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决不容许美化敌人
——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兵临城下》
我军部分文艺工作者最近重新看了影片《兵临城下》（改编：白刃、林农；导演：林农；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并举行了座谈。大家严肃地指出了这部影片在政治上的错误，认为它是一棵毒草。下面是参加座谈的部分同志的发言纪要。
为什么要美化敌人、歌颂敌人？魏巍：
第一次看这部片子，我认为这是一部美化敌人，模糊阶级关系、敌我关系的坏影片。
影片写的是国民党杂牌军队的起义，基本内容是写国民党嫡系军队和杂牌军队之间的矛盾。敌人内部是有矛盾的，在现实生活中，国民党中央军和杂牌军之间的矛盾是存在的。但是，有一个根本问题必须弄清楚：国民党中央军和杂牌军这二者在阶级实质上究竟有什么不同？其实所谓“杂牌”，就是地方反动派，他们与国民党中央军只是中央反动派和地方反动派之分，在反共、反人民的根本立场上并没有两样。在解放战争两种命运的决战中，他们都是坚决站在反人民一边的，都是三大敌人的政治工具。但是影片却把这个根本的敌我关系、阶级关系搞模糊了，好象国民党的杂牌军就不是反动派，不是政治上的敌人。影片把这些人加以美化，作者在影片中让他们的军官制止士兵抢老百姓的粮食，表现他们的群众观点还很不错；让他们的士兵心甘情愿地去背团长的太太过河，好象上下也很一致。而对他们的反动性却不予以揭露，难道这些反动派没有做过坏事吗？
我们同国民党反动派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敌人一直是很顽固的，敌人起义的事，屈指可数，而且都是在我方强大的军威下才出现的。特别是解放战争，和抗日战争相比，斗争是更残酷、更激烈了。国民党的部队，他们打日本没劲，一与我们打仗，劲儿全来了。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并不象影片描写的，可以在笑谈中解决问题。敌人哪里会违背自己的阶级利益，那么轻易地就起义了呢？
《兵临城下》的作者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为什么对写国民党军官这么有兴趣？这个问题要从作者本身思想上去找。我听说白刃同志曾讽刺我们的创作思想，说我们是“创作三件宝，英雄、乐观、党领导”。从这样的话可以看出，他对于用文艺来歌颂毛泽东时代的英雄，歌颂我们工农兵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歌颂我们伟大的共产党是抱着一种嘲笑的态度。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写出《兵临城下》这样的坏作品，是丝毫也不奇怪的。
把敌人当成朋友，从根本上混淆了敌我关系丁洪：
《兵临城下》的一个根本错误，是混淆了敌我关系，模糊了战争的性质。在解放战争时期，蒋军无论是嫡系、杂牌，都是我们的敌人。杂牌军和嫡系军的根本立场、利益是一致的，都是反人民、反革命的。作者没有去揭示这个本质，却把敌人当成朋友，加以美化，加以歌颂，寄予极大的同情。如：把敌军团长郑汉臣写得正直刚强，很有“人性”，开头是临危不惧，拒不投降；后来是知恩报恩。又如写敌军师长赵崇武青年时期就很有抱负，抗日战争时期曾坚决抗日，并负过伤。解放战争中，反共反人民也是被迫的，而且受国民党嫡系军欺压，终于率部起义，为人民立了“功”。此外，还把他们写得好象很有群众观点，不准下级官兵抢老百姓的粮食；他们的内部也很团结，上下一致。从影片中我们处处都可以看到，作者对这个反动军队是十分同情的，对赵崇武、郑汉臣是颂扬备至的。作者的立场是根本错了。
敌人内部的矛盾，我们当然要利用；在时机成熟、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争取他们起义。但是不能夸大敌人内部的矛盾，好象我们和那些杂牌军不是敌对关系，而国民党嫡系军才是他们的敌人。起义的主要原因，只能是由于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影响，决不能是由于什么嫡系和杂牌之争，更不能是由于他们有什么“觉悟”，有什么爱国反帝之心。
总之，作者不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描写战争和分析敌我的关系，把敌人当成朋友，而且加以美化，就从根本上把敌我关系混淆了，把战争性质模糊了。这样的影片应该反对，应该批判。
为敌人涂脂抹粉，向群众散布毒素沈西蒙：
看了这部影片的第一个直感是：编导者在费尽心机地美化敌人。把站在反共反人民前线的敌军师长赵崇武、团长郑汉臣描绘成是可以同情的，是应该体谅的，甚至是可“爱”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编导者动用了电影艺术的各种表现手段，满腔热情而又细致入微地去塑造这两个人物。影片抓住敌军内部派系之间的相互倾轧，拼命渲染赵崇武受到国民党中央军的排挤、欺压，向上爬又爬不上去的遭遇，让人们来同情他，体谅他。影片通过许多细节描写，把赵崇武、郑汉臣打扮成对老百姓是有良心的，对部下、士兵是关心体贴的，对旧同学是有深情厚谊的，对共产党是不仇视的，愿意握手言欢的。一句话，阶级敌人赵崇武、郑汉臣已经几乎被美化成为革命者了。如此美化敌人，讴歌敌人，是为了什么呢？这不是要使我们的广大观众，也去对阶级敌人抱幻想、抱同情，也象他们那样阶级模糊、敌我不分吗？不是要观众相信，即使是对手执武器的阶级敌人，也用不着进行武装斗争，只要致力于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就可以把阶级敌人转化为“朋友”或“同志”吗？这种错误的思想，经过影片的编导者用艺术的手法，百般渲染，浓涂细抹，塞给观众，欺骗性是很大的。这样的电影必须严肃地加以批判，彻底清除它的毒素。
抹煞了阶级斗争，为国民党反动军官立传萧玉：
影片编导者的立场和态度都是错误的。
影片用了大量篇幅，描写了敌师长赵崇武。他在二十年前就在南京玄武湖同姜部长畅谈国家大事、个人的抱负。姜部长是革命者，不言而喻，他们当时谈的是革命的抱负，作者就是这样暗示给观众，赵崇武这个人，在青年时期就立下了凌云壮志。
影片在对话中交代，赵崇武率领的部队，在抗日战争时期，曾在中原突围中打先锋，冲破了敌人三道防线。这就是说他在抗日战争中是立有战功的。
赵崇武自己说，要不是为了一万多家乡子弟，他早就解甲归田了。影片还用了大量篇幅，表现了他对部属的关心、爱护，表现了他为人的正直。这些都是要告诉观众，赵崇武打内战，并不是阶级本性决定，而是迫不得已。
最后，他终于率部起义，并把敌人的高参、军长这些反动军官一网打尽，这个人真是做到了善始善终。所以这部电影是为一个国民党师长立了一个完整的传记。少年立下凌云志；抗日立下汗马功；被迫内战，忍辱负重；率部起义，善始善终。这完全是颠倒黑白。
历史的真实根本不是这个样子。影片写的是东北战场的事，东北战场国民党军队的起义，就是那末几起。围海城的战斗，我参加过，海城国民党军队起义之前，他们表现得是很顽固的。长春的国民党军队的起义，也是经过了我军长期围困，在锦州解放之后，他们无路可走，才出现了起义。电影却把这些根本条件抹掉，似乎大军不来，只要利用敌人内部的互相倾轧，就可以解决问题。把解决战斗的功劳，全归在赵崇武他们身上，这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因此，这个片子是十分有毒的。
把敌人的起义写成是他们内部矛盾的结果，这是对现实的极大歪曲丁毅：
影片歪曲了我军的瓦解敌军的政策，歪曲了战争历史，模糊了阶级观点，美化了敌人。
瓦解敌军首先要靠军事力量，军事打击是最主要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就要靠我们按照党的政策，做好工作去瓦解敌人。影片里我方联络部长和俘虏郑汉臣谈过话，还深入虎穴去找过敌师长赵崇武，在他和这些人谈话的时候，没有一句话揭露敌人进行的战争的反动本质，没有指出反革命战争一定要失败，反人民的军队必然要灭亡。他用什么去争取敌人呢？对郑汉臣是不杀他，放他回去，照顾他的太太，养胖了他的孩子。对赵崇武是称兄道弟，去叙二十年前的旧交。总之，完全是用人情去打动敌人。
影片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敌师长赵崇武在接到我军张司令劝他起义的信之后说：他们如有诚意，怎么不派个重要的人来呢！赵崇武是那样的镇定自若，好象不是他处在走投无路的困境，而是共产党因为打不下这座城市，不得不来求他。似乎没有赵崇武，我们就没有办法了。把大军压境、指日可下的战争局势完全歪曲了。
我们瓦解敌军的工作，主要对象是敌人的士兵和一部分下级军官，这是个阶级路线问题，因为这些人是受压迫、受剥削的。而这个写瓦解敌军工作的影片里，根本看不到争取士兵的工作。相反我们看到敌人的士兵对他们进行的这场反革命战争没有任何反战厌战情绪，对强迫他们卖命的上司也没有任何反感。
整部影片表现我瓦解敌军只是依靠敌军内部的派系倾轧。好象反动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竟然能超越于阶级矛盾之上，只要抓住这些矛盾，就能够使他们分化，演变到革命方面来。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阶级斗争的实质。
靠朋友义气，能瓦解敌军吗？窦孝鹏：
这是一部美化敌人、歪曲我军政治工作的电影。我军姜部长的镜头没有几个，而这位姜部长不是靠政治工作，而是靠朋友义气进行工作。促成敌人最后起义的，不是我军的军威和政治工作，而是敌人的内部矛盾。因之，故事的主线是围绕着敌人转的。整个电影敌人的镜头差不多占了百分之八十，敌人的军官都表现得那么威武，那么镇定自若。反映我们自己人的镜头只有开头、末尾那么一点，真象人们说的戴了个帽、穿了双鞋。
抹煞战争的阶级性，歪曲人民战争的历史曹欣：
从《兵临城下》这部电影，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经验：看艺术作品不能光看作者在作品中所加的注解，重要的是要看作者通过艺术形象所表现的究竟是什么？究竟树立了什么样的人物？究竟歌颂和宣扬了些什么？电影名为《兵临城下》，但艺术形象所体现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它着实是替国民党反动军官赵崇武写了一部十分完整的传记，歌颂了敌人，歌颂了一支国民党军队。
正象目前报纸上所进行的“清官”与“贪官”的辩论一样：“清官”与“贪官”就其本质来说，都是统治人民的工具，他们的差异只是统治人民的方法与手段上有所不同而已，对人民的革命斗争，都是牢牢地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进行残酷镇压的。国民党反动派所统治的中央军和杂牌军就其本质来说，也都是镇压人民的工具，都是反共反人民的，都是革命的敌人。《兵临城下》不去揭示这个反人民的杂牌军的本质，相反地把这个杂牌军加以美化，把它描绘成一支对人民无害的、甚至是有功的部队。在影片中这支部队是有着光荣的抗日战争的历史的；其中的成员是抗日战场上的英雄；官兵之间有着深厚的情谊，相互信赖和体谅；上下之间十分团结；在不得已时抢了群众一些粮食，在群众请求下还全部归还了……在影片中，这支反人民的杂牌军简直与人民没有什么矛盾，作为这支部队的领导者赵崇武又是一个具有民族观念、国家观念，为了家乡一万子弟才不得不过这戎马生涯的“好人”。他为人“正直”、“善良”，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他对下级体贴入微，关怀备至，俨然是一个家乡子弟兵的仁慈的长者。
作者竭尽全力美化了这支反人民军队，歌颂了这些反动军官，为他们立传树碑，显然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描写这支部队，来反映这场战争的，是把无限同情放在赵崇武这个国民党的反动军官身上了。把自己的脚跟站在赵崇武的立场上去了。
由于作者在描写这场战争时，抽掉了它的阶级内容，人们就弄不清在这场战争中究竟谁是站在正义和人民这一方面，谁是站在非正义、反人民这一方面的了。即使我军在向赵崇武和郑汉臣作工作时，也只是提到嫡系与杂牌的矛盾，而没有去揭示它反人民的本质和必然失败的前途。因而，作者所描写的这场战争，只是几个军事集团之间的争斗而已。我们与敌人之间也只是即将胜利与临近失败的两个军事集团之间的关系，不是什么正义与非正义、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关系了。这场阶级战争在影片中失去了阶级内涵，就混淆了是非与敌我的界限，为美化敌人铺就了道路，为歌颂敌人作好了准备。因而也就歪曲了人民战争的真实面目。
从影片开始显示的场景来看，似乎是描绘了大军压境的情景的。但从影片中却并没有使我们看到大军压境后，敌人的惶恐、混乱，上下离心的情况。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作者根本没有体现这一真理，相反，却在反人民的队伍里寻找他们的“积极因素”，那只能起到替反动军队涂脂抹粉的作用。从影片看来，促使这支部队起义的只有两个因素：敌人内部的派系之争与赵崇武本人的善良性格。也由于这两个原因使城市获得了解放。因而，这部影片所起的真正作用是歌颂了赵崇武的善良的性格，歌颂了人性的作用，歌颂了这支国民党军队，抹煞了战争的阶级性，歪曲了人民战争的历史。
这部影片只能起涣散斗志的作用西虹：
《兵临城下》影片的出现，是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这部影片是一棵大毒草。我们单位有一位木工
（复员军人），看了这部电影，十分愤慨，一晚上没有睡觉，给报纸写了一篇文章，对影片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有个战士看了电影之后反映：《兵临城下》实际上是城下没有兵，这个电影宣传了不用进行你死我活的武装斗争，就可以使敌人放下屠刀，这是宣传修正主义思想。这样的作品显然是要涣散我们的斗志，瓦解我们的战斗力。这些同志的看法是很有道理的。我们好多人都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那时候，任何一次战役和任何一次战斗的胜利，都是靠我军强大的军事打击解决问题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任何一次的起义、投降，也都是在大军压境、敌人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出现的。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决不应该歪曲历史的真实。
从银幕上，我们看到作者对敌人是那么爱，对我们自己的人则是冷冰冰的。把敌人的团长郑汉臣写成了完美无缺的英雄，敌人的师长赵崇武，也被煞费心机地刻画成了值得同情、值得称赞的人物。我军的联络部长却成了挑拨离间的“说客”。郑汉臣被俘之后，表现那样顽固，不加教育就放回去了，哪有那么糊涂的联络部长。我们在东北战场上亲眼看到过敌人的失败，也看到过敌人的种种狼狈相，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被俘的敌人，象郑汉臣那样神气十足，那样的威武。这完全是往敌人脸上擦粉。
白刃同志是参加过东北解放战争的，今天他却用自己的笔，这样露骨地来歌颂敌人，歪曲人民战争的现实。这说明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改造是一刻也不能放松的。这件事值得我们每个人引为教训，引起警惕。
〔原载《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