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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研究
吴晗同志毒害青年的反动思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年级学生 龚彦
提要 吴晗同志自一九六一年起，不断借“治学”之名，在青年中贩卖资产阶级的私货，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他要青年对待史学遗产，只许继承，不许批判。他重弹买办学者胡适“读书救国”的老调，宣扬书本至上，史料第一，鼓吹个人奋斗，追名逐利。在吴晗同志的带领下，一些资产阶级专家学者紧相呼应，掀起一股极不正常的读书风浪，影响和毒害了部分青年。我们必须加以反击，彻底清除他所散布的流毒。
按照什么方向、采取什么方法来培养新的史学工作者，这是历史研究领域内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一直是十分激烈的。
一九六一年八月，吴晗同志写完《海瑞罢官》的序文之后，一鼓作气，就把自己的努力转向青年学生。他“骨鲠在喉”，嗓子痒得很，到报社讲，到学院讲，对记者讲，对学生讲。他以一个“马列主义理论家”、“青年导师”的姿态出现。他一面打着补偏救弊的旗号，诋毁教育革命和史学革命；一面继承了他的先师、买办学者胡适的衣钵，拼命散布资产阶级的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就这样，在争夺史学界的领导权的问题上吴晗同志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
为了彻底打退这场进攻，为了清除吴晗同志在青年中所散布的流毒，我们认为，有必要揭露和批判吴晗同志如何借“治学”之名，贩卖资产阶级的私货。
对待史学遗产，只继承不批判是资产阶级的历史研究法
无产阶级历史研究法和资产阶级历史研究法的根本区别之一，就是对待史学遗产究竟要不要批判，是批判地继承？还是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吴晗同志很善于从经典著作里寻章摘句，披上马列主义的外衣迷惑青年。他在很多文章里引用列宁的话：“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如果认为“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等等。列宁的原话是：“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吴晗同志却加以歪曲地解释说什么：“人类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财富，就是历史”，因此，“为什么要学习历史，道理已经很清楚了”①。
吴晗同志以为用列宁的话就可以证明，只要把“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接受下来，就算是研究历史。“道理”果真是这样吗？完全不是这样。因为列宁从来不是离开阶级分析而谈人类的文化遗产的，他一向认为，无产阶级对于一切文化遗产必须独立地进行批判。这一点正是吴晗同志所引用过的列宁的同一篇讲话中再三强调的。列宁在向青年们谈到马克思时说：“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根据工人运动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并号召青年们象马克思那样，批判地继承遗产。
列宁同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向来是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批判地对待一切的。吴晗同志对列宁的话断章取义，并且按照自己的观点加以发挥，企图阉割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要我们青年对待史学遗产，只许继承，不许批判；只许向古人烧香拜佛，不许动他们的一根毫毛；只许延续历史学的旧秩序，不许开辟无产阶级历史学的新天地。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对待史学遗产必须经过批判，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吴晗同志就出来解释什么是精华和糟粕了。他宣称，“清官”、“贤相”、“圣君”为人民“做了大大的好事”，值得我们学习。这就是史学遗产的精华，通通要继承下来。谁若说半个不字，他便辱骂道：“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虚无主义的态度”，“形式主义的残余”，“把我们祖宗的脸完全给抹黑了”②。
吴晗同志的这种贵族老爷式的指责，不仅表明他的所谓精华、糟粕分解法，是歪曲和抵制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而且还企图把他的唯心史观强加于我们青年，把剥削阶级的意识偷运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中来。
在我们看来，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古往今来，一切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反抗压迫民族的光辉斗争事迹，才是祖国史学遗产的精华。创造了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劳动群众，才是几千年来历史舞台上的主角。我们学习和研究历史，是为了荡涤旧日史家对历史的歪曲和捏造，重新改写历史，真正把劳动人民当作历史的主人，是为了从过去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中汲取教训，以便更正确地指导当前的伟大革命运动，实现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历史使命。我们没有向帝王将相学习的义务，只有将他们的历史金銮宝殿彻底打翻之权力。而吴晗同志却以种种借口反对这样做，企图维护帝王将相在旧史学中的地位，维护封建意识形态昔日的光辉，岂不荒谬！
吴晗同志还向青年说：“钻到古书堆里去”“没有什么不好”，“为了要继承，就必须要钻进去。应该要有勇气，胆子要大些。”③吴晗同志真不愧为胡适的弟子，他引经据典，兜了这么大圈子，最终是企图让我们解除全副武装，跟着他“钻到古书堆里去”，“有勇气”地“大胆”地继承剥削阶级思想意识，对那些欺压劳动人民的帝王将相和铜臭熏黑了心的资本家鞠躬施礼，做他们的孝子贤孙，成为剥削阶级思想意识的应声虫和传声筒。
吴晗同志可能要问：我不仅说要钻进去，还讲了“要会出来”，为什么“断章取义”？不！你固然也说过“要会出来”之类的话，但这只不过是一种障眼法而已。大家都知道，旧史学皆出于封建史家、资产阶级御用学者之手，无不打上剥削阶级的烙印，无不带有强烈的阶级偏见。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才能拨开层层迷雾，认识历史的真象。吴晗同志既然主张凡是遗产就要继承，“为了继承”，就要“钻到古书堆里去”，按照这条道路走下去，怎么能使政治上还不很成熟的青年，在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汪洋大海里游泳时没有溺毙的危险呢？既然吴晗同志取消了对史学遗产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还有什么“要会出来”可谈呢？
书本至上、史料第一是“读书救国”论的翻版
书本至上、史料第一，是吴晗同志借“治学”之名，向我们青年贩卖的资产阶级私货的核心。
吴晗同志说：学好历史的“答案只有两个字：念书。离开念书，学历史就不可能。书念得越多越好”，因为“历史是过去的事情”，“只能从书本上得到知识”④。
又说：“只要把真正的史实摆清楚了，观点自然就出来了，所以我们说：‘论从史出’”，“先学历史（指史料）后学理论”⑤。
还说：“一个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当人家提出一个问题，你就能告诉他去看什么书”，做不到这一点，“叫什么都可以，不过，无论如何不能叫做历史工作者”⑥。
吴晗同志把书本和史料提高到这样高的高度，真可谓典型的本本主义的说教者了！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主席的一篇名著。在这篇文章里，毛主席告诫我们：“本本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法也同样是最危险的，甚至可能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中国有许多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共产党员，不是一批一批地成了反革命吗，就是明显的证据。”《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主席还告诉我们：“光读书，还不能解决问题。一定要研究当前的情况，研究实际的经验和材料，要和工人农民交朋友”。毛主席的话，非常明确地说明了读书与实践的关系，指出了只读书不实践，就有可能走上反革命道路的危险。可是，吴晗同志却强调青年闭门读书，要使我们脱离实际，脱离工农。吴晗同志露骨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不承认实践的重要，而胡说什么念书可以使知识“从片面到比较全面”，念书就是思想改造。他说：“知识的领域是无限的，我们的学习也是无限期的。要和无知作斗争，和愚昧作斗争，这个斗争也应该是知识分子改造内容之一。”⑦照吴晗同志的说法，似乎不必实践，只要读书，不必参加三大革命运动，只要在书斋里“无限期”地“斗争”下去，就能获得“比较全面”的知识，就能完成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多么奇妙的逻辑啊！吴晗同志在书斋里的几十年“斗争”生活可谓长矣，而今他的知识是否就“比较全面”，思想是否正确，也是可以请他扪心自问的。
吴晗同志宣扬的一套，完全是从资产阶级教育学的破烂仓库里捡来的，根本不是什么新东西，只是经过他的笔，改头换面，花样翻新，使之更具诱惑力而已。
资产阶级史学家之所以看重书本，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与社会主义现实直接相矛盾。他们可以和封建文人神交心会，跟工农群众却格格不入；可以在书斋里弄文舞墨，一到实际中却处处碰壁。不敢面对现实，是他们的通病。现在，党把青年从书斋里解放出来，要求我们在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成长，希望有较多的旧知识分子也到工农群众中去。然而，吴晗同志独行其道，要把我们青年拉回书斋，走资产阶级史学家的老路，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我们不要本本主义，不要史料第一，不准任何人借“认真读书”之名招摇撞骗，把我们引向歧途。我们要读“活书”，到内容极其丰富的阶级斗争实践中，去读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高峰——毛主席著作这部最根本最重要的书，改造自己，改造旧史学。我们认为，参加实际斗争，书本知识学少了，实际经验学多了，就知识的总量来说有增无减，就知识的质量来说只高不低，比较全面、正确而又有用。相反，脱离实际去念书，让些片面的知识充斥着自己的头脑，一碰到实际就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结果是越学越蠢，越学越无知；或是缺乏正确的政治观点，生吞活剥，兼收并蓄，让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毒素充斥着自己的头脑，一碰到实际就出乱子，结果是越学越错，越学越糊涂，久而久之，烦琐哲学导致教条主义、修正主义，这是十分危险的。
我们青年负有史学革命的重任，但是我们还比较幼稚，缺乏阶级斗争的经验。因此，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们来说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可是，吴晗同志却从他的所谓“论从史出”论出发，要我们“先学历史后学理论”。其实，旧中国的所谓客观主义史学家，一直在叫喊什么“史料即史学”，“弃公式而取史料”，吴晗同志的主张不过是重复人家叫嚷过的陈词滥调罢了。如果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咀嚼这种滥调，说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他们无力批判封建主义的史学；那末今天，有人还在津津乐道这种论调，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让社会主义的印刷机翻印封建时代的史书，替古人立言，岂不是反对理论统帅史料，取消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吗？
吴晗同志满怀热情地积极宣传书本至上、史料第一，其目的何在？吴晗同志曾经讲得很清楚。他说：“古今中外有名的学者，都是经过艰苦努力，才取得出色的成就。”⑧“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专家学者，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自己是否努力。”⑨你看，只要“经过艰苦努力”，就可以沿着“书本——论文——专家”的阶梯攀登上去，名呀，利呀，都要接踵而至，该有多么好！由此可见，吴晗同志所实行的正是一条使史学工作者追求个人名利，只专不红，成为脱离实际，脱离劳动人民，高踞于人民之上的精神贵族的资产阶级路线。
应当着重指出，书本至上、史料第一，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它的近代祖先，便是反动的“读书救国”论。过去，帝国主义的老牌走狗胡适之流，推销“整理国故”、“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反动货色，为其主子效力，早已宣告了它的失败。今天，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作为胡适得意弟子的吴晗，又唱起“读书救国”的老调，只不过换为书本至上，史料第一的几个新词，让我们效法他的榜样，去追随胡适的阴魂，企图把青年从“兴无灭资”的前线，拉向“兴资灭无”的平静书斋，从革命斗争的风浪里，拉向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的避风港。如果我们只管个人名利前途，不管革命成败、人民安危，一心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老路，就会成为修正主义者，成为历史发展的拦路虎，使我们伟大的国家改变颜色。难道这还不值得人们提高警惕吗？
反对史学革命，把青年引向绝路
吴晗同志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间，积极地向我们青年兜售他的一整套资产阶级的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并受到一批人的大力支持，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与当时社会上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紧密相关的。
大家都知道，一九五八年以来，伴随政治、经济和思想战线革命高潮的到来，在史学界和教育界，也经历了一场深刻的大革命。唯心史观、王朝体系及厚古薄今倾向遭到了猛烈的冲击，革命的批判风气大大发扬；党的教育方针深入人心，千百万知识青年走出书斋，下厂下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革命精神大大振奋，我们的教育事业，有如百花齐放、万马奔腾。这是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的。
历史的进程总是这样：人民革命的深入发展，必然引起敌对阶级的强烈反抗。史学革命和教育革命也不例外。一切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和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人，都不愿意有这样的革命。因为这场革命从根本上摇撼了他们历来借以安身立命的基础。于是，他们纠集力量，企图卷土重来。到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间，配合国际上的反华大合唱，国内阶级敌人的政治进攻，史学界和教育界的牛鬼蛇神也一齐出笼，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场新的进攻。
吴晗同志就是这场进攻战中的急先锋。他把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史学革命和教育革命视为洪水猛兽，极尽其诬蔑之能事。说革命的批判风气“造成许多方面的混乱”⑩，“必须坚决反对”?；说教育革命使很多人不能“系统地读书和做研究工作”，造成了“空白”，只有“认真地读书，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独创性的研究工作”，“才能填平过去的空白”，“真正有助于学术的繁荣和昌盛”?。与此同时，对于某些学校一度出现埋头读书不问政治的倾向，吴晗同志寄予深厚的期望。他拍手喝采道：“人人都用功读书，这股浪头可真大”，这是“读书的浪，勤学的浪，求知的浪”，“浪头一来，很紧张，兴奋”，青年教师、“中年和年长一辈也卷入这个可喜的浪头里来了”“滚滚滔滔，无穷无尽”，“这真是学术文化界的大好形势”。?立场泾渭分明，爱什么憎什么，赞扬什么反对什么，字里行间清清楚楚。何止骂一骂、喝喝采呢？吴晗同志还以“斗士”的姿态行动起来了。在宣扬他的唯心史观、“道德继承论”的同时，吴晗同志贩卖资产阶级治学上的私货，毒害我们青年。对于少数跟着他们走的人，大肆吹捧，百般扶持，视为“通才”和希望的所在，引诱他们下水，成为资产阶级接班人。相反，对于那些不受其束缚和愚弄，有志于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评价历史的青年，冷嘲热讽，百般刁难，甚至拍案而起，肆意谩骂。说他们是“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写历史”，真是“历史创造家了”，说他们的作品是“片面地突出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不很符合历史实际”，“把‘唯物主义’的这个形容词当作套语”，“使原来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空洞化了，一般化了”。?吴晗同志企图用这种卑劣的手法，将青年史学工作者的批判精神和理论勇气扼杀在摇篮之中。难道这不是要把无产阶级史学工作者的生力军打下去，抬高资产阶级接班人，把我们青年引向歧途绝路吗？
在吴晗同志的带领下，一些人曾经掀起一股宣传资产阶级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的狂潮。吴晗同志说：书本至上、史料第一；这些人也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名和利”。吴晗同志说：
“先学历史后学理论”；这些人跟着喊：“史料加观点就是文章”。吴晗同志说：治史之本在于做到“三勤”——勤读、勤抄、勤写?。这些人也说：“开卷有益”、“业精于勤”。吴晗同志说：“见缝插针”，争取一切时间读书；这些人跟着喊：“化零为整”，除了读书别的都不要感兴趣。吴晗同志活跃在青年之中，物色和培养他的接班人；这些人则把我们请到家里，当众炫耀古色古香的书厅。所有这一切，对于那些重专轻红的人来说，是一种思想迎合和进攻，促使他们名利思想滋长，膜拜“学者”，埋头读书，不问政治。仰慕、向往文景、贞观之治，甚至有人说：“我生平最大的希望，就是死后埋在昭陵。活着见不着唐太宗，死了后会会他的阴魂，亦不胜光荣。”看！吴晗等人的狂热宣传，在部分青年中造成了多么大的混乱！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青年灌迷魂汤，使他们甘愿做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棺椁里殉葬的金童玉女，这个罪责是有目共睹，逃脱不了的。
一切社会科学都要跟政治走，历史科学不能例外。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就必然突出资产阶级政治。封建统治阶级和资产阶级，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为了维护他们的阶级利益，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历史研究领域的控制，对接班人的争夺。吴晗同志的所言所为就是证例。然而，他那一套如果说在过去还曾经迷惑了一些幼稚的青年的话，那末今天，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便现出了原形，充当了反面教员，教育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决心到工农群众和三大革命运动中去，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走又红又专的历史必由之路，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在史学革命和教育革命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①参见《学习集》第二七五、二五二、二五三页。
②同上书第二二一、二七八、二九六页；《灯下集》第一三八页。
③《学习集》第二二二页。
④同上书第二三四页。
⑤同上书第二三一、二四四页。
⑥同上书第二三九、二三二页。
⑦《学习集》第二三八页；《春天集》第二六一页。
⑧《学习集》第二三三页。
⑨?《史家谈治史》，《北京日报》一九六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⑩《学习集》第二九四页。
?同上书第二七二页。
?同上书第一二、一三页。
?同上书第二八、二九页。
?同上书第二五六、三○二、二九五、二九六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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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吴晗隐瞒海瑞反动历史的居心何在？
风雷
提要 海瑞是海南人，他一贯站在汉族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海南人民起义。他几次为明王朝出谋划策，要把黎族人民全部消灭掉。吴晗同志为了达到他反动的政治目的，故意回避了海瑞这段反动历史，并把他打扮成“为民作主”的救星。
吴晗同志不仅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一边，对海瑞作了狂热的歌颂，而且为了达到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目的，还故意隐瞒了海瑞反对海南人民起义的反动历史。
海瑞是海南人，对维护明王朝在海南岛的统治特别关心，并且为镇压海南人民起义，为巩固地主阶级的残暴统治，操了一辈子心，卖了一辈子力。
明代海南人民受着惨重的剥削，阶级斗争空前尖锐
明代，海南岛上的黎族人民和汉族人民所受的封建剥削，比前代更为繁重。据唐胄《琼台志》的记载，元代海南岛全部耕地面积是一万五千五百一十九顷，征收秋粮一万六千五百一十一石；明初，耕地面积只增加到一万九千八百五十六顷，而秋粮却增加到九万六千三百八十四石。唐胄说是“五倍于元”，实际上是将近六倍了。明代中叶以后，剥削比明初更加重，弄得人民山穷水尽，走投无路，根本无力负担。正税之外，商税、鱼课、赁房钞、窑冶钞、地利钞、户口食盐钞等五花八门的苛捐杂税，也给海南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
徭役更是海南人民的一项苦差使。尤其是每年运送钱粮的差役，从海南岛运到北京，跋山涉海，“冲寒冒暑”，“每经一年零六七个月方得完回”，“而死亡疾病者不可胜数。”（琼州知府谢廷瑞奏稿）
“土贡”是明王朝对于海南人民的一种特殊剥削。规定要进贡土产动植物六类十三种，数量也相当大。琼州地方官为了“剥黎徼功”，三岁一贡，数额不定。而海南人民一旦拿不出来，所谓“抚黎”的官吏还要用姜水来灌逼黎族人民。因此，激起海南人民对明代封建统治者的无比仇恨。
海南岛这个地方，历朝的任职官员都肆无忌惮地进行搜刮榨取。凡是到琼州做过官的，“十人九人满载而北”。所以，就连海瑞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瑞自出仕至今，往返所到，大抵唐人‘寇来尚可，尹来杀我’之怨祸，此琼为甚。”
赋税、徭役、土贡这三项封建剥削，加上大小官员的敲诈勒索，压得海南人民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来。他们不断地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地主阶级的封建剥削和大汉族主义者高压政策，向明王朝的封建统治进行英勇的冲击。据《明实录》《明史》《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文献和海南岛地方志的记载，从明初到明末，海南岛黎族人民和汉族人民的武装起义，不下百余次，差不多每隔几年、十几年就要爆发一回。起义人民千百成群，攻打州县，袭击卫所，明朝反动政府派出成千上万的大兵实行“雕剿”，进行残酷的镇压。但是海南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过，他们前仆后继地进行着反封建斗争。
成化年间，黎族人民符那南、符那作、陈那洋先后起义，明军“三度征讨”，压迫愈甚，反抗愈烈，激起了黎族人民更强烈的反抗。
弘治年间，知府张桓“贪残私敛，大失黎心”；换了个知府余浚，“贪刻尤甚，黎人苦之”。儋州昌化县黎族人民苦于
“官役频繁”，弘治十四年七月间，七坊峝黎首符南蛇刻箭传递起义信号，各州县黎峝，闻风响应，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符南蛇起义。起义军“势纵横，经年无能挫者”，“连郡震惊”，“镇兵讨之不下”，“吏多弃城走”。后来在明王朝调动了数万狼土兵的进攻下，起义军失败了。
海瑞生活的嘉靖、隆庆、万历年间，海南岛的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阶级斗争形势特别紧张。
嘉靖二十八年，知州邵浚和判官黄本静这帮贪官污吏的“虐取”和“科索无厌”，迫使黎族人民和部分汉族人民起而反抗。感恩县崖州黎族首领那燕传箭四方，联合琼州、崖州、感恩、昌化等数县黎族人民，“保其约结，与官府抗”。起义人民“鸣钲击鼓，藐视郡县”，“逼崖州，围感恩”，进攻陵水、万州、文昌等县，“攻毁城郭”，杀得官兵“膏血遍野”。起义军有坚定的革命性和坚强的战斗力，官兵“诱之不能携其党，却之不能分其势。”统治者曾企图招抚起义者，但也失败了，只得哀叹：“怙终负固，不可招矣！”嘉靖二十九年三月，统治者从两广调集了“狼獞汉达官军”，号称十万，三路进攻五指山，这次大起义才不幸失败了。
那燕起义期间，海南岛阶级阵容划分得一清二楚：一边是以那燕起义军为代表的革命的海南人民，一边是以明朝官军为代表的反动的地主阶级及其士大夫。在这种形势下，究竟站在哪一边，这是判断一个人的阶级立场的根本标志。正在这时，海瑞以反对海南人民起义的阴谋家和吹鼓手的姿态，初露头角，登上了历史舞台。
海瑞在《平黎疏》、《治黎策》中要求把黎族人民斩尽杀绝
那燕起义爆发那年（一五四九年），海瑞参加乡试，写了一篇《治黎策》，很得反动的明朝统治者的赏识，因此中了举人。
那燕起义失败那年（一五五○年），海瑞进京赶考，上了一道《平黎疏》，重申了《治黎策》的意思，又给兵部送了一份《图说》。
从这三份反革命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海瑞是站在汉族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海南人民起义的。他把黎族人民住在海南岛中间，比作“虺蛇入室”，使得琼州“不可一日安”。他要求反动统治者把黎族连根拔掉，以去“心腹之疾”，以免“四肢之患”。后来他在《申海南道陈双山文》中更恶毒地说：“黎溃则三州十县举受祸”，“无黎则三州十县可宁谧”，甚至灭绝人性地要求：“去二三万黎人，安五十六万百姓；加五七年功，成千万年逸。”这就是说，要把黎族人民斩尽杀绝，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长久统治。在这里，海瑞的地主阶级立场和大汉族主义思想，暴露无遗。
吴晗同志美化海瑞，说他“一生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为民谋利”。其实海瑞一生是在为封建国家设想，为地主阶级谋利益的。他写《治黎策》和《平黎疏》，是为了给地主阶级“绝后患，图久安”，“省国家无已之费，纾陛下附髀之忧”。他不仅能够“不避斧钺”地“策于执事”，伏阙上疏，而且还毛遂自荐，以平黎治琼为己任，请命于朝廷，保证“倘得专任其事，驰驱兵革之间，俾黎土尽为治地”。他甚至还立下了军令状：“事如不效，请甘服上刑，以谢欺罔虚费兵粮之罪”。请问：象这样的披肝沥胆、忠心耿耿地为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操心出力、效忠卖命、视起义人民如同寇仇的海瑞，怎么能说是“为民”的呢？怎么能说是在向“官僚地主作斗争”的呢？吴晗同志这样不顾事实地颠倒黑白，歪曲历史，那么，他是站在哪个阶级立场说话，是用什么观点去研究历史，问题不是很清楚吗？
海瑞在《治黎策》和《平黎疏》中表现出来的地主阶级立场，是他终生坚守不渝的。他一生写过许多信，给广东和琼州的文武官员出谋划策，继续推销他的平黎治琼的锦囊妙计。他还写过许多序，为镇压海南人民起义的刽子手们歌功颂德，“揄扬”他们屠杀海南人民的“美政”。这些东西，都收在《海瑞集》里，吴晗同志为什么视而不见、避而不谈呢？抛开了明代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抛开了海瑞对人民革命的态度，怎么能够正确评断海瑞的阶级立场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海瑞的平黎治琼计策的内容和实质，以进一步了解做为封建统治者一员的海瑞的反动阶级本质。
海瑞在《复总督凌洋山》的信中写道：“版图黎岐，初非难事。何也？威之也，化之也，蚕食之也。”《治黎策》和《平黎疏》具体体现了他的“威”“化”并用的“蚕食”政策。《平黎疏》写道：“……计久长，开通十字路，设县所城池，中峙参将府兵备道，则立犄角之形，成蚕食之势矣。”他建议在冲要地带“屯田”、“置军”，调广西土兵、广东汉达官军、打手四千人，常驻琼州，进行防卫；遇有事变，调用万人，进行残杀。这一手叫“兵威震慑”。他又建议在黎族聚居区“设里”、“建学”，“编其峒首村首为里长，所属之黎为甲首”。要黎族人民种田纳粮，读书知“礼”，“出入不许仍持弓矢”。这样一来，黎族人民就不要想反抗了，要反抗也没有武器了。这一手叫“革心宣化”。应该说，这一手比“兵威震慑”更为毒辣，也是统治者更感兴趣的。海瑞提出这个反动政策，充分证明了他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忠臣义士。所以他的《治黎策》和《平黎疏》一出笼，马上被“传诵一时”，“识者壮之”，有人写诗去称颂它，有人刻版来传播它。这正说明海瑞策划的平黎阴谋，是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的。
吴晗同志美化海瑞完全是为了适应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需要
海南人民起义，实质上是黎族、汉族人民对汉族和黎族的反动统治者的阶级斗争。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见一九六三年八月九日《人民日报》）汉族地主官吏和黎族上层统治者的残酷剥削，是引起黎族人民起义和汉黎人民联合起义的根本原因。这一点连海瑞也不得不承认，他说，黎族人民起义是“有以激之使然”。而激起黎族人民反抗斗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赋役繁难，官吏刻削”。为了防止汉黎人民的激变，海瑞曾经要求“朝廷之上，薄赋轻徭”，以欺骗人民。但是，在封建统治日益腐朽的情况下，这是行不通的。所以他又说：“粮额不可减固矣！军事章程不能一日而缓固矣！”一旦起义爆发，海瑞就露出了阴谋家的狰狞面孔。
这就是历史上的海瑞。
这样的一个反对海南人民起义的阴谋家和吹鼓手，在吴晗同志笔下，却被打扮成了一个“为民作主”的救星。吴晗同志竟胆敢对历史真实作这样难以想象的巨大歪曲，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政治需要呢？吴晗同志对海瑞这样一个对人民革命怀着刻骨仇恨的反动家伙既然这样颂扬备至，那肯定是意有所寄，情有所托！吴晗同志故意隐瞒海瑞反对人民革命，特别是反对海南黎族人民革命这样重大的史实，这种卑鄙手法，完全是为了适应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
（摘自四月十三日光明日报，原题为《美化反对人民革命的海瑞居心何在？》）