族阶级说，是维持治权的唯一动力”。
吴晗借古喻今，向当权的国民党反动派表白，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士”，对主子是绝对忠实的。他说：“士在政治上社会上负有特殊任务，在四民中，独享教育的特权”，“不但受特殊的教育训练，也受特殊的精神训练”。“在这两种训练下，养成了他们的道德观念——忠”。又说：“在封建时代，各国并立，士的生活由他的主人诸侯或大夫所赐的田土维持，由于这种经济关系，士只能效忠于主人。”秦汉以后“士便直属于君主于国家。”“士分为文武以后，道德观念依然不变，几千年以来的文士和武士，轰轰烈烈，为国家为民族而斗争，而流血，而牺牲，不屈不挠，前仆后继，悲壮勇决的事迹，史不绝书。”
吴晗特别提醒当时的统治者注意这样的“历史教训”：“王诸侯大夫如不能得到士的支持，不但政权立即崩溃，自家也不能保全。”
讲过“历史教训”，吴晗便转而直接向蒋介石献策，把话说明白了。他说：“古代对士的教育和训练，应加以重视，尤其应该着重道德观念——对国家（编者按 当然是国民党法西斯专政的国家）对民族尽责的精神的养成。”“要提高士的社会地位，必须文事和武事并重，必须政治水准和社会地位提高，这是今后全国所应全力以赴的课题。”⑨
一九四三年，吴晗在《明太祖》一书中，再一次向统治者诉说，“知识分子”的重要性。他说：“朱元璋对于知识分子，特别看重，虚心听从他们的劝告，完成自己的教育。每克一地，必访求当地的贤才，罗致于自己幕府中”。吴晗还列举了一些“幕府人才”如何向朱元璋出谋献策，从而奠定了朱元璋后来的帝业的例子。⑩
吴晗的自荐，似乎并未引起当时统治者的足够重视。这使得他大为失望，于是在一九四四年七月又写了一篇《生活与思想》，发泄牢骚。他说，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不是“权贵”的“中年人”，“失去信心”了，形成“一种世界末的人生观”，“已经断了心，放弃了赶上去的幻梦”。说“断了心”，是故作姿态，其实还是想“赶上去”，所以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他便大声疾呼：“中年人”的这种状态，“是‘国家’的隐忧”！依他说，解决这“隐忧”的“唯一的办法”，就是给这些失意的“中年人”安排一条“出路”，“预备一辆自行车”！?（按 所谓“自行车”者，即“一官半职”也）
掩饰国民党的贪污罪行，胡说贪污的根源是由于“家族为本位”
一九四三年，正当蒋介石反动政权极度腐败的时候，吴晗写了《论贪污》、《贪污史的一章》?等文，为国民党贪污成风，开脱罪责。在这些文章中，他用资产阶级社会学的观点，把旧社会的贪污风气的根源，归结为什么“社会教育”、“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等等，避而不谈社会制度这个根本问题。
吴晗把历史上皇帝的贪污，说成是偶然的现象。他说：“过去历史上皇帝是国家元首，皇帝的宫廷财政和国家财政向来分开，但是有时候皇帝昏乱浪费，公私不分，以国产为私产，恣意挥霍，闹得民穷财尽，这种情形，史不绝书。最奇的是皇帝也有贪污的”。
他说：“历朝的政治家用尽了心力，想法子肃清贪污，树立廉洁的吏治。不外两种办法，第一是厚禄……，第二是严刑”。吴晗认为，“厚禄”、“严刑”，“暂时都有相当效果，却都不能久远”。“原因是这两个办法只能治标，对贪污的根本原因不能发生作用。治本的唯一办法，应该从整个历史和社会组织去理解。”
怎样从整个历史和社会组织去理解？吴晗的解释是：“一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社会组织，我们的文化都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一旦青云得路，父族妻族儿女姻戚或故旧乡里都一拥而来，禄薄固不能支给，即禄厚又何尝能够全部应付，更何况上官要承迎，要人要敷衍，送往迎来，在在需钱！如不贪污非饿死羞死不可！”
吴晗说：“根据这个理解，贪污的根绝，治本的办法应该是把‘人’从家族的桎梏下解放出来。个人生活的独立，每一个人都为工作而生存，人与人之间无倚赖心。”“‘人’能够独立存在以后，工作的收入足够生活，法律的制裁使他不愿犯禁，厚禄严刑，交互为用，社会上有公开的舆论指导监督，政府中有有力的监察机关举劾纠弹，‘衣食足而知荣辱’，贪污的肃清当然可操左券。”
一九四三年，正当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而蒋介石集团苦于无法应付的时候，吴晗“破门而出”，研究起金融问题来，写了《记大明通行宝钞》，?大谈明朝各代钞法利弊，以及防止货币贬值的种种措施，表示自己对这个问题颇有研究。
很明显，吴晗那时热中于“论贪污”、“论宝钞”，都是为了引起国民党当局的重视，博得反动统治者的青睐。
追随蒋介石，美化朱元璋；通过朱元璋，吹捧蒋介石
一九四○年三月，蒋介石亲自出马，为方觉慧写的《明太祖革命武功记》?写了一篇序。在这篇序里，蒋介石把朱元璋大大颂扬了一番，说“明祖崛起草莱，志期匡复，收揽豪俊，剪刈群雄，十五年间遂成光复华夏之大业。”他特别赞赏朱元璋“武定祸乱、文致太平”，“戡乱伐叛、平蛮柔远”的成绩，和“宽猛相济，威德兼施”的手段。他说，朱元璋的这些事，“不惟足供历史学之参考”，而且可以“资”“建国之借镜”。
圣旨一出，忙坏了吴晗，他立即动笔来“应帝王”了。一九四○年九月，他写出《记明实录》，?一九四一年四月，又发表了《明教与大明帝国》。?在这个基础上，吴晗于一九四三年写出了《明太祖》一书。这本书，是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主编的一套丛书中的一本。潘公展还为这套丛书写了“编纂旨趣”。他说明这套丛书的出版，“祗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在建国的文化坦途上，贡献力量，建筑小小的基石”。他说，编入这套丛书“第一辑”的，是“民族伟人”，即“有大德于天下，永为国人顶礼膜拜者”。吴晗的《明太祖》，就是按照潘公展规格，用“顶礼膜拜”的笔调写出来的。
在《明太祖》这本书里，吴晗完全贯彻了并具体发挥了蒋介石对朱元璋的评论。吴晗亦步亦趋地跟着蒋介石，歌颂朱元璋的文治武功，歌颂他“平定群雄”，“赤手建国”；歌颂他“北伐”成功，使中华民族，“不但得救，而且复兴了”；歌颂他建国后的一整套政治措施，说《大明律》是“在整个立法史上”“最重要最伟大的一部法典”，甚至赞美朱元璋推行的统治人民的“里甲制”，也是“劝导农民合作的好办法”。
蒋介石特别赞赏朱元璋实行的“宽猛相济，威德并施”的反动的“两手”。鹦鹉学舌，吴晗也跟着蒋介石大肆称赞朱元璋的统治手段。一方面，他称赞朱元璋以强暴的手段，“建设”起了“国家纪纲”，“稳定”了“治权”，“肃清”了贪污，“由于，一时地方守令都惴惧畏法，洁己爱民，吏治风气，焕然丕变”。“唐、宋以来的悍将跋扈、骄兵叛变的弊端”，也“完全根绝了”。另一方面，他又称赞朱元璋的“德政”。他说，朱元璋的“严酷和残暴，似乎专用以对付‘有’的阶级；对于‘无’的穷人，他便用另一种态度，另一种方法。”这“另一种方法，”就是“安抚农民的办法，积极的为农民兴利，消极的为农民除害”。吴晗对朱元璋统治的总评价是：“洪武一朝，政虐于上，民安于下”。
吴晗简直把朱元璋捧上了天，说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至于朱元璋的个人品行，他也作了无微不至的美化和吹捧。
蒋介石捧朱元璋，是有意把自己比作朱元璋的。看来，吴晗领会这种意图，是很敏感的。而且，他从此悟出了一个“秘诀”：捧皇帝者即捧蒋介石也。于是，他写了许多文章，大捧皇帝：什么汉文帝“对人民的爱护”是“无微不至”?啦，唐太宗是“忧国忧民，至公守法”?啦，“赵宋三百二十年的统治”“德泽在民”?啦，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后来，他还制造出一种美化帝王的“理论根据”，说皇帝在“常态上”并不是专制的，“苛暴的、独裁的、黑暗的时代，历史上虽不尽无，但都可说是变态的”。一九四六年，他在《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一文中，又进一步说：“近四十年来，坊间流行的教科书和其他书籍，普遍的有一种误解，以为在民国成立以前，几千年来的政体全是君主专制的，甚至全是苛暴的，独裁的，黑暗的，这话显然有错误。在革命前后持这论调以攻击君主政体，固然是一个合宜的策略。但是现在，君主政体早已成为历史陈迹的现在，我们不应厚诬古人，应该平心静气的还其本来面目。”?在这里，吴晗不仅美化皇帝的君主专制，而且还在替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粉饰。
一九四九年，吴晗把《明太祖》修改过后，以《朱元璋传》的书名再版。在这本书中，吴晗把朱元璋骂了一通，骂他杀人、专制、独裁、缺少人性等等。据吴晗说，这是为了影射蒋介石，才贬低了朱元璋（按 吴晗不小心泄了天机，既然骂朱元璋是表示对蒋介石的不满，那末当初赞扬朱元璋，不也就是对蒋介石的歌颂吗？）但是在总的评价上，还称颂朱元璋为“民族英雄”、“成功的政治家”，说他“智力极高，长于计谋，看得远，见得大处，当机立断，更善接受好建议，不自以为是”?（按 这又露出了马脚，既然骂这个朱元璋是指蒋介石的，那末从根本上肯定同一个朱元璋是“民族英雄”、“成功的政治家”，难道不是从根本上肯定蒋介石这个人民公敌是“民族英雄”、“成功的政治家”吗？）
要蒋介石吸取“历史教训”，全力以赴消灭共产党
诬蔑农民起义为“流寇”，提醒蒋介石不要把工农红军看成“疥癣之疾”
一九三四年，工农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吴晗写了《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向国民党反动派献策。文章特别加了一个副标题：“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话的意思是，提醒国民党当局从明末历史中汲取对付革命武装的经验教训。
在这篇文章中，吴晗诬蔑农民起义军为“流寇”、“暴民”、“乱民”。他说，明末的教训是“当时的统治者”，开始的时候大意了，把农民起义看成是“疥癣之疾”，“高枕而卧”，料想不到农民起义军“一有了势力”，竟来“夺取政权”。他根据这些经验教训，提出了两条对付农民起义的办法：一条是，在这种“火烧眉睫的时候”，统治集团要“联合起来”，不要“勾心斗角地互相计算”；另一条是，施行“抚恤”，从根本上堵死“致乱之源”，以免“自掘坟墓”。?
报纸发表吴晗这篇文章的同时，还发表了一篇评论来配合。评论的作者说，读了吴晗的文章，就“想到今世”，我们“也有非扑灭不可的流贼集团”，“也有非拥护不可的君子集团”（即吴晗所说的统治者）。评论者还说：不能把“眼前的流贼集团”“当作寻常的疥癣末疾看待”。“我们托身于君子集团的庇下，自然盼望它的敌人快归毁灭”。于是评论者根据吴晗的启示，提出了“以抚济剿”的办法。?
吴晗发表这篇文章以后，又陆陆续续写了许多诬蔑农民起义的文章。一九三六年，他在《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说：“农民是不很能了解政治革命的意义的，一般地都以忍耐苟安为最好的德性。要他们来参加革命，也非加上一些宗教的或迷信色彩的外障不可”。他还宣传，农民在起义的过程中，“不得不靠地主的财力和他们合作”，而且只有与地主合作才能成功。?
一九四三年，他在《明太祖》一书中又说：老百姓在“官军”和红军之间受夹板罪，“官军把他当红军，红军又把他当官军的奸细，左右做人难，又得供给粮秣，红军要了，官军又要，闹得人人自危，有钱有地的人怕事，都投到官军这边，无钱无地的人不消说，包上一块红头巾，投奔濠州，干反叛的勾当去了”。?
后来，吴晗还恶毒诬蔑农民起义的动机，说农民“苦战了十几年，为的是什么？无非是为作大官，拜大爵位，封妻荫子，大庄园，好奴仆，数不尽的金银钱钞，用不完的锦绮绸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舒舒服服的过日子”。?
要反动派以明王朝覆灭为鉴，“用全力来消灭‘流寇’”
一九四四年，正当解放区军民，度过了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并开始转入对日寇局部反攻的时候，吴晗发表了一篇题为《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吴晗以借古喻今的手法，含沙射影地污蔑共产党是“流寇”，责备国民党某些将领反共不力，要国民党吸取朱明王朝覆灭的教训，全力以赴消灭共产党。
吴晗在文章中说：“历史是一面镜子，三百年前，有太多的事情，值得我们追念。”“三百年前，当明思宗殉国以后，李自成西走，清人借吴三桂的向导，占领北平分兵南下的时候，南京小朝廷领袖弘光帝，正在粉饰升平，兴建宫室，大备百光，征歌选舞，夜以继日。他的父亲死于非命，元配离散不知下落，国君殉国，国土一部分沦于流寇，一部分被异族兵威所蹂躏（按重点系编者所加。加重点的字，收入《投枪集》时，删去了。下同），人民流亡离散，被战争所毁灭，被饥饿瘟疫所威胁，覆巢之中无完卵，即使是禽兽也该明白当前危机的严重。然而这位皇帝还是满不在乎”。
他又说“三百年前，当南京小朝廷覆亡的前夕，清兵迫近江北，流寇纵横晋陕，民穷财尽，内忧外患交迫的时候。宰相马士英凭了一点拥立的私恩，独擅朝权，排斥异己”。
他还说“三百年前，当外族铁蹄纵横河朔，‘流寇’主力恣张晋豫，国破民散，人不聊生的时候，拥兵数十万虎踞长江上游的左良玉，却按兵不动，坐观兴亡。他看透了政局的混乱，只要自己能保全实力，舍出一点贿赂当局，自然会加官晋爵，封妻荫子。在这个看法之下，他不肯用全力来消灭‘流寇’，却用全力来扩充军队。”
最后，吴晗说：“三百年后，我们想想三百年前的情形，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
打着“第三者”的幌子，对蒋介石小骂大帮忙，反对人民解放战争
胡说内战是“两党打仗”，“人民受罪”，为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开脱罪责
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了全面内战。上半年大举进攻东北解放区，下半年向各解放区发动全面的进攻。这时候，吴晗却标榜“第三者”立场，把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内战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自卫战争，相提并论，抹杀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区别，实质上是为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开脱罪责，诬蔑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一九四六年一月，吴晗在写给旧政协代表的信中，以“人民代表”自居，对共产党和国民党、青年党，不分青红皂白，一概加以指责。他说：“你们的党史，你们的党纲，你们自吹自擂的宣传品，我们人民，老实说，都不大感兴趣。”?在《论反内战运动》一文中吴晗说：“两党相持，人民受罪，结怒于人民是不会有什么好处的”。还狂妄地叫喊道：人们“看得清楚”，“国民党决消灭不了共产党，反之，共产党也消灭不了国民党”。?（按 这句话在收入《投枪集》时，删去了。）在《论解决时局的基础方案》一文中又说：“内战的对手虽然只是国共双方，可是土地资源人力财力却是全体人民的，两党打仗，两党一相情愿自己谈而完全漠视人民，有关人民本身生死存亡的大事而不容许人民作主，甚至过问”。?
一九四六年六月，正当东北停战十五天，双方进行谈判期间，吴晗发表了《决定今后历史的十五天》一文，又趁机散布流言，反对人民解放战争，他说：内战是“一错再错，错在认为国事可以由几个政党来解决，谈谈打打，打打谈谈，边打边谈，又打又谈。”“十五天已经溜走了四天了，这十五天不能只是国共两党的十五天，而应该是全国人民的十五天。我们应该有行动，告诉谈判中的双方，这十五天是人民所能容忍的最后限度。过了这限度，人民要自己起来制止这可耻的内战，我们不再信任任何诺言和文字，我们要的是永久停止内战。”?
怕内战的结果“造成共产党的更强大、国民党的更没落”，劝国民党多做欺骗人民的“好事”
吴晗在不少的文章中，一再表示他反内战的立场，是为国民党着想的，是为国民党“前途计”的。在《论反对内战运动》一文中，他说：“退一步替国民党想，……打内战的唯一后果是通货再膨胀，政治更无办法，人民更痛苦，逃杨归墨，为渊驱鱼，造成共产党的更强大，国民党的更没落，也是划算不来的。”?（按 这一段话中的“逃杨归墨，为渊驱鱼，造成共产党的更强大”这些话，吴晗在收入《投枪集》时，删去了）
一九四六年八月，当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卖国的反动政策，已经充分暴露的时候，吴晗仍在文章中，向人民散布对蒋介石的幻想，并奉劝国民党反动派“做点好事”，争取群众。在《怎么办？》一文中，吴晗谈到组织联合政府，实行人民选举问题时说：“有一件事情必得注意的，就是各党各派和社会贤达从今天起就得努力争取人民的选择。”他向蒋介石反动政权献计说：“人民的选择很简单，……谁能给予以这些最低要求的切实保障，人民就会死心塌地拥护它。”（按 当然是指蒋介石反动政权。）
接着，吴晗又强调说：“我要以人民的资格，奉劝国民党当局，趁今天还在位的时候，多做一点好事，即刻做，做了再说，做了而不说更好，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人民的满足是不费事的。至少，不要再做坏事，取消征购征实吧，取消特务机构吧，停止打风和杀风吧，收回封闭报纸停止期刊的命令吧，撤销中纺中蚕吧，严办贪官污吏吧，我敢保证，人民也会保证，你们只要能做到这些，完完全全的做到，是不愁人民不站在你们的这一边的。”?在《论打手政治》一文中，吴晗向国民党进言：“为一个有历史的政党前途计，为中华人民的前途命运计，为中华民国的历史前途计，不该再打了！”“只有这样做，才是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民党之福。”?
在《论文化杀戮》一文中，吴晗叙述了在中国历史上秦朝和清朝两次实行文化杀戮，皆造成了王朝的覆灭的历史，要蒋介石从中汲取“教训”。?
向美帝国主义的头子献媚，说决不会忘记他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
一九四六年一月，当美帝国主义为了更好地帮助蒋介石部署内战兵力和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制造所谓“调处”、“停战”等和平阴谋的时候，吴晗和潘光旦、费孝通等人，联名写信给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大肆颂扬杜鲁门、马歇尔等帝国主义头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信中写道：
“杜鲁门总统对华政策的声明传到中国，把我们多日忧患的心情一扫而清。民主的美国又一度坚强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对它的信任。”“正在这紧张的关口，杜鲁门总统能发表这一个有历史性的文告，真是令我们不能不衷心感激。接着又接到你被任为特使，迅即来华执行上述声明的消息，更增加了我们无限的希望。”
“我们在欢迎你的时候，心里又充满着惭愧。中国人民怎么不知道引起内战的，责任是全部应当由我们自己担负的？又怎么不知道我们的内战会威胁世界和平的？我们……已尽力向武装冲突的双方呼吁和平，停止内战；……美国人民在这时能作此严重的声明，实在是给我们为和平为民主而工作的中国人民一个有决定性的援助。我们惭愧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家务整理明白，有劳我们的好友的斡旋；但是我们也不会忘记你们在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功绩。”
“我们充分了解而且同意你的任务是贤明和正确的。……我们相信，象其他盟国一般地相信，你将执行的政策并不是以美国个别利益为出发点的。”
“我们并不袒护在野而有武力的共产党，我们也反对任何政党私有武力”。
“我们盼望国际的友人，为了世界和平，不但要劝阻国共交锋，而且能有效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给予建设民主的助力。”
“我们对于你的服务不但感激而且有信心……敬祝你在历史上留下为我们后世子孙永志不忘的伟迹。”?
吴晗在写了这封信以后，还在许多文章中，一再向美帝国主义献媚。一九四六年六月，在《决定今后历史的十五天》一文中，他说，不打内战，中国“才能够成为美国所需要的市场。”?
一九四六年七月，在《是谁在辱国？谁在殃民？》一文中，吴晗还说：“千言万语归结成一句话，停战第一。这不只符合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于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利益。”?
幻想按照美国的样子，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
颂扬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吹捧罗斯福的“四大自由”
一九四六年，正当美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把中国变为美国殖民地的时候，吴晗在许多文章中，大肆颂扬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在《论民主政治》一文中，他说：“罗斯福总统所提倡的四大自由，就比之林肯时代，华盛顿杰菲逊时代的说法，意义上，内容上，更丰富更重要，比之法国大革命时代所提倡，所喊出平等博爱自由也更向前迈进了一大段，比之英国旧大宪章时代是进步得太多了。”?
一九四六年五月，在《报纸与舆论》一文中，吴晗极力美化“世界上的民主国家”的“民主”和“多党政治”。他说：“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或者多多少少有点民主气味的国家，报纸的主要任务是报导正确的消息，反映，发扬人民对于政府措施的意见，批评，指责，提出纠正，贡献意见，都是人民应有的权利。”
他又说：“民主国家有一个特点，便是多党政治。在野的党有堂堂正正批评政府的权利，倒过来，在野党执政了，执政党在野，同样保有这权利。彼此互相批评，互相责难，一方面有权提出以事实为根据的质问，被质问的也有义务提供解释的事实，是非曲直，取决于人民的舆论”。（按：这一段话在收入《投枪集》时完全删去了。）
吴晗还抹煞所谓“民主”国家的阶级本质。他说：“一个国家的前途，发展或停滞，向前或落后，繁荣或衰落，最好的测验器是这一个国家的报纸能不能，敢不敢代表舆论，这也是说明了这国家是为人民所统治，是为人民谋幸福，或是为少数人所统治，为少数人争权利。”?
一九四八年五月，在国民党反动派召开伪“行宪国大”之后，吴晗在《论所谓“中国式的代议制度”》一文中宣扬“西洋议会的议员是人民选出来的”。
说“我们得学学”美国的“民主方式”，建设一个“自由世界”
吴晗不仅颂扬美国的“民主政治”，而且明确主张中国要实行美国的“民主政治”。在《论民主政治》中，他说：“就今天的中国而说，我们所要实行的民主，第一要适合于这个时代，不是历史上或十八九世纪的，也不是什么未来派的，二十一二世纪的，而是二十世纪，所谓人民世纪的民主政治，主要的根据是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俗言也就是政治的经济的民主。”
他又说：“欧美一些国家人民所已经享受的正是我们今天所争取的，如思想言论身体出版旅行等自由，如选举权，如议会政治。都是今天中国人民所用全力争取的。”
在《论法统》一文中，吴晗说：“故罗斯福总统连任了四次，每一次都由公开的合法的选举方法——他们由政纲政策，尤其重要的是过去几度执政的政绩，来要求选民的选票，和另一政党竞选，结果，选民果然选择了他们”，他强调说：“是的，我们得学学美国人民的民主方式，美国的政府是全世界全人类所公认的合法政府，因为这政府是由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他还以英国的“民主”制度举例说：“老牌民主国家的首相，丘吉尔先生和他的党，对英国总不能说没有大功了吧？可是人民不要他，工党不和他合作，只好举行大选，听凭人民的选择。人民呢，毫不含糊，选择了工党，选择了阿特里。丘吉尔先生承认这选择，保守党也承认了这选择。丘吉尔先生和保守党功成身退。这才是民主，这才是合于民主的法。”?
吴晗在《报纸与舆论》一文中还说：“我们要建设真正的民主政治，自由世界，要从报纸能尽报导批评的责任，替人民服务，用公正的舆论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开始”。?
认为代表“中间阶层”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是“中国前途的引导者”
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间，一小撮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为了和中国共产党争夺群众，提出了由他们来代表和领导中间阶层实现“第三条道路”的反动理论。当时，吴晗也是唱的这个调子。吴晗一直认为，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只是“党派利益”，只有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才是人民的真正“代表”。他要求让所谓“超党派”的“人民力量”来“决定一切，执行一切”。
一九四六年，吴晗在《论新基础》一文中说：“人民的力量是潜在的，一个代表人民力量总和的组织，超出党派利益，代表广大的中间群众人民利益的组织在今天是必需的，应该使其立刻现实存在的。”“要建立一个以召集国是会议为中心的人民推动力量。”这“力量”“是坚强的前进的勇敢的经过考验的民主党派，团体和无量数的卓越的民主斗士的共同战斗体。”“这一力量的出现，它的使命不再是中间式的调人，而是完全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前途的引导者。”“于此，这力量的本身就是天平秤，决定一切，执行一切，而不是象过去那样，自身作为法码，作为一个相对的平衡的力量。”他说：“中国的人口假定有四万万五千万，中间阶层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百分之九十的人民能够参加这新基础，坚强这新基础，任何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任何困难是可以征服的。”?
同年，他还写了一篇《论社会风气》，从纸堆里拣出些破烂，来作他这种反动理论的证据。他说，在中国历史上，时代精神和社会风气的形成，“大体上似乎都和小百姓无干，治天下者的作用也是推波助澜，主流实实在在发于中层的士大夫集团，加以上层的提倡，下层的随和，才会蔚为风气，磅礴一世。不管历史对所‘尚’的评价如何，就主流的发动而论，转变社会风气，也就是所谓移风易俗，只有中层的士大夫集团才能负起责任。”?
一九四八年，吴晗在《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中公然鼓吹一小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决定中国未来前途的荒谬观点。他说：“知识分子‘也还有光明的一面’”。他说这批人“肯接受新思想，对现局有正确的理解”，“勤于学习能用脑子，也能动手。中国未来的前途，就寄托在这一群人身上。”?注：①《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见一九五○年二月《中国青年》第三十二期；《春天集》第五二至六二页。
②转引自史绍宾：《胡适与吴晗》，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三日《人民日报》。
③《胡应麟年谱》，一九三四年《清华学报》第九卷一期。
④《西王母与西戎》，一九三一年《清华周刊》第三六卷六期。
《西王母的传说》，一九三二年《清华周刊》第三七卷一期。
《西王母与牛郎织女的故事》，一九三二年《文学月刊》第三卷一期。
⑤见《明成祖生母考》，一九三五年《清华学报》第十卷三期。
⑥《胡惟庸党案考》，一九三四年《燕京学报》第十五期。
⑦《过去种种》，一九三二年《清华周刊》第三七卷二期。
⑧胡适：《爱国运动与求学》，《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卷八，第一一四五至一一五四页。
⑨《说士》，《历史的镜子》，生活书店一九四六年出版，第六三至六八页；《投枪集》，第十五至十八页。
⑩《明太祖》，第四八、四九页。
?《生活与思想》，一九四四年《昆明生活导报》第七六期；《历史的镜子》，第二五至二九页。
?《论贪污》，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云南日报》；《投枪集》第一至六页。
《贪污史的一章》，《历史的镜子》第十六至二四页；《投枪集》第七至十四页。
?《记大明通行宝钞》，一九四三年《人文科学学报》第二卷一期；《读史剳记》第三○三至三一六页。
?一九四○年九月国学书局版。
?《史语集刊》十八本，一九四○年九月。
?《清华学报》十三卷一期，一九四一年四月。
??《治人与治法》。《历史的镜子》，生活书店一九四六年五月版，第四三页，第四四页。
?《明太祖》，第十四页。
?《历史上的君权的限制》。《历史的镜子》，生活书店一九四六年五月版，第四七页。
??《朱元璋传》，一九四九年七月新中国书局出版，第一二五页，第二七七页。
?《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二十六日《大公报》。
?《晚明与现代》，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九日《大公报》。
?《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九三六年《清华学报》第十一卷二期。
?《明太祖》，一九四四年十二月胜利出版社出版，第二三页。
?《三百年前的历史教训》，载《历史的镜子》第九九至一○二页，生活书店一九四六年五月版，参见《投枪集》第二四至二七页。
?《血的十二月》，一九四六年一月七日，发表于昆明《妇女旬
刊》，第一卷第七期，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出版。
??《论反内战运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发表于《周报》第四十二期，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版。参见《投枪集》第一二五至一三五页。
?《论解决时局的基础方案》，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发表于华北版《民主周刊》，第十三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一日出版。
??《决定今后历史的十五天》，发表于上海《民主》第三十五期时局笔谈特辑，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出版。
?《怎么办？》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三日发表于上海《周报》第四九至五十期合刊，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出版。
?《论打手政治》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发表于上海《周报》第四三期，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版。参见《投枪集》第一四一至一四二页。
?《论文化杀戮》，发表于上海《民主》周刊，第四四期，一九四六年八月十七日版。参见《投枪集》，第二一九至二二二页。
?《致马歇尔特使书》，发表于昆明《民主周刊》，第二卷第二三期，一九四六年一月十二日版。
?《是谁在辱国？谁在殃民？》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于《文萃》第三九期，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出版。
?《论民主政治》一九四六年十月四日在燕京大学讲，发表于华北版《民主周刊》第四十二期，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版。
??《报纸与舆论》载一九四六年五月版《历史的镜子》第三四页。
?《论法统》载发表于一九四六年八月十日，《新文化》半月刊，二卷四期（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八日）。
?《论新基础》载《民主周刊》第十五期，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参见《投枪集》第二三五至二三六页。
?《论社会风气》，《历史的镜子》，第二页。
?《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一九四八年八月《中建》第三卷第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