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4月17日人民日报 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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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血腥罪行,铁证如山,绝对抵赖不了!
印尼军人政权是袭击我使馆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凶手
印度尼西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马利克在反华集会上明目张胆地煽动反华
新华社十六日讯 本社记者报道:印度尼西亚政府是十五日出动军警和暴徒疯狂袭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组织者和指挥者,犯下了打伤中国外交官和开枪重伤工作人员的血腥罪行。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雅加达电台的广播和安塔拉通讯社的报道也都毫不隐讳地供认了这一点。
据安塔拉通讯社报道,在暴徒袭击中国大使馆之前,十五日上午在雅加达的雄牛广场举行了由印度尼西亚政府组织的反华集会。这次杀气腾腾的集会实际上是制造这次血腥暴行的动员大会。印度尼西亚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阿达姆·马利克的代表,雅加达军区司令,在全印度尼西亚疯狂进行反华、反共、反人民暴乱活动的“印度尼西亚大学生统一行动组织”和“印度尼西亚青年学生统一行动组织”等右派团体的首领参加了这个集会。据西方通讯社报道,与会暴徒高举几十幅反华标语,一边狂叫“中国人滚走”、“粉碎北京”等反华口号,一边高喊“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万岁”。据报道,为了胁迫华裔公民参加这个反华集会,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集团事先印发了“声明”,挨家挨户强迫他们签字参加,并公然指定蒋帮特务分子充当袭击、破坏中国大使馆的帮凶。印度尼西亚官方的雅加达电台在这个集会的前夕,也在广播中不断“呼吁”华裔公民“出席”大会。
阿达姆·马利克,向这个反华集会发表了一个煽动反华的“书面贺词”。马利克在“贺词”中说什么有某些方面“设法在印度尼西亚获得权利,甚至获得寻找利润的特殊权利”,“搞颠覆活动”,恶毒地煽动反华排华。他还威胁说,印度尼西亚政府要采取“明确的态度和坚决的措施”,谁反对右派反动势力“当前提出的要求,他就不能在印度尼西亚获得生存的权利。”但是,作贼心虚的马利克,接着又强词诡辩,抵赖印度尼西亚政府所采取的种族主义行动。
就在马利克发表这个煽动反华的“贺词”以后,这个动员反华的集会通过了一个同马利克的反华滥调相一致的所谓“声明”,叫喊什么“最强烈地抗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干涉印度尼西亚内政”,“反对来自任何方面,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内的一切威胁和攻击”等等。
在这次动员反华的集会以后,大批武装军警和装甲车随同用卡车装运的暴徒,一起开到中国大使馆进行了野蛮的袭击。
右派军人政权是这次血腥罪行的直接组织者、指挥者和凶手,铁证如山,是绝对抵赖不了的!
安塔拉通讯社当天发出的有关袭击中国大使馆的消息,是右派军人政权反华罪行的又一个“自供状”。这家通讯社洋洋得意地报道了武装军警和暴徒袭击中国大使馆的暴行。它说,这批暴徒“在雄牛广场举行唱名集会后来到中国大使馆”。暴徒们“使用十吨的卡车撞毁了前门,然后涌入使馆。在随后同使馆人员的搏斗中,有一名使馆人员受重伤……五星红旗从旗杆上扯了下来,撕成碎片。同时,在印度尼西亚国歌声中升起了印度尼西亚两色国旗。中国国徽也被从大门墙上拆下来烧毁。家具被从屋子里搬出来堆在院子里焚烧。示威者(暴徒)还在房间里搜寻重要文件和照片,后来把它们交给了当局”。这家通讯社还说,这批暴徒“还设法砸毁通往后院的里门。在这里他们砸坏使馆的若干辆汽车……”
但是,安塔拉通讯社在供认这些暴行的同时,却又企图倒打一耙,嫁祸于人,胡说什么暴徒所以要非法强行闯进并袭击中国大使馆,是因为中国大使馆“紧闭大门”,“牢牢地上着锁”。这是彻头彻尾的强盗逻辑!请问印度尼西亚右派先生们,你们一再践踏国际法的起码准则,破坏外交代表机构和外交人员不可侵犯的特权,接连对中国的外交机构进行了十多次强盗袭击,难道在你们出动大批武装军警和暴徒,甚至出动装甲车前来行凶的时候,中国大使馆还要“开门揖盗”,请你们来进行杀人放火的勾当吗?
安塔拉通讯社掩饰右派军人政权野蛮袭击中国大使馆的罪行的另一个手法是造谣,反诬中国大使馆对暴徒“开了枪”。安塔拉通讯社说什么“从(中国使馆的)建筑物里开出两枪,显然是中国人开的枪”。一名印度尼西亚陆军军官又对路透社记者说什么“一群大使馆工作人员用机枪对示威者开火。三人负伤。”印度尼西亚右派军人集团为了掩饰它犯下的滔天罪行,竟乞灵于造谣诬蔑,反咬一口。他们玩弄这种伎俩已不是第一次了。他们前些时候在袭击我棉兰、望加锡领事馆后,也曾造过这种谣言,后来都被揭穿,遭到破产。现在,他们又一次重施这种自欺欺人的伎俩。这只能在印度尼西亚人民和全世界人民面前,进一步暴露他们的强盗嘴脸。
印度尼西亚反动军人政权如此疯狂的反华罪行,使希特勒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都为之黯然失色。但是,这决不说明它的强大,恰恰相反,只能说明它的虚弱,说明它的疯狂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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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惩办与宽大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结合政策的胜利
最高人民法院特赦释放五十七名战犯
同时宣布十五名悔改较好战犯受到减刑宽大处理
新华社十六日讯 最高人民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今天特赦释放了五十七名已经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
这是特赦释放的第六批战争罪犯。这些战争罪犯能够改恶从善,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实行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的胜利。
今天特赦释放的战争罪犯中,属于蒋介石集团的战争罪犯有五十二名,其中有:国民党第七十九军中将军长方靖、国民党第三军中将副军长杨光钰、国民党江阴要塞中将司令孔庆桂、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书记长李佩青、国民党川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高参徐钟瑞、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杨安铭、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部中将副司令官牟中珩、国民党特务机关保密局贵州站副站长潘澄清等。
属于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有四名:伪满洲国第九军管区中将司令官甘珠尔扎布、伪满洲国江上军中将司令官曹秉森、伪满洲国经济部大臣于静远、伪满洲国勤劳部大臣于镜涛。
有一名是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即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少将司令官宝贵廷。
这一批战争罪犯的特赦,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有关地区的高级人民法院今天分别在各地战犯管理所召开的特赦释放大会上宣布的。会上宣读了这次特赦释放的战争罪犯名单,并发给他们特赦通知书。
在各地的特赦释放大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和有关地区高级人民法院还同时宣布一批悔改较好的被减刑的战争罪犯名单,这次受到减刑宽大处理的战争罪犯共有十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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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刘主席周总理电贺叙利亚国庆
新华社十六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十六日打电报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家元首努尔丁·阿塔西,祝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庆。电文如下:大马士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家元首努尔丁·阿塔西阁下: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向阁下和叙利亚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祝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
新华社十六日讯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十六日打电报给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理优素福·扎因,祝贺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庆。电文如下:大马士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理优素福·扎因阁下:
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国庆的时候,我向阁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衷心的祝贺和良好的祝愿。
中叙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一贯支持叙利亚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维护国家独立的斗争。我衷心地希望,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叙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和两国人民的友谊将日益巩固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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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电贺沃尔德继任埃塞俄比亚首相
新华社十六日讯 周恩来总理十六日打电报给埃塞俄比亚帝国首相阿克利卢·哈普特·沃尔德,祝贺他重新被任命为埃塞俄比亚帝国首相。电文如下:亚的斯亚贝巴埃塞俄比亚帝国首相阿克利卢·哈普特·沃尔德阁下:
在阁下重新被任命为埃塞俄比亚帝国首相的时候,我代表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义,向阁下表示热烈祝贺。祝贵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祝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日益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周恩来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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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华社记者驳斥安塔拉通讯社的诬蔑
印度尼西亚右派为了讨好帝国主义,敌视中国,决定关闭安塔拉北京分社,却又企图混淆视听,把责任推在中国方面,那是枉费心机,荒谬之极
新华社十六日讯 新华社记者评论:驳安塔拉通讯社对中国报界和新华通讯社的诬蔑,文如下:
安塔拉通讯社四月十一日从雅加达发了一条消息,说什么由于中国各报停止订阅安塔拉通讯社北京分社出版的新闻稿和新华通讯社停止对安塔拉通讯社北京分社提供安塔拉通讯社总社的摩尔斯广播稿,安塔拉国家通讯社掌权者努尔·纳苏蒂温决定关闭安塔拉通讯社北京分社。安塔拉通讯社企图混淆视听,用根本不能成立的借口对新华社和中国报界进行诬蔑和诽谤,实在是荒谬之极。
新华社和安塔拉通讯社之间从来没有签订过相互向对方分社提供其总社新闻广播稿的协议。新华社没有任何义务要向安塔拉通讯社北京分社提供安塔拉通讯社总社的广播稿。至于中国报界是否订阅安塔拉通讯社北京分社出版的新闻稿,那是中国报界的自由,别人无权干预。在安塔拉通讯社已经沦为右派反动势力的卑劣工具,它的新闻稿上充满反华谰言的情况下,中国报界怎么能出钱订阅这种肮脏的废纸呢?安塔拉通讯社天天在发表恶毒的反华诬蔑,还硬要中国报界出钱购买它,天下岂有这样荒唐的事?
中国报界和新华通讯社本着加强中国人民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愿望,过去在工作上对安塔拉通讯社北京分社提供了大量的帮助和方便。在过去将近八年的时间里,新华社曾单方面地、无偿地向安塔拉通讯社北京分社提供了抄收下来的安塔拉通讯社总社的广播稿,这说明新华社为了加强两国通讯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斗争中的友谊,对安塔拉通讯社表现了莫大的善意。
但是,自从去年十月以来,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对新华社雅加达分社进行了疯狂的迫害,甚至出动军队,组织暴徒,袭击新华分社,最后竟无理封闭了新华分社。尽管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采取了这些严重恶化两国人民之间和两国通讯社之间友好关系的措施,中国方面并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安塔拉通讯社北京分社的记者仍然享有同驻北京的其他外国记者同样的工作方便。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为了讨好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敌视中国,决定关闭安塔拉北京分社,那是他们的自由;但是,他们要乘机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中国方面,只是枉费心机、自我暴露而已。
目前,中国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受到了印度尼西亚右派反动势力极其严重的破坏。但是,我们坚信,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之间和两国进步新闻工作者之间的友谊,是任何反动势力也破坏不了的。中国同印度尼西亚两国人民和两国进步新闻工作者必将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中团结起来,粉碎一切破坏我们两国人民之间伟大友谊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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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纳塔奈利大使分别拜会朱委员长董副主席
新华社十六日讯 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瓦西里·纳塔奈利,今天下午拜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朱德委员长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新华社十六日讯 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瓦西里·纳塔奈利,今天上午拜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董必武副主席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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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堂生动的突出政治的教育课
贵阳市抓住“稻草绳问题”开展一场政治和业务关系的辩论,批判了种种非政治倾向,促进了工商企业部门的工作
编者按:贵阳市围绕着“稻草绳问题”展开的一场大辩论,批判了过去经济工作中的种种非政治倾向,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鼓起了人们的革命干劲,结果,在比较短的时间里,就使得长时期以来比较落后的地方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面貌,开始起了明显的变化。
稻草绳,看来是一件无足轻重的小商品,可是,这种小商品为什么本地不能生产,非要依赖外地供应不可呢?这个问题,在贵阳市很有代表性,它反映了经济工作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营思想的严重斗争。这个斗争,不但在稻草绳的生产和经营问题上存在,在其它一些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上也同样存在。贵阳市抓住了这个典型,开展了大辩论,使工商企业各部门都结合检查了各自的“稻草绳问题”,懂得了突出政治的重大意义,懂得了政治是统帅的道理,改造了自己的思想,改进了自己的工作。
在其它各个地区、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稻草绳问题”。抓住这样的问题来开展辩论,既可以使政治与业务关系的辩论更加生动具体,更加深入人心;又能使辩论密切结合和推动当前的增产节约运动,收到抓革命促生产,抓革命促建设的效果。
贵州省贵阳市的工商企业和经济工作领导部门,不久前在中共贵阳市委的领导下,进行了一场生动热烈的突出政治的大辩论。这次辩论是围绕着一项小商品——稻草绳应不应该从外地调进的问题而展开的。广大干部和职工在大辩论中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了头脑,批判了在经济工作中不突出政治的倾向,对当地工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贵阳是一个工业生产基础比较薄弱的城市,解放前没有现代化工业,连墨水、发卡、纽扣等极普通的日用小商品都不能生产。解放后,贵阳的工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与先进地区比较,还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地方工业、手工业的小商品生产发展比较慢,满足不了市场的需要。
稻草绳问题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问题。稻草绳是工业部门用来包扎产品、设备的包装材料,它本来是很容易加工的。但是贵阳地区近几年来却一直从湖南的长沙、益阳等地调进,每年耗用了大量的运输力,仅从一九六四年三月到一九六五年九月的一段时间里,就调进了二十五万多斤。是不是贵阳市没有条件生产稻草绳呢?不是,贵阳市郊稻草资源丰富,每年可以用来作草制品的稻草在两千万斤以上,如果按贵阳商业部门一九六六年经营稻草绳五十四万斤的计划计算,只需要稻草六十七万五千斤,还不到稻草产量的百分之三。同时,贵阳市里的一些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郊区生产队,原来也有加工稻草绳的传统和习惯。问题只是:近几年来外地改用了机器加工,工效高,质量好,成本低;而本地的生产却一直停留在手工生产的水平上,工效低,质量差,成本高,这样就使贵阳加工稻草绳的生产逐渐被淘汰了,转而完全依赖外地供应。类似“稻草绳”这样的问题,在贵阳还有许多,象锅、碗、勺、筷、草纸、草袋、撮箕等,多数卖的是外地产品。有的把贵州的原料运到外地加工,然后又不远千里返运回来。
贵阳市委从稻草绳问题得到了一个启示。他们认为,稻草绳问题看起来好象是一件小事,可是在贵阳市很有代表性,因此决定抓住这个问题来展开辩论。市委向各部门指出,在稻草绳这件“小事”上,反映了一部分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在对待落后和困难的问题上,存在着错误态度,他们不是遇难而进,而是遇难而退,无所作为,这样就会路子越走越窄,生产就会永远落后。
工业部门的干部和职工,着重讨论了“为谁生产?”的问题。领导部门的一些同志检查了过去贪大求洋,不愿搞小产品、土产品的错误思想,他们说:“过去我们是两眼不看小、土、地(地方工业产品),一心追求高、大、洋”,常沾沾自喜于几件“洋”的新产品,而忽视了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大量需要的小产品、土产品,没有把稻草绳等小产品纳入经济计划,不积极扶持,任其被淘汰。还有一部分人是缺乏力争上游的雄心壮志,认为贵阳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生产落后状况是不可改变的,怎么赶也赶不过兄弟地区,“市场需要的商品包不起来,能管多少就算多少”因而对一些即使轻而易举就能解决的稻草绳之类的问题,也不认真采取措施去解决。一些生产单位的同志,检查了过去“利”字当头的经营思想,他们说,过去常常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突出利润,什么产品利润大就生产什么产品,稻草绳等这类小产品,“油水不大,费事不小”,因此不乐意生产。
在商业部门,着重讨论了“为什么做生意?是为赚钱、吃饭做生意,还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为革命做生意?”有的同志说,过去,他们是“两眼向外看,两手朝外伸”,认为“哪里质量好到哪里采购,谁家便宜能多赚钱就买谁的”,至于本地生产上去上不去,那不关自己的事。经过辩论以后,他们认识到这是丢掉了社会主义商业的“三大观点”。他们说,我们搞生产、做生意,都是干革命。一定要坚决按国家计划办事,按人民需要办事,克服单纯利润观点。只有这样,我们才不会迷失方向,才会自觉地、千方百计地从各方面采取措施,防止连稻草绳还要从外地调进这样的问题发生,促进工农业生产。经营稻草绳的贵阳市土产经理部,在辩论过程中,还组织职工到农村调查了稻草绳的产销情况,他们看到有少数生产队因为开展了稻草绳的副业生产,增加了集体收入和社员的收入,促进了农业生产。有些生产队由于稻草找不到销路,受到了一些损失。这些事实使他们深刻认识到,一个社会主义的商业企业,一定要坚决遵循毛主席制订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绝大多数人民群众服务。
经过了这场大辩论,使贵阳市工商企业和管理部门的广大职工和干部受到了一次突出政治的生动教育,他们说,稻草绳问题给我们照了一次镜子,使我们看到在经济工作中不突出政治是一种多么危险的倾向,它给国家建设会带来多么大的危害。思想认识提高以后,改变落后状况,发展工业生产,赶上先进地区,成了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现在,贵阳市的工商业部门已积极行动起来,据商业部门统计,今年一季度收购的地方产品达一百三十六种,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百十六种。计划部门今年安排的产品品种也有较大幅度增长。稻草绳问题已完全解决,有关生产单位自己动手制造了一部分机具设备,又从外地购进了十台草袋机和五台草绳机,学来了先进的操作技术,建立了五个生产基地。现在草绳、草袋已经不再从外地调进,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质量逐步提高,成本大幅度下降。
经过这场辩论以后,人们还举一反三、以一带十,使许多类似稻草绳的问题迎刃而解。例如,贵阳玻璃厂生产热水瓶需要的竹壳,过去历来到湖南长沙等地远道采购,而贵州附近地区竹子资源很丰富,却没有发展竹壳生产。这次,有关部门到贵阳附近调查了一个多月,跑了两个县的二十二个单位,在一个盛产竹子的地区找到了一个手工业合作社,签订了生产合同,从此结束了远道运进热水瓶竹壳的不合理情况。
这场辩论还增强了人们的协作精神。贵阳地区工业和工业之间、工业和商业之间,共产主义协作精神正在大大发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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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突出政治才能正确执行计划
旅顺口区蔬菜购销部经过讨论明确了政治和计划的关系
不久前,辽宁省旅大市旅顺口区蔬菜购销部,就政治和计划的关系,展开了一场讨论。开始,有的人认为,完成了计划指标,就是为人民服务,就是突出了政治。也有的人认为,计划指标完成了,对国家有贡献,不戴“赔钱”的帽子,腰板硬了,脸上光彩,说什么也好听,这就是突出了政治。还有些人认为,计划指标完成了,国家得了钱,企业得奖状,个人得奖金,三者都有利,这就是突出政治。
但是,更多的人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对计划的完成,不能单纯以完成指标的百分比来衡量,要用政治、生产、群众三大观点来衡量,首先要看是不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们举出了正反两面的活事例。
过去,每当月末完不成计划指标时,书记便带领一批人马到生产队组织蔬菜大量登市;经理带领另一批人马,到零售商店硬性推销。结果,搞得批发市场车水马龙,人群拥挤,群众说,“蔬菜公司完不成计划就‘唱大戏’。”仅一九六五年,他们就唱了七次“大戏”,虽然“完成”了计划,但零售部门损失了一千多元,群众吃不上好菜。这算什么光彩,硬的是什么腰板?
一九六二年以来,每年春季,这个购销部都要向东北几个兄弟城市调运一批鲜菜。在调运中,他们采取了提等提价等办法,捞取了不合理的利润。这哪里象个社会主义企业的样子!
这些事例摆出后,不少职工、干部说:在完成计划中不突出政治,不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单纯从指标看,企业本身是完成了计划,但却影响了生产,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影响了同兄弟单位的关系,违犯了党的政策,给国家造成了损失。这岂不是资本主义经营思想作风在作怪吗?真正突出政治,在执行计划过程中,就应该坚决贯彻党的政策,坚持从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出发,而不能只从个人或本单位的利益出发。
他们也举出了在执行计划中突出了政治的一些事例。一九六四年春节前,购销部接到上级指示,要支援河北灾区四百吨蔬菜。党支部根据这一指示,首先对全体职工进行了政治动员,号召全体职工一定要给灾区的阶级兄弟送去好菜,把党和毛主席对灾区人民的关怀带给阶级兄弟,并且进一步做好思想工作,大大激发了全体职工的政治热情。他们不顾冰天雪地,七天七夜住在火车站,吃在火车站,保质保量地按时发去了四十七车白菜,超额支援一百二十吨。同时,还给灾区节省了各项费用两千多元,胜利完成调运任务。灾区的阶级兄弟收到菜后,写来了感谢信。信上说:“我们收到了你们送来的节日菜,感谢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感谢旅大人民对我们的关怀。”
通过类似这样的正反面事例,人们进一步看清了政治的威力;懂得了:只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才能做好社会主义商业工作。如果在执行计划时离开了突出政治,就会迷失方向,走上邪路。
(原载旅大日报,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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